【摘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影响传统大学办学模式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地方本科高校应用型转型逐步进入深水区，新型应用型大学作为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组织范式创新应运而生。新型应用型大学是地方高校适配区域高质量发展、破解传统转型瓶颈的必然选择，契合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导向。从时代逻辑、历史逻辑与政策逻辑出发，系统梳理地方高校应用型办学的演进脉络，剖析当前转型过程中的深层困境，界定新型应用型大学的主要内涵与特征，并从发展动力、组织形态、评价体系三个维度重构其价值体系，可以为新时代地方高校突破同质化困境、实现从“因需而生”到“因用而强”的跨越式转型，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新型应用型大学 地方高校转型 高等教育分类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8.011
【作者简介】覃道明，江汉大学党委书记。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主要论文有《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的策略研究》《筑牢本科教育教学的“底”》《加强党的根本性建设解决好教育根本问题》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围绕高素质人才和科技制高点的国际竞争空前激烈。”[1]这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提出新要求。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建强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200所左右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在有条件的高校建设若干优质特色学科专业”的重大任务；[2]《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启动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支持建设一批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3]为应用型高校改革发展指明方向。对于地方高校而言，如何培养大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如何解决地方高校与区域发展适配性错位的矛盾，已成为亟待关注的时代议题。顺应时代需求，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建设一批新型应用型大学，是推动教育强国建设的必然要求。
时代契机：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地方高校转型的必然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4]掌握新型科技知识与创新能力的新型劳动者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之一，这对高层次、复合型、实践型人才培养提出更高要求。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目前相对静态和线性的类型划分，与动态、复杂、多样化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之间，存在着适配性断层与供给性迟滞。[5]推进高等教育体系分类发展，增强高等教育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适配性与支撑力，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建设亟须破解的现实问题。
从我国大学分类现状看，研究型大学肩负着探索未知、创造知识的重要使命，是实现“从0到1”原始创新的中坚力量。其运行逻辑侧重于追求知识的完备性、理论的科学性与学术传播的优先性，而市场及产业则更关注技术可行性、经济效益与应用推广时效性，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张力。其结果是，大量科研成果滞留于实验室阶段或留存于学术论文之中，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路径长、环节梗阻多、不确定性高，难以敏捷响应市场需求的瞬息万变。[6]相关统计亦显示，我国高校发明专利产业化率整体有待提高，一定程度上存在“重授权、轻转化”现象。[7]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需要传统产业的升级焕新，也必须着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迫切需要大量既精通前沿科学原理、又擅长工程技术实践；既能破解复杂技术瓶颈、又懂得市场规律与管理；既具备深厚专业素养，又拥有广阔跨界视野的复合型高层次创新人才。[8]这类人才的稀缺，集中反映了当前高等教育体系内部能力结构断层与外部市场需求缺口的问题叠加。破解这一问题，要求高等教育进行以服务重大战略需求和解决产业真实问题为导向的范式变革，重新定义并系统建构大学与社会、大学与产业的新型关系形态。
在此时代背景下，一批以“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9]为典型特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应运而生，尝试破局。这些大学凭借创新的体制机制、灵活的办学自主权、对全球顶尖人才的强大吸引力，深度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与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迅速崛起，通过实践证明了大学形态创新的潜力与可行性。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探索实践，向整个高等教育生态系统提出一个深刻而迫切的问题：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探索经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复制？作为以新机制、新范式创办的“小而精”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固然可以在培养创新人才和科技创新上专注于前沿领域精耕细作，实现单点突破。但对于长期遵循传统办学模式的多数高校而言，要适应新生态并实现转型裂变，显然非一日之功。这类高校构成我国高校的主体，承担着服务国家战略的职能，更侧重于解决区域发展中更为普遍、基础且紧迫的“大众化”需求。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看，这部分高校显然是“主力”。当前，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探索突破与主流高校的协同跟进，重塑我国高等教育生态体系，对于维系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内在均衡性与长远可持续性至关重要。
建设新型应用型大学这一构想的提出，并非简单的概念翻新，而是高等教育面对时代叩问的必然应答。当前，国家创新体系深层次重构与高等教育分类发展深化落实正处于历史性交汇期，加快建设新型应用型大学，旨在探索和孕育一种全新的高等教育组织形态与发展范式：既要区别于侧重在学术研究与产业浅层应用之间寻求平衡的传统应用型高校，也不同于以前沿突破和原始创新为主要导向的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应用型大学以解决产业真问题、满足社会重大需求为根本牵引，以深度应用激发高阶创新与服务产业的卓越贡献定义自身学术价值与社会地位，力求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这一新范式打破传统大学封闭办学模式，构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系统，致力于将大学打造成为“开放治理、跨界整合、生态共生”的协同创新样板，[10]全面深度融入地方发展。
演进脉络：地方高校应用型办学的历史嬗变与阶段特征
“因需而生”是中世纪以来世界大学产生与发展的基本动因，我国地方高校的成长与变迁也基本符合这一逻辑。我国地方高校的产生与发展，总是伴随着国家和区域战略需求的变化而不断调适和深化。理解这一演进轨迹，有助于认识应用型办学如何推动高校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至高等教育大规模扩招前，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苏醒，工业化进程加速，社会转型加剧，对高等教育提出巨大需求。其中，最紧迫的需求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尽快弥补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大规模、结构性人才断层，包括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以及各类适应社会加速变迁的治理人才；二是为当时涌现的地方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大量专业技术人才与管理骨干。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地方高校，本质上扮演了专业技术人才“供给站”功能。其办学重心体现为适应办学，即匹配既有的社会治理需求、产业格局和岗位技能清单。专业设置要求与地方主导产业高度对口，课程内容强调对现有成熟知识体系和工作技术的系统传授，地方高校为生产一线输送合格的技术员、工程师和基层管理人员。高校与社会、产业界的关系，是一种相对单向的“供给—接收”模式。表面上看，这一时期的地方高校遵循着“因需”生成和生存的主线，但大学内部运行的基本模式并未根本改变，校企合作主要局限于建立教学实习基地和举办毕业生招聘会，校企关系松散、合作深度有限。这一阶段的应用性，主要体现为人才培养的职业指向，大学知识生产与社会生产实践之间相互隔离、互动不足。
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全球化竞争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2006年，国务院正式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11]意味着发展动力从主要依赖要素投入向依靠科技创新驱动的历史性转变。与此相呼应，高等教育政策的重心也开始从追求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转向注重质量提升和结构优化的内涵式发展。2015年，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12]从国家战略层面系统性推动地方本科高校整体转型，方向直指“应用型”。该文件系统性地提出将应用型作为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方向与目标定位，并详细阐述了转型的总体思路、主要任务和配套措施。自此，应用型转型不再仅仅是学术讨论或局部试验，而成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领域一个长期的、关键的政策议题与行动指引，地方高校的应用型内涵被赋予新期待。部分高校尝试由单一人才培养功能，拓展形成“人才培养＋技术服务”的双重职能；产业学院、协同创新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新型组织载体陆续落地。部分高校探索将企业的真实项目、工程案例、技术难题引入课程设计、日常教学和毕业环节；教师开始承接来自企业和社会的横向课题，聚焦生产现场的工艺改进、设备改造或产品升级等实际问题，或开展社会治理咨询服务。高校社会服务职能逐渐由过去隐性、辅助性的附属角色，转向显性、常态化地发挥重要功能。
政策迭代：我国地方高校转型改革的政策演进与深层导向
国家宏观教育战略和顶层政策的持续聚焦、迭代演进与层层深化，为理性审视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提供政策依据和清晰脉络。自2015年《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提出以来，历经近十年的广泛探索与实践积累，202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加快推进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13]十年历程深刻印证地方高校向应用型转型的长期性、复杂性与艰巨性。
十年的实践探索表明，仅仅依靠调整专业目录、增加实践教学课时比例、签署校企合作协议、成立产业学院等改革措施，难以撼动大学组织肌体中的深层运行惯性。目前，转型已进入关键阶段，须从形式上的应用型转向实质上的应用型；从仅限于拥有应用型的名称、机构和若干合作项目，转向确立应用型的价值认同，并以此重塑组织的整体行为模式。这就要求改革必须敢于触及并系统性重构大学的治理结构。一是探索建立真正吸纳具有影响力的产业界代表参与的董事会或理事会，实质性落实和扩大办学自主权；二是改变资源配置模式与优先级，设立面向产业真实技术攻关的专项研发基金，改革科研经费管理方式以支持应用性、长周期的研究；三是重塑内在激励与评价体系，建立一套认可技术推广、专利转化、标准制定、解决企业实际难题等贡献的评价标准，并与职称、薪酬、荣誉直接挂钩。
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脉络来看，大学职能经历清晰演进路径：中世纪大学是以培养教师、律师、医生等特定专业人才为主的教学中心；19世纪初的“洪堡改革”，在柏林大学确立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使大学成为知识创造而不仅仅是知识传授的场所；20世纪初的“威斯康星思想”将社会服务作为大学的第三项核心职能，并得到广泛传播和普遍认同。[14]这一历史进程，清晰描绘了大学功能从相对单一走向日益多样化的历史轨迹。
对于被明确赋予应用型定位的地方高校群体而言，大学的应用性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即应用功能不断强化，并逐步上升为大学的根本价值、竞争优势以及引领未来发展的重要理念。政策的持续接力与不断强化，其深层次背景在于国家对高等教育地位认识的战略性深化。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演进的时代背景，大学应成为创新活动的主动发起者、组织者与整合者，成为知识创造、传播、应用与价值实现贯通融合的关键枢纽，成为区域产业创新生态不可或缺的共建者、赋能者与价值共创伙伴。对于应用型大学而言，服务社会已从可选择的职能，转变为关乎其生存意义与发展方向的重要职能；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补充，而是决定办学成效、社会声誉与资源获取能力的关键。这表明，应用型大学的发展已进入一个以深度贡献来定义自身价值、衡量办学水平、获取发展资源、赢得社会尊重的新阶段。
现实困境：当前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的深层梗阻与发展短板
现阶段，高校向应用型转型探索实践普遍陷入双重困境。从外部环境看，国家政策、社会舆论和地方政府的期望共同推动地方高校向下扎根、贴近产业、融入地方；但在高校系统内部，决定资源配置方向、教师职业发展路径、学术声誉的主要评价体系，仍固守于传统学术导向。论文发表、省部级以上纵向科研项目、科技奖励、各类人才“帽子”等易于量化的学术绩效指标，仍是教师个人获取科研资源的“硬通货”。在此体制作用下，个别应用导向改革往往流于形式，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常常陷入“校热企冷”的境地。教师投入大量精力从事技术开发、工艺优化、成果转化、决策咨询等应用性工作，却在职称评审、绩效分配时难以获得与发表高水平论文、承担国家基金项目同等的认可与回报。这导致应用性科研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分散化、短期化、个体化特征，难以形成持续、稳定、有组织的人才培养和研发合力，更难以针对区域产业发展需求开展前瞻性战略布局，从而制约了地方高校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深度绑定与良性互动。
上述矛盾在一些地方高校尤为突出。地方高校设立初衷主要是直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地方高校需要提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应用型人才的能力，以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转型和技术复杂化、集成化、数智化提出的整体性、战略性要求。与此要求相比，部分地方高校盲目向研究型大学看齐，服务地方的指向不明、能力不强，“分类不清、定位模糊、功能趋同”的问题凸显。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化，其内在困境日益凸显。一是创新能力不强。受资源投入有限、师资结构失衡、评价导向固化等因素制约，个别地方高校科研活动呈现碎片化、个体化、浅层化发展趋势，缺乏围绕区域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和核心工艺难题，开展有组织、持续性、系统性协同攻关的能力。二是人才培养支撑不足。部分地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未能突破对既有成熟技术和传统岗位的适应性训练框架，在培养学生应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跨学科知识整合、孕育创新思维以及技术领导力方面存在明显短板，致使毕业生在支撑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驾驭技术快速迭代时后劲不足、引领能力有限。[15]
当高质量发展成为鲜明时代主题，新质生产力理论进一步强化科技创新引领发展、全要素生产率跃升的发展要求。区域竞争已由过去对土地、税收、政策优惠等传统要素比拼，转向对人才、技术、数据、资本等创新要素集聚能力的竞争，并最终体现为区域创新生态完备度、活力与韧性的竞争。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产业界乃至全社会对高校的期待明显提升：过去更多希望高校输送毕业生、解决单点技术难题；如今迫切需要高校能够精准破解产业共性痛点，孵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系统性地赋能传统产业升级焕新，等等。简言之，社会期望高校由经济社会发展的后端支持力量，转变为创新驱动的前沿攻坚主力。这种外部需求的系统性升级，冲击地方高校传统、渐进式改革路径。“因需而生”的历史定位，已无法保障地方高校在区域创新竞赛中持续获得资源与不可替代的地位。
地方高校须实现由“因需而生”向“因用而强”的转型。地方高校之“强”，一是以应用为指向的关键竞争力，并非通过简单模仿研究型大学、盲目追求论文发表指标和博士点数量来实现，而是通过深度嵌入式开放，在直面、研究和解决真实、复杂、重大的产业问题与社会需求实践中，锻造不可替代的特色学科，构建有组织、高效率的应用研发体系，打造“教育—产业—社会”的枢纽接口，成为创新体系的“知识交换机”、产业升级的“技术加速器”。二是应在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的生态位中，确立自己清晰、独特、稳固且受人尊敬的价值坐标，挣脱“千校一面”的同质化竞争，深耕应用性科研和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三是最终体现在赋能区域发展强大动力之上。具体体现为通过人才培养、技术研发、智库咨询、文化引领与社区服务等多样化功能输出，直接、有效、成体系地破解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瓶颈，成为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塑造发展新优势的关键变量与智慧引擎。地方高校应坚持特色目标，强化前瞻性学科发展和科研组织模式创新，明晰服务地方的靶向性，确保科研与人才培养紧密对接区域发展需求。这种“强”是在高效服务、深度融入国家与地方重大战略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升华。这一过程不是单向的价值输出，而是与政府、社会、企业等创新主体深度互动、协同进化、价值共创。这要求地方高校深化融合发展，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把握服务发展着力点，构建开放协同的创新生态。
范式革新：新型应用型大学的内涵与属性
本文所指新型应用型大学的“新”，主要内涵在于其率先、自觉地践行上述演进规律，并将其推向更具前瞻性、示范性和引领性的高度。新型应用型大学需要将深度融入区域发展进程、主动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回应社会重大关切，内化为自身办学活动的逻辑起点和过程主线。在价值取向上，从跟随适应转向超前布局，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塑造；在发展模式上，从资源依赖转向价值创造，从相对封闭转向开放融合；在组织文化上，从单一崇尚学术研究，转向解决现实问题的责任担当。
建设新型应用型大学，既是国家政策持续引导的结果，也是地方高校主动调适、回应时代挑战的自觉选择，是对“大学何以存在、应用型大学何以卓越”这一命题的理论与实践回应。新型应用型大学以快速响应区域发展需求、着力突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为牵引，遵循使命驱动、开放融合、贡献导向的办学逻辑，是国家创新体系中应用创新的重要节点。新型应用型大学的提出，丰富完善了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理论内涵与实践体系，为地方高校突破应用型转型瓶颈提供路径参照。
价值重构：新型应用型大学的发展逻辑、组织形态与评价范式
新型应用型大学的提出与落地，要求构建深度互嵌、互利共生、协同共荣的关系格局，确立以“贡献”为导向的价值取向，并将赋能区域创新发展视为地方高校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关键路径。地方高校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与区域高质量发展，构成有机统一、同频共振和相互成就的发展共同体。
在发展逻辑与动力机制上，实现从资源依赖到使命驱动的深刻转变。长期以来，一些地方高校的发展思维受限于资源约束逻辑，学校办学规模、专业设置、科研方向，乃至发展定位，主要取决于上级政府的常规性拨款与各个部门的专项经费。这是一种相对保守，以生存和安全为导向的行为模式。新型应用型大学则需要突破这一传统逻辑，确立以使命驱动为核心的发展思维，即在国家构建新发展格局、地方推进高质量的战略部署与具体实践中，大学需要承担独特的使命和责任。一旦明确了这一使命和责任，大学的战略规划、学科布局、组织变革、资源整合、人才引育、能力建设都应自觉地以服务这一使命和责任为导向。大学从被动争取有限的财政资源，转向通过创造经济成果、社会效益与知识贡献，主动吸引和汇聚人才、资本、技术、数据、政策等现代创新要素，在服务发展中拓展自身更大发展空间。大学自身的发展水平、速度与可持续性，将与其创造的外部价值密切关联。
在组织形态与运行模式上，实现从相对封闭的学术型组织到开放融合创新平台的重塑。传统大学在物理空间、管理架构、社会认知和运行习惯上，往往带有“围墙”特征，呈现相对独立、自成体系、运行内敛的“象牙塔”形态。新型应用型大学需要着力打破这些有形与无形壁垒，将自身重塑为一个深度嵌入区域创新网络、双向开放的生态枢纽或创新支点。在物理空间与基础设施层面，促进大学园区、产业园区、城市社区“三区”的边界互融与功能协同。在内部组织结构与管理体系层面，着力突破较为刚性、垂直、分割的“校—院—系”三级科层制，以重大产业技术问题、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跨学科创新平台为牵引，构建矩阵式、柔性化、网络化的组织架构。在人员身份与流动机制层面，推进人员流动与角色多样化，吸纳行业企业的高水平技术专家和管理人才担任产业教授或特聘研究员。在治理模式与决策机制层面，推动向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协商共治的现代大学治理结构转变。由此，大学逐步转型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中连接知识、技术、产业、资本、政策、市场等关键要素的重要节点与创新催化载体。
在价值衡量与评价体系上，实现从学术绩效导向到实际贡献的重构。评价导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与教师的精力配置与行为选择。系统建立以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的实际贡献、真实效果、长远价值为导向的衡量标准与评价机制，对于新型应用型大学而言至关重要。这套评价标准与机制应当是多维度、综合性的，注重长期性与实质成效。
可重点考察以下维度：一是在人才培养方面，评价重心不应局限于短期的就业率，还应关注长期发展力与贡献率，重点考察毕业生的长期职业成长轨迹、在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骨干企业中的占比与晋升情况、对所在企业或行业技术进步与效率提升的实际贡献，以及毕业生的创业质量与社会价值。
二是在科学研究方面，提高技术转化的实际成效指标权重，包括技术转让、许可的实际合同金额与到款率，专利的产业化实施数量与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承担横向课题并解决技术难题的成效评估，以及参与制定国际或国家、行业或团体标准的影响力与产业采纳度。
三是在社会服务与智库咨询方面，系统评估高质量智库成果纳入地方乃至中央决策层面，并转化为具体政策或实际案例的后续效果；考察大学建立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检测中心等为社会提供技术服务的规模、满意度与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效；评价通过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加速器培育出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及其成长性、融资规模与社会价值。
四是在文化引领与机制创新方面，将大学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范式、新机制过程中形成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成果、改革经验与模式范例，纳入重要办学成果。评价主体不限于学术同行评议，还应引入行业企业评价、市场评价、社会评价等，构建起一套业内认可、社会认同、市场认证的多样化综合评价机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困境及治理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BIA250166；江汉大学政策研究室谢宙、杨凡健、刘璐等，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习近平：《扎实推动教育强国建设》，《求是》，2023年第18期。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第1版。
[3]《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2026年6月29日，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606/content_7073640.htm。
[4]习近平：《开创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求是》，2024年第12期。
[5]张德祥、林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本质的历史变迁与当代意蕴》，《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1期。
[6]赵小丽、贺随波：《高校有组织科研的概念辨析、模式争论与行动审视》，《江苏高教》，2024年第9期。
[7]国家知识产权局战略规划司、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发展研究中心：《2022 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2022年12月28日，https://www.cnipa.gov.cn/art/2022/12/28/art_88_181043.html。
[8]王旭东、卢爱国：《新质生产力支撑要素：基本结构、运行机理与优化路径》，《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9]施一公、王慧敏：《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视域下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若干思考》，《中国高等教育》，2025年第1期。
[10]覃道明：《加快建设新型应用型大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12月9日，第2版。
[11]《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06年2月9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240244.htm。
[12]《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2015年10月23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03/moe_1892/moe_630/201511/t20151113_218942.html。
[13]《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2025年1月19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9913.htm。
[14]陈建国：《威斯康星思想与我国地方高校转型发展》，《高等教育研究》，2014年第12期。
[15]阎卫东、王素君、吕文浩：《地方高校产教融合推进内涵式发展的逻辑分析和路径选择》，《现代教育管理》，2021年第6期。
An Explor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Universities
into New-typ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Qin Daoming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has profoundly reshaped conventional university operating models,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local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has gradually entered a deepening phase. Alongside this, new-typ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have emerged as an organizational paradigm innovation in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universities in China. New-typ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are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local universities to adapt to high-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overcome the bottlenecks of conven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y align with China's policy orientation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logic of the times, history, and polic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evolutionary trajectory of application-oriented education in local universities, analyzes the deep-seated dilemmas in the current transformation process, defines the main connotations and paradigm characteristics of new-typ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reconstructs their value system along three dimensions: development dynamics,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This research can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ways for local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o overcome homogenization dilemmas and achieve a leapfrog transformation from "emerging out of need" to "growing strong through application."
Keywords: new-type ap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universities, classifie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责 编∕石 晶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