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县域作为连接城乡的关键节点，是承接城市产业转移、促进城乡要素流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随着“十五五”规划的实施，县域产业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其发展目标从单一经济增长转向质量提升与民生改善，强调以产业带动居民增收，实现经济实力与生活水平同步提升。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是一个融合兴业、强县、富民的系统工程，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当前，实践中仍存在概念界定不清、路径选择不明、产业同质化、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应从价值目标、产业形态、空间布局与经营主体四个维度系统阐释其内涵，并通过突出特色引领、推动融合创新、培育带农主体、完善政策体系等路径，构建内生性、共享型产业体系，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县域经济 富民产业 共同富裕 城乡融合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6.011
【作者简介】姚毓春，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要论文有《“藏粮于地”战略下耕地质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研究——来自东北粮食主产区的经验证据》《逆全球化冲击下农业与食物系统转型：基于“大农业观、大食物观”的策略研究》《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农业强国建设：内在要求与实现路径》等。
县域是连接城乡的关键纽带，具有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功能，既可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也能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通渠道，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节点，在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产业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和基础。“十五五”规划实施后，县域产业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战略定位，其发展目标不再局限于追求经济增速，转而更侧重发展质量和民生改善，明确要依托产业发展带动居民增收，推动县域经济实力与居民生活水平同步提升。当前阶段，乡村全面振兴战略持续推进，县域产业发展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富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涉及多方面内容，是一项系统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1]其中，“兴业”是前提，旨在依托特色优势产业的培育壮大，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强县”是保障，旨在依托产业发展提升县域综合实力和财政水平；“富民”是导向，旨在让农民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共享发展红利，实现共同富裕。兴业、强县、富民三者互相关联、彼此支撑，共同构成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义。
在实践中，发展县域富民产业仍面临亟待破解的深层次问题。首先，从理论层面来看，“县域富民产业”作为一个政策性、地域性与人民性高度耦合的概念，其区别于传统县域产业的本质特征为何？其次，从现实层面来看，对于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各不相同的县域，应如何选择与其自身发展相适宜的富民产业？如何破解当前存在的产业同质化、利益联结机制不健全、要素保障不到位等难题？现有研究更多侧重对宏观政策进行解读，以及特定案例的经验总结，缺乏对发展县域富民产业进行系统性理论阐释和多维路径探索。基于此，本文立足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深入阐释发展县域富民产业的科学内涵与时代价值，系统剖析其发展过程中的理论张力与现实梗阻，并给出融合产业特性、县域实际与人民需求的实践思路，以期为丰富县域经济理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有效落实“十五五”规划提供学理支撑与决策参考。
县域富民产业的内涵阐释
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是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支点。它绝非传统县域发展模式的简单延续，而是一场涉及价值理念、产业形态、空间规划与组织机制的系统性深刻变革。
价值目标。传统县域产业通常以追求经济增长为导向，而县域富民产业追求的是多维价值的协同推进，这一转变是县域经济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收入分配方面，县域富民产业的选择和发展必须内嵌“富民”导向，实现“强县”与“富民”的有机统一。[2]传统县域产业多偏好资本密集型的大项目，易导致地方出现“产业壮大而百姓未富”的情况。县域富民产业旨在搭建一套既有利于居民收入持续增长、又能缩小区域内部收入差距的分配机制，其价值目标不是单纯扩大产业规模，而是强调产业发展成果能更直接、更广泛地惠及本地居民，提高农民在产业链增值收益中的分享比例。就业岗位创造方面，县域富民产业的发展重点是高质量就业岗位的供给。传统县域产业往往会因“机器换人”产生就业挤出效应，县域富民产业结合县域资源禀赋，更倾向于发展能吸纳更多基层劳动力的特色农业、乡村旅游、乡土手工业以及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这类产业可以为基层劳动力提供充足就业机会，让劳动者不用离开家乡就能实现就业。[3]民生福祉提升方面，县域富民产业追求县域综合民生福祉的改善。生态农业、康养旅游这类富民产业，往往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产业发展本身依赖于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可间接提升居民的生态福祉。产业发展态势向好后，可有效带动县域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文化活力，居民的社会福祉也会得到相应改善。
产业形态。县域富民产业本身具备鲜明的结构特征与功能属性，其产业链大多同时具备“短链化”和“网状化”特征。例如，农产品初加工这类传统生产环节仍可吸纳大量劳动力，而电商物流等现代服务业融入后也能形成新的价值增值点，这类复合型产业链结构能最大程度吸纳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4]在要素配置方面，县域富民产业普遍具有劳动、资源与生态三者交织的特点：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富民的基础载体，可借助就业乘数效应，推动财富向更多群体分配；依托本地特色资源发展的产业，可形成自身比较优势，把当地独有的自然资源、文化资源，转化为市场竞争力；走生态友好路线的产业，可借助绿色溢价机制挖掘产品的新增价值，同步构建产业可持续发展机制。在组织形态方面，县域富民产业大多呈现小微主体主导、多方协同共生的格局：家庭作坊、专业合作社和中小微企业是这类产业生态的基础构成单元，它们扎根基层，对市场变化的适应能力较强，可充分激发民间的创业动力；龙头企业、县域国企等主体，在产业链关键环节起到示范带动作用，它们通过订单协作、技术支持、品牌共享等方式，引导小农户和中小企业加入现代化供应链体系。这类“以大带小、以小促活”的产业组织模式，既可保留产业的包容性与韧性，又可增强整体市场竞争力。
空间布局。产业集聚有利于实现规模效应、降低交易成本，但产业过度集聚易引发城乡要素配置失衡，制约县域产业富民效应充分释放。与之对应，产业扩散虽能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但分散化布局易降低资源利用效率，不利于产业的长期发展。[5]县域富民产业致力于打造集聚和扩散的动态平衡点，既要充分释放县域范围内产业发展的富民潜能，又要稳定产业链的整体运行效率。按照这一思路，县域富民产业的空间布局要通过搭建“县城-中心镇-行政村”三级产业承载体系，在产业集聚和扩散之间寻求平衡。[6]其中，县城是县域经济的关键节点，重点布局产业链中高端环节（精深加工、品牌运营、电商服务等），能够依托产业园区集聚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成为辐射周边区域的产业发展高地；中心镇主要承接县城转移的产业链中端环节（半成品加工、区域性物流、农技服务等），能够同步为周边行政村提供服务，发挥要素双向流通的纽带作用；行政村可以依托本地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种养、手工制作类初级产业，让农户就近就业、增加收入。三级联动的产业空间布局可以实现不同层级功能互补、梯度传递：县城提供技术创新和市场对接类支持，中心镇衔接供需两端优化区域分工，行政村保障原料供给和劳动力参与，该布局不仅能发挥产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效益，也能依托产业扩散让农户深度融入产业链，实现要素高效配置与民生效益的同步提升。
经营主体。当前，县域富民产业的经营主体主要包含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三类，不同主体带动农户增收的方式各有侧重，可形成功能错位、互相配合的发展模式。家庭农场是和农户关系最紧密的生产主体，聚焦生产端的精细化作业，是县域富民产业的基础组成部分。这类主体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经营规模适度可控，适配传统小农户转向规模化生产的实际需求，但其资本储备、技术获取能力普遍较弱，产业带动范围基本只能覆盖所在行政村，仅靠自身发展难以突破现有发展上限。[7]农民合作社的主要优势是对农户的组织协调，可使其共同遵守相对公平的利益分配规则，合作社统一负责生产资料采购、技术标准制定和产品对外销售，能压缩生产流通环节的不必要成本。但当前多数合作社的管理人员专业能力仍有不足，难以完全释放组织化运营带来的规模效益。[8]农业龙头企业在资金、技术、市场渠道等方面的优势更为显著，是富民产业发展中的关键示范主体。龙头企业采用“企业＋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把分散的上游生产主体接入现代产业体系，与农户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农户提供持续的收入增长路径。[9]但也需看到，龙头企业和农户存在较为显著的市场话语权差距，易出现利益分配偏向企业的情况，因而需要健全约束性规则，保障农户的正当权益。[10]
发展县域富民产业的现实动因
新发展阶段要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是关键举措，相关政策和规划的出台有着深刻的现实逻辑和战略导向，县域作为连接城乡、承上启下的重要单元，要依托产业振兴实现内生性增长与共享性发展。
迈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农民持续增收机制有待加强。国家统计局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为2.31，[11]两类群体收入的相对差距虽在持续收窄，但绝对差距依然较大，不同区域下辖的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一定差距，东部沿海县域与西部内陆县域的居民收入差距更为显著。[12]这类发展差距并非仅存在于经济领域，在公共服务供给、基础设施建设、民生福祉保障等方面也有一定体现。县域富民产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具备“兴业富民”的内在运行机制，推进这类产业发展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县域作为战略支点，发展富民产业能够激活县域内生发展动力，带动居民就业、收入增长与生活水平提升，持续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具体而言，发展县域富民产业通常以县域本地资源禀赋为基础，可将当地生态、文化、劳动力等各类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不仅能提供大量就近就业岗位，缓解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流的情况，还有助于从根源上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与此同时，富民产业推行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思路，具备不同资源禀赋的县域可探索适配本地情况的发展路径，多样的发展路径可为发展基础各异的县域提供广泛的发展机会，能够有效缓解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实现“强县”与“富民”相统一的关键途径。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部分县域发展一定程度存在“县强民不富”的问题，地区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未能充分转化为县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凸显县域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产业扩张与民生福祉之间的协同性短板。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旨在激活内生增长机制，将县域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与居民获得感的提升深度耦合，县域发展政策要跳出单一经济规模指标的导向，更多关注产业发展的就业带动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和本地根植性。县域富民产业大多扎根本地特色资源禀赋，可将县域的资源优势直接转化为产业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实现“强县”目标。[13]这类产业以劳动密集型、技能适配型为主，可提供大量就近就业岗位，拓宽农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获取渠道，直接对应“富民”要求。一方面，产业发展如果以广泛激活本地居民的创业就业潜能为根基，居民收入增长会直接带动本地消费市场扩容、夯实税基，为县域财政提供持续健康的收入来源。另一方面，县域财政收入增长后可精准投向营商环境优化、公共服务提升、产业创新支持等领域，推动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和民生改善。这种正向循环可打破县域经济传统发展模式下财政收入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两条线”的格局，让二者依托县域富民产业这一载体，实现双向互动与成果共享。总体而言，县域富民产业坚持富民导向，将地方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经济效益，不仅能夯实乡村产业基础，而且能有效带动农民持续增收，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支撑。[14]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长效机制。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收入结构中的工资性收入占比呈提升态势，而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增长速度却相对较慢，反映出农民增收更多依靠外出务工这类外部就业机会，而本地化、内生性的增收机会相对不足。[15]发展县域富民产业，旨在激活县域本地产业的内生动力，优化农民的收入来源结构，改变过去主要依赖外出务工这一增收路径，同步拓展经营性、财产性收入渠道，逐步形成稳健、可持续的农民增收体系。其实现路径在于特色化与集群化发展：通过产业链延伸与价值链提升，催生高附加值就业岗位与创业机会，使农民就地获取稳定的经营性收入。此类收入的内生性与主动性特征，有助于降低农民对宏观就业环境及外部政策变动的过度依赖，增强其经济自主发展能力。此外，县域富民产业作为提升农民财产性收入的关键载体，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会有效带动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集聚与重组，实现富民产业发展框架下的制度创新。例如，可以引导农民以土地经营权、闲置农房等资源入股合作社或龙头企业，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可行落地路径。这类模式下，农民不仅可作为劳动者获取工资性收入，也可作为产权主体分享产业发展的增值收益，进而为收入增长带来持久动力。
适应消费升级与技术变革的内在要求。近年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升，居民整体消费结构逐步向品质化、多元化、个性化方向发展，这一变化也要求县域产业供给体系作出适配调整。例如，特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文旅服务等县域富民产业，能够匹配城乡居民对健康食品、生态休闲等的高品质消费需求。此外，数字技术的快速推广也在重构县域产业的发展逻辑。截至2025年，我国所有乡镇和95%的行政村已完成5G网络覆盖，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也超过了69%。[16]这类信息技术层面的变革，为县域富民产业打破地理空间约束、重新搭建价值链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研究表明，县域特色产品借助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数字化工具，可以直接对接全国范围内的广阔市场，压缩交易成本，[17]相关数据也显示近年来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始终保持较快增速。[18]而智能农业装备、区块链溯源等技术的落地应用，让小农户得以融入现代化生产体系，分享技术红利。此外，县域富民产业搭配柔性化生产机制和数字化营销网络，可实现供给端与需求端的高效匹配。具体而言，县域富民产业可在需求侧形成“在地化体验＋云端消费”的混合模式，在供给侧搭建“小单元生产＋平台化整合”的组织形态，这类创新性经营方式，有助于解决部分传统县域产业存在的“规模不经济”问题。
发展县域富民产业的实践路径
县域富民产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县域经济的根基稳固，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举措。推进县域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要重点做好产业内核的锻造与空间载体的重塑，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生态繁荣，激发多元主体的活力、持续优化制度环境。
强化特色产业引领，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筑牢县域富民产业发展根基。在实践中要求各县结合实际情况，科学筛选特色产业，合理调配空间资源，将本地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一是科学确立特色产业的选择标准。选取产业前要梳理对应行业的需求走向、竞争态势和消费潜力，确保所选产业不会因短期市场波动或者需求收缩陷入经营困境。所选产业可以依托当地独有的自然资源或人文资源，塑造其他地区难以模仿的核心竞争优势。此外，要重点关注所选产业对本地居民就业、创业的带动效果和收入提升空间，保证产业发展红利可覆盖县域内的大多数普通群众。二是推行“一县一业、一镇一特”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县域层面落实“一县一业”的发展思路，集中各类资源培育有区域影响力、能形成规模效应的主导产业，重点优先扶持核心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如技术研发、品牌搭建和市场拓展，形成县域的专属产业标识。乡镇层面落实“一镇一特”的发展思路，按照县域的统一规划安排，引导各个乡镇结合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发展和主导产业互补或能提供配套支撑的特色产业环节，形成错位发展的协同格局。
推动产业融合创新，拓展产业价值空间，激活县域富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在实践中，这一路径可通过要素重组、功能互补衍生出新业态、新模式，将县域资源优势转化为更多层级的市场价值与覆盖面更广的就业岗位。一方面，构建多维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推动“农业＋文旅康养”融合，通过落地主题农园、景观农业类项目，将传统农田改造成可供游客观赏、参与体验的休闲空间，配套开发农事研学、乡土文化相关课程，推动农业功能从单一生产向教育、文化方向延伸；推动“农业＋电子商务”融合，各地可完善县域电商公共服务体系，打通农产品出村的“最初一公里”，并配套提供包装设计、短视频营销等一体化服务，提高产品的品牌溢价空间，推广“订单农业”模式，增强农产品产销对接能力。另一方面，依靠业态创新培育成熟的产业生态系统。推动产品创新，开发地理标志农产品礼盒、非遗手工艺礼包、药食同源产品等跨界融合产品，重点突出产品的地域文化属性与健康属性；推动体验创新，设计农耕研学、手工DIY、乡村康养体验日等线下项目，增强用户的参与感，提升游客的复游率；推动服务创新，引入专业运营公司负责品牌整合与市场推广工作，培育本地化的电商直播人才、品质检测机构及供应链管理服务类经营主体，搭建可支撑产业融合的服务生态。
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夯实县域富民产业硬核支撑。需立足于构建一个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主体梯队，并配套建立稳固、公平、可持续的利益联结机制，将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在县域、惠及广大农户。在主体梯队方面，强化龙头企业产业链整合能力，引导其聚焦关键技术攻关、品牌市场开拓和精深加工等主要优势，通过项目制、订单式合作将生产环节分配给下游合作社与家庭农场；推动农民合作社提质增效，重点支持其增强统一采购农资、统一种植标准、统一产品销售的服务能力，使其真正成为组织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关键枢纽；培育专业化家庭农场，在土地流转、技术培训、信贷支持等方面予以倾斜，推动其向标准化、专业化、集约化方向发展，成为优质原料的稳定供应商；积极引入和培育专业化的金融、物流、电商、科技服务组织，为整个产业链提供外部支撑，弥补单一主体功能的不足。在联结机制方面，推行“保底收益＋按股分红”复合型分配制度，鼓励农户以土地经营权、闲置资金、投入的劳务等要素入股合作社或龙头企业，形成“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合作模式；探索建立主体信用评级与联动激励机制，将订单履约率、利润返还比例、农户满意度等量化指标，与龙头企业、合作社享受的信贷额度、税收优惠、项目申报、政策补贴等直接挂钩，将“带农”从外部责任转化为内在发展需求，增强其联农带农的内生动力。
健全政策支撑体系，优化产业发展环境，强化县域富民产业制度保障。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立足于有效整合各类资源、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为产业培育与壮大创造有利条件。第一，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引导和杠杆作用，设立县域富民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通过专项补贴、以奖代补等方式，精准支持特色产业培育、关键技术改造和产业链延伸环节，对处于初创期的小微企业、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施普惠性与结构性相结合的税收优惠政策。第二，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推动金融机构开发针对县域特色产业的专属信贷产品，推广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集体资产股权、农业设施产权等抵押质押贷款模式，扩大有效抵押物范围，同时，积极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稳定经营主体预期。第三，在坚守耕地红线和生态保护红线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政策工具，通过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推进村庄整治、存量建设用地再利用等方式，拓宽产业用地来源。第四，实施更加开放有效的人才政策，一方面，通过改善创业环境、提供安家补贴、搭建事业平台等方式，吸引外部人才入乡创业；另一方面，建立本土人才培养体系，联合职业院校、企业开展定向培训，提升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经营能力，形成“外来引进＋本土培育”相结合的人才格局。
（本文系中国工程院院地合作项目“吉林省科技创新驱动县域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和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基金项目“吉林全面深化开放合作政策与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JL2025-11、2025JLSKZKWT005）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第1版。
[2]吕兵兵、蒋欣然：《“一棵菜”如何富民又强县？》，《农民日报》，2026年4月17日，第1版。
[3]贾男、陈欣媛、余川江：《离土不离乡：县域数字乡村发展与在地新业态灵活就业——基于就业选择和就业质量的分析》，《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
[4]杨浩、徐梦龙：《县域产业结构变迁何以带动农民“提低扩中”？——基于合理化、高级化的双重探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1期。
[5]袁岳驷：《统筹城乡发展的空间作用机制浅析》，《南方农村》，2011年第6期。
[6]《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2023年11月27日，https://www.sc.gov.cn/10462/10464/13298/13302/2023/11/27/08eef5959cfd41a58b76987ef6c507e0.shtml。
[7]周淼葭、潘兴扬：《家庭农场引领中国农业未来》，《当代县域经济》，2016年第5期。
[8]宋紫嫣：《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合作社的演进脉络、发展梗阻与应对策略》，《农业经济》，2025年第8期。
[9]企业改革与发展“特别策划”组：《龙头企业与县域经济》，《企业改革与发展》，2025年第8期。
[10]张国鹏、李乾、王玉斌：《联结机制、利益分配演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11]《居民收支稳步增长 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五》，2026年6月5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hjd/202606/t20260604_1963891.html。
[12]魏后凯、李瑞鹏：《中国县域发展差距变动及其协调路径》，《广东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13]杨学儒、王少妆：《特色农业发展的县域共同富裕效应》，《中国农村经济》，2025年第3期。
[14]张琦：《探索县域富民特色产业发展新路》，《国家治理》，2026年第9期。
[15]王小华、温涛：《农民收入高质量增长的时代内涵、现实困境与推进方略》，《社会科学辑刊》，2025年第6期。
[16]《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圆满完成5年过渡期任务》，《人民日报》，2026年2月27日，第1版。
[17]《数智赋能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光明日报》，2025年10月15日，第5版。
[18]《我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持续增长》，《中国食品安全报》，2025年11月20日，第A1版。
The Logical Path fo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Booming Industries,
Strong Counties and Prosperous People
Yao Yuchun
Abstract: As a key node connect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unties play a strategic role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s important carriers for receiving industrial transfers, promoting the flow of factors, and facilitating integrated developmen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5th Five-Year Plan", county-level industries have been endowed with new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s. Their goals have shifted from single economic growth to quality improvement and livelihood enhancement, emphasizing the use of industries to increase residents' income and achieve simultaneous growth in economic strength and living standards.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y-level industries that benefit the people is a systematic project that integrates industrial development, county strengthening, and people's prosperity, and it must adhere to the core principle of putting people at the center. Currently, the practice still faces multiple challenges such as unclear concept definition, uncertain path selection, industrial homogenization, and an incomplete interest connection mechanis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ystematically explain its connotations from four dimensions: value goals, industrial forms, spatial layout, and business entities, and through highlighting characteristic leadership, promoting integrated innovation, cultivating agricultural-benefiting entities, and improving the policy system, to build an endogenous and shared industrial system, ultimately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ounties.
Keywords: county economy, enriching industries, common prosperi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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