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中国城市发展由增量扩张全面转向存量优化，既有城市更新实践常面临行动碎片化与发展目标失焦的困境。嵌入式可持续发展视角将并列的“生态—社会—经济”目标重构为嵌套结构，确立以生态系统为关键基底、社会福祉为中层嵌套、经济增长为外层赋能的目标层级，为城市更新提供目标排序与行动优先级依据。在这一基础上构建的“绿色基础设施引导的城市更新治理（绿色触媒）”策略，主张通过有限而精准的介入，发挥自然生态的触媒作用以驱动城市更新转型，并构建“载体优化—活力提升—效能外溢”的实施路径。这一策略不仅厘清城市更新目标的内在逻辑，也为在存量发展与高密度约束下，既有绿色空间从被动配置要素转化为主动发展动能提供可行路径。
【关键词】可持续治理 可持续城市更新 绿色基础设施 公共空间活力 外溢效应
【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6.009
【作者简介】王志芳，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可持续设计策略与效益评价，主要著作有《景观设计研究方法》、《百花齐放——当代中国景观》（编著）等。
引言
随着城镇化进程持续推进，中国城市发展正由以土地扩张和新增建设为主的增量模式，逐步转向以既有空间优化和功能提升为重点的存量发展阶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化率已由1978年的17.9%提高至2025年的67.89%，城镇常住人口超过9.5亿。[1]单纯依赖土地扩张和大规模建设推动发展的模式已难以为继，部分城市空间功能较为低效、基础设施逐渐老化、公共服务相对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2]各城市不同程度地进入存量发展阶段，探索如何在有限空间与资源约束条件下，提升城市运行效率与人居品质，已成为重要议题。“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7月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以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为目标”。[3]城市更新逐渐成为中国城市建设的主阵地，不仅在改善人居环境、优化空间结构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也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发展阶段的迭代，城市更新研究的理论视角与实践重点也持续演进。[4]早期城市更新研究多聚焦物理空间改造与土地再开发，强调通过建筑更新、功能置换与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市形态与经济绩效。随着城市更新实践复杂性持续攀升，研究重心逐渐转向社会影响与制度层面，侧重关注更新过程中的社区关系重构、社会公平保障，以及政府—经济—社会多主体协同机制的作用。[5]在此基础上，生态修复、气候适应与绿色转型等议题逐步进入城市更新研究视野，自然生态导向被视为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与发展韧性的关键路径。[6]城市更新的主要属性正在由传统意义上的“建设问题”，转向更加复杂的“治理问题”，更新过程需要在多主体参与、多目标平衡和多尺度协调中推进。
尽管既有研究和部分实践在拓展城市更新内涵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但整体上仍存在一定不足。其一，不同研究取向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系统整合，生态、社会与经济目标往往被并列处理，各维度间内在逻辑架构仍有待厘清。城市更新治理的系统性与协同性仍有提升空间，不同部门在规划、建设、生态保护、公共服务等环节的衔接协作存在优化空间，生态、社会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协同平衡仍需持续探索。[7]其二，绿色基础设施与生态策略在不少研究中仍被视为技术工具或空间要素，其在更新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其三，现有研究多侧重项目层面或单一尺度分析，对绿色介入如何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产生持续性、扩展性综合效应的关注较为不足。当前，可持续城市更新已经被提上发展的重要日程，[8]同时要看到，在可持续目标落地的实践层面，系统性实施路径仍存在探索空间。此外，部分地区城市更新资金存在来源不明确，驱动机制有待提升等问题，自上而下更新面临财政压力，自下而上更新则呈现散点式态势，整体成效不明显，因此，亟需探索“精明的更新”的创新路径。上述实践层面的优化空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城市更新研究对存量发展阶段复杂现实的解释力，也凸显出从新的理论视角重构城市更新治理框架的必要性。
针对现有城市更新研究在治理机制层面存在的不足，本文引入嵌入式可持续发展视角，界定城市可持续更新治理的目标层级。同时基于这一理论立场，提出绿色基础设施引导的城市更新治理策略（Green-Oriented Regeneration, GOR），简称“绿色触媒策略”，旨在通过有限且精准的绿色介入，将生态逻辑系统性嵌入城市更新全过程，进而引导更新治理由项目导向转变为系统协同转型。
嵌入式可持续发展与绿色触媒策略的内涵与价值
嵌入式可持续发展：从并列目标到嵌套结构。长期以来，可持续发展在政策与规划实践中通常被理解为经济、社会与生态三大目标之间的协调与平衡。然而，随着全球生态危机不断加剧，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将三者视为并列且可相互替代的目标体系，在理论上可能弱化生态系统的基础性约束作用，在实践中也易出现经济或社会目标优先，而未能充分兼顾生态底线的“弱可持续”倾向。针对这一问题，嵌入式可持续发展（embedded or nested sustainability）[9]视角逐渐形成，其主要观点明确，人类社会与经济活动嵌套于生物物理环境之中，生态系统是社会运行与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而非可被事后修复，或可通过技术手段替代的外部变量。
这一思想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罗克斯特伦（Rockström）等学者提出的“行星边界”框架，认为人类发展必须运行在地球系统的安全边界之内。[10]在此基础上，罗克斯特伦与苏克戴夫（Sukhdev）两位学者进一步提出以生态系统为底座、社会发展为中层、经济活动为表层的“婚礼蛋糕模型”（wedding cake model），[11]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进行结构性重组。这一模型强调，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并非平行目标清单，而是具有明确嵌套关系的目标体系，即生态系统目标构成社会福祉与经济繁荣的基础支撑，若生态基础受损，其上层目标也将受到影响。这一模型又演化为甜甜圈经济学，强调在生态与社会边界之内再发展经济。[12]嵌入式可持续发展所构建的“生态—社会—经济”逐层递进的目标，已被用于解释复杂社会—生态系统的治理逻辑。
嵌入式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一种规范性理念，更是一种具有操作意义的系统认知框架，对于城市更新研究具有直接启示意义。其主要价值在于，为复杂决策情境提供目标排序与行动优先级的参照依据。进入存量发展阶段后，城市更新不再是资源充裕条件下的增量配置问题，而是在高度建成、生态约束显性的条件下，对既有空间与功能进行再组织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若缺乏清晰的目标层级，更新实践易在短期经济收益、社会诉求与生态保护之间反复摇摆，导致治理失焦。嵌入式可持续发展视角可为城市更新提供一种明确的目标界定逻辑：生态系统安全与稳定应置于更新目标体系的关键基底，社会公平、公共福祉与空间活力构成中间嵌套，经济发展与价值增值则为其赋能外层，但应以不对生态与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为前提。这一结构性认知不仅界定城市更新“追求什么”，更关键的是明确“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从而为后续更新策略的路径选择与治理机制设计奠定清晰的理论基准。
绿色触媒：绿色基础设施引导的城市更新治理。嵌入式可持续发展强调生态—社会—经济之间不可替代的层级嵌套关系，其在城市更新中的落实，亟需构建一种以自然生态为基础、能够引导更新路径与治理结构的具体策略框架，即绿色基础设施引导的城市更新治理策略，简称绿色触媒策略。
绿色触媒策略，植根于多重理论脉络。景观都市主义强调，将景观与生态过程视为城市组织和演化的基础媒介，主张通过基础性空间结构引导城市长期发展方向。[13]景观不再是城市设计的附属点缀，而是作为整体系统中的构成要素，从形态营造到生态价值赋能层面，推动城市重塑。类似的，景观触媒与绿色触媒等理论进一步表明，小尺度、精准定位的景观或绿色介入，能够在复杂城市系统中引发放大效应，推动社会活动与空间结构发生连锁变化。[14]同时，绿色基础设施研究不断揭示蓝绿网络在组织城市空间、塑造公共生活模式与影响土地利用演变方面的先导性作用。[15]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日益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策略。[16]美国纽约高线公园案例具象演绎了这一理念：一段废弃铁路经由介质性的景观设计串联相邻建筑与公共空间，实现都市活力与生态价值的联动增长。现阶段相关研究，多以概念阐释或案例描述为主，侧重论证“绿色为何重要”，而对绿色要素如何系统性嵌入城市更新治理，并据此明确目标层级与行动顺序，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整合体系。
绿色触媒策略在中国城市更新语境下，具有较高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绿色空间格局初步成型，[17]在“园林城市”“生态文明”“公园城市”等政策导向持续推动下，中国城市绿化水平显著提升。截至2025年初，全国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已超过43%。在高密度、资源约束显著的城市发展背景下，如此规模的绿色空间本身，已成为极为稀缺且高价值的公共资源。若其功能仍主要局限于景观配置或指标达成层面，而未能在生态调节、公共生活组织与发展引导等方面发挥系统性效能，不仅难以回应城市更新的综合需求，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空间与资源的低效使用。尤其是在土地与空间高度紧张的背景下，超过43%的绿地可通过治理机制重组，实现功能整合与价值提升。在这一背景下，如何通过绿色触媒理论所强调的治理逻辑重组，将既有绿色基础设施由“被动绿化要素”转化为“主动发展动能”，已成为中国城市高密度发展条件下城市更新的必然趋势。
因此，可将绿色触媒策略界定为衔接嵌入式可持续发展与城市更新实践的治理手段。在这一框架下，绿色基础设施不再仅作为环境改善或空间配置要素，而是被置于更新治理的先导位置，通过自身结构性嵌入，逐层落实“生态—社会—经济”的嵌套关系：以生态系统稳定性作为更新行动的起点条件，以公共空间与社会互动作为承接生态价值的中介层级，并在这一基础上，引导经济活动与发展效益的有序释放。嵌入式可持续发展为绿色触媒策略提供价值取向与结构前提，而绿色触媒策略则为嵌入式可持续发展在城市更新中的落地实施，搭建可操作路径。前者回答“为何以自然生态为基础”，后者回应“如何以自然生态为抓手”。在这一逻辑关系中，绿色触媒策略并非对可持续目标的简单回应，而是通过重构更新治理的作用机制，使生态、社会与经济目标在嵌套结构中实现协同演进。
绿色触媒策略的治理环节
绿色触媒策略可进一步细化为“载体优化—活力提升—效能外溢”三个治理环节，并与“生态—社会—经济”三个系统层级进行交叉整合，构建一个九宫格式的目标框架（见图1）。这一框架旨在揭示绿色基础设施在不同治理阶段和系统层级中如何发挥差异化作用，从而将嵌入式可持续发展的抽象结构，结合当下中国的存量更新需求和挑战，转化为可解析、可操作的城市更新路径（见表1）。
绿色触媒的载体优化策略。与传统以绿量增长为导向的绿化模式不同，绿色触媒策略的载体优化，旨在通过对既有空间与基础设施的系统重组，将生态逻辑前置嵌入城市更新过程。结合中国高密度城市的现实条件，载体优化可从以下五个相互支撑的维度加以推进。
蓝绿空间网络化。蓝绿空间网络化是载体优化的结构性基础，其目标在于打破绿地与水体碎片化分布的格局，通过系统整合河流、水系、湿地、公园与街道绿化，构建连续、可达的蓝绿基础设施网络。大量研究表明，相较于孤立配置的绿地单元，网络化的蓝绿系统在生态过程维持、生境连通性提升以及城市整体韧性强化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在城市更新中，以水为导向组织蓝绿网络，强化雨洪调蓄、生态修复与慢行系统的协同，有助于将生态安全与公共空间建设同步纳入更新治理的基础框架。
提升绿地可达性。城市更新的目的不在于增加绿地数量，而在于确保居民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便捷、持续地接触和使用绿色空间。在城市更新中，应通过缩短服务半径、增强入口设置与空间连续性，使绿地更好嵌入居民的日常活动网络。此外，可达性不应仅从交通网络角度分析，而应关注居民日常出行与休闲活动的行为模式，包括步行可达性、慢行系统连通性与景观可视性等。例如，北京近年来所开展的无界公园行动，能够大大增强公园绿地的可达性，进而使触媒载体更容易被公众接受与高频使用。
灰色设施绿色化。灰色设施绿色化是提升绿地供给连续性的重要路径。道路、桥梁、市政设施等灰色基础设施在城市中占据大量连续空间，具备较大的生态潜力。通过引入透水铺装、植被缓冲带、雨水花园、立体绿化等绿色基础设施手段，可在不削弱工程功能的前提下，将灰色设施转化为生态调节与公共活动并存的复合载体。这一策略既有助于改善雨洪管理与城市微气候，也依托线性空间的绿色化，有效提升城市绿地的可达性与连续供给能力。以韩国首尔清溪川复兴项目为例，通过封闭的高架道路拆除并复原河道，不仅恢复河流生态，还为市民创造可步行、可停留的线性绿色廊道。
低效用地生态化。在存量更新背景下，低效用地生态化为快速补齐绿地结构短板提供现实路径。边角地、闲置地、棕地及功能衰退用地广泛分布于城市内部，其开发利用效能有限，却多处于居民高频活动区域。通过优先将此类用地转化为社区级绿地、生态缓冲空间或微型口袋公园，可在较低成本投入下，显著优化绿地空间分布格局，缩短居民到达绿色空间的距离。相关研究指出，小尺度、邻近性的绿地供给，在改善公共健康与增强社区凝聚力方面，具有尤为突出的作用。例如，上海徐汇滨江将原工业仓储区改造为滨水公园，实现滨江生态修复与公共活动场所供给的双重目标。
附属绿地公共化。附属绿地公共化，是激活既有绿色资源的重要治理策略。在国内城市中，大量绿地隶属于单位、小区或公共设施内部，实际公共可达性和使用效率存在进一步提升空间。通过制度协调、空间改造与精细化管理，推动具备条件的附属绿地有序开放，可在不新增用地的前提下，提升绿地可供性与服务效能。这一策略强调分级开放与分类管理，在保障安全与秩序的同时，实现绿色资源由封闭占有向公共共享的转变。例如，日本东京部分高校和企业在特定时段向市民开放附属绿地，形成微型公共活动场所。
绿色触媒的活力提升策略。绿色触媒的载体优化只是第一步，其活力能否持续提升，决定着空间价值能否发挥长效作用。活力提升并非局限于单一系统层级，而是承接载体优化、引导效应外溢的关键步骤。通过配套治理与运营策略，可同步激发绿色空间的生态活力、社会活力与经济活力。绿色触媒的活力提升，聚焦绿色基础设施本体功能的系统升级，既强调生态功能本身的强化，又兼顾其能否被社会持续使用、广泛认同并纳入日常生活体系。与此同时，活力不仅源于物质空间的高品质设计，还依赖于社会文化活动的持续注入，二者协同构成“有形触媒”与“无形触媒”的双重驱动机制。当前国内城市更新进程中，亟需落地完善的活力提升策略，主要包含以下方面。
低效绿地荒野化。对部分使用效率较低、维护成本较高的绿地，引入荒野化与自然演替导向的管理模式，有助于提升生境质量与生态系统稳定性，从而增强绿色空间的整体生态活力。城市荒野并非必然降低社会接受度，反而可通过“自然性体验”提升公众对绿色空间的认同。在这一基础上，荒野化绿地可承载自然教育、低干扰休闲与生态体验活动，在不依赖高强度投入的情况下，形成稳定的社会使用，并通过降低维护成本与吸引生态相关活动，为经济活力提供间接支撑。例如，德国慕尼黑的西园（Westpark），通过适度保留自然化植被结构，在保障高频公共使用的同时提升环境体验质量。
复合功能多样化。绿色空间内的功能配置，应强化与社会使用需求及经济发展的适配性，通过将休闲、运动、文化、教育等功能以轻量化方式嵌入绿色空间，可显著提升不同人群、不同时段的使用频率，进而增强社会活力。与此同时，功能多样性有助于延长空间使用时长，提升公共投入的综合回报，为后续嵌入式经济活动创造条件。已有研究证明，功能多样性是公共空间保持长期活跃的重要机制。美国纽约的布莱恩特公园（Bryant Park）在高强度使用的背景下，通过精细化管理和功能复合配置，使绿色空间成为高频公共活动场所，同时维持良好的环境品质。
无形触媒日常化。相较于依赖大型设施或一次性事件驱动，活动、制度与社会过程等无形触媒，更有利于在低生态压力条件下维持空间活力。通过将社区活动、文化项目与日常公共事件制度化，绿色空间得以形成稳定的使用节律。这种日常化激活方式，既有助于培育长期社会关系，也为小规模、低冲击的经济活动提供持续场景，从而在生态安全边界内实现社会与经济活力的协同提升。例如，杭州的京杭运河沿岸更新项目通过定期举办夜市、非遗展演与龙舟比赛，使滨水公共空间保持高频使用与文化吸引力。无形触媒不仅提升空间人气，还促进商业发展与社区认同，从而为绿色触媒的可持续运行创造社会条件。
点状供地合规化。在许多城市实践中，绿色空间内部的服务设施与经营活动常处于制度模糊地带，既影响管理，也抑制合理经济活力的释放。通过明确点状供地的合规边界，在不损害生态功能、不削弱公共属性的前提下，为饮品、展亭、文创与社区服务等轻量化业态提供制度化接口，有助于将社会活力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支持。这类嵌入式、低强度的经济活动，更易与公共空间形成良性互动，避免产生过度商业化风险。成都的公园城市建设，在这一方面已开展多项前瞻性探索。
运营策划前置化。活力提升的持续性，最终取决于运营与治理安排。将运营策划前置于空间设计阶段，通过明确管理主体、使用规则与维护机制，可在源头上协调生态保护、社会使用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公共空间的长期活力更多源于稳定的治理与运营体系，而非单一设计成果。在绿色基础设施引导的城市更新治理框架下，运营策划前置化是确保生态、社会、经济三类活力协同演进的关键制度工具。2025年，广州市全运会会场周边建设即体现运营前置思维，取得了良好的综合效益。
公园绿地品牌化。公园绿地品牌化并非单一的形象塑造或营销行为，而是将绿色空间的自然特征、文化叙事与游憩体验进行系统整合的治理与运营策略。相关研究指出，有效的场所品牌应同时回应生态属性、社会记忆与日常使用需求，从而形成稳定而持续的公众认同。以韩国首尔的清溪川（Cheonggyecheon）为例，其通过生态修复塑造自然形象，以历史与城市记忆建构文化叙事，并以连续的游憩空间与活动策划强化日常使用体验，使这一线性绿地逐步发展为具有高识别度的城市公共品牌，在不依赖高强度开发的前提下，实现生态、社会与经济三类活力的协同提升。
绿色触媒的效能外溢策略。绿色触媒的最终价值，不仅体现在其自身的生态与社会功能，还在于其可通过多层次的外溢机制，将积极影响扩展到更广阔的城市空间和人群范围。这种外溢效应包括生态网络的延展、社会文化影响的扩散，以及经济发展的引导与催化。[18]效应外溢策略旨在载体优化与活力提升的基础上，探讨绿色触媒所产生的生态、社会与经济效应，如何在更大空间尺度、更长时间维度以及更多治理主体之间持续扩散。作为绿色基础设施引导的城市更新治理的第三个关键步骤，效应外溢的实现，需要依赖一系列能够提升公众感知、扩大参与范围、打通治理边界的策略性安排，通过主动触发和放大机制，促使已被激活的绿色空间进一步影响城市系统运行方式，推动更新治理由点状干预向系统效能优化转型。
生态流动外显化。为推动生态系统服务形成外溢效应，将生态系统服务从“隐性过程”转化为“可感知价值”至关重要。通过将气候调节、雨洪调蓄、生物多样性支持等生态服务以可视化、可解释的方式嵌入公共空间设计与传播体系，可显著提升公众对生态“流动过程”的认知，从而更加积极地为社会与政策支持创造条件。相关研究指出，当生态系统服务被明确表达并与公众日常体验建立深度连接时，其公共认同度与治理优先级显著提高。例如，新加坡在滨水与公园更新中系统引入雨洪路径展示、生态解说系统与数字化信息平台，使气候适应功能转化为公众可直观感知的空间体验，进而推动相关理念在更大范围内得到认同与推广。
公众参与制度化。效应外溢的实现，并非依赖零散、一次性的公众参与，而是需将居民参与嵌入稳定的制度框架之中，推动其从个体行为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机制。公园绿地的居民共管与认养制度，是推动实现效应外溢的关键策略，其作用在于将场所层面的使用经验与维护责任，转化为可复制、可扩展的社会参与模式。国内已有相关实践探索，上海、深圳两地的探索尤为典型，但其参与机制尚未形成制度化的运行体系。美国纽约社区公园体系通过纽约市公园和娱乐部（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Parks & Recreation）主导推动的“绿手指”（GreenThumb）项目，建立制度化的社区认养与志愿者参与机制，明确允许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社区花园与小型公园的日常管理与活动组织。此类制度化参与模式，能够显著提升公共空间的社会嵌入水平，并促使参与经验向周边社区扩散，进而触发社会效应的外溢，是一种通过公园绿地共管机制，将局部参与转化为社会学习与治理扩散的重要策略。
虚拟社群体系化。在数字化条件下，效应外溢不再完全依赖物理空间扩展。通过构建围绕绿色空间的虚拟社群平台，如线上社区、公众监测系统与互动传播网络等，可使生态认知、使用经验与治理讨论突破场地限制，形成跨区域的社会网络。研究表明，数字媒介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已从信息传递转向社会动员与规范扩散。例如，英国伦敦多处城市自然项目通过线上志愿者网络与公众科学平台，将生境监测与社区讨论扩展至城市尺度，显著放大单个项目的社会影响。纽约高线公园通过社交媒体、在线艺术展览与虚拟导览，吸引大量非现场参与者，形成全球范围的文化影响。这种数字化延伸能为绿色触媒带来持续关注，并能激发游客与投资者的兴趣，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效益的双重外溢。
周边业态多样化。效应外溢并不意味着高强度开发，而需要与绿色空间属性相适配的业态结构作为支撑。通过在周边引导文化、教育、社区服务与小尺度商业等多类型业态，可为绿色空间所激发的社会活力提供嵌入式经济接口，使其影响向周边区域延伸。1961年出版的城市规划学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早已指出，多样而非单一功能的边缘地带，更有利于公共空间活力的扩散。纽约高线公园周边的实践显示，业态多样化而非单一商业化，是其空间影响持续扩展的重要条件。上海杨浦滨江公共空间改造项目，在设计阶段即广泛调研周边居民与企业需求，增加亲子空间、慢跑道与咖啡书屋，进而带动沿岸商业和创意产业的发展。
部门联动协同化。效应外溢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和行政部门分工与职能划分的格局相关。推进绿色触媒策略，亟需通过部门联动协同，推动公园绿地从单一职能设施，转化为多政策目标的交汇平台，从而放大绿色触媒的系统性影响。新加坡公园体系为此提供了典型实践样本，在“花园中的城市”（City in Nature）战略框架下，由新加坡国家公园局（National Parks Board Singapore）牵头，公园与绿地建设与水资源管理、交通系统、住房与社区治理形成常态化协同机制。以碧山—宏茂桥公园（Bishan–Ang Mo Kio Park）为例，其更新并非单一景观工程，而是水务管理、防洪安全管控、公园运维与社区使用在同一治理体系内的同步推进。这种跨部门协同治理模式，使项目经验能够在不同的滨水空间与社区公园中快速复制推广，助力绿色基础设施理念在城市尺度下实现高效扩散。
结语
在存量发展与高密度约束下，城市更新已从全面改造的建设行为，演变为依赖目标排序与治理路径选择的战略性决策过程。既有研究虽认可绿色基础设施的多方面价值，但往往隐含“多目标并行推进”的理想假设，易导致实践落地碎片化、治理逻辑割裂化。本文所构建的绿色触媒策略，通过明确多目标优先级、确立战略性介入逻辑，为城市更新向系统性更新转型提供可落地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操作路径。
其中，重新界定城市更新中的目标层级与行动顺序，是关键内容。不同于将生态、社会与经济目标并列处理的常见做法，绿色触媒明确将生态系统作为更新决策的基础性前提，并强调社会与经济目标对其具有依附性。这一优先级设定并非价值判断，而是对高密度、资源紧约束条件下现实可行性的回应：若缺乏稳定的生态与空间载体，后续社会活力与发展效益将难以持续。通过这一目标排序，为城市更新提供一种可操作的“先做什么、后做什么”的判断依据，进而有效规避多目标并行可能引发的治理失焦等问题。
在此基础上，绿色触媒策略强调精准介入，而非全面铺开。本文并不主张通过大规模建设或全域改造实现绿色转型，而是强调在关键节点、关键空间和关键制度环节中，实施有限但精准的干预，通过“绿色触媒”机制，撬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城市系统变化。这一精准介入思路，有别于以项目数量、投资规模为指标衡量更新成效的路径，强调更新行动在城市空间结构、治理模式与社会认知层面的引导作用。通过聚焦能够影响空间结构、治理方式与社会认知的关键介入点，绿色触媒策略为在资源约束条件下的高效、可持续城市更新提供了路径。
进一步地，“载体优化—活力提升—效能外溢”实践策略，将嵌入式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化为可执行路径：首先，通过重组绿色基础设施奠定生态与物质基础，解决“从何开始”的问题；其次，通过治理与运营策略，同步激发生态、社会、经济三类活力，解决“如何持续运转”的问题；再次，通过制度与空间策略，主动触发影响扩散，解决“如何从局部走向系统”的问题。这一递进式逻辑框架表明，城市更新并非一步到位，而是具有明确阶段划分和策略重点的动态过程。
在理论层面，绿色触媒策略并非对景观都市主义、绿色基础设施或嵌入式可持续发展的替代，而是一种以优先级与路径为重心的治理转译框架。同时，借鉴整合当下中国已开始尝试的景观生态引导的城市更新思路，[19]通过明确目标排序、强调精准介入并构建实践机制，为绿色基础设施从概念倡议走向治理实践提供“先后有序、重点明确、可扩展”的治理路径。
在中国城市更新语境下，绿色触媒策略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中国城市已普遍具备较高比例的绿地与绿色基础设施存量，其综合效益有待进一步释放；另一方面，高密度与空间紧约束条件下，绿色触媒策略所强调的目标优先级、精准介入与阶段性推进，为中国城市开展可持续更新，提供一种可行的治理逻辑，也为理解城市更新从“建设问题”向“治理问题”的转型，提供行动工具。作为嵌入式可持续更新路径，绿色触媒策略不仅是应对城市存量发展挑战的重要抓手，更能够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协同更新，成为实现城市韧性、包容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催化力量。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6年2月28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2]陈浩、宋伟轩、黄耿志：《城市更新作为公共知识平台：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更新理论与实践方法的探索》，《自然资源学报》，2025年第1期。
[3]习近平：《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求是》，2026年第2期。
[4]仝德等：《地方响应国家城市更新行动的区域差异——基于LDA模型的政策文本量化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024年第9期；王建国等：《“城市更新的创新实践与关键突破”学术笔谈》，《城市规划学刊》，2025年第2期。
[5]尹栾玉、赵津平：《城市更新社会价值转向的实践逻辑与未来面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1期；田莉等：《我国城市更新规划的演进与转型——基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分析框架》，《规划师》，2024年第2期；黄晓星：《城市更新与共享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2期。
[6]宋秋明、冯维波：《绿色基础设施建设驱动城市更新》，《现代城市研究》，2021年第10期。
[7]温锋华、姜玲：《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城市更新政策框架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22年第11期。
[8]周雅文、周剑云：《可持续发展导向下布里斯班城市更新多元模式探析与经验启示》，《上海城市规划》，2024年第1期。
[9]D. Kaufmann et al., "Democratic Discrepancies in Urba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ature Sustainability, 2024, 7(11).
[10]J. Rockström et al.,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Nature, 2009, 461(7263).
[11]"The SDGs Wedding Cake," 14 June 2016, https://www.stockholmresilience.org/research/research-news/2016-06-14-the-sdgs-wedding-cake.html.
[12]A. L. Fanning and K. Raworth, "Doughnut of Social and Planetary Boundaries Monitors a World out of Balance," Nature, 2025, 646(8083).
[13]C. Waldheim, Landscape as Urbanism: A General Theo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14]王哲、朱捷：《探索景观触媒效应下城市后工业景观设计推动山地城市更新的途径》，《中国园林》，2024年第1期。
[15]王志芳等：《英、美、德绿色基础设施规划案例对于中国的借鉴意义》，《南方建筑》，2019年第3期。
[16]E. M. Cook et al.,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Urban Sustainabilit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25, 122(29).
[17]白泉、张建国：《“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的显著成效与经验启示》，《人民论坛》，2025年第15期。
[18]Z. Wang et 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ark Vitality Area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for Realizing the Recreational Vitality Area of Urban Parks," 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 2025, 14(1).
[19]宋秋明、冯维波：《绿色基础设施建设驱动城市更新》，《现代城市研究》，2021年第10期。
Governing Urban Regeneration Through Embedded Sustainability:
the Green-Oriented Regeneration Approach
Wang Zhifang
Abstract: As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shifted from incremental expansion to stock-based optimization, existing urban regeneration practices often suffer from fragmented actions and blurred development objectives. The embedded sustainability perspective reconceptualizes the parallel ecolog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goals as a nested hierarchy, in which ecosystems form the foundational layer, social well-being constitutes the intermediate layer, and economic growth occupies the upper layer, thereby providing a basis for goal prioritization and action sequencing in urban regeneration. Building on this framework, Green-Oriented Regeneration (GOR) is proposed as a catalyst approach to urban regeneration governance. GOR advocates limited yet strategic interventions that mobilize natural systems as catalytic agents for systemic transformation. The framework is operationalized through a three-stage pathway: carrier optimization, vitality enhancement, and effect spillover. This strategy not only clarifies the internal logic of urban regeneration objectives, but also offers a feasible pathway for transforming existing green spaces from passive allocation elements into active development drivers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stock-based development and high density.
Keywords: sustainable governance, sustainable urban regeneration, green infrastructure, public space vitality, spillover effects
责 编∕邓楚韵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