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制度载体。这一制度传统孕育于革命战争年代，在中央苏区时期实现从初创走向成熟的关键跃升，形成较为系统的组织形态、层级体系与运行规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执政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在新时代巡视工作显著成就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中央苏区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探索和建设经验，对坚持政治巡视定位、推动巡视监督下沉基层、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同、以整改促进治理效能提升，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中央苏区 党内巡视制度 政治巡视 启示意义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6.01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巡视是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1]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巡视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推动巡视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2]为新时代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中央苏区时期是党的巡视制度发展完善的重要阶段，系统考察这一时期党内巡视制度的演进脉络与实践经验，对于深化认识巡视制度的政治本质、推进新时代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的理论创新与显著成就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十四个坚持”中，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等核心要义都需要通过巡视制度来保障落实。巡视制度作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贯穿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的全过程，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制度载体。
从理论创新的维度审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巡视工作提出一系列要求、形成一系列重要论述。在理论定位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巡视制度提升到“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的高度，[3]深刻揭示巡视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独特地位。在价值旨归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巡视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4]要求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体现问题导向的实践品格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方法论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中心，推动巡视巡察向基层延伸，强调构建横向全覆盖、纵向全链接、全国“一盘棋”的巡视巡察网络。[5]一系列重要论述，系统回答新时代巡视工作“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的根本问题，为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
从实践成就的维度考察，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巡视工作实现全方位、深层次的重塑和升华。一是坚持政治巡视定位。巡视工作始终保持正确政治方向，组织开展政治监督，[6]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是巡视巡察全覆盖格局基本形成。从十八届中央巡视实现一届任期内全覆盖，到市县巡察向村（社区）延伸，再到规范中央有关部委和国家机关部门党组（党委）巡视工作制度，中央、省、市、县四级巡视巡察工作体系基本成型，中国特色巡视巡察制度体系日益健全，兑现“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庄严承诺。三是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持续强化。各级党委（党组）全面贯彻巡视工作方针，建立健全整改责任机制、督促机制、评估机制，推动解决一大批长期积累的顽瘴痼疾，有效发挥巡视标本兼治的战略作用。[7]四是巡视工作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法规制度不断健全，巡视组织方式、工作程序、纪律要求日益规范，巡视干部队伍建设全面加强，巡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迈上新台阶。[8]五是巡视工作方式方法不断创新。实行巡视组组长、巡视地区与单位、巡视组与巡视对象关系的“三个不固定”，[9]大力推动“回头看”“专项巡视”“机动巡视”“提级巡视”“巡视问题分类处置”等巡视机制创新。[10]
实践证明，巡视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举措，是国之利器、党之利器。新时代巡视工作之所以取得明显成效，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同时也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巡视实践的深厚积淀密不可分。
中央苏区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演进与经验积累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组织在全国范围内遭受严重破坏，一些地方党部处于分散甚至停滞状态。如何把党的组织重新建立起来，保证中央精神在地方得到贯彻成为党在严峻形势下面临的重大课题，党内巡视制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中央苏区建立后，党、政、军、群组织逐步发展，党的建设任务更加复杂，巡视制度也由此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新时代巡视工作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守政治巡视定位等鲜明特征，都能在中央苏区的巡视实践中找到历史源头和制度雏形。回溯中央苏区党内巡视制度的历史演进，总结其积累的丰富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坚持党的领导是巡视制度的根本方向。巡视制度自创设之初，即是为保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意志而运行。离开党的领导，巡视制度便失去灵魂；脱离党的意志，巡视工作便迷失方向。保证党的领导，是巡视制度与生俱来的政治基因。1927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中央、省委、县委、市委必须经常的有一人巡视下级党部直至支部小组的工作”规定。[11]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巡视条例》，对巡视的任务、方法和权责作出较为系统的规定，明确巡视员的首要任务是“使上级党部之一切策略、工作计划和指导能正确的被下级党部（直至支部）接受和执行”。[12]这一任务彰显的正是自上而下的领导权威，必须确保地方与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贯彻党的意志，则是巡视制度一以贯之的核心功能。中央苏区时期，巡视报告成为党中央洞察基层、掌控全局、校准方向的重要载体。1930年4月，巡视员张怀万在巡视赣西南地区后报告“各级会议能按期举行，但仅能忙于讨论实际的行动，而不能有好的理论的教育”。[13]1931年10月，巡视员黎日晖在巡视赣南地区后指出，当地党组织的“党内自我批评，铁的纪律，没有建立”。[14]这些来自一线的巡视报告，使党中央能精准识别基层存在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等突出问题，及时纠正偏离党的路线的错误倾向，为保证党的领导不被削弱、党的意志不被扭曲提供坚实决策依据。可见，巡视制度从产生之初就不是一般事务性检查，而是在组织危机中加强政治领导、维护组织统一、保证路线执行的重要制度安排。
组织形式创新和层级体系建构是巡视制度发展的重要支撑。组织形式是制度功能得以实现的重要载体，制度体系则是制度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组织基础。从组织形式来看，巡视制度创设之初多以个人巡视为主，形式虽较为机动灵活，但巡视效果易受个人能力、工作作风等因素的影响。中央苏区时期，在党的持续探索下，巡视团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1932年6月，苏区中央局指示要求“巡视员或巡视团的制度”要在各级党组织中“实际的建立起来”。[15]1933年8月，中央组织局进一步提出要组建巡视团加大对各省的巡视力度。[16]由此，巡视团成为巡视工作中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根据任务性质的不同，中央苏区的巡视团形成多种组织形态。专项巡视团通常围绕扩大红军、秋收秋耕、惩治贪污腐败等特定工作任务而设，具有较强的任务导向特征；综合巡视团主要巡视中央苏区盛行的竞赛运动，即各级党组织间开展的包括发展党员、参战支前在内的工作竞赛进行全面督促检查；区域巡视团主要承担对边远新区、边区的巡视检查工作。从层级体系看，中央苏区逐步形成包括中央、省委、县委、区委在内的多层级巡视体系。中央和中央局的巡视，承担最高层面的指导、检查与纠偏职能；省委巡视居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县、区委巡视则是巡视体系中分布最广、扎根基层最深、与群众联系最直接的环节。各层级各司其职、协同配合，构建起自上而下、贯通到底的监督网络，有效增强巡视监督的覆盖性和有效性。
权责规范调整是巡视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权力与责任是制度运行的关键要素。从权责关系来看，中央苏区的巡视制度经历从赋权过重向规范约束的重要调适。在制度创设之初，巡视员就被赋予“彻底的改造党的组织”的权力，[17]此后又被赋予发现干部、提拔干部的权力。这一赋权有助于迅速恢复和改造党的组织，推进革命运动的发展，但也带来包办工作、命令主义等问题。面对这一弊端，我们党对巡视员的权力进行系统性的规范和约束。一是建立双向评价机制。1931年5月通过的《中央巡视条例》规定“各地党部在中央巡视员工作完结之时，对巡视员须作一总的批评，用书面写给中央”。[18]这意味着地方党组织成为巡视工作成效的评价主体之一，打破“只巡下、不察上”的单向监督格局，初步建立起双向评价的制衡机制。二是明晰权责边界。1932年3月，中央组织局印发《支部巡视员工作条例》，强调巡视“决不是去代替区委的领导（更不必去做政治报告），而是帮助支部对于中央决议的了解与执行”，[19]将“代替”与“帮助”截然区分开来。1933年，中共粤赣省委进一步将这一规范落到实处，推动巡视工作方法由“命令式”向“监督式”转变。[20]三是引入外部监督。1933年7月，陈云同志在《斗争》发表题为《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的评论文章，倡导“一种灵巧的工作方法和艺术的领导方式”。[21]1934年2月，《红色中华》披露会昌高排区特派员钟阶廷“一贯的消极怠工，不负责任”及私自侵占财物的违纪行为。[22]这一舆论监督机制将巡视员同时置于监督主体和被监督主体的位置，为规范作风、约束权力提供具体抓手。可见，中央苏区时期的巡视制度，既赋予巡视员足够的权威以保障工作实效，又建立起有效的约束机制以防止权力滥用。这一权责规范的调整平衡，是巡视制度成熟的重要标志。
强化队伍建设是巡视制度发展的组织保障。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的关键在于人。中央苏区巡视制度的有效运行，离不开一支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作风优良的巡视队伍。党在巡视队伍建设方面进行积极探索，形成选拔、培养、保障相结合的制度安排。在选拔标准上，《中央巡视条例》对巡视员的任职条件作出规定，要求“党籍须在三年以上”“忠实刻苦，能正确的了解与传达党的路线，为党的总路线的执行而斗争”“曾在地方党部作过负责工作”。[23]这些条件突出政治标准、能力标准和资历标准，体现党对巡视工作重要性的高度认识。
在培养机制上，中央苏区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巡视员的能力建设。一是开办训练班进行系统培训。如1932年3月至6月间，湘赣省委开办两次支部巡视员训练班，从下级工农干部中提拔、训练十多个专职巡视员。[24]训练内容包括党的路线政策、巡视工作方法、调查研究技术、群众工作技巧等，帮助巡视员提高政治素养和业务能力。二是以老带新，在实践中锻炼。新任职的巡视员通常跟随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一起工作，在实际巡视中学习工作方法、积累实践经验。毛泽东同志尤为重视培养专职的巡视工作人才。据朱开铨同志回忆，“二苏大会”结束后，他被毛泽东同志指定至临时中央政府担任巡视员，理由是具备“本地人优势”和“基层工作经验”。这段经历极大地激发朱开铨同志的革命热情，此后他积极工作，屡获毛泽东同志的嘉许。[25]三是选拔群众团体干部，充实巡视队伍。在巡视员数量不足的情况下，中央苏区采取从各群众团体中选拔人才的办法。如1934年初，少共湘赣省委组织部召集同级各青年群众团体会议，要求各青年群众团体向省委巡视团供给13名干部，[26]通过选拔扩大巡视工作的人才来源，缓解巡视员供不应求的困境。
在后勤保障上，中央苏区各地方党部还逐步加强对巡视员深入基层的后勤保障。如永丰县委规定保障巡视员的伙食费及交通工具，[27]乐安中心县委给紧急下乡的巡视员提供“特别伙食”。[28]这些规定使巡视员的后勤保障条件得以改善，但囿于当时物资条件所限，整体保障水平仍较为紧张。据曾任永龙两县教育巡视员的韩兰余回忆，他在担任巡视员期间“只有饭吃，没有钱支，家里代耕”，下乡时能“领伙食钱”。[29]这体现了艰苦工作条件下，我们党对巡视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凸显出巡视干部的政治觉悟和奉献精神。
坚持深入基层与群众路线是巡视制度发展的力量源泉。任何脱离群众的监督必然沦为空中楼阁，任何悬浮基层的检查终将失去生命力。1931年，《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案》提出，巡视要“废除过去走马看花不切实际的空批评”。[30]同年，《中央巡视条例》要求巡视必须“深入支部”，要“把下层党部的（特别是支部）实际状况与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详细报告中央”，[31]开启巡视制度向基层下沉转变的关键一步。《支部巡视员工作条例》对“深入支部”要求作出更进一步的规定，要求巡视员必须“与支部同志生活打成一片”，并建立“亲密的关系”，在监督支部的过程中“了解支部同志的实际工作情形”。[32]在党中央持续推动下，各级党组织将“深入”要求细化为可操作、可落地的工作规程。如中共铅山县委要求巡视员每天下沉乡村，系统参与支部会、小组会、贫农团会等多类型会议，以“指示及传达目前中心工作”。[33]通过高密度、多形式的参会，有效确保巡视员全面掌握基层的情况。从难下支部到深入支部的转变，体现早期巡视制度从粗放走向精准、从形式走向实质的生动嬗变，更彰显了群众路线作为巡视工作力量源泉的深刻逻辑。
中央苏区巡视制度建设的历史启示与当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巡视工作提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使其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发挥重要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将巡视监督作为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关键环节加以部署。当前，中国共产党所处的执政环境、制度条件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但中央苏区党内巡视制度演进所蕴含的基本逻辑，对新时代巡视工作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坚持政治巡视定位，把巡视工作置于党的全面领导全局中把握。巡视制度从产生之初就不是一般事务性检查，而是在组织危机中加强政治领导、维护组织统一、保证路线执行的重要制度安排。巡视工作的政治属性贯穿始终，确保党的意志在各级组织中得以贯彻实施，是巡视制度发挥效能的根本前提。新时代巡视工作同样必须坚持政治巡视定位，不能把巡视窄化降格为业务检查、工作督查或一般考核。巡视发现的问题，表面上可能是管理问题、作风问题、干部问题，深层次往往关系党的领导是否坚强有力、政治责任是否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是否到位。只有坚持从政治上看问题、从组织上查根源、从制度上促整改，巡视工作才能真正发挥政治监督作用。
坚持深入基层和问题导向，以人民为中心开展巡视工作。中央苏区巡视制度从巡视难下支部到深入支部的转变，说明巡视监督的生命力在于掌握真实情况，而真实情况往往在基层一线工作的实际运行之中。现实中，随着巡视巡察制度化、规范化水平提高，材料、台账、程序更加完备，但也容易产生“材料式巡视”“程序化巡视”的风险。巡视工作要“发现和反映问题”，必须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既看文件台账，也看政策落地效果；既听干部汇报，也听群众感受；既查显性问题，也查问题背后的责任链条和制度症结。坚持“四个着力发现”，[34]特别是要扎实深入推进对村巡察，聚焦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使巡视监督真正贴近基层实际，赢得群众对党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坚持系统观念和贯通协同，推动巡视监督与各类监督形成合力。中央苏区巡视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党组织单一系统逐步扩散到苏维埃政权系统及共青团、工会等群众团体，多套体系并行运作，并在执行具体任务时协同配合。1934年，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和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对于都县的巡视检查便是典型案例。[35]当问题涉及党、政、军、群多个系统时，单一系统的监督往往难以穿透组织壁垒、触及问题本质。中央苏区通过多系统巡视团联合办案的方式，实现监督资源的跨系统整合，从而形成整合力量、打通壁垒、集中攻坚的监督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监督体系更加完善，巡视监督与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审计监督等各类监督的贯通协同日益深化，形成横向全覆盖、纵向全链接、全局“一盘棋”的监督格局。这种制度设计，既传承中央苏区时期跨系统协同的历史经验，又适应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现实需求。然而，对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巡视组从相关部门获得的问题线索还存在质量不高、可查性不强、针对性不足等问题。[36]因此，巡视监督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与司法、审计、财会、统计等监督衔接配合，与人大监督、政法监督、群众监督、信访监督、舆论监督等贯通协同，在最大程度上形成监督合力。随着数字化治理发展，还应善于运用数据比对、信息分析等技术手段提升监督穿透力，将现代数字技术与党的调查研究传统结合起来，让巡视利剑在数字时代更具震慑力。
坚持以整改促治理，把巡视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切实运用好巡视成果。更好发挥巡视在党内监督中的重要作用。[37]中央苏区巡视制度的演进，就是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调适制度中逐步展开的。“巡视发现问题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发现问题不解决，比不巡视的效果还坏”，[38]当前，一些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抓巡视整改日常监督的主动性不强、办法不多，有的制度机制不够健全、责任落实不够有力、持续整改不够到位，严重影响和制约巡视工作效果。[39]因此，新时代巡视工作必须发挥巡视监督的“催化剂作用、强化作用”，把整改和成果运用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既解决具体人具体事，也解决普遍性、倾向性问题；既防止以材料整改代替实际整改，也防止以问责数量代替治理成效；既要看制度框架是否有效运转、一把手是否认真履责、纪检机构是否严格执纪，[40]又要看党的领导是否加强、干部作风是否改进、制度漏洞是否堵塞、群众利益是否得到维护，归根结底要看党的事业发展是否得到有力推动。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史为镜，可照未来。坚持政治定位、深入基层实际、强化协同贯通、做实整改治理，是中央苏区巡视制度留给当代的重要启示。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巡视作为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制度安排，肩负的使命更加光荣、责任更加重大。只有把历史经验转化为现实治理智慧，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才能不断提升巡视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使巡视利剑更加光锐、更有锋芒，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央苏区农村党支部运行及历史经验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5CDJ009）
注释
[1]《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巡视利剑作用重要论述摘录（2013年4月—2016年1月）》，《中国纪检监察杂志》，2016年第8期。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6页。
[3][34][37][40]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4、108、109、109页。
[4]《巡视巡察、整改落实一体推进——充分发挥政治监督政治导向作用》，《中国纪检监察》，2018年第13期。
[5]《推进新时代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19年3月22日，第4版。
[6]吴文君：《高校巡视巡察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研究》，《人民论坛》，2022年第5期。
[7]《巡视工作要发扬光大、向纵深发展之三：发挥标本兼治战略作用》，2017年8月29日，https://jcj.mofcom.gov.cn/xsjw/art/2017/art_0cfd537d0d38407698eef6283b8f7742.html。
[8]《锻造巡视监督利剑 探索自我净化路径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工作综述》，《人民日报》，2017年9月29日，第9版。
[9]周家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建设》，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2026年，第359、104页。
[10]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759页。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26页。
[12][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52、652页。
[13]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0页。
[14]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南昌：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印刷厂，1988年，第165页。
[15]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第3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200页。
[16]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第4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737页。
[18][23][30][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78、374、382、375页。
[19][32]梅黎明、廖昔君：《〈支部巡视员工作条例〉一篇反映党的早期巡视制度的重要文献》，《党的文献》，2022年第2期。
[20]福建省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编：《闽粤赣边区革命历史档案汇编》第1辑，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年，第315页。
[21]陈云：《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斗争》，1933年第18期。
[22]《坚决打击各式各样的贪污分子》，《红色中华》，1934年第146期，第4版。
[24][25]钟燕林：《净化政治生态巩固红色政权——回看初具雏形的中央苏区党内巡视制度》，《红色摇篮周刊》，2020年第39期。
[26]江西省档案馆、共青团江西省委选编：《江西青年运动史料选编》下册，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6～527页。
[27][29]吴永明：《中央苏区革命史调查资料汇编》卷四，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49、365页。
[28]吴永明：《中央苏区革命史调查资料汇编》卷七，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12页。
[33]中共福建省建阳地委党史办、福建省建阳地区档案馆编：《闽北党史文献》第3辑，1984年，第35页。
[35]江西省统计局、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赣州市人民政府编：《红色统计中央苏区调查统计史料汇编（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 657～664页。
[36]彭文龙：《地方党委创新同级监督的实践路径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
[38]孟祥夫：《从严从实抓好巡视整改》，《人民日报》，2023年10月24日，第19版。
[39]《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推动新时代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中国纪检监察报》，2022年2月10日。
Retrospect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PC's Inspection Tour System
Xu Yu
Abstract: The inspection tour is a strategic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for intra-Party supervision and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carrier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to advance self-reform and uphold the centralized, unified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his institutional tradition originated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years and achieved a key leap from initial establishment to maturity during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period, forming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hierarchical system, and operational norm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Party's governing environment has undergone profound changes, and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become more mature. Building on the historic achievements of inspection work in the new era, studying and drawing on the exploration and construction experience of the intra-Party inspection tour system during the Central Soviet Area period holds significant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for adhering to the political orientation of inspection tours, promoting the extension of inspection supervision to the grassroots level, facilitating the coordinated interplay of various forms of supervision, and enhancing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through rectification.
Keywords: Central Soviet Area, intra-Party inspection tour system, political inspection tour,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责 编∕肖晗题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