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高校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中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杨振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教育是基础，科技是关键，人才是根本，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塑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然要求，高校实现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必由之路。高校是教育、科技、人才的集中交汇点，应坚持系统观念，准确把握一体发展的价值导向、制度根基、动力来源、协同路径等关键环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长期性工程，要在探索中持续深化。高校肩负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多重使命，应深刻把握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有机关联，强化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聚焦关键环节与瓶颈制约，进一步打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的堵点卡点，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作出贡献。要强化顶层设计，打造协同高效的治理体系；把握战略主动，谋划一体改革的系统布局；打通关键堵点，构建三者良性循环的发展格局；营造良好生态，释放一体发展的创新活力，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作出应有贡献。（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3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杨振斌，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普通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主要论文有《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加快培养引领未来的拔尖创新人才》等。
发展型政党制度的比较优势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郭定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拓创新，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大课题，人们试图从中探寻“中国之治”的政党密码。
比较政治经济学在分析经济发展的政治动因时，具有明显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缺乏政党政治研究视角。从政党研究的新视角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发展型政党和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作为发展型政党制度具有明确的历史使命和发展趋向，其建立党政一体的强大领导制度与动员体制，注重提升执政能力与参政能力，从而在创造良好发展成就的同时，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和信任。（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2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郭定平，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主任、教授、博导，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研究上海（复旦）基地执行主任。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学、现代中国政治与现代东亚政治。主要著作有《政党与政府》《多元政治》《上海治理与民主》等。
党建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的新趋向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张紧跟
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近年来，在顶层设计推动下，全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党建推动基层治理创新实践，在基层治理创新发展方面形成许多务实管用的实践经验。通过治理重心下移、推进基层治理数字化转型、组织体系重塑等路径有效破解基层治理碎片化难题，显著提升了基层治理效能，但一些地区基层治理仍存在社会参与不足、内生动力偏弱等问题。
党建推动基层治理创新并非由党组织包揽基层各项事务；治理重心下移，也不等于全盘介入基层大小事务，更不能简单依靠财政投入解决所有问题。其关键要义在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活各类社会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持续释放基层发展活力与创造潜能。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持续增强党的建设效能，不断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与执行力；搭建多样化的基层共治平台以充分激发社会自治力量，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与矛盾冲突的源头化解；依托数字技术赋能优化治理模式，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加便利化、精细化、精准化的公共服务，更好地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2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张紧跟，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地方治理与中国政治、非营利组织、区域治理。主要著作有《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协调研究》《调适与变迁——广东探索地方政府治理结构创新》等。
稳固制造业“压舱石”作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 辛勇飞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其溢出效应、乘数效应和社会效应显著。稳固制造业“压舱石”作用，重要衡量指标之一是制造业增加值规模稳中有进，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经济学原理表明，制造业增加值由增加值率与产出综合决定，前者取决于“价值创造能力”，后者取决于“需求开拓能力”。一方面，制造业增加值率是价值创造能力的最直观体现，关键影响因素是价值链控制程度、产业高端化水平、新技术运用情况；另一方面，我国作为制造大国，促进制造业产出增长的关键在于拓展增量空间，对冲产能过剩，释放内需潜力，打开外需格局。
为此，应坚持“战略牵引—能力构建—政策发力”的总体思路，以价值创造提升增加值率水平，以需求突破拓展产出增量空间，将“提升价值创造、推动由大到强、实现全面领先”作为重要导向，推动制造业量稳质优高质量发展；突出深度融合发展这一政策主线，做好“两创融合”“两化融合”“两业融合”“内外融合”四篇文章，为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强大物质技术基础。（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9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辛勇飞，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信息通信发展和管理、高技术产业政策以及数字化发展。主要论文有《在法治轨道上推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中国数据治理规则体系构建：现状、挑战与展望》等。
人机数字融合进化：机遇、风险及应对
——上海大学智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王天恩
人工智能正由辅助性工具逐步嵌入知识生产、认知活动与社会运行的深层结构，推动人机关系由工具性协同走向深度融合，为人类进化提供全新机遇。以“数字脑区”形式存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可承担大量重复性脑力劳动，使人类从繁杂事务中解放出来，催生更高层次的思维功能，专注于创造性活动。与此同时，从人机协同走向系统整合，能够生成全新认知功能，解决传统模式下难以应对的复杂问题。由于人工智能大模型可被视为硅基“数字脑区”，人机数字融合进化的风险归根结底源于“数字脑区”的不当使用，这种风险呈现相互关联、层层递进的演化结构，主要体现为“废退失控”“智能寄生”“消长失衡”风险。
人机数字融合中的风险应对是一项具有高度系统性与整体性的工程。只有在坚守人类整体认知功能健全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消长智慧”，才能真正推动人类进化层次实现整体性跃升。因此，相应的风险应对需构成相互衔接、有机统一的整体：以“整体观照”防范人类认知能力弱化，以“智能健全”维护人的认知自主性与主体性，并以植根于技术洞察与人文关怀一体化的“消长智慧”，在更高层次引导人类进化方向。归根结底，无论是风险识别还是治理实践工作，都必须建立在对人机关系及其演化规律的科学认识基础之上。只有深入揭示人机数字融合的内在机制，才能提高风险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选自《学术前沿》2026年第11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王天恩，上海大学智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上海大学智能哲学与文化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信息、大数据哲学。主要著作有《大数据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信息文明与中国发展》《规定论导论》《哲学描述论引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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