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是未来产业培育壮大、迭代升级的根基，是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支撑。立足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演进趋势，未来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重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的前瞻性新兴产业，其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对基础研究精准化、体系化、前瞻化布局提出全新要求。面向未来产业的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应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与重点领域，构建分层协同的基础研究创新主体体系，健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协同机制，推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协同高质量发展，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完善全方位制度保障体系。
【关键词】基础研究 未来产业 科技创新 产业创新 新质生产力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3.007
【作者简介】刘云，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科技战略与政策、科技评价、创新管理、产业经济，主要著作有《政府采购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法规与实证研究》、《基于数据挖掘的国际科技合作资源监测方法、技术及应用》（合著）、《新兴技术监测与科技成果评价》（合著）。
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发展成效显著，经费投入持续增长、研究体系不断完善、原始创新能力稳步提升。与此同时，未来产业培育布局加快推进，围绕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与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等方向，形成多赛道并行、多点突破的发展格局，成为产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要动力和新的增长点。
然而，对标全球科技前沿和高质量发展需求，我国基础研究与未来产业发展适配性不足的问题依然突出：基础研究部分领域布局前瞻性不强；一些前沿领域基础理论研究滞后于产业技术迭代需求；创新主体功能定位模糊；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创新协同不畅；新型研发机构等赋能作用未充分释放；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链条存在断点堵点。这些问题制约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阻碍未来产业培育壮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1]强调“着眼长远，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努力从根本上解决原理性、基础性问题”。[2]在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产业变革加速重构、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的背景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讲话精神，系统性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精准对接未来产业发展需求、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基础研究支撑未来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
基础研究与未来产业是深度耦合、双向赋能、共生迭代的有机体。基础研究是未来产业创新的源头根基，决定未来产业的发展边界、技术高度和迭代潜力；未来产业是基础研究落地应用、迭代升级的重要场景，为基础研究明确方向、提供资源支撑和实践载体。二者协同联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面向未来产业的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应把握未来产业发展特征，以及基础研究系统布局的内在支撑机理。
未来产业区别于传统产业，具有颠覆性、前沿性、跨界性、不确定性、长周期等特征，其发展并非依托现有技术的迭代优化，而是依赖基础理论、底层原理的颠覆性突破。[3]这对基础研究的布局模式、主攻方向、创新体系、学科支撑、转化机制提出全方位、系统性、深层次的全新需求，要求基础研究从适配产业向引领产业转型。
强化前瞻性、战略性预判，向“引领式布局”转型。未来产业的关键竞争力源于颠覆性技术创新，而颠覆性技术的诞生依托基础研究的原创性、突破性成果。传统基础研究布局多侧重跟踪国际前沿、聚焦现有领域，前瞻性布局不足，难以产生颠覆性创新。面向未来产业的基础研究，应立足未来10至20年产业发展趋势，聚焦量子科技、核聚变、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等前沿未知领域，开展非功利性、长周期的前瞻研究，提前布局未来产业底层理论体系，抢占颠覆性技术创新源头制高点。
打破学科壁垒，构建交叉融合的研究体系。未来产业均为多学科、多领域交叉融合的复合型产业。例如，脑机接口融合脑科学、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临床医学、材料科学等多学科；具身智能融合仿生科学、力学、人工智能、材料学、测控科学等多个领域；生物制造融合生命科学、化学、材料学、工程学等学科。未来，应推动基础学科、应用学科、工程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建立跨学科、跨领域、跨平台的协同研究机制，适应未来产业跨界创新、复合发展的实际需求。
兼顾自由探索与需求导向，实现“两条腿走路”。未来产业处于产业萌芽期，技术迭代路径、市场应用场景、产业发展格局均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既有大量未知领域需要自由探索，也有明确的产业刚需有待定向攻关。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应注重平衡自由探索与需求牵引的关系：一方面，保障基础研究自由探索空间，鼓励科研人员开展原创性、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培育颠覆性创新成果；另一方面，紧扣未来产业刚需，聚焦关键领域底层短板，开展定向基础攻关，破解产业技术迭代的理论瓶颈。
构建长效化、体系化支撑机制。基础研究从理论突破到技术验证、再到产业落地，往往需要长期积淀，未来产业的培育更是长周期、高风险、高投入的系统工程。基础研究布局应形成稳定的经费投入、人才培育和平台支撑的长效机制，持续深耕未来产业关键基础领域。同时，优化创新资源配置，聚焦重点领域，实现基础研究资源与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的精准匹配、长效赋能。
打通创新链条，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基础研究通过科技创新突破，赋能产业创新，转化为新质生产力。未来产业的培育发展，需要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产业迭代的全链条贯通。基础研究布局应主动衔接应用开发和产业落地，构建“基础研究筑基、应用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同时，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使产业需求牵引基础研究方向，让基础研究成果精准赋能产业升级，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赋能、良性循环。
强化自主可控，筑牢产业安全根基。全球未来产业竞争的实质是底层基础理论和原始创新能力的竞争。未来产业作为国家战略竞争重点，其安全可控发展需要依托自主基础研究能力。基础研究布局应聚焦关键领域底层短板，集中力量开展自主原创研究，构建自主可控的未来产业基础理论体系和技术源头，为未来产业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筑牢屏障。
未来产业发展对基础研究系统布局的战略需求
基础研究的原创能力、深耕程度和交叉融合水平，直接影响未来产业技术高度、迭代速度和全球竞争优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瞄准引领未来发展重点领域，构建未来产业全链条培育体系，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4]当前，亟需厘清不同未来产业对基础研究的具体需求，通过精准化、体系化、前瞻化的基础研究系统布局，补齐底层短板，筑牢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量子科技。量子科技是数字信息、智能科技、高端安全产业的底层支撑，涵盖量子计算、量子通信、量子精密测量等方向，是重塑全球信息产业格局、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突破算力瓶颈的颠覆性前沿领域。量子科技的产业化发展依托基础科学突破，适配的基础研究领域包括量子物理、量子力学、凝聚态物理、量子信息理论、量子光学、数理逻辑、精密测量基础理论等。不同于传统信息技术依托经典物理体系迭代，量子科技基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量子相干等底层量子原理实现技术革新，其算力跃升、通信安全、超高精度测量等产业特性，高度依赖基础理论的原创突破。当前，我国量子通信、量子计算产业跻身全球第一梯队，建成规模化量子城域网、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等重大成果，但在量子纠错机理、量子芯片底层架构、量子精密测量基础算法等领域仍存在提升空间。
生物制造。生物制造是重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培育生命经济的未来产业，依托合成生物学前沿技术，重构生物生产、材料合成、医药制造、绿色化工的产业范式，是实现产业绿色升级、替代传统高耗能制造的重要基础。适配生物制造产业发展的基础研究领域包括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合成生物学基础理论、生物化学、微生物学、酶催化机理、生物系统动力学、基因遗传机理等。生物制造的根本逻辑是通过基础生命科学原理重构生产方式，打破传统化工、材料、医药产业的生产边界，通过人工设计，改造、重构生命单元与生物系统，实现化学品、生物材料、高端药品、功能食品的绿色高效制造。当前，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处于快速萌芽阶段，在人工合成淀粉、微生物制造等领域取得突破，但在生物部件标准化设计、生命系统精准调控、酶催化高效机理等基础研究层面仍存在短板，亟需依托基础研究原始创新释放产业发展潜力。
氢能和核聚变能。氢能和核聚变能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双碳”目标的未来能源产业，是“十五五”时期能源领域前瞻布局的重要方向，涵盖绿氢制备、安全储运、高效利用、可控核聚变发电、等离子体约束等领域，是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可持续现代能源体系的关键支撑。适配的基础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核物理、等离子体物理、热力学、能源化学、电化学、催化机理、氢分子动力学、磁约束物理、流体力学等。氢能产业的高效低成本发展，主要依赖光电解水制氢催化机理、氢储运分子稳定性、氢能转化利用等基础理论突破；可控核聚变作为人类终极能源，其产业化落地依托等离子体稳态约束、核聚变反应可控机理、极端环境能量传输等底层基础科学攻关。当前，我国氢能产业初步形成产业体系，核聚变实验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基础研究投入不足、关键机理研究相对滞后，制约未来能源产业规模化发展。
脑机接口。脑机接口是融合生命科学与信息技术的跨界颠覆性未来产业，打通人脑神经系统与外部智能设备的交互壁垒，在医疗康复、智能交互、特种作业、人机融合等领域具备广阔应用前景。适配脑机接口产业发展的基础研究领域包括脑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神经生物学、生物信息学、信号处理基础理论、人机交互机理、脑神经解码编码原理等。脑机接口产业的发展瓶颈集中于底层基础科学难题，如人脑神经网络的复杂信号传输机理、脑神经信号精准解码、脑区精准适配、人机信号双向交互兼容等。这直接影响产业技术精度、应用场景与安全边界。当前，我国脑机接口临床试验、设备研发取得一定进展，但对人脑认知机理、神经信号编码规律等基础理论研究尚不深入，制约产业商业化、规模化落地。
具身智能。具身智能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演进方向，是通用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关键载体，聚焦人形机器人、智能装备、自主系统等领域，实现人工智能与物理世界的深度交互、自主感知、自适应决策。适配具身智能产业的基础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人工智能基础理论、仿生科学、复杂系统动力学、柔性力学、感知认知机理、运动控制基础理论、多模态交互理论、非线性动力学等。区别于传统云端人工智能，具身智能强调物理空间自主适配、动态决策、柔性交互，其能力依赖仿生运动机理、环境动态感知、多模态信息融合、复杂场景自适应控制等基础理论突破。当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快速发展，但在通用智能底层算法、仿生柔性交互机理、复杂环境自主决策等基础研究领域存在短板，难以支撑产业高端化、智能化迭代升级。
第六代移动通信。第六代移动通信（6G）是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通信的重要载体，是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未来智能产业的关键底座，相较于第五代移动通信（5G），具备全域覆盖、超高速率、超低时延、通感一体、全域互联的优势。适配第六代移动通信产业发展的基础研究领域包括电磁场理论、太赫兹物理、空天地一体化信息传输机理、无线通信基础理论、通感一体化机理、信道传播理论、空间信息网络基础等。第六代移动通信产业的颠覆性升级依托太赫兹通信、空天地一体化组网、通感算深度融合等底层基础理论创新，其全域覆盖、智能互联、通感一体的产业特性，依托基础物理机理与通信理论的突破。我国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专利占比位居全球首位，技术研发处于第一梯队，但在太赫兹传输损耗机理、空间信道传播规律、通感一体底层算法等基础研究领域仍存在短板，制约第六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化、产业化、全域化落地。
面向未来产业的基础研究系统布局的关键路径
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是强化未来产业原始创新供给、破解产业技术瓶颈的关键支撑。应锚定未来产业重点领域，统筹自由探索与需求牵引，聚焦产业升级痛点布局科研攻关。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加强基础学科建设，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完善全方位制度保障，构建方向明晰、主体协同、链条畅通、学科适配、保障完备的基础研究体系，为培育壮大未来产业筑牢创新根基。
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与重点领域。一是锚定未来产业，划定分层分类基础研究攻关体系。梳理各产业底层基础理论短板、关键科学问题、技术瓶颈根源，构建“战略必争领域重点攻坚、前沿新兴领域前瞻布局、交叉融合领域创新突破”的分层布局体系。在战略必争领域，聚焦量子物理、脑科学、核聚变机理、半导体基础材料、基因遗传机理等制约未来产业自主可控的基础领域，集中国家优势资源开展定向攻关，着力破解底层理论“卡脖子”难题，筑牢未来产业安全发展根基；在前沿新兴领域，聚焦通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空天地一体化信息基础、新型储能物理机理、仿生材料基础科学等前沿方向，开展长周期、前瞻性自由探索，抢占全球原始创新制高点；在交叉融合领域，聚焦多学科跨界创新难题，布局类脑计算、生物制造、智能材料、空天智能等交叉基础研究，适应未来产业跨界融合发展趋势。同时，建立未来产业基础研究动态更新机制，根据全球科技迭代、产业格局变化、国家战略调整，实时优化基础研究重点领域，确保布局的前瞻性、精准性和时效性。
二是平衡自由探索与需求牵引，优化基础研究资源配置结构。一方面，保障基础研究自由探索空间，预留充足资源支持科研人员开展好奇心驱动的原创性研究，鼓励未知领域前沿探索，培育颠覆性创新成果；另一方面，大幅提升产业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资源占比，围绕未来产业技术迭代的关键科学问题，设立专项基础研究项目，引导科研力量聚焦产业刚需开展定向研究。
三是立足新质生产力培育需求，聚焦产业升级痛点布局基础研究。针对当前部分未来产业存在的能耗偏高、精度不足、稳定性不强、成本过高等痛点，布局绿色低碳基础理论、智能感知基础机理、高效能量转换、精密制造基础等领域，为未来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提供底层支撑。从基础理论层面破解根源性难题，推动未来产业提质增效，加速新质生产力规模化发展。
构建分层协同的基础研究创新主体体系。一是强化国家科研机构引领作用，筑牢原始创新阵地。国家科研机构是承担国家重大战略基础研究、开展颠覆性前沿探索的重要力量，聚焦未来产业战略必争领域和重大基础科学难题，承担长期性、战略性、系统性基础研究任务。依托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科学院所属科研机构等平台，集中力量开展量子科技、核聚变、深空深海、脑科学等重大前沿基础研究，攻克依靠单一高校、企业难以突破的系统性基础难题，打造未来产业基础研究原创策源地。发挥国家科研机构体系化、规模化研究优势，统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实现大型科研设备、实验数据、研究资源开放共享，为全国基础研究和未来产业创新提供公共支撑。同时，承担基础研究战略研判、前瞻布局、标准制定等职能，引领全国基础研究适配未来产业发展全局。
二是激活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支撑作用，夯实基础研究人才与理论根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创新人才培养的主阵地，具备学科齐全、人才密集、创新活跃的独特优势，适应基础研究多学科交叉、长周期积淀、持续创新的发展需求。引导研究型大学立足学科优势，聚焦未来产业适配基础领域，深耕基础理论研究、前沿交叉研究和青年人才培育，承担大量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项目，源源不断产出原创性基础成果。强化高校科教协同育人机制，依托基础研究平台培育青年科技人才，为未来产业基础研究持续输送后备力量。鼓励高校立足优势学科，建设未来技术学院、交叉学科平台，推动基础学科与前沿技术、未来产业深度对接，打通基础研究人才培养、理论创新、技术孵化全链条。
三是促进新型研发机构规范健康发展，打造产学研融通创新枢纽。新型研发机构作为体制机制灵活、对接产业紧密、跨界融合性强的创新主体，是衔接基础研究与未来产业的关键纽带，能够有效弥补传统科研机构和高校产业适配性不足的短板。一方面，加大政策、资金、平台支持，鼓励新型研发机构聚焦未来产业前沿领域，开展前沿基础研究、应用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衔接研究，深耕细分基础领域，培育差异化创新优势；另一方面，健全新型研发机构管理制度、评价体系和运行机制，规范发展秩序，引导立足产业需求开展精准化基础研究。发挥新型研发机构体制灵活、贴近市场、跨界协同的优势，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创新资源，搭建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的对接桥梁，推动前沿基础成果快速适应未来产业发展需求。
健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协同机制。一是强化企业创新主导地位，推动产业需求牵引基础研究。立足未来产业发展市场化、产业化需求，引导行业龙头企业、未来产业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产业创新联盟、产教融合共同体，主导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布局。支持企业围绕产业技术迭代瓶颈、市场应用痛点、关键技术短板，梳理基础科学问题，主动对接高校、科研院所，定向开展基础研究攻关，实现“产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题”的良性循环。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基础研究项目立项、研究过程、成果评价全过程，确保基础研究方向精准适配未来产业发展需求，大幅提升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转化率。
二是强化企业基础研究投入主体责任，构建多样化投入格局。出台专项激励政策，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专项补贴、税收优惠、人才激励等举措，引导未来产业龙头企业加大前沿基础研究投入，布局企业内部基础研究实验室、前沿技术研究院，聚焦底层理论难题开展自主研究。支持企业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基础研究联合实验室、前沿技术攻关平台、中试验证基地，联合开展未来产业基础研究，分担基础研究投入成本、降低创新风险。鼓励企业设立基础研究专项基金，支持自由探索类前沿研究，培育企业原始创新能力，推动企业从“应用创新主体”向“基础研究与产业创新双重主体”转型。
三是健全产学研用协同保障机制，打通融合堵点难点。完善跨主体协同创新管理制度，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企业、政府多方联动的协调机制，明确各方权责、利益分配、成果归属、风险分担机制。优化科研成果转化激励政策，落实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激发科研人员参与产业导向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的积极性。搭建未来产业基础研究成果对接平台、技术交易平台、中试服务平台，完善从基础理论突破、原型技术开发、中试验证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服务体系，推动基础研究成果快速转化为未来产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真正实现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
贯通面向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全生命周期创新链条，打造融合创新生态系统。一是打通基础研究与应用开发衔接通道。建立基础研究成果精准转化机制。组织高校、科研院所梳理未来产业领域基础研究成果库，联合企业梳理产业技术需求库，实现供需精准匹配。设立衔接性应用基础研究专项，承接前沿基础理论成果，开展技术化、工程化、场景化优化改造，将基础理论突破转化为可落地、可迭代、可产业化的技术原型，搭建基础研究与产业应用的中间桥梁。围绕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应用基础研究项目，破解基础理论落地的技术适配难题。
二是完善中试验证与产业化赋能体系。补齐我国基础研究成果中试环节短板，围绕未来产业统筹布局一批专业化、开放式中试平台、试验验证基地、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完善精密测量、仿真设计、样品试制、性能验证等中试服务能力，为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提供场景支撑。落实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激励政策，鼓励未来产业企业优先使用本土基础研究转化成果，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迭代优化。建立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跟踪服务机制，组建专业服务团队，为科研成果转化提供技术咨询、工程优化、市场对接、标准制定等全流程服务，大幅缩短成果转化周期、降低产业化风险。
三是构建创新闭环迭代机制。建立产业创新赋能基础研究的迭代机制，跟踪未来产业技术应用、规模化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新问题、新需求、新场景，优化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研究重点，推动基础研究持续迭代升级。形成“基础研究突破赋能产业创新、产业创新升级牵引基础研究深化”的良性循环，实现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持续释放新质生产力发展动能。同时，依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未来产业先导区、科创产业园区，打造全链条创新生态，实现基础研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生产力提升的协同进阶。
推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协同高质量发展。一是做强做优重点基础学科，筑牢原始创新根基。聚焦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力学、天文、地理等重点基础学科，实施基础学科提质培优工程，加大长期稳定投入，支持基础学科深耕细作、积淀创新。布局一批基础学科培优基地、重点学科平台，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基础学科。强化基础学科原创性研究能力，鼓励科研人员深耕基础理论、底层原理，夯实未来产业发展的学科根基。围绕未来产业前瞻布局领域，重点提升量子物理、脑科学、材料化学、核物理、分子生物学等适配性强的基础学科发展水平，为未来产业创新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二是推动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深度融合，适配跨界创新需求。打破传统学科分割壁垒，建立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协同发展机制。引导机械工程、电子信息、能源动力、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应用学科，主动对接数学、物理、生物等基础学科，依托基础理论破解产业技术难题；推动基础学科立足应用学科产业需求，优化研究方向、拓展研究场景，实现理论研究与产业应用双向赋能。大力发展交叉学科，围绕未来产业跨界融合特征，布局人工智能、生物工程、量子信息、空天科学、智能材料等交叉学科专业，构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体系，适配未来产业复合型创新需求。
三是动态优化学科布局，适配产业迭代趋势。建立学科动态调整机制，紧跟全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国家战略需求变化、新质生产力培育方向，及时增设适配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引导高校、科研院所立足自身优势和区域产业特色，差异化布局重点学科，形成全国学科协同、错位发展、精准赋能的良好格局。强化学科人才培育体系建设，依托优质学科平台，培育一批基础研究领军人才、青年骨干人才、复合型创新人才，为基础研究持续创新、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支撑。
完善全方位制度保障体系。一是完善多样化长效投入保障机制。持续加大财政对基础研究的稳定投入，重点向未来产业适配基础领域、交叉学科、前沿探索领域倾斜，稳步提升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完善财税激励政策，引导企业、社会资本、金融机构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构建“财政主导、企业主力、社会参与、金融赋能”的多样化投入格局。优化科研经费管理，探索试行基础研究经费包干制，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充分释放科研创新活力。
二是健全分层分类人才培育体系。坚持任务牵引、以老带新，大力扶持青年基础研究人才，建立青年人才托举计划、领军人才引领计划，构建梯度化人才梯队。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依托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科研一线发现、培育、储备基础研究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普宣传，激发青少年创新热情，夯实基础研究后备人才根基，为未来产业持续创新提供人才保障。
三是优化基础研究分类评价体系。建立符合基础研究长周期、高风险、原创性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5]对自由探索类基础研究，侧重评价其原创性、学术价值、长期贡献；对产业导向类基础研究，侧重评价其技术突破、产业赋能、创新实效，突出产业贡献度、成果转化价值，充分调动科研人员服务未来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四是营造包容审慎的创新生态。建立基础研究科研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前沿探索中的失败失误，鼓励科研人员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完善科研诚信体系，规范科研行为，营造开放包容、求真务实、潜心钻研的科研氛围。统筹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推动科研平台、实验数据、仪器设备开放共享，提升基础研究资源利用效率。
五是深化高水平国际创新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气候变化、生命科学、人工智能、能源变革等方面的国际大科学计划，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全球顶尖基础研究人才和优质创新资源，同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成果、标准、方案“走出去”，提升全球创新话语权，在开放合作中提升我国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赋能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面向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教育、科技和人才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创新链管理视角下高端装备制造业开放创新的风险识别、评估与治理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4&ZD038、72304262）
注释
[1]习近平：《加强基础研究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求是》，2023年第15期。
[2]习近平：《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求是》，2026年第11期。
[3]刘云：《推进我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23年第4期。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第1版。
[5]吴善超：《基础研究是科技自立自强的源头活水》，《人民论坛》，2026年第10期。
Mechanism and Path of In-depth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Liu Yun
Abstract: Basic research serves as the sourc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underpins the cultivation, expansion and iterative upgrading of future industries, and acts as a critical underpinning for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with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the empower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gainst the evolving trend of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future industries are forward-looking emerging industries that foste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reshape the global industrial competition pattern. Characterized by foresightedness, strategic attributes, disruptiveness and uncertainty, they pose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targeted, systematic and forward-looking layout of basic research. To realize the systematic layout of basic research for future industries,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major research priorities and key fields, build a tiered and collaborative system of innovation entities for basic research, improve the enterprise-led in-depth coordination mechanism linking industry, academia, research and end-users, facilitate coordinate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basic and applied disciplines, connect the innovation chain covering basic research, applied development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and optimize the comprehensiv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system.
Keywords: basic research, future industri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innovation,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