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洁人格典范的塑造与传播是廉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键所在。古代廉洁人格典范主要分为“廉吏”与“廉士”两类，前者为在任官员，后者本指无位之人，后来意涵渐趋泛化，可兼指在位者乃至普通百姓中的廉洁之士。廉洁人格典范的传播路径主要有三种：人际交往、文字记载与艺术表现，分别对应“身教”“言教”与“感化”三种教化方式。通过多层次传播，廉洁美德及廉洁人格典范得以融入社会文化，发挥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廉洁 廉吏 廉士 人格类型 传播路径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廉洁是一种美德，常用于对官员的德性修养要求，所谓“廉吏”是也。现代语境和观念中，“廉洁”的意思是不损公肥私、不贪污，一般也是针对官员而言。不过“廉”并非只适用于官员，无论古今它都是一种普遍性的人格典范。在现代语境中，“贪污”是专就有权力的公职人员而言，而“损公肥私”也可能是一般人之所为。同样，在古代观念中，“廉”更多地专指官员，同时指向所有人。“廉洁”美德和廉洁人格典范，通过广泛传播，成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廉”字探源：从建筑边界到人格底线
“廉”是个形声字。《说文·广部》：“廉，仄也。从广，兼声。”“廉”字的本义是由“广（yǎn）”这个字形构件来表示的。广，是个半包围的形状，意思是靠着山石边建屋。所以《说文解字》训“廉”为“仄”。仄，同侧，即侧边。《仪礼·乡饮酒礼》“设席于堂廉东上”，郑玄注云“侧边曰廉”①。侧边即建筑物的边界。“边界”何在，需要分辨。所以《孟子·万章下》“顽夫廉”，朱熹注云“廉者，有分辨”②。通过分辨，懂得边界，才知自我检束和收敛。《急就篇》卷四“廉洁平端抚顺亲”，王应麟补注云：“廉，敛也，自检敛也”③。尤其是官员，一定要守住权力的边界，不能滥用。
春秋时期齐相晏婴说：“廉者，政之本也……廉之谓公正。”④晏婴视“廉”为政之本，乃以“公正”为本。“公正”是察事之明、断事之公、任事之正的综合体现，乃从“廉”字的“分辨”义而来。以“不贪”为“廉”，是后世最普遍的关于“廉”的观念，也是从“廉”字的“边界”与“分辨”义而来。“清廉”“廉洁”等道德义由此衍生出来。
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即以“廉”为“不取”“不贪”，即“临财毋苟得”（《礼记·曲礼上》）。“贪”乃源于人“私欲的膨胀”。私欲和贪念，每个人都有，不只是官员。所以每个人都有“贪”的可能性，每个人都需要有“廉”的修养。只不过，官员的“贪”对社会正义的伤害更为明显。其实，“贪”在不断满足私欲的同时，使人被欲望控制而不自主。“无欲则刚”便是“廉”之刚，能挺立人的主体性。因而可以说，作为一种美德，“廉”的本质内涵是克制一己之私欲和贪念，才能守得住底线，行事有边界。
廉洁人格典范的类型：“廉吏”和“廉士”
“廉”是普遍性的人格典范，可进一步根据社会群体分为“廉吏”和“廉士”两种类型，且各有其具体表现。
廉吏。“廉”，首先是对官员群体及政事的要求。明代无极县令郭允礼制《官箴碑》云：“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正如上文的分析，“廉”的本质内涵在于克制“私欲”，故与“公”义相通。“克私”为“廉”，故可谓“公生廉”。“公”则正大光明，是为“公生明”。故廉者亦必正大光明，盖亦因此而生威。所以，“廉吏”不论在官员之间，还是在官民关系中，都使人不敢怠慢而畏服。廉吏有原则、有底线，因而能做到公正廉明。故出仕为官，当以“廉”立身、立威，此是为官之本。
明代黄汝亨续撰《廉吏传》⑤，并把廉吏分为三等，于卷首作专论。上等廉吏是“洁己匡时，体用双擅”者，即既能洁身自好，又能以德化人、治国安邦者。例如，春秋时期鲁国正卿季文子，手握重权、掌管国库和赋税，一生相三君而家无私积，开一代俭朴风气。中等廉吏则“义不苟禄，仁不遗亲”，既勤勉务实、克己奉公，又不疏远亲人。黄汝亨为何要特意指出这一点？因为有的人为一点小义或者自己的声名而不惜疏远亲人，使亲人受苦受累。中等廉吏，如东汉名臣第五伦，能奉公尽节，而性情刚烈耿直，有失宽厚。下等廉吏则是“侧身修行，踽踽官下”者，虽能谨守操行，独善其身，但于社会无益。例如，东汉名臣范冉，因党锢之祸而逃于市井，卖卜为生，结草屋而居，清贫自守，以至常常绝粮断炊。成语“甑尘釜鱼”即形容其生活贫困至极。党锢解除后，范冉重获举荐而坚辞不就，终以“不得匡世济时”为憾。此外，对历代“似廉”而实为酷吏，为残忍、奸诈、鄙陋者，黄汝亨《廉吏传》附别传加以介绍，题为“廉蠹”。
廉士。在春秋战国时期，“士”是介于贵族与庶民之间的群体，具有稳定的价值观，即所谓“士君子”。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恒心”，指稳定的价值观体系，有没有稳定的价值观是士与庶民的不同。孟子还说：“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这里的“穷”指无位，而“达”即指出仕。无论穷达，士都能保持对道义的坚守。“士”的概念及所指，后来也逐渐泛化，既可以指有位者，而上兼于官员；又可以指无位者，而下兼于庶民。因而“廉士”可以指“廉吏”，而“廉”德不必局限于官场，凡有恒心、守道义，有稳定的价值观、持节不移者皆可称“廉士”。
《孔子家语·在厄》记载了一则孔子和弟子困于陈蔡的故事。孔子和弟子在陈蔡之地断粮整整七天。子贡想办法偷偷跑出包围，跟村民换了些米回来。颜回和子路在一间破屋下为大家煮饭。饭煮熟后一块灰土掉到饭里，颜回把弄脏的饭取出来吃。不巧被子贡看到。子贡以为颜回在偷吃，于是很不高兴，就去回孔子：“仁人廉士，穷改节乎？”⑥意思是仁人廉士在困穷之时也会改变节操吗？孔子则反问道：改变节操还能称仁廉之士吗？当然这场误会最后得以解除。从此章以“廉士”称颜回，可知此处“廉士”指无官位职守者，亦非指庶民。
《礼记·檀弓》也有一则非常有名的故事。当年，齐国发生大饥荒，一名富人黔敖在路边摆放食物赈济饥民。因为他非常傲慢无礼的态度，对人说“嗟！来食”，一位饥民感到受辱，不愿领受食物而终于饿死。《后汉书·列女传》中的乐羊子妻赞其为“廉者”，即所谓“廉者不受嗟来之食”。这位不知姓甚名谁的庶民中的饥民，虽丧失生命，却保全尊严，成为后世“廉士”的典范。清代学者戴震撰有专为平民立传的《王廉士传》一文，即以“庶民”为“廉士”。史书中也有不少平民廉士的传记，如《后汉书·独行列传》《晋书·隐逸传》等。
廉洁人格典范的传播路径：“身教”“言教”与“感化”
廉士的廉洁美德若不能广为人知、不能影响到尽可能多的人，便不能形成社会性的、民族性的文化品格。因而“传播”乃是“文化”之为“人文化成”得以实现的前提。古代文化传播的形式和手段虽然没有今天这么丰富，但是从路径上来说有共通性。今略述三种：人际交往、文字记载与艺术表现。通过人际交往进行传播，在现实生活中人影响人，是最原始的方式，此谓“身教”；文字记载的路径，主要有思想经典、历史记载、治家格言等形式，此谓“言教”；艺术表现的路径，主要有小说、戏曲、绘画等形式，此谓“感化”。各种路径和方法兼施并用，才能化风成俗而为“文化”。古代廉洁美德和廉洁人格典范的传播，可从这三条路径来理解其展开过程。
人际交往：身教。“文化”之“化成”，最初形成于人与人的交往之中。人际交往是人作为人存在的本质需要，因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基于人的社会性，人与人之间会相互学习和效仿。善恶美丑的观念形成后，善的、美的便会成为学习和效仿的对象。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便是道德风化。孟子说：“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孟子·滕文公上》）这便是上行下效，所以古代文化对统治者和在上位者有很高的道德要求。孔子所谓“为政以德”（《论语·为政》），首先就是对统治阶层的道德要求。统治者自己做好，才能管理好别人。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说：“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这便是以德性相感召的“身教”。
古代廉士对于社会有风化之功，实实在在影响着身边的人。《诗经》里有一首诗，题为“甘棠”。诗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此诗歌咏的是有廉吏始祖之称的西周名臣召公。召公一生廉洁奉公，常常走到群众当中去，在甘棠树下办公审案。去世后，百姓为怀念他，便把甘棠树保护起来，不允许砍伐。东汉廉士范冉穷到揭不开锅，以至炊具生尘。辞官后，他作为一介平民，去世时自动为之送葬者达两千多人，可见其声望之高。历史上这类例子有很多，廉吏、廉士的美德大家都看在眼里、铭感于心，老百姓的怀念与纪念，便是廉士以身教传播美德的回响。
文字记载：言教。以文字记载的方式传播廉洁人格典范，是古代使廉洁美德传之久远的一条主要路径，如思想经典、历史记载、治家格言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以文字为媒介进行传播的形式，此谓“言教”。文字本质上是语言的载体，语言通过文字的记载，使其所表达的内容传之久远。我们阅读古代的文字材料，如同聆听古人将往事娓娓道来。通过语言文字记载的古代廉士言行事迹，便超出其所处时代和环境的限制，超出一己人际交往的范围，从而形成超越时空的影响。
思想经典对于民族文化的影响深远且持久。例如，四书五经是古代读书人终身诵读的经典，诵读者从中受到的影响较大。这些经典不仅在于记录事实，而且在于思考事理。《孟子·离娄下》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其实是对廉之内涵的一种界定，即以“不取”“不贪”为廉之本。不过，对于“不取”，不能过于机械和绝对化地理解，需要在具体情形中把握。孟子对“似廉”的情形进行过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当时有一位著名的廉士叫陈仲子，大家都认为他很廉洁。陈仲子认为他身为高官的哥哥所得俸禄不义，于是便带着妻子离开自己的母亲和哥哥，隐居乡野，以示清白。孟子认为他的这种做法过激，乃“行之似廉洁”而实为“德之贼”者，即“乡原”（《孟子·滕文公下》）。孔子和孟子都极为反对“乡原”，因为他们看上去有德，实际上不正常，而足以“贼德”，即有害于德。在孟子看来，陈仲子是为标榜自己的清廉，不惜抛弃人伦亲情，是求廉洁之名，而非廉洁之实。
历史记载侧重于客观呈现廉士的言行事迹。这类文字从量上来讲居多。从《史记》到《清史稿》，二十五史中虽无“廉吏传”之目，但多数设有“循吏”“良吏”传。循吏和良吏必定是清廉爱民、政绩卓著的官。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很多史书都设有《酷吏传》，与循吏传、良吏传相对应，作为官员的反面教材昭之于世。正史之外还有私修史书传承和发展廉文化。宋代费枢撰有《廉吏传》二卷，收在《四库全书》中。这是已知最早的以“廉吏传”命名的专门著作。明代黄汝亨因感是书“尚有缺略”，而作续编。搜采诸史增补五代以前133人，又据《宋史》《元史》续载64人，并且独创性地将传主分为上、中、下三等，书末附《廉蠹》一卷专写反面人物。此外，明代还有学者乔懋敬著有《古今廉鉴》，傅履礼、高为表合撰《廉平录》等。
治家格言是颇有特色的一类古代文献。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家风家训。自汉代以来，家训逐渐流行，宋元时期达到鼎盛，《颜氏家训》《朱子家训》《朱柏庐治家格言》《温氏母训》《曾文正公家书》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家训经典。聚焦于家庭内部的道德训诫与行为规范，使人从小培养起修身齐家与清廉持守相统一的思想观念。
除了文献，还有许多以文字呈现廉文化符号者，如官署、书院、文庙、祠堂等各种场所，刊刻悬挂的碑刻、楹联、匾额等。兹举二例，有“国之四维”之称的“礼义廉耻”四字联匾，遍布全国各地各种文化场所。岳麓书院讲堂刊有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四字碑，字大且苍劲有力。这四个大字，还见于其他不少重要文化场所。“廉”字赫然居各类主要价值理念之中，这也是古代廉文化传播的一种重要形式。
艺术表现：感化。我国古代有非常发达的艺术体系。书法、篆刻、绘画、工艺美术、建筑、雕塑、表演、文学等皆是廉文化的重要载体。艺术本质上是通过塑造审美形象，作用于人的感官与心灵，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使人获得审美的体验，或者传递相应的价值理念。以“廉”为主题的艺术，除给人以审美体验，必然会传递廉洁的价值理念。由于艺术从根本上来说是要使人有感受和体验，以“廉”为主题的艺术，通过“感化”的方式实现教化功能。接下来，以文学艺术中的小说、表演艺术中的戏曲，以及绘画艺术为例，来理解廉洁人格传播的艺术表现路径。
小说以文字为载体，与同样以文字为载体的思想经典、历史文献等的不同之处，在于小说需要塑造鲜活的人物形象与曲折的故事情节，使人在阅读中产生情感共鸣与价值认同。明清小说是古代小说的巅峰，魏晋志怪、唐传奇、宋元话本皆是其渊源。魏晋志怪和唐传奇中已有清官廉吏的形象，数量总体不多。从宋元话本开始，廉吏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宋代有关廉吏包公的话本有三篇：《合同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闹樊楼多情周胜仙》，是迄今最早的包公断案故事。明嘉靖年间洪楩编印的《清平山堂话本》是此前话本总集，保存宋元话本的原始风貌。明代小说中的《包公案》，成为清官文化的集大成。《海公案》以海瑞为原型，是又一个典型的清官廉吏形象。清代小说《施公案》《彭公案》等进一步将“青天”叙事推向高峰。
戏曲属于表演艺术，以文字为剧本基础，凭借演员的唱念做打、舞台的布景调度与观众的现场共鸣，实现价值理念传递。现存具有代表性的廉吏题材戏曲元杂剧《包待制陈州粜米》，塑造的是包公铁面无私的清官形象。北宋清官包拯是元明清各类戏曲表现最多的形象。以描写包公大义凛然不畏皇权的《铡美案》为例，在京剧、秦腔、豫剧、泗州戏、评剧、川剧、梆子等各类剧种中均有演绎，充分体现包公形象的跨地域传播力与民众认同感。戏曲中的清官廉吏形象，除了包公，还有杨震、寇准、海瑞、于成龙等，非常丰富。这些艺术形象在舞台上通过表演与高度凝练的唱词，将作为抽象理念的“廉洁”具象为可感可泣的精神气节，使抽象的道德律令转化为观众眼中的泪光与心底的震撼。
绘画作为视觉艺术，以线条、色彩与构图直击观者感官，其廉洁主题的作品主要有肖像画和隐喻画两类。肖像画以直接描摹廉吏本人形象的方式呈现，隐喻画则主要借象征手法呈现。这类肖像画，如唐代阎立本奉诏所绘绢本设色人物肖像画《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图》，其中魏征、房玄龄等均为历史上著名廉吏，画家以肖像彰显其忠正清廉的品格与功勋。包公是中国古代清官廉吏肖像的经典符号。廉洁主题的隐喻画，如梅兰竹菊喻高洁，松柏喻坚贞，莲花喻清廉，“一品清莲”“青白传家”等谐音隐喻，屡见于明清文人画与民间年画。清代郑板桥《墨竹图》，以瘦劲竹枝，暗喻“未出土时先有节，及凌云处尚虚心”的士人风骨，竹影婆娑间，清气自生。明代陈洪绶《梅石图》中虬枝傲雪、孤石嶙峋，借“梅魂石骨”彰显士人不阿权贵、守正不屈的凛然气节。这些绘画作品，都表现出廉洁品格意涵。
总而言之，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廉洁人格典范的塑造与传播是廉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分析“廉”的本质内涵、古代廉洁人格典范的类型及其传播路径，古代的廉文化对于今天深化廉文化建设、涵养良好社会风气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注释】
①[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85页。
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14页。
③[宋]王应麟：《急就篇补注》卷四，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④李万寿译注：《晏子春秋全译·内篇》，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01页。
⑤张仲裁译注：《廉吏传》，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
⑥王国轩、王秀梅译注：《孔子家语》，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261页。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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