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古籍活化是一项贯穿实践、范式、学科三个层面的系统性事业。在实践层面，活化推动古籍保护场域从文化遗产保护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延伸，催生出涵盖修复、直接保存、环境性保存、信息性保存、文化性保存和学科性保存的全新保护类型学，突破西方经典保护理论的核心范畴。在范式层面，活化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四大转向同频共振，使中华古籍保护在国际学术对话中汲取经验、彰显特色、贡献方案。在学科层面，活化为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指明方向，通过重构理论体系、革新课程结构、创新协同机制、打通职业发展通道，构建立足中国实践、接轨国际前沿、兼具内在韧性的高质量学科生态体系。
【关键词】古籍活化 古籍保护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G255.1 【文献标识码】A
卷帙浩繁的古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保护、传承与活化，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要前提和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对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古籍事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持续深入推进，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完成汉文古籍普查登记270余万部，总量约3000万册件，建立起覆盖国家、省、市的三级古籍保护体系。②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印发《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对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出版、转化利用作出系统部署，古籍工作体系持续完善。面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需求和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时代命题，如何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是有待持续探索的重大课题。
中华古籍活化是一项贯穿实践、范式、学科三个层面的系统性事业。从实践层面看，活化是古籍保护实践拓展的目标，促使古籍保护实践的类型学得以重建；从范式层面看，活化与国际文献遗产保护领域的范式转向相呼应，推动中华古籍保护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既借鉴国际经验、对接国际话语体系，又彰显中国特色、贡献中国方案；从学科层面看，活化是引领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逐步建立起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需求相匹配的学科、知识和人才培养支撑体系。
中华古籍保护的实践拓展与类型学重建
随着古籍保护实践的深入，我国古籍保护管理工作呈现三大转向：从传统的古籍文献视角转向内涵更加丰富的遗产视角、从关注现状的抢救性保护转向面向未来的预防性保护、从静态的单向简单管理转向动态的双向互动治理，分别代表古籍保护管理的遗产理念、预防理念和治理理念。三大理念均指向“关系”，即归属关系、发展关系和关系互动。古籍保护管理及其研究，不再仅聚焦于保护的对象和技术，而是将保护视作一种社会实践③，对这一社会实践的场域和惯习（关系束）加以关注。场域由附着于某种权利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而惯习则由以知觉、评判和行动的各种身心图式的形式，积淀于个人身体内的一系列历史的关系所构成④。中华古籍保护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实践，这一重要实践，以中华古籍活化为目标，立足于全新场域、催生全新范畴、探索出全新策略。
古籍保护与活化的全新场域。聚焦政策文本中有关古籍及文献保护实践的目的和功能相关表述，可以建构并观察古籍保护实践的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是相关政策集中指涉的实践目的和功能。其中，文化遗产的继承、保护、弘扬和利用，具体指向古籍及文献保护的上位概念，即文化遗产保护范畴，是领域内部的直接目的和功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以及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则蕴含更为重大的意义。古籍保护实践在进入21世纪之后发生场域位移，即从原来的文化遗产保护场域逐渐延伸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场域。
古籍保护与活化的全新范畴。在西方比尼亚斯保护类型学中⑤，修复、直接保存、预防性保存（环境性保存）是主要的保护方式，因为它们对保护对象的保护产生实际作用；而信息性保存只是保存保护对象的一部分信息，处于边缘位置。这一类型学适用于传统意义上的古籍保护。而当活化成为一种目标，随着古籍保护实践的场域延伸，保护实践措施日益多样，超越了西方经典保护理论和当代保护理论的核心范畴。基于这些中国原创实践，一个突破西方比尼亚斯保护类型学的全新保护类型学框架得以构建：在原有的修复、直接保存、环境性保存、信息性保存之外，新增文化性保存和学科性保存两个新的类目；原有的环境性保存和信息性保存，以及新增的文化性保存三个类目下，具体措施可以作进一步的子类划分，环境性保存涉及收藏环境、制度环境和科技环境，信息性保存涉及信息整理、信息利用和信息共享，文化性保存涉及文化象征、文化服务和文化发展。与之前的古籍保护措施指向古籍本身相比，新措施更多地指向古籍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保护走向活化。例如，通过整理出版、研究出版、期刊报纸发行、知识服务平台建设等途径，实现对古籍的信息性保存；通过普及出版、展陈策划、文化推广活动、文化节目制作、影视作品创作、文娱产品开发、国际交流等途径，实现对古籍的文化性保存；通过在职培训、学历教育、教材出版等途径，实现对古籍的学科性保存。
古籍保护与活化的全新策略。场域位移的背景下，围绕古籍这一保护对象的保护行动圈不断拓展，行动策略不断创新。一是环境性保存的关注重点转向。在当代保护理论中，环境性保存指向那些不直接作用于保护对象的措施，如温湿度控制、光照控制、改变存放位置或容器、减少公众参观等，主要是对保护对象所处环境施加作用。而在新的类型学框架下，这一类型保存所关注的环境，从与保护对象直接关联的收藏环境，拓展至与保护对象间接关联的制度环境，进而拓展至与保护对象的收藏环境和制度环境间接关联的科技环境。在此过程中，管理策略和科技策略日益受到重视。二是信息性保存的本质特征指向。在当代保护理论中，信息性保存是指借助各类信息技术保存保护对象的某方面信息，生产可以让观众进行虚拟体验的“记录”，这一界定指向信息整理和信息利用；而在新的类型学框架下，除了上述两个子类，更多的措施指向信息共享，共享性正是信息作为一种资源，与物质、能源的本质区别。古籍作为“全人类共同的财富”，通过对其进行信息性保存，整理和积累更完整可共享的信息资源，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本保障。三是文化性保存的基本功能强化。强化文化功能，是古籍保护实践拓展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场域的必然要求。其中，文化象征子类是由上及下的视野中相对传统的文化功能体现；文化服务子类则是由下及上的视野中，正视文化权益、重视文化治理的现代文化功能表达；文化发展子类则是在文化功能之外，对于文化体制机制的观照。四是学科性保存的持续发展保障。促进古籍保护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建立科学有效的古籍保护长效机制，是确保中国古籍保护事业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是古籍保护规范化和科学化的重要路径。
古籍及文献遗产保护的国际对话
对本世纪前25年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性梳理，可以观察到，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正在经历一场范式变化。这一变化，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从相对封闭、单一、静态、以物质为中心的经典范式，向开放、丰富、动态、以人为本、强调过程与关系的当代范式转变。传统保护范式高度关注遗产物质载体及其历史与艺术价值，而新范式更强调文化遗产与人、与当代社会的关联。无论是将遗产保护融入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可持续保护”理念，还是旨在满足现代社会多种需求的“功能性保护”理念，都体现遗产服务于人的重要思想。社会认知层面，公众参与意识的增强和对遗产情感、教育等多维价值的认同，进一步确立社区和公众在遗产保护中的重要地位，保护目标从单纯“保存过去”演变为“为当代和未来社会创造价值”。这一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价值转向，与“活化”的目标一致。因此，“活化”不仅是中华古籍保护的时代命题，而且指向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正在发生的范式转变。
行动理念的呼应。理念是对特定领域基本价值观、原则及愿景的抽象化表达。21世纪以来，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相继出现许多新兴行动理念。其中，可持续保护、创造性保护和功能性保护三种理念，与中华古籍活化形成深度呼应。
可持续保护理念源于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主张以不削弱社会、经济、环境进程的方式保护文化遗产，其理论框架涵盖经济效率、生态承载、社会包容和文化传承四个维度。这一理念与我国所倡导的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高度契合。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蕴含整体性、关联性的东方哲学思想，强调建立文化遗产相互间的价值关联、形成系统性的价值提炼，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国际可持续保护理念的深化与超越。古籍活化立足古籍保护，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借助数智技术与社会力量实现系统性保护，挖掘古籍所承载的精神内核与文明意蕴，是可持续保护理念的本土化落地形态。
创造性保护理念主张在文化遗产实体无法或不宜恢复原状的情况下，通过创造性的新设计为受损遗产赋予新的功能和文化意义，使其重新融入当代生活。这一理念认为，遗产的生命力在于其持续的“使用”和“意义生成”，鼓励通过装置、展览、表演或物品等创意形式建立新的意义。这一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内在契合性。例如，《典籍里的中国》以戏剧表演方式，让《尚书》《天工开物》等典籍中的人物“穿越”古今对话；河南卫视“中国节日”系列通过舞蹈节目《唐宫夜宴》《洛神水赋》，激活《簪花仕女图》《洛神赋图》等典籍图像中的文化记忆；故宫博物院、国家图书馆联合开发的古籍文创产品，将《永乐大典》《赵城金藏》等珍稀古籍中的纹样、文字、装帧元素转化为面向当代生活的文化产品，无不展现出创造性保护理念在中华古籍活化中的实践活力。
功能性保护理念源于对将遗产视为纯粹“纪念物”的“古典”或“浪漫主义”保护观念的扬弃，主张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在于艺术与历史价值，而且在于其满足现代社会多种需求的现实功能。这一理念将文化遗产保护阐释为当代人作为创造者和捐助者赋予遗产价值和功能的过程。中华古籍活化的核心要义，正是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古籍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在当代焕发生机。无论是“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出版工程对古籍精华的当代诠释，还是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的知识普惠实践，抑或是各大博物馆、图书馆围绕古籍开展的研学教育、文化体验、国际传播活动，都体现古籍从“束之高阁”走向“服务当代”的功能性转向。
实践模式的契合。实践模式是理念的具体表现形式。随着新兴行动理念的出现，实践模式呈现出明显变化，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形成的数字化保护、参与式保护和跨学科保护等代表性实践模式，与中华古籍活化的现实路径形成多维契合。
数字化保护是指通过数字技术对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分析、修复、信息存储和展示传播。21世纪以来，国际数字化保护实践从早期的三维建模、X射线断层扫描等技术可行性探索，逐步走向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深度介入的“沉浸式体验”阶段，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在修复学校代表性雕塑时利用AR技术创建3D数字模型替代缺失纪念碑、基于卷积神经网络分析壁画劣化程度等案例都是其中代表。中华古籍数字化保护起步早、覆盖广、成效显著。“中华古籍资源库”持续扩容，国家图书馆牵头建设的“中华寻根网”“数字方志”“中华经典古籍库”等平台体系不断完善；“汉典重光”项目运用人工智能古籍OCR识别技术，将海外回归的珍贵古籍批量数字化并向全球开放；“识典古籍”等智能古籍阅读平台引入大语言模型支持自动标点、词义解释、白话翻译，显著降低古籍阅读门槛；敦煌研究院“数字敦煌”项目则通过高精度图像采集、虚拟现实漫游，让莫高窟壁画和藏经洞文献以数字形态走向世界。数字化保护既是中华古籍保护的技术路径，又是中华古籍活化的传播路径。
参与式保护强调学术机构、行政部门、专家学者和公众等多方主体在文化遗产保护决策中的话语权。夏威夷卡美哈美哈一世国王雕塑修复中以公众持续讨论、反馈和干预等形式提供保护决策信息，一些地区以在线形式与国际专家交流并吸引当地社区成为遗址守护者等都是其中典范。中华古籍活化在参与式保护方面同样积累丰富经验。“中华古籍保护文化志愿服务行动”组织高校师生深入基层文博机构，参与古籍普查、整理、信息著录、审校等工作；“我与中华古籍”创客大赛吸引海内外公众以不同视角记录和讲述古籍故事；古籍修复技艺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通过传承人收徒、社会培训、公开展示等方式实现技艺活态传承；以B站、小红书等平台为代表的数字社群中，年轻一代通过国风内容创作自发参与古籍知识的传播与再创造，构建起涵盖政府、学术机构、文博单位、社会组织、公众个人的多方协同活化网络。
跨学科保护是指多学科方法在遗产保护中的系统性融合。文化遗产保护的复杂性要求工作者超越单一学科局限，整合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等传统学科和物理、生物、化学等硬科学，以及社会学、符号学、人类学等软科学的专业知识。结合地质学和微生物学研究方法对纪念碑石材构成进行分析、结合多学科方法对内尔哈洞穴岩画进行系统保护、以3D扫描和增强现实技术建设戏剧木偶艺术保护项目等，都是国际跨学科保护的代表性案例。中华古籍作为承载中华文明的复合型遗产，其活化要求跨学科知识体系的支撑。近年来，国内一些高校建制化推进古籍保护跨学科研究，将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等传统学科与化学、生物、材料学、信息技术、管理学相融合；“古籍智能”研究将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深度学习应用于古籍整理研究，推动古籍知识从“静态保存”走向“智能服务”。跨学科保护既是中华古籍活化的方法论基础，又是相关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
古籍保护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支撑
中华古籍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加强古籍保护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是传承文化基因、守护文明根脉的基础性工程。近年来，教育部会同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引导高校在包括古籍保护在内的文化遗产领域学科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方面开展一系列探索实践，取得积极成效。相关学科具有鲜明的领域专门属性和学科交叉特征，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则呈现特色化、小规模、高成本、长周期、难量化等特点，这些特性决定了古籍保护相关学科专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高成本低产出与制度性激励不足的双重制约，使得此类“小而特”学科专业在资源配置中不占优势；单一学科导向的制度体系难以有效转化外部支持，跨学科协同创新的运营困境较为突出；人才供需失衡且学科知识体系滞后于领域范式演进的适配难题，既存在高端复合型人才紧缺、一线实操人才断层的问题，又面临课程设置与文物科技创新、遗产活化利用等现实需求脱节的困境。“十五五”时期，需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变革与范式演进的时代背景下，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目标，构建一条既遵循高等教育普遍规律、又契合古籍保护内在机理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路径。
以活化为引领，重构学科理论体系与知识框架。活化作为一种方向，要求古籍保护学科理论体系的重构。需将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纳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框架下，以本土原创实践为根基，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跨学科特色与体系独立性为要求，以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为方向。国际视野是彰显中国特色的重要前提，需紧跟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从“专家主导”到“多方共治”、从“追求永恒”到“管理变化”、从“静态真实”到“动态完整”的四大转向。融通中外资源，深化三大理论建构：聚焦“人”的核心地位，融入多维价值视角，强化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和情感联结；思辨遗产活化、数字化转化等场景中保护伦理的适用性和边界；对“真实性”“完整性”等重要概念进行当代阐释，构建一个动态的、整体的、与中华文化语境相契合的认知框架，形成更具包容性和时代性的学科理论内核。
以活化为驱动，革新人才培养知识结构与课程体系。活化作为一种方向，对古籍保护相关学科和专业的人才培养知识体系及课程体系的重构提出要求。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求“从多个学科领域和全过程综合考虑”，面对古籍活化场景下“跨学科”“参与式”“数字化”等新兴实践模式，课程体系需实现三个维度的革新：打破学科壁垒，在文献学、版本学、目录学、图书馆学、档案学等主导学科的基础知识结构之上，融入物理、生物、化学等硬科学和管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软科学的相关知识，系统增设数字遗产管理、智能技术应用、数据伦理、版本控制等前沿内容；强化实践导向，构建“仿真实验—古籍实操—在地实践—校外实习”系统化实践体系，培养学生项目策划、风险管理、公众参与和社群沟通的能力，使其能够胜任在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古籍和文献遗产保护机构，以及在社区中与不同背景的民众、学者、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协同工作的角色；强化创新创造能力培养，引导学生在真实场景中运用所学知识开展古籍内容的整理研究、知识服务、文化传播、产品开发，将活化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素养。
以活化为纽带，构建多方协同育人机制与运营生态。活化作为一种方向，意味着古籍保护学科建设需突破单一学科、单一机构的边界，构建多方协同的育人共同体。针对“小规模、高成本”痛点，需推广跨学科跨院系、高校与行业联合培养模式，构建多方主体协同的“古籍人才培养共同体”。建立理事会等统筹机制，将利益相关方纳入治理体系，实现资源共享、成本共担、优势互补。教育部设立的“古文献整理与古籍保护”等相关联合培养项目、国家图书馆与多所高校共建的古籍保护学院、文化和旅游部支持的古籍修复人才师承制培养等，都是这一机制的有益探索。同时，推动设立“古籍保护人才培养专项基金”，整合财政拨款、企业捐赠、社会资助等资源，重点支持实践基地、高端设备与师资培训建设；推动古籍活化场景下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高校与文博机构、科技企业、文化创意机构共建联合实验室、共同开展项目研究、共同培养应用型人才，为古籍活化和学科可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运营保障。
实践拓展、范式对话、学科支撑三者相互支撑、协同推进，共同构筑新时代中华古籍活化完整体系，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新征程上，让卷帙浩繁的古籍所承载的中华文明活起来、传下去、走出去，同世界各国人民孕育的多彩文明交相辉映，为人类发展提供正确精神指引和充沛精神动力，这既是新时代中国学人的使命担当，又是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籍保护学科建设与理论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9ZDA344）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②陈樱：《系统性保护创新性传承——图书馆界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国文化遗产》，2026年第3期。
③《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1页。
④[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著，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7页。
⑤[西]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著，张鹏、张怡欣、吴霄婧译：《当代保护理论》，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22页。
责编/银冰瑶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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