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智能技术对社会结构、个体关系和生活方式的深度重塑，催生出独特的数智时代社会心态。人工智能在让生活和工作“轻量化”的同时，显示出高能但非万能的特性。数智时代社会心态呈现接受与焦虑并存，能力信任高于关系信任，人类渴望通过保持“人机界限”捍卫自身意义感等特征。当前，发展是破解焦虑的主要方式。将人工智能素养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包容性、可持续的数智社会生态才能弥合“智能鸿沟”。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的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关键词】数智时代 社会心态 特征 内涵 适应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随着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正大踏步迈入数智时代。人们对技术所秉持的态度，不仅关乎个体心理状态，而且应该被理解为嵌入社会、文化结构的社会心态。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①，是个体在与社会互动中，基于自身与社会的关系所形成总体判断而产生。大众对数智技术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将成为稳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社会心态基础。
对人与机器、社会关系的基本判断构成数智时代社会心态的底色
人工智能分为强人工智能和弱人工智能。迄今为止大家熟悉的各种人工智能系统，都只实现特定或专用的人类智能，属于弱人工智能系统。②
数智技术改变着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在个体与社会关系方面，数智时代的到来，极大拓展社会连接的边界，促进信息共享，同时导致社会连接对数字技术的依赖。人工智能不只是“数字化的延伸”，其不仅改变效率逻辑，而且重塑规则生成机制，对社会复杂性作出实时反馈与适应性调整，开启人机协同的共治新图景。③这些因素，正在重构数智社会的心态秩序，形成不同于工业社会的独特社会风貌。
当前，智能技术逐步取代部分人工，加剧人们对未来劳动机会减少的忧虑。此外，技术进步带来社会安全、伦理风险等社会治理新问题。技术的迭代为社会提供一个阈值极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空间，其前沿领域早已超越现有规则的约束范围④。人类对技术的信任危机，容易引发道德责任主体界定争议，而数字技术对人的解析与重构，则会加剧社会失范⑤，引发新的不平等。
依据中国社会心态调查（2024）数据，可以从人与机器、社会关系入手管窥数智时代社会心态的基本特征和具体表现。2024年10月至2025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心态研究中心组织实施中国社会心态调查（2024）。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调查在全国31个省区市进行人口比例抽样法（PPS）抽样，抽取109个县（市、区）的500个城镇社区，对其中在现地址居住6个月及以上、18-70周岁居民进行抽样调查。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0294份，其中男性占43.1%，女性占56.9%，平均年龄42.35±12.87岁。从抽样结果可以看出，不同群体面对人工智能时，会产生差异化的社会心态。因年龄、受教育程度与主观社会阶层不同，这种差异更加明显。其中，主观社会阶层指，受访者综合考量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等因素选择自身所处等级，依据得分由低到高，被划分为低主观社会阶层、中主观社会阶层、高主观社会阶层。选择这三个分类标准探索不同群体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态度，有助于更全面、系统地理解数智时代社会心态。
数智时代社会心态的基本特征
欲纳还忧：接受与焦虑并存
接受与焦虑并存，是数智时代社会心态的基本特征之一。
公众较认可人工智能的辅助价值，在1至7分的评估量表中（下同），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技术能提供便利，并节省时间及成本，提高完成任务的效率与准确性，但较不认可人工智能的决策性价值，认为人工智能能够帮助解决复杂问题，但提升决策过程的评定值较低。在肯定技术的同时，大众也不无忧虑。
当前，受访者的人工智能焦虑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技术的风险担忧。具体表现为，担心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人工智能会取代人的工作导致失业，少数人对人工智能的垄断控制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表示担忧。另一方面是对自身跟不上技术发展的能力焦虑（具体均值如图1所示）。50.6%的受访者认为，其所处行业在未来二十年内将面临人工智能威胁，担心技术更新过快、难以学习掌握。
大众对人工智能的价值认可度和焦虑水平，受年龄、受教育程度和主观社会阶层的显著影响。相较35岁以下群体，35岁及以上群体对人工智能辅助价值的认可度更高，但其技术风险意识与焦虑水平亦更为强烈。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受访者，对人工智能辅助性与决策性价值的认可度，显著高于本科以下群体，且其技术风险意识与焦虑水平相对较低。中主观社会阶层较之于低主观社会阶层的大众，更认可人工智能的辅助性、决策性价值，技术风险意识和技术焦虑水平更低，高主观社会阶层对人工智能的决策性价值认可度最高，同时其技术焦虑水平亦最高。
信任考量：能力信任高于关系信任
大众对人工智能的信任，主要表现为能力信任与关系信任。受访者对人工智能的能力信任在中等偏上水平，认可“人工智能很有能力”“人工智能能可靠完成任务”，即便人工智能系统偶有错误，人们仍然倾向于愿意继续相信它。（大众对人工智能信任考量的具体均值如图1所示）受访者对人工智能的关系信任在中等偏下水平，认为当前人工智能能维护人类安全并忠诚于人类、能坚守并践行人类核心价值观的均值，均低于能力信任水平，显示出关系信任不足。
在对人工智能的能力与关系信任上，不同年龄群体无显著差异，但不同受教育程度与主观社会阶层群体中却存在显著差异。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大众，对人工智能的能力信任和关系信任程度显著高于本科以下学历群体。低、中与高主观社会阶层的大众，对人工智能的能力信任逐级递增，中、高主观社会阶层的大众，对人工智能的关系信任显著高于低主观社会阶层。
人机界限：维护人类的意义感
当人工智能开始取代人们赖以获取身份认同和意义感的日常活动时，其不仅对个人的独特价值构成威胁，也可能导致其整体幸福感的下降。
类人特性中最为重要的维度，是思考与决策能力、情感和意识能力。受访者对人工智能的思考与决策能力、情感与意识能力，依然持审慎或否定态度。如图2所示，就思考与决策而言，受访者认为人工智能具备分析思考能力的均值仅在中间值4左右，对其自我控制与自主决策能力的评分更低。就情感与意识能力而言，受访者对人工智能的感知能力、人工智能拥有自身动机、具备自我意识、体验情感等深层属性的评分均低于中间值4，反映出公众对人工智能类人性仍持保留态度。尽管人工智能尚未完全具备类人情感或意识，近一半（48.4%）的受访者仍担忧人工智能终将达到与人类同等的意识水平（均值为4.59），46.3%的人焦虑人工智能会挑战人类在社会与认知领域的主导地位（均值为4.57）。这种矛盾心态，既反映人们对人工智能潜在威胁的集体焦虑，又显示人类渴望通过保持“人机界限”捍卫自身意义感的深层需求。
与35岁以下的群体相比，35岁及以上群体对人工智能的思考与决策能力、情感与意识能力，持更加否定态度。与本科以下学历人群相比，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大众，对人工智能的思考与决策能力持更为肯定的态度，同时对人工智能威胁人类主体性的担忧程度也较低。不同学历人群对人工智能的情感与意识能力的评价无显著差异。中、高主观社会阶层的大众对人工智能思考与决策能力的认可，显著高于低主观社会阶层，中主观社会阶层更认可人工智能的情感与意识能力，更不认可人工智能会对人类产生主体性威胁。
人工智能素养提升：数智社会的有效适应方式
当前，社会的总体人工智能素养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有较大提升空间。人们在人工智能道德行为方面的自我规范评分较高（均值为5.05），对智能与非智能设备的识别能力评分较稳定（均值为4.71），但在人工智能工具选择（均值为4.44）与实际工作中熟练运用人工智能（均值为4.31）两个方面评分偏低，仅维持在中等偏上水平。应用能力不足或与大众人工智能接触度相关。进一步分析发现，接触人工智能产品越多的个体，人工智能素养水平越高。进而，较高的人工智能素养又会显著提升其对人工智能产品的接受度。
与35岁以下群体相比，35岁及以上的大众相对更少接触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素养和对人工智能产品接受度也相对更低。与本科以下学历相比，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大众相对更常接触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素养和对人工智能产品接受度相对更高。与低主观社会阶层相比，高主观社会阶层的大众相对更常接触人工智能，中、高主观社会阶层的大众人工智能接受度相对更高，低、中和高主观社会阶层的大众人工智能接受度逐级递增。
数智时代社会心态的实质内涵及适应机制
从表层来看，数智时代社会心态，体现的是人与技术的关系，公众对人工智能的态度呈现出“工具理性”与“人文警惕”并存的特征。在工具理性的技术层面，个体总体呈现出较为正向的认知与态度。公众普遍认可人工智能的辅助价值，对其在日常任务中的表现持信任态度，同时对自身能力难以跟上技术发展速度感到焦虑。在人与技术的关系认知上，大众普遍持谨慎态度：既担忧技术可能带来的信息泄露、失业和失控风险，又对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关系缺乏足够信任。对于人工智能的类人特性，多数人持否定看法，认为其决策价值有限，并不认为人工智能具备真正的思考决策、情感体验或意识觉醒等能力。对类人性的否认既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用以缓解认知冲突，又体现出维护人类主体性地位的集体心理倾向。这种矛盾心理，实则是个体在维持主体性地位与应对技术快速发展的张力之间所采取的调节策略。
从更深层次来看，数智时代社会心态，不仅体现个体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折射出个体与社会之间的结构性关联，本质上反映人们适应现代社会的能力。投射到社会治理层面，便是人们希冀借此提升对未来社会的掌控感。这种掌控感深刻影响着人们心态，掌控感越强的群体，如青年人、高学历者、高主观社会阶层个体，社会心态更积极。
在数智化进程中，不同群体逐渐形成差异化的应对策略与心理倾向。低掌控感群体，更倾向于采取防御性的“回避—否认”策略，他们通过在心理上否认人工智能的能力和类人特征，来缓解技术进步带来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在具体行为上，这一群体往往不愿主动接触和使用人工智能产品，人工智能素养水平较低。同时，高掌控感群体则更倾向于采取“趋近—适应”策略。他们更积极接纳人工智能各方面的功能，将适应技术作为缓解焦虑的路径。这类群体强调尊重技术的同时，加强对技术的监管，在行为倾向上，更愿意尝试和使用人工智能相关产品，且具备更高的人工智能素养。
数智时代社会心态的差异，可能在无形中加剧社会内部的群体分化。全面提升公众人工智能素养，或将成为缓解智能时代社会分化的关键举措。当前，个体人工智能素养普遍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伦理判断与基本识别方面尚可，但在技能掌握、工具选择及应用效率方面仍有待提高，提升人工智能素养，不仅是提升个体应对能力的具体路径，更是避免加剧社会分化的有力举措。将人工智能素养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包容性、可持续的数智社会生态，从而弥合“智能鸿沟”。
在与技术的长期互动中，人们逐渐提升对新兴技术的接受程度与适应能力，并内化为一种稳定的心理习惯和接受新技术的良好心理结构。这将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供稳定的心态支撑。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智社会心态研究”（项目编号：24ASH005）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杨宜音：《个体与宏观社会的心理关系：社会心态概念的界定》，《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4期。
②高文、黄铁军：《从信息社会迈向智能社会》，《人民日报》，2020年2月18日。
③徐林：《人工智能赋能社会治理的演进历程与前景展望》，《国家治理》，2025年第24期。
④邱泽奇、张樹沁等：《从数字鸿沟到红利差异——互联网资本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0期。
⑤谢新水：《数字技术对人的解析:社会功能与社会失范》，《浙江学刊》，2021年第3期。
责编/陈楠 美编/陈媛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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