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数字游民社区发展呈现鲜明本土特色，其演进轨迹与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等国家战略深度互动，成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型城乡关系、劳动形态和社区样貌的重要样本。中国数字游民社区的发展在时间演进、空间分布、城乡区位、社区类型、规模结构等方面呈现多维度的阶段性特征。整体而言，数字游民社区在时间维度上经历了从自发萌芽到规模化发展的快速跃迁，在地理布局上形成东部集聚、乡村主导的非均衡格局，在功能定位上逐步走向多样分化，在规模结构上以中小型社区为主体，这些特点构成当前中国数字游民社区发展的基本图景。
【关键词】数字游牧 数字游民 数字游民社区 乡村全面振兴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数字游民社区是由数字游民自发形成的，集工作、生活与社交功能于一体的属地化空间。数字游民，指的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远程工作，追求自由、灵活和自主的生活方式的人群。他们不受传统工作地点的限制，通常从事有创造性和趣味性的工作，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移动，致力于在流动中实现工作与生活的动态平衡①。随着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及协同办公工具的普及，特别是近年来远程办公模式的全球兴起，数字游牧已从一种边缘现象，演变为一种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中国数字游民社区发展呈现鲜明本土特色。与西方以个人旅居和分散居住为主的数字游牧方式不同，中国的数字游民社区展现出更强的组织化、在地化与集群化趋势。更重要的是，这些社区的演进轨迹与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等国家战略深度互动，成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型城乡关系、劳动形态和社区样貌的重要样本。本报告旨在系统梳理、分析和考察中国数字游民社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②，揭示其所面临的内在矛盾与外部挑战，并探索构建可持续、包容性、共生型社区的治理进路。
数字游民社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中国数字游民社区的发展在时间演进、空间分布、城乡区位、社区类型、规模结构等方面呈现多维度的阶段性特征。
时间演进：从自发萌芽到规模化涌现。中国数字游民社区的发展历程虽短，但阶段性特征鲜明，大致可划分为“萌芽期”和“成长期”两个阶段。
萌芽期（2017—2020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共享经济理念的兴起，北京、上海、杭州等一线城市周边开始出现由自由职业者自发形成的聚集点。这些早期的“社区雏形”使数字游民概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然而，受到基础设施、市场认知和政策环境等条件的限制，此阶段社区总量增长缓慢，且主要集中于浙江、云南等旅居优势明显的省份。2020年，新冠疫情的暴发使远程工作加速普及，为数字游民社区的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成长期（2021年至今）。2021年11月，中国首个数字游民社区——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正式投入运营，迅速引发公众广泛关注并得到数字游民群体青睐，推动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社区的批量涌现。据统计，2021至2025年，全国数字游民社区数量呈现爆发式增长，年均增长率远超同期共享办公行业的平均水平（如图1所示）。截至2025年12月31日，中国数字游民社区总数达到77家，其中仅2025年就新增33家。
值得注意的是，从2023年开始，数字游民社区的发展呈现出格局基本定型、类型分化清晰、头部效应初显等新特征。空间布局上，“浙江领跑、多省跟进”的态势得以巩固；功能类型上，各类社区的用户画像与定位更加明确；运营模式上，部分头部社区开始探索连锁化、网络化布局。整体而言，中国数字游民社区在短短数年内实现从自发涌现的边缘现象，向组织化发展的主流业态的跃迁，是政策支持、市场需求与模式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空间分布：东部集聚与区域非均衡格局。从空间维度考察，中国数字游民社区的地理分布呈现出显著的非均衡性，表现为“东多西少”的总体格局。具体来说，东部沿海省份和部分中南部省份是社区的主要集聚区。其中，浙江省凭借数字经济的先发优势和丰富的乡村生态资源，成为全国数字游民社区数量最多的省份，占比接近五分之一。安徽、海南紧随其后，分别依靠其深厚的文旅底蕴、独特的气候及政策优势，吸引大量社区落地。山东、广东、福建等省份也形成初具规模的社区集群（中国各省级行政区数字游民社区的数量、排名与占比，如图2所示）。
相较于东部地区的蓬勃发展，西部地区数字游民社区的数量明显偏少。尽管四川、云南、陕西等省份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与文化资源，且已形成如大理等数字游民自发聚集地，但在组织化、规模化的社区建设方面仍相对滞后。西藏、青海、新疆三省区则尚处于起步甚至空白阶段。这种空间分布上的不均衡，一方面表明数字游民社区对产业基础、市场辐射和数字基础设施有较高的依赖；另一方面反映出西部地区在吸引新型人才和培育数字业态方面存在结构性挑战。这也是未来政策制定与资源配置中需要重点关注的议题。
城乡区位：“城市人才—乡村空间”的新型资源配置模式。在城乡区位的选择上，中国数字游民社区呈现出鲜明的“下乡”趋势。统计分析显示，超过三分之二（52个，约占67.5%）的数字游民社区选择落地于乡村地区，远高于城乡结合部（13个，约占16.9%）和城市地区（12个，约占15.6%）。这种选址偏好表明，乡村已成为数字游民社区发展的主要阵地。
上述现象与数字游民群体的主要诉求高度契合。他们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常常是为了远离城市的拥挤与喧嚣，寻求更贴近自然的环境、更低的生活成本以及更强烈的社群归属感，而这些需求在乡村环境中更容易获得满足。在空间再利用方面，乡村地区大量的闲置资产，如废弃校舍、闲置民居、老旧厂房等，通过社区的改造与活化，实现了从“沉睡资源”到“活力空间”的价值跃迁。在人口流动方面，数字游民的“进村”一定程度上逆转长期以来城乡人口单向流动的格局，形成“城市人才—乡村空间”的新型资源配置模式。在城乡关系方面，数字游民社区正在成为连接城乡的重要节点，数字技术与城市生活方式在此与乡村的自然生态和传统文化相遇、碰撞与融合，催生重塑城乡互动关系的新形态。同时，位于城乡结合部的社区作为“过渡带”或“实验区”，发挥着连接城市便利性与乡村空间弹性的重要作用，成为社区布局富有张力的一环。
社区类型：功能导向下的多样分化。随着市场的深化与需求的细分，中国数字游民社区已从早期功能单一的共享办公空间发展出多样化的类型结构。依据社区的重点功能与资源禀赋，大致可将其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城市枢纽型、自然生态型、景区文旅型和产业主题型。
据统计，景区文旅型社区占比最高，达到45.5%（如图3所示）。这类社区通常依托知名旅游景区或文化遗产地，将远程工作与深度文化体验相结合，满足数字游民“工作即旅行”的需求。其优势在于文化资源丰富、生活体验独特，但受旅游淡旺季影响较大。自然生态型社区占比次之，约为28.5%，通常选址于生态环境优越的乡村或山区，以“绿水青山”为主要吸引力，强调与自然的深度连接、慢节奏生活与身心疗愈，是“下乡”趋势的直接体现。城市枢纽型社区占比约为14.3%。这类社区多位于大城市近郊或市区内，依托成熟的商业配套、交通网络与人才储备，为数字游民提供一种“近城不离城”的便利化工作生活方案。其优势在于稳定与便捷，但通常面临成本较高、自然环境有限等约束。产业主题型社区（占比11.7%）围绕特定产业，例如电商、设计、影视、农业科技等形成集聚，强调行业交流、资源对接与产业链协同，具有更强的专业性与目标导向。
上述类型分化表明，中国数字游民社区发展已进入精细化运营阶段。成功的社区往往并非单一模式，而是在核心定位的基础上实现功能的多样化。例如，自然生态型社区同样注重社群建设和工作设施的专业性，而景区文旅型社区也专注于营造稳定的社区氛围。这种“功能混合”的趋势，是对数字游民群体动态、多样需求的积极回应，也对社区的运营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结构规模：中小型为主导，大型为引领。据统计，中小型社区占据主导地位，占比高达88.3%（68个）；大型社区，占比仅为11.7%（9个）。中小型社区之所以成为主流，主要在于：一方面，社区归属感是数字游民社区的主要价值之一，过大规模的社区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淡化和社群文化的减弱，小而美的社群形态更易于维护社区成员之间高质量的互动与连接。另一方面，当前多数社区仍在对其商业模式进行探索与迭代，中小型规模有助于降低初始投资和运营风险，并保持组织的灵活性和快速市场响应能力。然而，规模过小也带来相应挑战，如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的投入产出比较低，以及抗风险能力相对脆弱等。
尽管大型社区数量不多，但它们作为行业发展的“风向标”具有重要示范意义。这些社区通常拥有更强的资本实力、更成熟的运营团队和更清晰的商业模式，能够提供更完善的综合性服务，并逐步形成品牌效应。部分大型社区甚至在探索“总部+卫星站”的连锁布局，通过重点社区的网络辐射作用，推动周边区域形成社区集群。展望未来，随着数字游民群体持续扩大及社区商业模式的成熟，大型社区的数量和占比有望提升，但预计在较长时期内，“中小型为主、大型为引领”的总体格局将保持不变。
目前数字游民社区发展面临的挑战
中国数字游民社区在数量与规模上实现快速增长，但其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多重矛盾与运行困境。从宏观制度到微观运营，相关政策的亟待完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短期热度与长期运营之间的张力，以及同质化竞争与单一盈利模式，共同构成当前数字游民社区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挑战。
系统性政策支持有待完善。尽管部分地区已出台相关政策，从全国范围来看，针对数字游民及其社区的系统性政策支持仍付之阙如。首先，身份认定的制度性空白依然存在。数字游民作为一个新兴群体，在现行户籍、劳动权益、社会保障等政策体系内缺乏明确的界定与归属，导致他们在子女教育、税收缴纳、社会保障等方面面临制度性难题。其次，现有支持政策存在碎片化现象。相关措施往往分散于乡村全面振兴、文旅发展、人才引进等不同政策文件中，缺乏统筹协调，导致政策效力分散，社区获得感有待提升。最后，跨区域协同机制缺失。数字游民的高度流动性特征，要求政策与服务具备跨区域的衔接性。当前各地区在政策标准、数据共享、服务互通等方面存在一些壁垒，无法形成适应数字游民流动特性的无缝服务体系，这种制度环境的“条块分割”与数字游民生活方式的“无边界”状态之间产生结构性矛盾。
区域发展不平衡带来发展落差。数字游民社区“东多西少”的空间分布格局，不仅是当前发展现状的客观反映，更潜藏着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风险。西部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与文化资源，理论上是数字游民社区的理想选址地，但受制于数字基础设施相对薄弱、产业配套不足、市场认知度低及人才储备匮乏等综合因素，其发展步伐明显滞后。以云南为例，尽管大理等地早已是国内外知名的数字游民聚集地，但成规模、有组织的社区数量远不及东部省份，大量数字游民处于松散的“散居”状态，未能形成有效的社群组织和产业带动效应。这种区域发展不平衡可能导致东部地区凭借其先发优势形成“虹吸效应”，进一步集聚人才、资本和创新资源，而西部地区则可能错失由数字游民带来的发展契机，进一步拉大东西部在新型人才流动和数字经济发展中的差距。
短期热度与长期运营之间存在张力。当前超过三分之二的数字游民社区选址在乡村，虽顺应市场需求，但也带来可持续性挑战。首先是乡村基础设施的承载力问题。部分乡村地区在互联网带宽、电力供应、交通和医疗服务等方面尚存短板，难以完全满足数字游民对高效、稳定工作生活环境的基本要求。其次是在选址中存在一种“景观化”或“网红化”倾向。部分社区过度追求风景优美、易于社交媒体传播的“网红”地点，而忽视产业支撑、社区功能与长期发展的内在需求。这种策略或许能在短期内吸引流量，但若缺乏实质性的价值创造，社区易陷入“游客式打卡”循环，难以形成稳定的重点社群。最后是选址与在地产业发展的脱节问题普遍存在。当前，乡村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腹地，而是逐步成为多样化、现代化的产业融合新空间③。若社区仅作为“居住+办公”的物理空间，而未能与周边区域的经济社会体系建立有机联系，便易沦为“飞地”或“孤岛”，其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效果也将大打折扣。
同质化竞争与盈利模式单一。从微观运营层面来看，中国数字游民社区形态与服务内容的同质化趋势日益明显。许多社区在空间设计、功能布局、活动策划上高度相似，“共享办公+咖啡馆+住宿”成为标准配置，缺乏形成差异化定位与重要竞争力的独特文化内核，导致社区之间陷入低水平的价格与流量竞争。另外，当前多数社区主要依赖工位租金与住宿费，收入结构单一且利润空间有限。而社区运营，尤其是高品质的社群维护与活动组织，需要持续投入大量的人力与财力成本。许多社区主要依赖外部资本输血或政府补贴，一旦支持减弱，便可能面临生存危机。此外，兼具空间管理、社群营造、内容策划等多重能力的复合型运营人才稀缺，成为制约社区专业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
推动数字游民社区从规模扩张迈向高质量发展
我国数字经济已突破传统信息制造业范畴，向服务业腹地及产业链核心环节深度下沉与嵌入，成为宏观经济稳增长关键动能之一④。随着数字技术向服务业深度渗透，数字游民社区发展质量关乎数字经济红利的释放效能。针对数字游民社区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难题与瓶颈，亟需从政策支持、区域协同、科学选址、在地融合与运营创新五个维度出发，推动数字游民社区从规模扩张迈向高质量发展。
完善系统性政策支持，优化制度保障环境。数字游民社区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系统、精准的政策支持。首先，需在国家层面推动对数字游民的身份认定，明确在税收、劳动权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地位与保障机制，消除制度性障碍。其次，加强政策的统筹协调。建议建立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多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机制，整合各类专项资金。再次，着力推动跨区域政策协同。针对数字游民的流动性特征，可探索建立“数字游民服务一卡通”或“数字游民走廊”等机制，实现不同地区在公共服务、政策优惠上的互联互通。例如，浙江丽水市莲都区《丽水市支持数字游民旅居共创十条措施》为数字游民行业发展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⑤，塑造了“全国数字游民共创旅居第一友好城市”的标杆形象。同时，安徽黄山等地发起的“长三角数字游民协同发展”探索，通过跨市合作协议与服务一体化平台，探索破解数字游民流动性与政策属地化矛盾的协同治理路径。这些先行先试的探索，为构建全国性的系统化政策支持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构建区域协同机制，推动东西部梯度布局。引导构建“东部引领、中部培育、西部特色”的梯度化协同发展格局。东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其在资本、人才和运营经验方面的优势，专注于打造具有标杆意义的“样板间”，并鼓励头部社区向外输出品牌、标准与管理模式。中部地区可依托其“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文旅资源，培育一批区域性数字游民枢纽。西部地区则应立足于其独特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资源，走“小而美、专而精”的差异化发展道路，避免与东部进行同质化竞争。为促进区域间联动，可探索不同地域社区之间通过品牌授权、运营托管、人才交流、客源共享等方式实现优势互补。例如，自2023年起，由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发起，联合云南大理、贵州黔东南等地尝试进行“社区协作探索”，为此提供了有益的实践。该联盟通过建立“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和“换住计划”，有效促进东部运营经验与西部在地资源的结合，显著提升西部合作社区的入住率与运营水平，成为区域协同发展的生动范例。
强化选址的科学性，建立多维评估体系。社区投资者与运营者需摒弃短视的“网红思维”，建立科学、多维的选址评估体系。该体系应超越单一的自然风光维度，综合考量基础设施、产业生态、社群潜力、政策环境等多个关键因素。在基础设施方面，需对互联网带宽、电力保障、交通及医疗配套等进行硬性指标评估，并制定明确的改善方案。在产业生态方面，应评估社区与周边区域产业的协同发展潜力，避免“产业孤岛”的形成。在实践中，福建武夷山DN数字游民社区的选址过程堪称典范。该社区在前期通过专业评估，精准识别出本地配套的短板，并在建设初期便投入专项资金，针对性完善了网络、医疗等基础设施配套，通过前置性的精准补短，为其后续的高入住率与可持续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促进在地融合共生，构建利益共享机制。打破社区与乡土社会的隔阂，关键在于推动社区从“嵌入者”向“共建者”的角色转变，其核心是构建多层次的利益共享与文化互鉴机制。首先，应建立社区与村集体的深度利益联结。可探索村集体以土地、闲置资产等资源入股社区并参与分红，同时社区应优先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和技能培训，设立“社区反哺基金”，将部分运营收益用于村庄的公共事业。其次，需推动文化的双向融入。社区应主动尊重并学习当地文化，通过举办开放日、乡村市集、联合文化活动等形式，促进数字游民与村民的常态化互动。
例如，浙江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与当地政府、村集体形成多方主体协作的常态化机制。数字游民积极参与当地文旅主题节日文创设计、闲置空间改造、农旅产业升级等工作，并组建专业项目组参与全县乡村建设项目。同时，通过定期举办面向村民的“数字技能工作坊”，帮助村民掌握短视频制作、电商运营等技能，并自发为安吉白茶、竹制品设计文创包装，带动周边200余名村民就业，实现村集体增收超过50万元。这些举措不仅促进地方经济增长，更在文化与情感方面拉近了社区与村庄的距离，实现从“相安无事”到“融合共生”的跨越，为破解乡土融入难题提供了有益探索。
推动运营模式创新，实现专业化升级。首先，确立差异化定位。社区需基于自身资源禀赋，明确价值主张，并在空间设计、功能配置、活动内容上贯彻到底，形成独特的品牌标识。其次，构建多样化盈利模式。在租金收入之外，积极拓展会员服务、知识付费、品牌咨询、内容变现、文创衍生品等多元收入渠道，增强财务稳健性。再次，培育专业化运营团队。加强对兼具空间运营、社群营造、内容策划、品牌传播等多维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与引进。最后，深化社群化运营。社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社群的活力与凝聚力。
安徽黄山与云南大理分别展现了运营创新的两条路径。黄山依托“新故乡人”计划与黑多岛NCC黄山数字游民社区，探索“AIGC+一人公司”创业范式，将人工智能技术整合到个人工作中，发展知识付费业务；数字游民团队与乡村合作，帮助茶农建立客户群并实现营收；承办全国性“黑客松”大赛，高效产出多个创业项目。而大理则依托本地数字游民社区品牌，形成了覆盖古城及周边乡村的旅居网络。以大理NCC社区和瓦猫实验室为代表的去中心化共创实践，采用“持续改造而非一次性投入”的空间运营方式，通过成员自发组织、财务透明、共建共享等机制，极大激发成员的归属感与参与感，形成独特的“大理样本”。这些案例表明，运营模式的持续创新是社区保持生命力的关键。
（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贺子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数字游民新兴群体推动乡村振兴的中介逻辑与实践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5YJA860013）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科研创新项目“作为组织型中介的数字游民：乡村振兴的嵌入路径与耦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SXH3353056）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姚建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数字游民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②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样本的选取范围为中国内地的数字游民社区，暂未涵盖港澳台地区。样本筛选遵循以下标准：首先，名称中须明确包含“数字游民社区”或“数字游民基地”；其次，须有省级以上（含省级）新闻机构的公开报道，或拥有自主运营的自媒体平台（例如微信公众号）。同时满足上述两项条件的样本方纳入统计。此外，本研究的统计截止日期为2025年12月31日，不包括2026年1月1日及以后开始运营的数字游民社区。本报告统计和分析的77家社区截至2025年12月31日均处于正常运营状态，筹建中或已关闭的社区未纳入统计。
③王轶：《数字游民何以选择回流乡村》，《人民论坛》，2025年第20期。
④李三希：《完善数字经济区域联动发展布局》，《国家治理》，2026年第7期。
⑤《丽水发布十条措施支持数字游民旅居创业》，《浙江日报》，2025年12月12日。
责编/李一丹 美编/王梦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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