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成为中国人”（Becoming Chinese）话题在海外社交媒体持续发酵，喝热水、练八段锦、穿拖鞋等日常、中式生活方式成为海外青年新潮流。“成为中国人”并非法律层面的国籍归属变更，而是海外群体在跨文化互动中，对中国文化、生活方式、价值理念的深度认同与自觉践行，是一种具象化的跨文化身份认同表达。这一现象级国际传播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当前国际传播范式变革的真实映照。对“成为中国人”现象的分析，不仅有助于理解当前国际传播生态的结构性变革，也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供了规律性认识。
一、传播主体向多方协同转变
在国际传播格局的变革中，传播主体的构成正经历着从“单一主体主导”向“多方主体协同”的根本性转变。这一变革并非简单的主体数量叠加，而是形成了官方力量与民间社会力量有机融合的传播生态。“成为中国人”就是这一结构性变化的生动体现。该话题起初由华裔女孩朱溪瑞（Sherry）的一条短视频引发，并非官方媒体主动策划。2025年末，朱溪瑞（Sherry）在TikTok上以“确诊通知”的幽默方式向网友宣告：“只要你刷到这个视频，那你就是中国人了。”该视频一夜间播放量破百万，最终在全球社交平台引发超5亿网友参与互动。这种传播机制，不仅催生了现象级的文化共鸣，更促使多样、分散的民间力量成为影响国际舆论的新变量。
数字传播时代，民间力量既搭建了多方主体的互动联结网络，又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在地化转译与圈层化传播，为传播生态注入新的活力。民间力量作为“文化他者”具有天然价值中立性，借助生活化叙事、平民化视角及亲近性表达，打破了媒体传播的壁垒，民间主体能够以更自然、更细腻的方式展现社会文化的多样面貌。同时，民间主体如李子柒等长期扎根于日常交往场景，更容易在平等对话中建立情感联结，增强跨文化理解的可信度与亲和力。因此，民间力量的广泛参与，不仅有利于丰富国际传播的内容供给与叙事形态，也有助于构建更加立体、更具弹性的传播生态，在柔性沟通中提升中华文化的接受度与认同感，为构建多方主体协同的现代国际传播体系提供重要支撑。
当前，国内外留学生群体、海外华人华侨、文化工作者、网络红人等成为国际传播的新兴力量。海外华人及华裔内容创作者是天然的“文化转译者”。文化学派认为，转译不仅是从一种语言转向另一种语言的表达和信息传递过程，更是跨文化交流的重心，强调转译在传播文化、塑造身份、促进理解方面的作用。海外华人华裔穿梭于中外文化之间，既受中华文化影响，也能理解海外受众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主要诉求，在文化传播中，既有利于保持中华文化的准确性，又可确保文化传播的有效性。“洋网红”们通过“China travel”深度体验中国后，以“人在情境中”的叙事方式，通过“第三人”视角为海外观众营造出一种具身性的替代体验。他们以真实生活者与文化体验者的在地身份，成为直观而可信的传播使者，有效塑造了可亲近、有温度的中国形象。
二、传播议题向生活化聚焦
“成为中国人”现象在国际舆论场的兴起，实质是生活化议题成功驱动跨文化认同的结果。从“科目三”“黑神话：悟空”到“China Travel”再到“成为中国人”话题的爆火，均表明当前围绕中国的国际叙事正日益从宏观制度论述转向微观日常生活议题。
随着全球社交媒体的兴起，个体叙事和日常生活议题，越来越成为塑造国际舆论生态的重要载体。一方面，日常生活是型塑个人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场域。国际传播的关键在于树立正面形象，打破意识形态隔阂，实现文化互鉴，而日常生活议题凭借载体轻量化和内容生活化的特点，将中华文明符号浸润于日常场景中，产生即时的情感联结，将宏大的国家话语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生命体验，使抽象的价值理念在衣食住行、人际交往的微观场景中获得自然表达与情感共鸣。在看似平淡的日常叙事中，思想得以跨越文化边界，悄然嵌入他者认知结构，最终完成从“被看见”到“被认同”、从“被讲述”到“被践行”的深层转化。另一方面，对于受众而言，生活在“Z世代”的海外青年正逐渐从追求技术进步与物质积累的“物质现代性”转向注重情感联结、个体体验与精神满足的“审美现代性”，在此认知转向下，传统国际传播中单向度、标签化、景观式的宏大叙事难以充分满足受众群体深度参与、情感共鸣与意义获取的需求。此外，从接受程度来说，在跨文化理解中，生活化议题呈现“从高语境到低语境”的适应性调整，可以将抽象价值理念融入日常生活议题，进而降低文化解码门槛，逐步形成契合西方受众的认知表达，有效减少了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
三、传播媒介向赋权式分配
“成为中国人”现象的兴起，得益于全球传播媒介向赋权式的变革。这一变革赋予了无数个体节点以巨大的传播能量，使得原本可能湮没无闻的微观叙事，得以汇聚成席卷网络的巨浪，最终上升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公众议题。
媒介是信息的承载介质，是信息从信息源传送到信宿之间的物理桥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生产资料与传播媒介实现了平权化，在内容生产、话语生成、议程选择和组织动员等方面实现了权力重构，形成了独特的“众声传播”景观。一是内容生产的转变。大众媒介时代，媒体利用资本与技术的排他性将信息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精英手里。随着互联网及智能手机和云服务的普及，内容生产实现了下移。“成为中国人”等各类国际传播议题，就是普通个体通过文字、视频的切身记录与描述，创作公共话题，并通过社交媒介得以将一手信息推送全球。此外，在规模化的转发、评论、点赞等互动中，共同参与了公共议题的“再生产”。二是个体话语权的强化。社交媒体的普及推动公众个体话语权的崛起，并通过YouTube、TikTok、X（推特）等社交媒介，绕过精英媒介的“信息过滤”机制，直接参与到公共事件的叙事中。这种转型在传播生态中呈现出极具张力的图景，“主流叙事”之外的边缘声音得到了放大，使个体话语权在社会网络中流动。三是议程设置的赋权。在技术赋权的持续影响下，当前国际传播范式出现了议程设置的逆向转型。公众不仅仅是被动接受议程，而是通过社交媒体的反馈机制，倒逼传统媒体关注特定议题，公众在决定传播议题时，拥有实质性的参与分量。四是组织权的下放。媒介平权化赋予了松散的社会群体以快速组织和动员的能力。在平台算法的加持下，形成了以生活化议题为纽带的趣缘聚合效应，加速了“成为中国人”现象的形成。在“热水文化”“中国安全”等生活化议题的吸引下，爱好和想要体验中式生活和中华文化的青年自发聚集，通过高互动率、高情绪密度和强模仿性，主动将社群内的优质内容二次创作、跨平台分享，使中国叙事突破单一社群圈层，进而形成强大的舆论场域或行动联盟。它不仅重构了国际传播生态的运作逻辑，更赋予了个体在数字时代更加平等的表达权和参与权。
四、传播受众向多样化分层
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与群体身份认同的深度驱动，当前国际传播受众正经历从“被同质化”向分层化的转变，形成了基于代际、趣缘及认知图景的数字部落层级。在代际维度上，以“Z世代”为中心的海外受众，在算法逻辑与社交赋能的媒介生态中表现出极强的开放性。由于其社会化过程高度嵌合于平台化生存，他们对传统的中心化权威叙事持有天然的解构倾向。当前，我国国际传播受众正向代际化与去意识形态化演进。“成为中国人”话题的爆火，同样离不开海外“Z世代”受众的觉醒和推波。
在国际传播的当代语境下，受众圈层化是数字技术对传统“大众社会”进行结构性拆解后的必然产物。受众不再是基于物理意义上的聚集，而是基于算法驱动，在趣缘纽带及价值共振下，于数字空间形成的认知同质化的数字社群。“成为中国人”现象的产生，具有鲜明的圈层化特征。从钟情于汉服、仙侠美学的古风圈层，到沉浸于李子柒田园叙事的慢生活圈层，到惊叹于中国现代城市赛博景观的未来生活主义圈层，再到相仿中式生活哲学的行动主义圈层，每一类受众都通过特定的文化编码，在各自的算法分层内完成了对中国文化符号的差异化转译和传播，强化了对“成为中国人”的认同。
五、顺应国际传播范式变革新趋势 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根据以上规律性认识，应着力提升以下四个方面：
1. 强化“社会协同”：构建多方主体立体化传播矩阵
“要培育全球化、市场化、专业化的国际传播主体”，更好地应对碎片化的数字传播环境，必须推动传播主体从“独白”向“合唱”转变。一方面，积极扶持“文化转译者”，建立包括海外华裔、留学生及文化工作者在内的常态化指导与激励机制。指导其以正确价值观为取向，发挥双重文化背景优势，在海外平台进行自主创作和制度化、精准化传播。另一方面，深耕“洋网红”合作生态， 持续推动“China Travel”等沉浸式体验项目，邀请更多具有垂直领域影响力的海外创作者来华。支持其以“第三人”视角记录真实中国，利用其天然的“价值中立性”打破西方媒体的偏见壁垒。此外，青年群体是国际传播的先锋，应创设更多基于社交媒体的互动议题，吸引全球“Z世代”通过二创参与中国叙事，使中国形象在年轻人的互动中实现“去对抗化”重塑。
2. 深化“生活化叙事”：实现宏大主题的微观转化
日常生活是跨越意识形态鸿沟的最优公约数。应通过“轻量化”内容渗透，降低文化折扣。一方面，挖掘生活化议题，针对海外受众对精神满足和个体体验的追求，加大对非遗手作、田园生活、中式美学等“治愈系”内容的产出，将中华文化符号嵌入衣食住行的微观场景，引发受众的深层情感共振。另一方面，实施“低语境”传播策略，减少抽象价值理念的直接灌输，转化为“身边的生命经验”。例如，通过展示“中国深夜安全”“高铁出行便利”等具体生活事实，侧面印证国家治理成就。
3. 优化“赋权式分发”：掌握数字媒介的算法主导权
在媒介权力下移的趋势下，应充分利用平台算法逻辑，提升信息分发的精准度。一方面，建立“众声传播”响应机制，官方媒体应从“内容生产者”向“平台运营者”和“议程引导者”转型。敏锐捕捉社交媒体上的微观火花，及时调动资源进行矩阵式放大，推动边缘声音上升为国际公众议题。另一方面，探索“议程设置”逆向引导，改变自上而下的发布模式，利用大数据和算法监测海外受众的兴趣热点，倒逼传统媒体进行议题跟进。实现从“我们要说什么”向“受众想听什么”的传播逻辑重构。同时，支持“趣缘社群”动员，利用平台算法的聚合效应，在YouTube、TikTok等空间培育针对“热水文化” “古风汉服”等特定议题的兴趣小组。通过高频率互动和组织下放，形成自发的“行动联盟”，增强传播的弹性与韧性。
4.实施“分层化触达”：深耕数字部落的圈层传播
面对受众从同质化向分层化的转变，必须摒弃“一刀切”策略，实行精准滴灌。一方面，实施“一圈一策”传播。针对古风圈、技术极客圈、慢生活圈等不同数字社群，定制差异化的文化编码。为“未来主义圈”提供科技基建叙事，为“审美圈层”提供仙侠文化叙事，确保每一类受众都能在自身的语境下完成对中国符号的转译。另一方面，顺应海外“Z世代”对权威话语的解构倾向，侧重于展现文化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本文系2022年度中央团校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项重大课题“当代青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研究”（项目编号：666180201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梁莹，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朱逸明，中央团校（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