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历经知识奠基、转型觉醒、自主建构三个阶段，已形成多主体、跨学科、服务国家战略的研究格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构建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服务国家战略、打破西方话语霸权、回应实践需求的必然选择，同时面临西方理论路径依赖、学科结构碎片化、知识体系梗阻、人才供给失衡、政学融合不足等多重挑战。大国的区域研究需平衡战略导向与学术自主、破除欧美中心主义偏见、强化跨学科与实践转化，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一个中心、双重目标、三分体系、四股动力”框架，整合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文学等支撑学科，构建“理论根基—学科架构—学术方法—话语体系—资政服务”原创性知识系统，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智库功能协同推进，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自主知识体系 学科建构 理论创新 文明互鉴
【中图分类号】D5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2.002
【作者简介】杨洁勉，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区域国别学、中国外交，主要著作有《中国外交70年：回顾与展望》（主编）、《世界百年变局和全球重塑格局——二战结束80周年的思考和展望》、《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自觉和理论自觉的视角》等。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与学术话语格局面临重塑。区域国别学作为洞察世界、服务外交、支撑国家战略的新兴交叉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成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中国拥有五千多年文明积淀与绵延不绝的域外认知传统，作为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国家，具备建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根基与现实条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界系统回溯区域国别研究发展脉络，汲取世界大国经验教训，明确自主知识体系的内涵、框架与建构路径，以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智库功能协同发力，搭建科学完整的自主知识框架，这既是提升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的内在要求，也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使命。
建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与挑战
中国作为具有5000余年连绵不断文明史的国家，积淀了深厚的区域国别研究历史，需要将此转化为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和实践能力，从而自信、自强，自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积淀和发展脉络。区域国别研究，本质上是一国基于发展需求，对域外知识体系的建构与拓展。[1]中国古代的区域国别认知，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诸侯各国关系与对外交往，历经数千年历史的积淀，始终与国家命运、文明进程紧密相连，形成独特发展脉络。
第一，从先秦至鸦片战争，是中外文明互鉴中的知识奠基时期。这一阶段研究以中华文明为重心，形成“天下观”主导的朴素认知体系，服务于朝贡体系与文明互鉴。早在商周时期，中原王朝已形成“天下观”，将世界划分为“华夏”与“四方”的认知框架。《尚书·禹贡》记载的“九州”观念，体现出早期地理分区意识（司马迁：《史记·夏本纪》）。汉武帝时期张骞“凿空”西域，《史记·大宛列传》等文献确立“正史载域外”的学术传统。玄奘口述、其弟子辩机执笔编撰《大唐西域记》、明代通事马欢编著《瀛涯胜览》等，为后世积累丰富域外知识。明末清初，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西方学说，徐光启与其合译《几何原本》，推动传统研究融入早期全球化视野，为后世区域国别研究奠定文化与实践基础。
第二，从鸦片战争至解放战争，是被动开放中的转型觉醒时期。鸦片战争迫使中国有识之士在痛定思痛中“开眼看世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重心转向“救亡图存”，范式从传统考据向近代学术转型。林则徐主持编译《四洲志》、魏源接受林则徐委托，以《四洲志》为基础完成《海国图志》，确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经世导向，实现认知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的转变。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开始涉及制度层面，日本成为学习西方的中介，严复译介《天演论》为研究注入理论思辨。民国时期，区域国别研究逐渐学科化。1928年，边疆史地研究稳步开展，冯承钧翻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系统引进法国汉学成果。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南联大组建边疆人文研究室，费孝通、陶云逵等人开展东南亚边疆研究，形成“边政学”研究传统。[2]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延安时期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国共产党1941年成立区域国别研究的雏形机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的西方革命史研究室和国际问题研究室等，同时聚集一批包括区域国别在内的国际问题专家，为抗战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智力服务。这一时期积淀的研究方法与培育的专业人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区域研究奠定基础。[3]
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是建制化发展中的自主建构时期。这一时期研究实现从应急性到建制化、从借鉴到自主建构的跨越，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发展的关键阶段。1956年和1960年，中国科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外交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前身）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后更名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分别成立，正式开创新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建制建设。1960年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东欧研究加强。1964年，毛泽东同志批示加强外国问题研究，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牵头成立一批地区研究机构，如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等。这些机构在封闭条件下积累大量基础资料，但研究方法相对单一。与此同时，周恩来同志推动高校设立研究机构，初步构建起系统的组织框架与人才队伍，研究聚焦美苏及周边国家，精准服务外交决策。[4]
1977年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重建国际政治系。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迎来全面转型，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转向服务现代化建设，美国研究、西欧研究、日本研究等西方发达国家研究成为热点。
20世纪90年代，区域国别研究日益专业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组建全面的地区研究所体系；高校区域国别研究中心相继成立，如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1998年成立）。研究领域从政治经济逐步扩展至社会文化，方法论也更加多样。不过，这一时期仍存在“重西方、轻南方”的不平衡现象。
进入21世纪，中国区域研究呈现爆发式增长。2011年，教育部国际司设立“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项目，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4年，教育部共有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453个，形成多主体协同研究的格局。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开始向跨学科融合深化，实践导向凸显，为共建“一带一路”、海外利益保护等提供坚实支撑，同时加速自主体系构建，逐步摆脱西方范式束缚。更具里程碑意义的是，2022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独立设置的一级交叉学科；2024年，区域国别学首批学位点单位正式获教育部批准；2025年4月，区域国别学被教育部列入29种新增本科专业之一。至此，区域国别学本、硕、博三级联动，正式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建构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要义与现实紧迫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夯实国家软实力的战略支撑，也是破解西方话语霸权、精准服务国家发展需求的必然选择，具有深刻的重要性、现实的必要性与突出的紧迫性。
第一，构建该体系是服务国家战略与提升学术自信的关键支撑，具有重大战略价值。作为一级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能为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提供精准国情研判与风险预警，为支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决策筑牢智力根基。同时，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打破西方“知识—话语”霸权，构建立足中国、融通中外的理论范式，通过“主场区域国别研究”重塑域外认知框架，增强中国学术在全球治理中的议程设置能力，让中国学术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第二，摆脱路径依赖与回应实践需求，凸显体系构建的现实必要性。长期以来，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受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影响较深，“中心—边缘”“文明冲突”等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实践与发展中国家的多样性特征，存在明显价值偏差。当前研究还面临碎片化、跨学科协同不足、人才供需错配等问题，难以满足企业出海、海外利益保护等实际需求。建构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正是要破除西方理论路径依赖，统筹学科建设、规范研究方法，由理论重构走向实践创新，为跨境合作提供解决方案。
第三，全球动荡变革与学科发展，亟待以强烈的紧迫性推进体系构建。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美西方长期通过学术话语霸权塑造国际认知，中国若不加快自主知识生产，将在全球治理议题上持续陷入被动。从学科发展看，2022年教育部新增区域国别学一级交叉学科，加之金砖国家、上合组织扩容催生新研究方向，亟需快速形成理论、课程、评价完整体系，破解非通用语种研究力量薄弱、跨学科师资不足等发展短板，否则将可能错失全球治理体系重塑的战略窗口。[5]
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主要困难与挑战。作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需要勇敢面对和有效破解各种现实挑战。
首先，区域国别学科的结构性缺陷，制约自主知识生产的根基构建。其一，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与话语渗透是主要障碍。自20世纪80年代中国区域国别研究恢复以来，大量理论框架、概念工具和研究方法引自西方学术界。例如，在国际关系领域，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西方理论，长期主导着中国学界对国际事务的解读。[6]这种“理论进口”模式虽然在一定阶段促进中国学术发展，但也导致对西方知识的路径依赖，限制中国学者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实践经验构建原创性理论的能力。有中国学者认为，要从去“学术殖民化”的角度认识和批判，指出若仍沿用西方殖民化思维审视和参与世界，必然无法构建起真正自主的知识体系。[7]其二，学科视角的单一化与碎片化，进一步加剧知识局限。传统上，区域国别研究被划分为国际关系、外国语言文学、世界历史等不同学科领域，各学科间缺乏有效对话与整合。这种学科壁垒导致研究视角片面化：国际关系学者可能忽视对象国的历史文化维度；语言文学研究者可能缺乏政治经济分析框架；历史学者可能疏于关注当代发展动态。而且，长期以来，我国区域国别研究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大国轻小国、重政治安全轻社会经济、重文本轻田野”的结构性失衡，知识生产集中于少数热点国家与传统领域，对非通用语国家、次区域及社会文化、经济民生等细分领域的研究覆盖不足。对此，有学者指出，应跨越学科的藩篱，将过去的研究活动进行一种纵横交错、上下贯通的一体化整合，将各种知识与方法重新进行融通、交叉、重组、引申，集成为一个全新的知识体系与理论体系。[8]其三，实践支撑的薄弱性，导致知识与现实存在一定脱节。区域国别研究的本质是实践性学科，田野调查、微观核验等深入域外的实践手段是知识生产的关键路径，但当前我国研究仍存在“空对空”的理论讨论，缺乏扎实的微观实践支撑。[9]
其次，区域国别知识体系存在系统性梗阻。其一，中国区域国别知识体系虽已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的基本框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明确六大研究方向，但在体系化建设进程中，仍存在架构松散、协同不足、机制缺失等系统性问题，制约知识体系的整体效能释放。其二，学科架构的碎片化与同质化问题并存。区域国别学作为典型的交叉学科，其体系构建需依托多学科协同发力，但当前高校间的学科布局既存在同质化竞争，又呈现独立发展、协同不足的碎片化态势，未能实现语言能力、区域认知、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的深度融合。同时，相当数量高校研究方向高度集中于热点区域与传统议题，对冷门区域、新兴领域的差异化布局明显不足，既造成科研资源浪费，又留下诸多研究空白。[10]其三，知识生产与转化的协同机制缺失。完整的知识体系需实现教学、研究、资政的闭环联动，但当前三者间存在明显断层，从而使得知识体系难以形成“实践—研究—应用”的良性循环，知识优势无法转化为战略效能。[11]其四，技术赋能与评价体系的适配性不足。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深度和广度有限，多语种语料库对非通用语国家文本覆盖率低，人工智能模型对区域文化隐喻、宗教禁忌的识别能力不足，技术赋能仍停留在表层，未能融入知识生产的全流程。更为关键的是，学术评价体系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特性未充分适配。资政报告、实践案例、田野调查成果难以获得学术认可，职称评审、项目申报存在实际困难。这种评价导向不仅影响学者开展实践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积极性，更导致知识体系向“重理论、轻实践”“重发表、轻转化”的方向偏移，制约体系的创新活力。[12]
再次，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理念与结构困境。人才作为知识体系建设的主体，其指导思想、学术理念与队伍结构，直接决定体系建设的方向与质量。当前，人才队伍建设面临几处瓶颈。其一，指导思想与学术理念存在偏差。部分学者仍未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学术惯性，在研究中缺乏对中国立场、中国经验的自觉认同与价值坚守，难以从中国实践中提炼原创性理论框架与分析范式。其二，队伍结构呈现多重结构性失衡。从语种结构来看，非通用语国家研究专家占比低；从能力结构来看，兼具区域国别知识与新科技能力的人才稀缺；从梯队结构来看，高校师资多来自传统学科，缺乏一线政策实践与企业出海服务经验，难以培养出“懂语言、通区域、精专业、善实践”的复合型人才。其三，人才培养与实践需求存在一定脱节。当前人才培养体系仍以课堂教学为主，实践教学环节薄弱，田野调查、国际组织实习、企业调研等实战性训练不足，青年学者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较弱。其四，人才流动机制不健全，高校、政府、企业间的人才双向流动渠道不畅，学者缺乏一线实践历练，业界人才难以进入高校参与教学研究，导致人才培养与实践需求形成“两张皮”，难以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提供高质量人才支撑。[13]
又次，政治原理与学术理论融合的多重挑战。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基本政治原理与学术理论的深度融合，是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的本质要求。但当前在融合过程中，面临学思践悟不深、学术自信不足、融合路径不畅等多重挑战，制约知识体系的理论根基构建。
世界主要大国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区域国别学作为关乎国家战略决策、文明交流互鉴的“大国之学”，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直接影响一国对世界的认知能力与国际话语权。中国在推进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进程中，既要立足自身国情与文明根基，也要以开放视野审视世界主要大国的发展实践，真正做到汲取其经验和规避其教训。
英国在殖民遗产主导下的体系构建评估。英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体系根植于其全球殖民扩张的历史进程，是为殖民统治服务而逐步形成的，其知识生产模式、研究范式与学科传统均有着殖民遗产的深刻印记。18世纪启蒙运动推动全球知识的系统收集，为英国区域研究奠定思想基础，而随着殖民版图的扩张，殖民地行政管理的现实需求，成为区域研究体系形成的重要驱动力。东印度公司为实现对殖民地的有效管控，率先建立语言培训学院与研究机构，1800年成立的威廉堡学院专门培养掌握当地语言与文化的殖民官员，客观上推动对南亚、东南亚区域的语言、历史研究。19世纪后，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学术机构逐步介入区域研究，形成融合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的跨学科研究范式，其研究重点聚焦殖民地的社会结构、法律体系与文化特征，根本目的是构建殖民统治的知识支撑。[14]
英国区域国别知识体系建设的经验具有鲜明的时代局限性，但也蕴含部分可借鉴的要素。其一，形成较为完善的跨学科研究框架，将地理学、语言学、社会学等学科方法融入区域研究，尤其是比较历史分析法与地缘政治学说的应用，为区域研究提供丰富视角。其二，构建“学术机构—行政部门”联动机制，研究成果能够快速转化为治理实践，保障知识生产的实用性。其三，殖民扩张客观上带动地图学、语言学的实证研究，积累大量一手区域资料，为后续区域研究提供基础。这些经验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有助于提升英国对殖民地的认知与管控能力，但也因服务于霸权扩张而存在先天缺陷。
更为突出的是，英国的实践留下深刻教训。首先，欧洲中心主义偏见贯穿知识生产全过程，研究始终以英国殖民利益为中心，忽视本土知识体系的价值，将非西方文明置于“被审视”的边缘地位，导致知识体系的片面性与不平等性。可以说，英国对东方区域的研究，本质上是通过知识建构实现权力支配，而非客观认知区域文明，这种“认知霸权”成为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15]其次，殖民遗产导致现代区域研究面临身份认同困境，前殖民地国家的边界划分、法律体系均受殖民时期影响，使得英国区域研究难以摆脱历史局限，无法客观应对后殖民时代的区域复杂问题。再次，学科发展依附于殖民需求，缺乏自主性，当殖民体系瓦解后，区域研究陷入方向迷茫，直至20世纪后期才逐步转向全球化背景下的文明对话研究。[16]
美国在战略、资本与学术驱动下的体系化与异化。美国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战略需求、资本支持与学术创新的三重驱动下，形成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体系化格局，但也暴露出学术异化、价值失衡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全球霸权国家，应对冷战格局、掌控全球秩序的战略需求，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快速发展。1958年美国颁布《国防教育法》，将区域国别学纳入国家战略体系，联邦政府加大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区域研究的资助，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后更名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等一批顶尖机构相继成立，构建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人才培养体系。[17]这一体系的建立，本质上是为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提供智力支撑，使得美国区域研究从起步阶段就带有强烈的战略导向性。
美国区域国别知识体系建设的成功经验值得重点关注。其一，构建“战略—学术—资本”驱动机制，政府通过政策引导明确研究重点，高校与智库负责知识生产，企业与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形成良性循环。其二，学科体系化程度较高，形成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并重的格局，既注重区域基础理论的创新，又强调研究成果对政府决策的支撑作用，其决策资政机制的制度化水平领先全球。美国政界和学术界的“旋转门”机制、发达的智库机构和美国政府与高校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的常态化合作等，使学术成果能够快速转化为政策建议。其三，人才培养模式多样，推行“语言＋专业”的复合型培养路径，注重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培养大批兼具语言能力与专业素养的区域研究人才。其四，学术开放性较强，吸引全球学者参与研究，形成活跃的学术交流氛围，推动研究方法的国际化创新。
美国的实践同样暴露诸多深刻教训。首先是学术研究的政治化与功利化异化，为迎合政府战略需求与资金提供方的利益诉求，部分研究刻意回避客观事实，沦为“政治正确”与资本利益的附庸，导致研究成果的学术公信力受损。例如，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东欧的研究多带有意识形态偏见，难以客观反映区域实际。[18]其次，研究资源分配失衡，过度聚焦大国与战略敏感区域，对中小国家与次区域的研究重视不足，导致知识体系存在“盲区”。再次，理论创新存在局限，关键理论局限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难以解释非西方区域的发展逻辑，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研究存在理论适配性不足的问题。
苏联／俄罗斯体系建设中的意识形态主导与本土化探索。苏联／俄罗斯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经历从意识形态主导，到多学科本土化探索的转型，其发展历程体现国家战略、意识形态与学术自主性的复杂关系。
在苏联时期，区域国别研究以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服务于社会主义阵营建设与意识形态对抗需求，形成以巴朗斯基学派为中心的研究体系。该学派提出的“综合区域分析”范式，强调从自然、经济、社会多要素出发，对区域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分析，融合地理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构建地理依托、学科交叉的研究路径。[19]
苏联／俄罗斯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一，确立学术自主性与国家需求的辩证关系，苏联时期虽以意识形态为导向，但始终重视学术基础研究，巴朗斯基学派的理论创新为区域研究提供独特的非西方范式，对当代俄罗斯乃至全球区域研究仍有重要影响。其二，构建完整的学科教育体系，将区域学纳入高校专业设置，分为俄罗斯区域学与域外区域学，形成从基础教学到应用研究的一体化格局，保障人才供给与学术传承。莫斯科大学与列宁格勒大学的区域学专业，为苏联培养大批区域研究人才，其课程设置至今仍对俄罗斯高校具有参考价值。[20]其三，注重本土理论创新。俄罗斯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积极构建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聚焦区域间关系与全球转型问题，形成兼具本土特色与国际视野的研究方向。其四，强化跨学科融合，将地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深度融合，形成主导学科引领、多学科协同的研究模式。[21]
但是，其教训同样是深刻的。首先，在苏联时期，意识形态过度干预学术研究，导致区域研究存在片面性，对西方区域的研究多带有批判色彩，难以客观认知其发展规律，学术创新受到束缚。其次，苏联解体后，区域研究面临转型困境，传统国情学研究无法适应多极化格局需求，且受财政状况、官僚体系影响，研究资源不足，部分学术机构发展停滞。再次，学科边界模糊，俄罗斯区域学与国际关系、国际研究等学科名称混用、功能重叠，导致研究重点分散，学术评价体系难以统一，影响学科的规范化发展。[22]
印度在后殖民语境下的本土化突围与发展困境。印度作为后殖民国家、新兴大国，其区域国别知识体系在殖民遗产与本土化诉求的张力中逐步发展，既面临摆脱西方话语束缚的挑战，又需要服务好大国战略的使命。
印度的区域研究萌芽于殖民时期，东印度公司推行“东方主义”政策，推动梵语、波斯语等语言研究，威廉堡学院、圣乔治堡学院等机构成为早期区域研究的重要载体，但此时的研究本质上是殖民统治的工具，缺乏民族自主性。[23]
独立后，在尼赫鲁的推动下，印度区域研究逐步摆脱殖民框架，尼赫鲁大学国际研究学院成为重要研究平台，研究重点转向亚洲周边区域与大国关系。印度的探索积累部分本土化经验。其一，坚持去殖民化的知识生产导向，独立后逐步突破东方学话语束缚，强化本土理论创新，试图构建符合印度国情与文明特征的研究范式，注重从印度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学术资源。其二，立足地缘优势聚焦周边区域研究，将“邻国优先”外交政策与区域研究深度结合，形成对南亚、中亚区域的特色研究成果，为外交实践提供智力支撑。其三，传承殖民时期形成的语言研究优势，注重多语言人才培养，为区域研究提供语言基础，这一优势使得印度在南亚区域研究中具备天然的语言便利。
印度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困境依然突出。后殖民国家知识体系构建的关键在于打破西方话语依附，实现本土理论的体系化与创新化。首先，殖民遗产难以彻底摆脱，学术话语、研究方法仍受西方影响较深，本土理论化程度不足，缺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心理论，学科自主性薄弱。其次，学科体系混乱，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国际研究等学科边界模糊、功能重叠，政治议题过度主导研究方向，人文社科的丰富视角被忽视。再次，资源保障不足，受财政状况与官僚体系制约，研究资金投入不稳定，高校与智库的研究能力难以提升，部分深层次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又次，研究成果转化效率低，学术研究与政府决策之间缺乏有效联动机制，难以充分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
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指导思想和方向目标
当前，全球区域国别研究呈现多元发展态势，不同国家基于历史传统、战略需求与学术理念，形成各具特色的知识体系。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和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加速建构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进而推动学科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学术话语权，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贡献学术力量。
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战略意蕴和学术界定。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不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拓展人类认识新领域、开创人类认识新成果，从而推动社会进步，造福人类社会。[24]中国的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正处于新的起点，具有战略意义深远、学科属性新创和学术定义完善等特点。
第一，深远的战略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问题的重要论述，为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顶层思想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5]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作为其重要分支，应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通古今中外资源，立足中国实践、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则是新时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重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强调，“加强区域国别研究”。[26]这意味着中国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仅是中国学术话语自主化的内在需求，更是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战略支撑。
第二，创新的学科属性。作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是以特定国家或区域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多学科方法，研究其政治、经济、文化等综合特征及与中国互动关系的交叉学科。这一界定明确其跨学科属性与中国导向，是构建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的学科基础。
第三，形成学术定义的共识。由于区域国别学在2022年才被确定为一门交叉学科，当前中国学界对其自主知识体系虽有大体的共识，但还需要努力给予科学和前瞻的界定。有学者提出，区域国别学是以服务国家对外合作战略为目标的新兴交叉学科，立足中国实践、突破西方范式、融合交叉学科，通过理论根基、学科架构、学术创新、话语传播、实践支撑的多维协同，构成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架构。[27]在定义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时，需要更加强调中国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科学总结中国的丰富实践、敢于探索学理学术特点，既要破除“西方中心论”，又要与世界共同建设。
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探寻。建设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应当而且可以在已有成效的基础上确立基本框架，构成相对完整的知识生产、价值实现和内外传播闭环机制。
“一个中心”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亦同世界发展方向相结合，确立知识生产的实践本原和理论根基的一致性。
“双重目标”具有深刻哲理和具象任务的综合思考，兼顾个性和共性的辩证关系，回答中国和世界相互需要的时代命题，深刻彰显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战略格局。
“三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构框架。学科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术体系是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互构关系，学术体系的原创性决定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的水平，这对于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政治理论和学术理论融合发展的指导意义。[28]此外，学科体系是知识集合组成的整体结构系统，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下形成的学术成果系统和知识生产的内在机理，话语体系是概念、范畴、表述形成的言语表达系统，是知识传播的价值表达。这将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框架具体化为教育学科的分析范式，知识体系是学科合法性的内在依据，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独立和创新的根本前提，对于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具有方法论的贡献。[29]此外，许多专家学者在各类跨学科领域进行研究，如社会学话语的本土化转换，阐释学术体系是学科与话语体系的基础，新文科背景下的体系重构，以及构建全新学术共同体，等等。[30]
“四股动力”系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基来源”“原创动力”“开放力量”“全球需要”。其一，主体性知识根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源头活水，深度融入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实践经验，构成知识体系的文化基因与实践底色。[31]其二，原创性知识生产。以中国实践与全球变局中的真问题为导向，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发展真理，提炼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有规律性的新实践，并且构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理论范式与分析框架，彻底打破对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32]其三，开放性知识格局。在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时，坚持开放包容的理念。确立文明互鉴的学术姿态，研究者在方法论上应实现“去中心化”，在学术话语上推动多元文明的平等交流。以平等交流为原则，推动跨文明对话与知识共建，研究者需真正置身于对象国家的语境，避免隔膜式的“外部观察”。[33]其四，回应全球知识体系建设的时代需求。在全球南方稳步发展、现有国际协调机制效能不足之际，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和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共同建设，促进国家间在全球知识体系建设中更加相互尊重和平等，最终共同走向“世界大同”。
支撑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综合与提炼。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语言文学等作为区域国别学的重要支撑学科，其自主知识体系既遵循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规律，又基于学科特性形成独特的发展路径与关键特征。
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为主要研究对象，具有鲜明的“实践创新性”与“文明包容性”。不同于西方政治学以“民主转型”“制度竞争”为中心议题，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聚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大实践，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知识生产，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全球政治知识的批判性吸收。[34]在研究方法上，突破西方政治学的制度主义、行为主义局限，将历史分析、文化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强调政治制度与历史传统、文化语境的适配性，同时关注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方案，构建“中国之治”与“全球共治”相衔接的理论框架。
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内核，关键特征是“本土化创新与全球化视野相统一”。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立足中国实际，揭示中国经济运动规律和其中包含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35]西方主流经济学基于新自由主义理念，强调市场万能、私有化等主张，难以解释中国政府与市场协同发力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同时，针对全球发展失衡问题，构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导向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国际经济合作理论创新，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经济理论垄断。
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中华民族共同体史”与“全球文明互鉴史”为双重主线，凸显“历史主体性”与“文明包容性”。不同于西方历史学以“欧洲中心论”为叙事框架，中国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重构中国历史叙事，挖掘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特征，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阐释体系。[36]在全球史研究中，摒弃“殖民扩张叙事”，深化文明互鉴，梳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历史联系，展现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推动全球历史叙事的多元化发展。
语言文学自主知识体系以“中华文化传播与文明对话”为重要目标，具有“工具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特征。西方语言文学研究长期以欧美文学为中心，形成“中心—边缘”的叙事格局。中国语言文学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诗词、散文、小说等文学载体中的文化基因与价值理念，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与批评体系；另一方面以语言为桥梁，推动中华文化的跨语境传播，破解“文化逆差”困境，同时开展跨文化文学比较研究，尊重不同文明的文学多样性，构建平等对话的文学交流格局。[37]
当然，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不是上述支撑学科的相加之和，而应以其为基础和延伸，进行交叉学科的综合和提炼，最终能够形成自成一体的自主知识体系。
与此同时，在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自主知识体系的起步阶段，就应搭建起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共同构成的系统化知识架构，将分散的知识整合为具有内在逻辑和功能关联的有机整体，并在此过程中逐步深化讨论各种概念、事实、理论、逻辑和方法论等。而且，鉴于区域国别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基本形成后，将具有相当一段时期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因此还要在政学融合、学科边界、学术要义、理工因素等方面适度放宽和超前思维，便于今后的发展和拓展。
有鉴于此，可对当前阶段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如下定义：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理论根基、学科架构、学术方法、话语体系、资政服务构成的有机整体，其通过突破西方范式、融合多学科方法，形成服务于国家战略与全球治理的原创性知识系统。
结语
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立足中华文明根基、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回应全球时代命题的系统性工程，承载着学术自主、话语自立与文明自强的三重价值。从历史脉络看，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历经数千年积淀与百年转型，已从被动借鉴走向主动建构，2022年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交叉学科，标志着学科迈入规范化、体系化发展快车道，为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奠定坚实制度基础。
英国、美国、苏联／俄罗斯、印度等的区域国别学体系建设的经验教训表明，大国的区域研究必须坚守学术立场、平衡战略需求与学术自主、摒弃自我中心的偏见，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既要吸收各国跨学科协同、资政转化、人才培养的有益经验，更要规避殖民遗产束缚、资源配置失衡和缺乏与时俱进的精神等教训，走出符合中国国情与学科规律的特色道路。
展望未来，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需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引，坚守“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的定位，整合多学科资源，推动理论创新、方法革新与话语创造，实现从“知识引进”到“知识原创”、从“外部观察”到“平等对话”的转变。通过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智库功能深度协同，不断提升服务国家战略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智力支撑，为全球南方国家知识体系共建贡献中国方案，使中国区域国别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持久的学术力量。
注释
[1]梁占军：《世界史视域下的国别区域研究》，《光明日报》，2021年12月13日，第14版。
[2]参见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
[3]杨洁勉：《新时代中国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理论意义与学术治理》，《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4期。
[4]钱乘旦：《深入推进我国区域国别研究》，《求是》，2025年第8期。
[5]李晓晨：《加强区域国别研究的着力点》，《光明日报》，2025年11月7日，第11版。
[6]秦亚青：《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2期。
[7]王义桅：《主场区域国别研究：构建区域国别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呼唤》，《天府新论》，2025年第2期。
[8]刘洪武：《区域国别学建设的若干误区与出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2025年第3期。
[9]马强：《域外田野调查与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俄罗斯学刊》，2026年第1期。
[10]杨成：《“区域国别学”驶上快车道，急缺≠盲目扩张》，《文汇报》，2025年9月26日，第7版。
[11][27]郑继永：《建构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天津日报》，2025年11月10日，第7版。
[12]汪诗明：《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新论》，《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10期。
[13][37]姜锋、徐恒祎：《外语学科如何融入中国的区域国别学研究：本体、路径与价值——姜锋教授访谈》，《区域国别研究》集刊，2026年第1辑。
[14][16]柴彬、陈谦悦：《英国殖民扩张与近代区域研究体系的建构》，《思想理论战线》，2024年第4期。
[15]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45～48页。
[17]牛可：《美国区域研究的组织和规划：对三份“创建文件”的解读》，《世界历史》，2025年第6期。
[18]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王昺译、郝名玮校，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2～105页。
[19][21]刘军、阳书平、柯研：《苏联区域国别研究的巴朗斯基学派》，《俄罗斯研究》，2025年第3期。
[20][22]方婷婷：《俄罗斯区域学研究述论》，《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4年第2期。
[23]魏涵：《印度的区域研究：殖民遗产及其新变》，《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4期。
[24]韩喜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历史必然与路径探索》，《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9期。
[25]《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人民日报》，2022年4月26日，第1版。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第1版。
[28]谢伏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29]侯怀银：《中国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内涵及其关系》，《教育研究》，2024年第4期。
[30]参见：李友梅：《中国特色社会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若干思考》，《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5期；简新华：《中国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的十年进展》，《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1期；陈周旺等：《新文科：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复旦大学教授谈新文科》，《复旦教育论坛》，2021年第3期。
[31]参见：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2023年版）》，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56～162页。
[32]田心铭：《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光明日报》，2024年5月15日，第6版。
[33]卢光盛：《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价值理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10月30日，第A06版。
[34]杜婷、殷安阳：《构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意义、基本原则与实践进路》，《学术探索》，2025年第10期。
[35]逄锦聚：《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和方法》，《经济研究》，2023年第8期。
[36]瞿林东：《建构中国自主的历史学知识体系的思考》，《历史研究》，2024年第3期。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梁丽琛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Origins, Reference and Construction
Yang Jiemian
Abstract: China's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have undergone three developmental stages: knowledge foundation laying, transformative awakening, and independent construction, gradually forming a research paradigm featuring multiple participants,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national strategy orient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found global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developing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is an inevitable move to serve national strategies, break Western discursive hegemony and respond to practical realities. Nevertheless, this undertaking is confronted with multiple constraints, including path dependence on Western theoretical frameworks, fragmented disciplinary layout, barriers to the operation of knowledge systems, mismatched talent supply and demand, as well as inadequate integ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undertaken by major powers ought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strategic guidance and academic autonomy, eliminate Euro-American centric prejudices, and boost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the practical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 achievements. Guided by Marxism, China'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for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shall adopt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one central focus, dual goals, a three-tier system and four driving forces". It needs to consolidate supporting disciplines including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s, history,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so as to establish an original knowledge framework covering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disciplinary architecture, academic methodologies, discourse systems and policy consultancy services. By synchronously advancing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talent training and think tank functions, this knowledge system can underpin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theoretical innovation,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iviliz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