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荣宝斋出版社启动了《中国书法全集》的编纂出版工程。这部计划达100卷的鸿篇巨制，上起商周，下至当代，以断代卷与书家卷两大类目，将中国书法的千年脉络浓缩于纸页之间。三十余年来，这套丛书以其严谨体例与广博内容，成为中国书法史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之一。2026年，最新修订的《中国书法全集·第42编·宋辽金编·南宋名家卷》正式面世。与旧版相比，这一版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浙江金华武义县的两块沉寂已久的碑刻，首次被收录其中，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两块碑，两位名家，一段被填补的空白
此次新增的两件作品，一块是《刘邦翰墓志铭》，现藏于武义县明招寺明招讲院碑廊；另一块是《韩氏墓志》，藏于武义县博物馆。前者的书丹者是南宋著名文学家、史学家洪迈，后者则由南宋名臣、文学家韩元吉亲自撰文并书写。
担任该卷主编的是浙江书法院副院长、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方爱龙教授。他在编纂过程中发现，金华地区的传世书迹原本收录极少，而这两块出土于武义的墓志，恰好填补了南宋中前期书法史的重要缺环。方爱龙在书中的评述颇为审慎却又不掩欣喜：“这是目前所见韩元吉最早的铭石书迹”，“是洪迈传世为数不多的60岁之前的书迹，且在文献上为洪迈佚文”。
换句话说，如果不是这两块石头被偶然挖出，我们今天甚至很难看到洪迈、韩元吉在中年以前是如何写字的。
从《仁山》到《中国书法全集》，武义碑刻令人赞叹
2023年，武义县文保所、武义县博物馆联合推出“仁山——浙学胜地明招山”碑拓题跋展在武义博物馆启幕，旋即在温州、兰溪、杭州、湖州等多地巡展，引发学界关注。展览以明招山吕祖谦家族墓地出土的宋代墓志、浙学名家碑刻为核心，汇集吕祖谦、陈亮、叶适、韩元吉、洪迈、宋濂等撰文的碑拓约40件。策展团队力邀方爱龙、郑嘉励两位先生为学术顾问，创新性地邀请全国知名书法家与文史考古学者为每件拓片撰写题跋，内容涉及文字考订、史事辨析、碑刻制度，并将古拓与今跋同裱，实现了金石学、史学与书法艺术的深度交融。
武义明招山碑刻及时整理堪称一部浓缩的武义宋代书法史与思想史，其拓片题跋集《仁山》由西泠印社出版发行，受到业内广泛赞誉，并为韩元吉、洪迈两块碑刻入编《中国书法全集》奠定了基础。
洪迈的“另一面”：不仅是《容斋随笔》的作者
提起洪迈，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他耗时四十年写成的《容斋随笔》，这部笔记体著作被许多学者视为宋代笔记文学的高峰。洪迈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洪皓、哥哥洪适皆为南宋名臣，他本人也官至端明殿学士。但鲜少有人知道，洪迈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书法家。
1970年，武义县泉溪镇清溪口水库尾端西侧的摘明山麓，一块墓志铭被意外发现。这就是洪迈撰并书的《刘邦翰墓志铭》。墓志的主人刘邦翰，史书记载极少，但这恰恰凸显了墓志的文献价值——它为研究南宋地方社会提供了一个真实而具体的切口。
更重要的是，这块墓志是洪迈六十岁之前的书迹。在传世文物中，洪迈的书法作品极为罕见。此碑一出，学者们终于得以一窥这位大学者中年时期的书风：结字规整而不失灵动，用笔稳健而略带率意，既有北宋以来尚意书风的余韵，又透露出南宋书法逐步走向典雅工稳的时代气息。方爱龙评价其为“南宋中前期的名家名迹”，并非虚誉。
韩元吉的“早年笔迹”：一块墓志改写认知
相比洪迈，韩元吉的名字对大众而言可能更为陌生。但在南宋文坛，他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韩元吉官至吏部尚书，是辛弃疾的挚友，陆游的至交。他的词作沉郁苍凉，文章典重温厚，堪称南宋前期文坛的中坚力量。
2014年，武义县白洋街道明招山出土了《韩氏墓志》。令人惊喜的是，这块墓志并非由他人书丹，而是韩元吉亲自撰文并书写。在传世文献和已知文物中，韩元吉的书法作品凤毛麟角，而这块墓志恰恰是他目前可见最早的铭石书迹。
从书法角度看，《韩氏墓志》用笔果断，结体方整，隐隐有颜真卿楷书的骨力，又融入了个人的清刚之气。它并非名家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但恰恰因为“不成熟”，反而更显真实、更具研究价值——它让我们看到一位南宋文人士大夫在书艺成长过程中的真实状态。
从武义看南宋：地方碑刻凭什么进入“国家级”丛书？
有人或许会问：中国那么大，出土碑刻那么多，为什么偏偏是武义的这两块被选入《中国书法全集》？
答案藏在“名家”与“名迹”两个关键词里。《中国书法全集》的编选原则，向来重“人”也重“书”。洪迈与韩元吉，一位是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一位是文坛领袖级的人物，他们的书法作品天然具有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双重属性。而这两件作品又恰好填补了二人早年书迹的空白，这在学术上尤为珍贵。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块墓志均出土于武义县境内。武义地处金华南部，南宋时期属两浙东路婺州，是文化繁盛之地。明招山一带更是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园所在，理学传播与文人交游极为活跃。这两块墓志的出土，不仅为武义增添了厚重的文化积淀，也实证了南宋时期金华地区作为文化高地的事实。
方爱龙教授在编纂过程中曾表示，收录这两件作品，并非出于地域偏好，而是因为它们“在南宋书法史上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所谓“代表性”，既指向书家的身份层级，也指向书迹本身的年代与风格坐标。把这两块墓志放入南宋书法史的版图中，它们正好卡在中前期向中期过渡的关键节点上，为理解南宋书风的演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
从残石到经典：一部百卷大书与一座小城的故事
作为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书法全集》的编纂，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文化接力。从1991年启动至今，三十余年间，这套丛书已出版数十卷。1995年，当丛书出版至30卷时，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曾评价它“非常适合青少年的传统文化教育”。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的李学勤先生则称其为“争气书”，认为其开创性在于把中国书法的“史”与美学结合得比较好。
三十年后的今天，这部大书仍在生长。2026版《南宋名家卷》新增的武义两块碑刻，就像河流汇入大海——它们原本只是埋藏于地下的残石，因为偶然的发现、精心的研究、审慎的编选，终于成为书法史叙述中有机的一部分。
对于武义这样一座浙中小城而言，两块碑刻入选国家级学术丛书，意义不亚于一次文化身份的再确认。明招寺碑廊里的《刘邦翰墓志铭》，博物馆里的《韩氏墓志》，从此不再是地方文物陈列中沉默的展品，而是被写进了中国书法史的正典叙事。
这或许正是《中国书法全集》这类学术工程的真正价值：它不止于整理古籍、考订文献，更是在一次次发掘与甄别中，打捞被时间淹没的文化记忆，让散落在乡野田间的残碑断碣，重新获得与经典对话的资格。
而对于普通读者而言，下一次走进武义博物馆，或者探访明招山的明招讲院，或许可以多停留片刻。站在那些斑驳的石刻前，看到的不仅是八百年前某位文人留下的墨迹，更是一段被重新接续起来的、活着的书法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