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南方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探索多元文明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实践。西方国家的治理现代化凸显“资本至上”，具有自发性、掠夺性和扩张性；全球南方国家的治理现代化强调“民本至上”，具有规划性、节制性和内敛性。全球南方国家的治理现代化，集基层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于一体，是自主、多元、共同与协进的现代化，需要优先处理民生治理、城市治理、边疆治理和全球治理四大议题。中国治理现代化具有系统性、行动导向性、赋能性和制度开放性，强调正确处理政府—经济—社会、中央—地方—民间、改革—发展—稳定等关系，实现国家治理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统一，传统文化保护与科技创新相统一，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全球南方 国家治理 治理现代化 中国经验 中国道路
【中图分类号】D61/D8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0.009
【作者简介】孙德刚，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东区域国别研究、大国全球战略、中国中东外交，主要著作有《多元平衡与“准联盟”理论研究》《准联盟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基于大国与中东国家关系的实证分析》《危机管理中的国家安全战略》等。
引言
习近平主席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1]全球南方是地理概念、政治概念和经济概念的复合体。全球南方国家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离不开基于本国国情、核心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自主现代化。
当前，全球南方占世界总人口的80%和经济总量的5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全球南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一大批全球南方中等强国的崛起，丰富了治理现代化的案例。没有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这些国家围绕治国理政开展经验交流，实现战略对接，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始终是全球南方的一员，是发展中国家可靠的长期合作伙伴，也是支持全球发展事业的行动派和实干家，愿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实现现代化。[2]中国和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互学互鉴、美美与共，是联合自强的理念和制度基石。
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南方研究的重要议题。国内外学术界围绕这一议题，已取得不少创新性成果。如非洲现代化道路与中非现代化合作、全球南方问题与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认同建构、全球南方视角下中国式现代化国际传播的新进路、全球发展倡议赋能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等等。欧美也是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的研究重镇，如从经济学视角提出“回归全球南方”的命题，“三个世界”建构等。
从多语种文献来看，现有中外文成果对全球南方的宏观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对全球南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专题研究仍处于探索状态。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全球南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新理念、现实难题与中国经验，为中国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奠定学理基础。
全球南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创新理念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斯拉夫文明、非洲文明和拉美文明等，在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人类智慧的结晶。从印度河文明摩亨佐·达罗遗址的城市治理智慧，到玛雅文明太阳历法中的宇宙认知，从非洲桑海帝国廷巴克图文献的学术积淀，到拉美印加文明农业技术里的生存哲学，这些文明成果构成全球南方的文明版图。[3]近代，全球南方国家饱受西方殖民与掠夺，西方国家对全球秩序、规则和科技的垄断，成为全球南方国家经济落后的制度性根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南方国家积极探索文明复兴之路，但其政治制度、经济体量、资源禀赋、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差异甚大，治理模式各不相同。如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背景下跳出思维定式、创新治理理念、推动各自的现代化，是摆在各国面前的共同任务。
在治理路径上，从依附式现代化转向自主现代化。全球南方国家的治理现代化，是发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多数全球南方国家模仿近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积极推动新自由主义改革。这些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对接西方产业政策，依附于西方大国的发展道路，参与西方主导的分工体系。这导致的结果是，这些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劳动力，而西方国家提供关键技术并赚取丰厚的利润，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新形势下，西方大国凭借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的技术优势，通过专利壁垒和技术封锁等，拉大南北数字鸿沟，使部分全球南方国家陷入难以跨越的“中等技术陷阱”。由于西方大国垄断技术，这些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受到压制，双方形成依附发展关系，西方国家与这些全球南方国家间始终保持代际优势。[4]西方国家与全球南方的“中心—外围”体系形成一种结构性张力，成为阻碍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的制度原因。随着全球南方国家战略自主意识增强，西方大国难以继续垄断全球南方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
在政治上，有些西方大国笃信“民主和平论”，输出西方民主价值观和政治发展模式，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推动索马里、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委内瑞拉等全球南方国家政权更迭。在西方的胁迫下，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照搬西方大国的政治现代化模式，导致西方的民主模式在全球南方水土不服，全球南方国家丧失战略自主性。例如，“大中东民主计划”不仅没有孵化出西方民主政体，反而造成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秩序崩塌，数以百万计的平民流离失所，成为西方大国人道主义干预的最大受害者。在战后选举政治的驱动下，全球南方国家族群差异性升级为族群政治，索马里、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陷入无休止的教派或部落纷争，进一步暴露模仿与复制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的冒险性和危害性。
在话语叙事上，部分全球南方国家难以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难以找到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些国家和殖民宗主国之间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在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往往先入为主，或主动或被动接受西方模式。全球南方国家自主性构建，大致经历了从政治独立到经济自主，再到参与塑造国际制度话语权的过程。万隆精神为亚非国家建立政治主体性奠定思想基础，是亚非国家在国际社会中转向“自主行动者”的重要节点。全球南方治理现代化是万隆精神在当代的理论创新，其将非西方国家身份引入权力结构分析框架，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世界权力结构中的话语权。[5]
由此可见，全球南方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的自主现代化，彰显主体性和正义性，从被动追赶者转向主动引领者，从他者建构转向自我塑造，从模仿到创新。这些国家以发展为中心，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历时性与共时性、自主性与共同性的有机统一。[6]如前所述，全球南方国家在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坚持战略自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结盟”政策的升级版。这些非西方国家在模仿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失败后，从本国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各种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这些全球南方国家不满足于为发达国家提供原材料和廉价加工厂，不愿意成为西方国家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牺牲品，不愿意在对外战略上与西方大国亦步亦趋，也拒绝西方大国为之量身定做的“现代化”。全球南方国家希望在治理路径上实现独立自主，在战略上坚持本国利益第一。
在治理范式上，从一元现代化到多元现代化。在西方现代化治理理论视野下，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没有西方化，全球南方国家就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现代化。西方的一元现代化话语，倾向于从“民主”对“威权”的二分法入手，强调不民主的全球南方国家无法做到治理现代化。实际上，现代化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多元现代化是推动人类现代化向前发展的重要机制，强调各国的治理现代化不是被他者定义的现代化，而是各具特色、彰显各国传统文化的多元复合现代化。中国积极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以南南合作为中心，推动国际现代化发展实践，打破新自由主义对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话语垄断，积极实践多样性的全球化，带动全球南方国家探索多元现代化的决心和信心。[7]
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展现出从策略遵从向反思性自觉转变的趋势。这一转变始于批判性觉醒，而批判性觉醒则源于实践中对西方一元现代化失灵的反思，以及对多元现代化愿景的期待。如拉美地区兴起的“美好生活”（Buen Vivir）概念，并非对西方“发展”一词的简单替换，而是对现代化提出新的制度化主张。“美好生活”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社群福祉，批判个体财富无限扩张的拜金主义，在价值层面凸显生态与社群权利等的重要性。[8]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十余年来，在西方“民主和平论”的基础上，积极践行“发展和平论”，在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聚焦融资、治理与技术三大要素，推动受援国的基础设施体系变革。作为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在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已由单一资金供给转向结构性参与，助力全球南方多元现代化。[9]
全球南方国家政治制度具有多元性，现代化没有统一的模式。2024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提出中非要携手推进“六个现代化”，其中之一便是多元包容的现代化。[10]这一重要思想，是对近代以来西方一元现代化的超越。多元现代化意味着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不是西方的翻版；照搬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必然陷入水土不服的困境。全球南方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段和意识形态差异甚大。中国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非洲和拉美等地区多元现代化具有渐进性，彰显多元现代化所具有的阶梯型递进和进阶式提升的特点。
在治理关系上，从对抗式现代化到共同现代化。对抗式现代化强调个体中心主义，共同现代化强调群体中心主义，后者具有双重含义。一是全球南方国家在治理过程中相互借鉴、联合自强，二是全球南方与西方国家加强对话，而不是对立和对抗。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脱钩断链、“半球治理”、建立两个平行体系等错误论调，不仅是危险的，而且是不现实的。共同现代化强调现代化的包容性与非排他性，这既是顺应世界百年变局的战略选择，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真实写照。
共同现代化就是从各自国情出发，探索现代化的普遍性规律。全球南方不仅可以超越后殖民主义、实现自主知识生产，而且可以通过共同现代化打破壁垒、消除隔阂，超越“自我—他者”逻辑，团结协作，对内促进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对外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为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型。共同现代化以共同探讨全球南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普遍性问题为实践路径，以合作共赢为目标。
近代，西方殖民大国对殖民地人民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导致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与邻国形成同质化竞争，甚至因边界、民族等问题陷入博弈，削弱全球南方国家寻求互利共赢的共同现代化的意愿。新形势下，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成为时代潮流，搁置争议、以对话代替对抗成为地区冲突解决的主旋律。各国求同存异、积极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探讨共同的现代化道路，成为各国取长补短、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如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是全球南方国家打造共同现代化的重要代表。
在治理实践上，从“偏科式”现代化到协进式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是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具有系统性与整体性。[11]“偏科式”现代化缺乏均衡性，一国在某些方面具有现代化特征，但是在社会整体层面具有落后性。近代以来，殖民地国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沿着自下而上的路径，在器物层面积极探索现代化道路。这种片面式现代化造成产业畸形。当前，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资源越丰富，产业结构越单一，发展越不平衡，安全形势往往越严峻。一些学者将其称为“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并揭示了包括“荷兰病”、资源寻租和腐败、轻视人力资本投资、可持续发展能力衰退等治理难题。[12]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南方国家实践协进式现代化。协进式现代化是一种自上而下、有组织的全方位现代化。在协进式现代化过程中，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其他机构积极配合，中央与地方、政府与经济、官方和民间朝着相同的目标相向而行、共同努力，全面提升国家的现代化水平。中国的“五年计划”，沙特、阿联酋、埃及、巴林的“2030愿景”、科威特的“2035愿景”、阿曼的“2040愿景”以及“数字摩洛哥2030愿景”等，都体现出全球南方国家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顶层设计与多管齐下，是一种协同推进现代化的过程。在全球南方国家，执政党（集团）以目标规划赋能发展的实践同样成效显著。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协进式现代化的集中体现。1998年上台执政的卢旺达爱国阵线，制定2020年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2020年愿景》，在其指引下，2002～2012年，卢旺达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8%。此后，该国又颁布《2050年愿景》，提出跻身全球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目标，全面推进治理现代化。卢旺达的发展模式也是非洲协进式现代化的样板。
全球南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打破西方国家的垄断地位，在全球治理指数、国内生产总值、科技创新指数等方面表现出色，达到甚至超越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如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中，新加坡（第3位）、中国（第10位）、阿联酋（第30位）、印度（第38位）、土耳其（第43位）、越南（第44位）、泰国（第45位）、沙特（第46位）、卡塔尔（第48位）、菲律宾（第50位）、智利（第51位）、巴西（第52位）等，成为全球南方科技大国和科技中等强国的代表。[13]这表明，西方将自己的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视为普适的治理现代化标准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越来越多的全球南方国家坚持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开始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治理现代化道路，甚至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取得不俗成绩。全球南方大国、中等强国以及发挥四两拨千斤作用的支点国家，正在共同重塑全球格局，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全球南方国家治理现代化取得的成绩单举世瞩目，但仍需积极应对以下任务挑战，进行大胆探索和实践。
推进民生治理。全球南方的治理现代化不能走西方“资本主导”的老路，必须始终把“人”放在治理的核心位置。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是人的现代化。[14]全球南方国家推动现代化，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与发展，做到以人为本。虽然全球南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数据持续向好，但贫富差距依旧较大，教育、医疗、就业等民生短板存在改善空间，法治建设任重道远。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发展模式易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陷阱。[15]各国需要依托自己的优势，因地制宜推动治理现代化。例如，印度尼西亚可依托关键矿产镍资源、摩洛哥可依托磷酸盐资源、新加坡和阿联酋发挥高科技优势、巴西依托现代农业、印度依托计算机产业、埃及依托战略水道苏伊士运河，等等。
全球南方国家绝大部分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总钥匙。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是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经济社会问题，甚至政治危机的主要诱因。全球南方国家应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牛鼻子”，在教育、医疗、道路、桥梁、机场、电力、网络和新基建等方面，积极改善民生、扩大就业，以民生治理为主攻方向，缓解社会矛盾，处理好国家富强与提高个人幸福感的关系。
加强城市治理。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积极推动城市化。城市人口占全球南方国家总人口数的一半以上，拉美地区75%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没有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全球南方的治理现代化就无从谈起。根据联合国数据，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孟加拉国的达卡、印度的新德里和加尔各答、中国的上海和北京、埃及的开罗、菲律宾的马尼拉、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巴西的圣保罗等，都是人口规模超大的城市。然而，快速城市化也为部分城市带来环境污染、青年失业、毒品走私、地下水资源枯竭、“城中村”乱象、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城市治理涵盖经济治理、社会治理、环境治理等诸多方面，是全球南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有效的城市治理不仅可以带动就业，而且可以吸引来自全球的高科技人才创业。
加强城市治理，就是抓住了全球南方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全球南方国家的城市治理，需要克服近代西方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走的弯路，如先污染、后治理，重有形、轻无形，重经济、轻人文，等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城市治理需要在加强道路、桥梁、机场、能源、水利、市政等传统基建的基础上，加强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铁、充电桩、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基建建设。城市治理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推动边疆治理。全球南方国家大多数为多民族国家，民族构成复杂，加上近代西方大国在殖民统治过程中，将同一个民族拆解至多个国家，导致跨界族群问题突出，成为治理现代化的难题。例如，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殖民统治造成跨境族群问题，成为国家间领土、民族与教派矛盾的主要原因。
边疆问题的综合治理，是全球南方国家维护国内稳定、妥善处理多民族矛盾的关键。在部分冲突后地区或薄弱治理地带，毒品、贫困、传染病等问题可能同时存在，跨境民族、宗教、资源争端等问题也往往盘根错节，边疆治理需要综合运用行政、司法、经济、道德等多重手段。中国的边疆治理现代化经验表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中国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力促进边疆治理。
参与全球治理。当前，全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部分西方大国构筑“小院高墙”，联合国的权威受到削弱，深海、极地、太空、网络成为大国权力竞争的“新边疆”。面临全球治理赤字，全球南方国家积极贡献治理新方案，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地区冲突降级，打造全球南方命运共同体，成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推动者。举例来说，在当前的人工智能治理格局中，西方大型科技企业，如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开放人工智能（OpenAI）、元（Meta）等，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者，也是事实上的标准制定者与治理议程塑造者。这些企业在算法研发、算力基础设施、数据资源积累和生态系统构建等方面，均处于领先位置。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能力不断提高。2024年东盟发布《东盟人工智能治理与伦理指南》，非盟发布《非洲大陆人工智能发展战略》，中国—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合作中心启动，印度提出“新印度”和“数字印度”倡议，巴西提出“巴西新工业”计划。[16]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方兴未艾，但缩小南北数字鸿沟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为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全球南方国家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努力扩大各方共同利益，推动全球治理架构更为均衡有效，如拉丁美洲国家提出的“普遍参与自由贸易”原则和基于主权平等的投票规则。全球南方国家推动“南方”与“北方”、“本土”与“全球”、“自我”与“他者”对话，共同增强经济韧性。改革全球治理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发出全球南方声音。国际制度可以有效团结全球南方力量、引领全球南方发展、维护全球南方利益。[17]
在气候治理领域，全球南方国家主张制定更加均衡和包容的规则，以确保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权益得到充分考虑，如“泛非洲气候正义联盟”（Pan-African Climate Justice Association）和“气候正义现在就要”（Climate Justice Now）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气候正义运动网络和组织联盟。“气候正义现在就要”成立于2007年在巴厘岛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会议上，强调发达国家向“全球南方”提供赔偿和偿还生态债务，强调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全球气候正义运动，建立全球气候治理共同体。[18]然而，在当前地缘政治回归、人工智能武器化的背景下，全球治理效能下降，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治理面临新挑战。
中国经验对全球南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意义
中国是全球南方最大的经济体，也是全球南方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推动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在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生态治理、对口支援、脱贫减贫、建设平安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贸区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成为全球南方国家分享治国理政经验的宝贵资源。中国强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广大全球南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启示意义。
系统型治理现代化。条块型治理主张从微观视角出发，加强资源配置，推动问题解决，其产生的问题是治理的碎片化和分割化。由于治理主体之间相互沟通少，治理的效率低下。相较而言，系统型治理主张站在宏观和全局的高度，从总体上把握治理的主体、客体、机制和路径，有助于统筹协调，做到“全国一盘棋”。系统型治理，强调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兼顾各种收益与风险，平衡好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
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体现一种系统哲学观。例如，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强调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经济主体作用和社会的参与作用，使各要素在自由流动过程中发挥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双重作用，两种治理手段相得益彰。在治理分工过程中，中央积极调动地方和民间的积极性。在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中，中国统筹发展和安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即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在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努力实现国家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统一，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统一，文化遗产保护与科技创新相统一。
行动导向型治理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效果如何，主要看实效。有些全球南方国家在治理过程中，陷入无休止的意识形态纷争，各种力量相互掣肘，制定的中长期发展愿景缺乏具体的评价指标和问责制。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强调以人民的幸福和福祉为根本宗旨，直面治理过程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化解治理困境中的重点、难点和堵点。例如，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的提出，带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对解决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长期承担原料供给与低端制造角色的困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提升治理现代化的硬能力与软能力，为全球南方国家创造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全新通道。随着数字平台经济、电子政务和跨境电商的兴起，行动导向型治理日益受到青睐。[19]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等，均强调行动导向的理念。
高效能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对治理结果的高标准、高质量要求，代表一种治理范式的变革，是中国特色行动导向型治理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其涉及诸多治理要素，是立体多维且内涵丰富的概念。从主体行动的视角，可以将高效能治理看作是由目标、手段、规则和关系构成的总体治理架构，是多方主体基于目标共识、手段适配、共同守则、关系信任的集体性行动。[20]高效能治理以任务为指南，以提高效能为目的，是全球南方国家行动导向型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范式。
赋能型治理现代化。现代国家经常被称为赋权型国家，以美国和欧洲发达经济体为代表，强调市场的调节作用。赋权型国家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的形成意味着国家控制的退出。国家要推动治理现代化，必须“还政于民”，赋权社会，包括政治赋权、经济赋权、社会赋权等。如今，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正在创造不同于传统赋权型国家的新国家类型，即赋能型国家。赋能型国家凸显赋权型治理，强调发挥社会的主观能动性，促进政府与社会的共治，以人民群众的福祉为最终目标。中国的治理经验，就是国家在不同层面对社会和企业进行赋能，包括资源、政策、组织和信息赋能等。从赋能型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政府和社会的目标是相辅相成的，其参与国家治理的路径不同，但目标一致，可以形成共生关系。[21]
西方的治理现代化强调“小政府和大社会”，将强有力的政府视为“恶”的象征，甚至提出“没有政府的治理”，主张在国家治理中削弱政府的权威。全球南方国家的成功治理经验大多强调“大政府和大社会”，政府与社会是一种相互配合的协进关系。赋能型的治理现代化超越西方“国家—社会”二分法，从融合治理的视角出发，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共生、共治与共存。对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政府与社会都是重要的治理主体，只是分工不同，并不存在“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的机械对立关系。在推动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全球南方国家完全可以做到政府与社会的“强强联合”。
制度开放型治理现代化。全球南方国家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掌握的优势资源各不相同，但在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特性。制度型开放就是中国提出的原创性概念。在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方面，充分发挥高能级开放平台的示范引领作用，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在主动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方面，以中国倡议、中国主张、中国方案推动国际经贸规则调整。[22]
中国提出“制度型开放”，体现对开放内涵理解的重大变化。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世界市场之间的互动，主要表现为能源与商品的互动，属于初级阶段的开放，是市场要素的境内外流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23]新形势下，中国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与全球南方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建设金砖、上合、中国—东盟自贸区、中阿合作论坛、中非合作论坛、中拉合作论坛、中国—太平洋岛国经济发展合作论坛等，成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的重要区域平台。
制度型开放，凸显新形势下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的双向互动，是国内治理与地区治理的相互融合，更是制度输入与制度输出的复合体。例如，近年来，中国对外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稳步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治理能力。中国支持建设全球南方国家电信传输网，政务信息网络等电信基础设施项目，肯尼亚国家光纤骨干网，老挝警察指挥中心及政府热线，巴布亚新几内亚集成政务信息系统，孟加拉国政府基础网络三期项目等，已成为全球南方数字治理的重要代表；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共建跨境陆地光缆，推进菲律宾实现光纤到户，助力泰国5G网络开发升级，推动中国数字治理范式的国际传播。[24]
制度型开放引领下，中国建立阿拉伯国家、非洲、东南亚、拉美、金砖和上合组织成员国等多个技术转移中心，促进全球南方国家治理现代化经验分享，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愿景一脉相承。2019年，中国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北京联合组建技术转移南南合作中心。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全球南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千差万别，但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中国与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探索现代化道路过程中既相互借鉴，又避免照搬照抄；既要相互学习各自的成功经验，又要吸取教训、少走弯路，在理念与实践方面积极促进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制度型开放。截至2025年，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等20多个国际组织，在60多个国家实施170多个项目，惠及3000多万人，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助推中国制度型开放。[25]制度型开放表明，中国治理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对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启示意义，是中国贡献给国际社会的制度性公共产品。
结语
西方霸权国家通过知识垄断、生态转嫁和劳动异化，将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禁锢于“边缘化—贫困化—再依附”的恶性循环中，致使全球南方治理现代化陷入困境。以数字治理为例，数据垄断加剧认知殖民，使全球南方丧失治理规则制定的话语权；西方国家的算法支配，导致部分全球南方国家治理能力制度性消解，陷入越发展越依附的制度困境；算力控制，对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进行系统性封锁，加剧南北数字鸿沟。[26]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嵌入国家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进入智能化转型新阶段。不同于传统治理情境，智能社会以超大规模主体连接、人机协同与虚实交融为特征，加剧全球南方对西方国家的技术依赖和发展路径依赖。[27]
全球南方国家在治理过程中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应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立足国情、与时俱进、推动治理现代化。21世纪以来，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上升，治理的自主性逐步增强。全球南方在地区和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角色认知，由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塑造者。全球南方通过制度建设机制，实现从边缘嵌入到议题设定、再到规则制定的跨越。通过规范塑造机制，其核心价值观亦逐步嵌入全球治理话语体系，打破西方国家的治理现代化模式，最终推动全球治理从单极霸权向多极协商、从被动适应向主动重塑的范式转型。[28]
中国在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积累丰富经验，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新的路径选择。中国的治国理政经验，是植根于中国大地，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产生的标识性概念，如“和为贵”“民为本”“天下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共生论”“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等。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合作过程中，需要将治国理政经验的原创性话语，以及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传播到世界，如“经济特区”“民族区域自治”“对口支援”“生态治理”“城乡一体化”“共同富裕”“新发展格局”“双循环”“协商民主”等。在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过程中，促进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现代化。同样，全球南方国家的治理现代化成功经验和先进制度成为鲜活案例，丰富中国的治理实践。这是新时代全球南方国家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与文明交流互鉴的应有之义。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大国在中东博弈的新动向与中国中东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AGJ011）
注释
[1]《习近平出席“金砖＋”领导人对话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10月25日，第1版。
[2]《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11月20日，第1版。
[3]白乐、刘越：《共同谱写全球南方现代化的新篇章——多国学者热议全球南方现代化之路》，《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11月24日。
[4][25]赵龙跃：《全球发展倡议赋能全球南方共同迈向现代化》，《当代世界》，2025年第8期。
[5]许娟：《“全球南方”国家主体性构建：从万隆精神到全球治理倡议》，《区域国别学刊》，2026年第1期。
[6]田卫：《全球南方自主现代化：内涵、逻辑与发展路向》，《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1期。
[7]殷之光：《“全球南方”与新型全球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
[8]桂天晗：《东方主义的全球治理转向——技术治理、话语惯习与全球南方的主体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9]张平、李佩、罗佳妤：《亚投行十年：全球南方国家基础设施融资、治理与技术的结构性变革》，《当代中国史研究》，2025年第6期。
[10]《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24年9月6日，第2版。
[11]谢宇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法治回应：全面依法治国的价值定位与实践方略》，《理论探讨》，2026年第2期。
[12]赵可金：《破解全球南方安全治理难题》，《国家治理》，2025年第4期。
[13]WIPO, Global Innovation Index 2025: Innovation at a Crossroad, 2025, p. 19.
[14]杨志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数字预见性治理研究》，《学术探索》，2026年第5期。
[15]唐扬：《全球治理倡议的现代化逻辑：基于“全球南方”视角》，《统一战线学研究》，2025年第6期。
[16]阙天舒、郑兆辰：《“全球南方”参与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当代中国与世界》，2025年第3期。
[17]王明国：《凝聚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全球南方力量》，《国家治理》，2025年第12期。
[18]李铭泽、于宏源：《机制互动视角下“全球南方”的气候治理参与与中国角色》，《世界政治研究》，2025年第2期。
[19]赵忠秀、刘禹圻：《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实现“全球南方”共同现代化》，《当代中国与世界》，2025年第4期。
[20]叶继红：《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高效能治理的主体行动逻辑、约束与路径》，《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
[21]高立伟、周淑真、鄢一龙等：《政党驱动：全球南方与“赋能型”治理》，《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
[22]王德蓉：《新时代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总体思路研究》，《党的文献》，2026年第1期。
[2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1版。
[24]张立锟、叶成城：《中国对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全球南方”治理能力提升——以中非数字合作为例》，《外交评论》，2026年第2期。
[26]夏银平、申正：《超越技术霸权：中国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南方实践》，《思想理论战线》，2025年第3期。
[27]陈凯华、王硕、魏钰明：《信息技术支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复杂性逻辑：一个三维动态治理框架》，《系统工程》，2026年第2期。
[28]门洪华、陈铭辉：《“全球南方”与全球治理变革：一项冲击—回应模式的重构研究》，《教学与研究》，2026年第2期。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n Global South Countries and China's Experience
Sun Degang
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in Global South countries is an important practice in exploring the path of modernization of diverse civilizations. Th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Western countries highlights "capital supremacy," characterized by spontaneity, predation, and expansionism; th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Global South countries emphasizes "people-centeredness," characterized by planning, restraint, and modesty. Th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Global South countries integrates grassroots, nat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It is autonomous, diverse, collective, and progressive modernization, requiring priority attention to four major issues: governance of people's livelihood, urban governance, ethnic-region governance, and global governance. China's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is systematic, action-oriented, empowering, and institutionally open. It emphasizes correctly handl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between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local government and civil sectors, and between reform, development and stability, achieving unity between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human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s well as protection of cultural legac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is holds illuminat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of Global South countries.
Keywords: Global South, national governanc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Chinese experience, Chinese path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