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数智技术深度融入的背景下，当代青年婚育压力日益凸显，不仅关乎个体发展与家庭幸福，也影响人口结构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生命历程理论为理解数智时代青年婚育观念提供重要视角，数智化从发生逻辑、时间节奏、互动结构、行动空间四个维度重塑青年婚育生命轨迹，推动个体与家庭生命周期深度联动。在数智时代建设家庭发展支持体系，需立足生命历程视角，聚焦青年婚育的主要诉求，构建“理念引领、政策赋能、数智支撑、实践落地、文化浸润”的协同支持体系，依托数智技术优化服务供给、强化政策协同等举措，纾解青年婚育压力，实现青年个体发展、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生命历程 数智时代 青年 婚育观念 家庭发展支持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0.008
【作者简介】杨菊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口与民族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婚育家庭、迁移流动、人口老龄化，主要著作有《人口转变与老年贫困》、《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逐梦》、《婚姻家庭社会学》、《中国人口发展的亘古之变——兼论人口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论文）、《家庭结构八大转变与政策回应》（论文）等。
青年时期是个体从单身步入婚恋、从组建家庭转向承担生育责任的关键生命阶段，也是家庭生命周期的起始奠基阶段；青年的婚姻选择与发展状态，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生命历程，也牵引家庭生命周期的演进轨迹。在人口转型持续深化、数智技术深度渗透的时代背景下，青年群体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婚育情境，呈现出初婚初育年龄推迟、结婚率下滑、婚育意愿趋于审慎、婚姻维系压力有所上升等阶段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青年群体自身的生命体验与家庭幸福，也对人口年龄结构优化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长期挑战，成为理解当代人口变局、建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的重要切入点。
数智时代信息获取的渠道多样化、社交线上化、交友浅层化、婚育信息过载化、情感替代虚拟化等特征，进一步推动青年婚育家庭观念发生全面且深刻的转变。[1]过去十余年，中国陆续推出生育支持与托育服务等一系列举措，整体取得一定成效，但在精准回应数智时代衍生的结构性诉求上仍有提升空间：政策干预多聚焦生育末端环节，对婚恋前端环节的关注相对有限；支持手段偏向传统模式，对数智化生存所带来的新挑战的适配度有待提升；服务体系仍存在碎片化特征，尚未形成覆盖婚嫁、生育、养育全过程的系统性支持格局。立足于国家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十五五”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完善家庭发展政策和生育友好环境”；“健全支持家庭发展的政策体系”；“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倡导积极婚育观”。[2]这些要求，为推进新型婚育文化建设提供方向引领与实践路径。
基于上述现实困境与政策设计，本文以生命历程理论为分析框架，借助其阶段关联性、时间嵌入性、结构互构性、主体能动性等主要命题，解读数智时代青年婚育观念的内在逻辑与形成机制，剖析青年婚育家庭的全周期压力与现有政策短板，探索生育友好与家庭发展支持体系的建设路径，以期为缓解青年婚育压力、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借鉴。同时，这一研究旨趣恰与国家人口发展战略部署高度契合，可在理解青年婚恋疑难问题的过程中，有效回应人口高质量发展诉求，为促进社会长期稳定、保持持续发展活力提供学理参照。
基于生命历程视角的青年婚育家庭新样态解释
在人口转型持续深化、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青年的婚恋观念、家庭组建、生育行为与家庭发展正经历着全方位深刻变革。从生命历程视角看，青年阶段是个体从单身走向婚恋、从择偶迈入婚姻、从组建家庭进入承担养育与代际责任的关键转折期，也是人生成长、身份转型与家庭角色确立的重要奠基阶段。这一阶段的选择、压力与风险，不仅直接影响青年自身的发展质量，也会沿着生命历程持续传导，深刻作用于婚姻缔结、生育水平、家庭结构乃至中长期人口发展态势。因此，全面理解、深刻认识青年婚育观念，既是建设家庭发展支持体系的基础前提，也是科学把握人口发展新常态、从源头纾解少子化压力、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与实践先导。
数智技术对生命历程的系统性改写。从本质上看，青年婚育观念的形成与婚育行为的实践，是青年个体置身特定社会结构与技术环境中，沿着生命历程时间轴，经历恋爱、婚姻、生育、养育等关键生命事件，不断进行选择、适应与意义建构的过程。数智技术并非单纯的外生变量，而是深度嵌入生命历程四大维度，系统性重塑青年婚育生命事件的发生逻辑、时间节奏、互动结构与行动空间。生命历程理论[3]作为整合个体与社会、时间与空间、结构与行动的综合性理论框架，凭借其对阶段关联性、时间嵌入性、结构互构性、主体能动性的强调，[4]以及对生命叙事中非线性、多样性与历史嵌入性的关注，[5]为理解数智时代青年婚育观念与行为的嬗变提供独特且有力的理论支撑，也为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建设提供清晰的理论逻辑与价值导向。
阶段关联性：数智化重塑生命事件链条，强化跨阶段传导效应。生命历程理论强调个体生命事件的阶段关联性，认为个体的生命发展并非孤立、碎片化的事件集合，而是具有连续性与动态性的历史演进过程。于青年而言，婚姻家庭领域的生命事件呈现出鲜明的时间序列性与阶段关联性：恋爱择偶是婚姻建立的前置环节，婚姻建立是生育养育的基础前提，生育养育是家庭发展的核心内容，且个体时间与家庭时间之间具有共时性。在数智时代，线上婚恋、远程社交打破线下时空约束，使婚恋启动更早、选择更广，但也拉长择偶周期，推迟婚姻进入时点；算法推送、信息茧房使前一阶段的婚恋体验与认知，更快、更强地影响青年的婚姻期待与生育决策，形成“线上认知—线下决策”模式；灵活就业、数字办公使婚育与职业的阶段边界模糊化，并行冲突加剧，阶段传导更具即时性。传统“先成家后立业”的线性生命序次被打破，生命事件呈现并行化、弹性化、传导加速化特征，时间资源的紧张，使青年在职业发展与婚育安排之间更易出现节奏错位。
时间嵌入性：数智化重构生命节奏，改变关键事件时序。在小农时代乃至工业社会，婚育生命事件严格遵循年龄时序与社会规范，时间嵌入性具有强稳定性。然而，数智时代的时间嵌入性呈现双重改写形态：一方面，数字工具提升效率，压缩婚育事务的时间成本，如线上登记、智能育儿、远程咨询等；另一方面，信息过载、虚拟社交延长单身期、择偶期，初婚初育年龄持续后移，压缩生育时间窗口，形成“前端拉长、后端压缩”的时间结构失衡。这种时间结构变化，使婚育压力不再局限于某一年龄段，而是沿生命历程均匀分布，凸显全周期支持的必要性。
结构互构性：数智技术成为新结构要素，重塑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范式。生命历程理论强调个体行动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嵌入、相互塑造。数智时代的结构互构性发生三方面升级：一是数智平台、算法规则、数字文化成为新型结构变量，与经济、制度、文化共同形塑青年婚育选择；二是个体通过线上发声、社群聚合、数据反馈等方式，更便捷地反作用于社会规范与政策导向，互构路径更趋扁平化；三是线上正向引导与负面叙事并存，社会结构对个体观念的影响更具渗透性与弥散性。由此可见，青年群体婚育意愿趋于审慎，不能简单归咎于青年个体主观认知层面的问题，而是更多因为现有社会结构与制度环境未能为青年婚姻发展提供足够的支持，导致青年个体与小家庭被动承担过重的社会压力，进而呈现出复杂的婚育家庭新图景。[6]
主体能动性：数智化拓展行动空间，提升个体自主选择能力。生命历程理论并非单纯强调社会结构对个体的约束，而是同时凸显个体的主体能动性。数智时代极大地释放了青年的主体能动性：一是获取婚育知识、情感支持、服务资源的渠道更丰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二是可通过灵活就业、线上协作、数字服务平衡婚育与职业，自主安排生命节奏；三是能主动筛选信息、构建圈层、表达诉求，摆脱单一规范束缚。这种能动性不仅使青年婚育选择更趋多样、理性与个性化，也为家庭发展支持政策精准落地提供技术基础。
个体生命历程理论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深度对话。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将家庭视为独立单位，揭示其从形成、扩展、稳定到收缩、空巢、解体的阶段演进规律，强调家庭内部角色适配与功能转变，为理解家庭发展规律提供经典框架。生命历程理论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并非替代关系，而是“个体—家庭”联动的互补关系：生命历程以个体为中心，聚焦个体生命时间、关键事件、结构约束与能动选择；家庭生命周期以家庭为单位，聚焦家庭阶段转型与功能变化。个体生命历程是家庭生命周期的微观基础，个体的婚育时序、选择质量与资源获取，直接决定家庭生命周期的起点、推进节奏与发展韧性；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需求，又反过来约束与引导个体生命安排，形成“个体奠基家庭、家庭形塑个体”的互促机制。
相较于更侧重家庭阶段适应性、相对弱化社会变迁影响与个体能动性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生命历程理论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更强调时间性与历史性，这有助于解释数智时代等宏观环境影响并改变个体婚育时序的机制；二是更强调个体主体性，可更好地包容青年多样婚育选择与自主调适行为；三是更强调阶段传导性，能揭示婚恋—婚姻—生育—养育的链式压力传导过程，为全周期家庭友好政策提供更为精准的理论指引。在数智时代，个体生命历程的数字化转型，快速传导为家庭生命周期的数字化转型，二者联动更紧密、传导更迅速，生命历程视角成为连接个体选择与家庭发展的重要理论桥梁。
图1展示出个体生命历程与家庭生命周期的内在关联，并纳入个体职业生命周期作为补充维度。个体生命历程构成家庭、职业生命周期的生物学基础与时间载体。家庭生命周期以形成、扩展直至消亡的阶段演替，与个体结婚、抚育及赡养等关键事件相叠合，且受职业周期节奏的约束。职业周期通过入职至退休等进程，影响婚育的时机选择与家庭资源分配。在数智时代，生命历程的“前端拉长、后端压缩”，表现为择偶期与生育期脱节、职业高压窗口与家庭扩展期交叠，以及空巢期与养老期延长等特征。
数智技术对生命历程四大维度的系统性重塑，使青年婚育发展呈现全周期、链式传导、技术嵌入、主体多样的新特征；而个体生命历程与家庭生命周期的联动进一步揭示，个体婚育选择决定家庭起点、家庭发展影响个体生命历程的深层逻辑。
青年婚育家庭面临的全周期压力
当前，中国青年的婚育家庭压力贯穿于婚恋、婚育、养育、家庭发展的全过程，影响青年婚育安排与家庭福祉，需以理性、温和、建设性视角予以审视与应对。
线上线下社交形态转型，催生择偶与婚恋多重挑战。婚姻既是个体生命历程的重要事件，也是家庭生命周期的起点。在小农社会乃至工业社会阶段，青年婚恋高度依赖亲缘、地缘纽带，“门当户对”为婚恋提供较为清晰的选择逻辑。而社会流动性加剧与数智化发展打破这一传统，线下社交空间持续收缩。其一，数智技术拓宽青年交友渠道，社交软件、短视频平台、线上社群等已成为当代青年婚恋交友的重要载体，[7]但线上交往普遍呈现碎片化、浅层次、虚拟化、同质化等特征，线上聊天的便捷性难以替代线下深度互动，形成稳定的婚恋关系。其二，社交媒体渲染的物质攀比、完美人设，潜移默化地抬高青年的婚恋预期，加剧择偶焦虑。[8]其三，网络信息传播使当代青年能够更清晰地感知不同群体的婚姻状态，部分青年受个体主义婚恋价值取向的影响，不再将婚姻视作人生必经阶段，对婚姻内在品质与适配度的期待明显提升，婚恋审慎心态有所增强，部分群体甚至呈现婚育顾虑与回避倾向。其四，婚恋成本高企，客观抬高青年进入婚姻的现实门槛：日常约会、婚恋礼俗、婚宴婚房等传统成本，与数字时代衍生的新型婚恋消费叠加，让刚步入职场、财富积累有限的青年经济压力显著增大。多重因素的作用下，青年初婚年龄持续后移，结婚率持续走低，未婚人口规模呈逐步扩大态势。
调查数据显示，住房条件往往被视作婚姻缔结的重要前置条件，而高房价带来的房贷压力，往往占用青年及其原生家庭的大部分收入，叠加其他开支，使得部分青年因经济压力，被动延后婚育时序，甚至对组建家庭持审慎观望态度。如表1所示，认同谈恋爱未必要结婚的群体超过50%，近六成受访者认为无合适对象可终身不婚；而认同婚姻是人生必选项的不到一半，认同有孩子的人生才算完美的不到六成（见表2）。相对消极的婚姻观念在女性、95后Z世代、城镇、大专学历及以上人群更为突出。
结婚是时点事件，婚姻经营则需长期持续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数智时代既重塑青年夫妻的相处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婚姻的脆弱性。一方面，步入工业化社会以来，职场发展、个体生活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内在张力逐步凸显，可能导致配偶之间的矛盾不断累积。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虽已部分瓦解，但适配现代家庭的分工协作模式尚未完全成型。现实中，女性整体上依旧承担更多家务劳动与家庭照护事务。另一方面，网络社交拓展人际交往边界，也催生情感边界模糊等现象，易引发婚姻信任危机与家庭矛盾。与此同时，网络中的婚姻负面案例持续传播，进一步放大青年群体对婚姻的消极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婚姻关系的稳固程度。
经济成本约束与价值观念多样，促使青年生育决策更趋理性。步入婚姻的青年普遍面临生育抉择。相较于传统社会“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当代青年更倾向适龄婚育、少生优育，生育认知发生转变（见表2）。当前，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偏高等现实因素，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生育意愿。
尽管超半数青年认可子女对于完善人生体验的积极意义，但仍有近四成青年持不同看法。对于当代中国青年来说，家庭责任不再具有超越个人的优先级，[9]个体发展与婚育责任难以平衡，以及两性在时间与资源分配等方面协调失衡等成为青年普遍面临的现实问题。受教育水平、非农就业机会、经济独立性的全面改善，加之婚姻观念的变化，社会整体初婚年龄呈现延后态势。而中国的生育行为仍以婚内生育为主要形态，晚婚晚育在一定程度上也延后生育进程。
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叠加网络育儿信息过载，引发阶段性养育压力。青年整体收入有限，各类日常支出加重经济负担；同时，“先立业后成家”的观念深入人心，青年普遍将重心放在职业发展上。加之当前优质、普惠、便捷的托育服务存在供给缺口，社会托育机构认可度不高，低龄儿童照料大多依靠家庭，导致青年夫妇普遍遭遇职育失衡难题。经济、时间的双重压力，叠加养育分工的性别失衡，使得青年逐步形成少生、优育的生育取向。
数智工具虽为育儿提供便利、分担照料压力，却也衍生出新问题。平台算法不断推送内卷化育儿内容，[10]放大教育竞争焦虑；网络育儿知识繁杂且真伪难辨，碎片化信息容易造成认知偏差，进一步加重青年的育儿顾虑。[11]与此同时，社会舆论与公共话语也形成无形压力：社会普遍倡导生育支持导向，却与青年面临的住房、收入、职场等现实困境形成反差，在这种情况下，相关舆论导向可能转化为外在期待与道德约束。青年在对照理想育儿标准与自身现实条件后，往往选择保守的生育决策以规避风险。可见，技术赋能与信息过载、社会支持与外界期待，构成当下青年婚育选择的双重张力。
青年婚育相关压力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呈现传导性与累积性特征。这种压力以恋爱择偶为起点、以婚姻缔结为基础、以生育决策和行为为关键，不仅会传导至其中老年阶段，还深度嵌入数智化情境中。青年婚育压力的形成，源于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也与经济结构、公共政策与服务、技术要素等内外因素密切相关，[12]这不仅让青年在婚育决策中面临选择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婚育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以三维体系营造全生命周期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
家庭作为社会运行的基础单元，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价值愈发凸显，也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对政策保障与公共服务的需求更为迫切。当前，我国涉婚育家庭相关政策尚存主体界定不够清晰、制度规划适配性不足的问题，整体呈现重物质帮扶、轻服务供给，重顶层设计、轻落地实效的倾向；面向老年群体与未成年群体的专项政策虽供给丰富，但受部门职能分割、统筹协同机制不完善、信息共享程度偏低、执行标准不一、目标较为分散等因素影响，不仅容易出现资源浪费与配置错位，也可能导致青年婚育家庭现实诉求难以得到及时回应，各类政策难以形成合力；与此同时，既有的婚育家庭相关政策，多以应急干预模式为主，具有附属性、特殊性、分散化、碎片化等特征，以婚育家庭为中心，兼具主体性、普惠性、系统性、协同性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尚未形成。立足生命历程的阶段关联性、时间嵌入性、结构互构性、主体能动性四大要义，亟需构建政策体系、服务体系、支撑体系三位一体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推动政策从单点突破转向系统集成、服务从碎片化供给转向全周期覆盖、支撑从零散化保障转向全方位托底，助力“十五五”时期家庭支持政策体系落地见效，力争将家庭支持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升至1%，切实纾解青年婚嫁之难、生育之忧、养育之困。
以生命历程理论为学理支撑，可构建家庭发展支持体系架构，涵盖婚育家庭支持政策体系、服务体系与支撑体系（如图2所示）。其中，政策体系发挥顶层制度设计与公共资源统筹分配的统领性功能；服务体系作为面向婚育家庭需求的前端执行系统，承担婚恋引导、生育支持、养育照料、养老保障等全周期具体服务职能；支撑体系则为服务体系的持续稳定运行提供人力、财力、物力及数字基础设施等保障。三者互动关系清晰明确：政策与服务体系之间形成“统领—落实”关系，政策通过法律法规、资金划拨、标准制定、考核督导等方式，为服务体系的建立与运行赋予合法性、行动框架与资源条件，确保服务供给不偏离政策导向；政策与支撑体系之间构成“主导—保障”关系，政策决定支撑资源的配置方向、规模与力度，而支撑体系的实际承载能力与运行反馈，反过来为政策的动态调整与优化提供现实依据；支撑与服务体系形成“赋能—运行”关系，支撑体系提供的人才队伍、经费投入、设施设备与信息系统，是服务体系得以正常运转、提质增效的前提条件，为服务供给提供坚实的能力支撑。三大体系构成顶层政策引领、底层支撑托底、中间服务落地的闭环协同结构。各体系分工明确、边界清晰，又相互依存、动态联动，共同服务婚育家庭从婚恋、生育、养育到养老的全周期、多层次需求。
构建全程性、系统性的政策体系，强化制度统领与顶层赋能。政策体系是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建设的统领，需立足青年婚育全过程，打破各阶段政策壁垒，扭转“重生育补救、轻婚姻前置”的导向偏差与碎片化治理格局。一是强化政策前置设计，筑牢婚姻支持根基。将婚姻支持作为助推生育意愿、促进家庭良性发展的前置性举措，推动婚姻支持与就业、社保、住房等政策深度协同，探索婚恋扶持与住房补贴、就业扶持政策联动实施；完善婚恋平台监管政策，建立算法伦理规范监管机制，破解信息茧房、虚假信息泛滥等问题；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保障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平等权益与职业可持续发展空间，从源头夯实家庭发展支持体系的制度基础。二是聚焦青年全生命历程婚育需求，完善政策保障体系。构建“孕前—孕期—产后”全链条支持机制，出台孕期女职工权益保障刚性政策，强化对男性育儿假政策的约束力与执行监督力度；打通卫健、民政、人社、医保等部门数据壁垒，实现生育支持的精准适配。三是衔接养育与职业发展，优化政策衔接机制。完善普惠托育服务配套政策，明确托育机构建设标准、收费规范与财政补贴力度；推广弹性工作制与远程办公制度，推动用人单位建立生育友好型工作机制；强化教育减负政策落地执行，合理引导育儿预期、缓解育儿竞争压力，降低家庭育儿教育成本。四是健全政策协同评估机制，提升政策执行效能。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权责边界，形成“婚姻有支持、生育有保障、养育有服务、职育能平衡”的政策传导体系；建立政策执行动态评估机制，以青年婚育意愿、政策获得感为评估指标，动态调整政策，确保其落地见效、务实管用。
打造全覆盖、专业化的服务体系，聚焦需求响应与实践落地。服务体系是政策体系落地实施的载体，需以青年婚育家庭主要需求为导向，整合社会服务资源，打通婚育家庭服务“最后一公里”。一是优化婚恋辅导服务，提升青年的婚姻经营能力。依托政务数字化平台与社区服务中心，开展婚前教育、情感疏导、婚姻指导等普惠性服务；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婚恋交友服务平台，增加线下深度互动活动供给；引导青年树立健康的婚姻观，缓解青年婚恋顾虑与心理压力。二是完善生殖健康服务，推动全周期生育服务一站式供给。建设一体化数智化生育服务平台，整合孕前检查、孕期保健、分娩陪护、产后康复等服务资源，助力群众便捷获取一站式生育健康服务；为孕产妇提供个性化孕期照护、产后访视等专业服务；针对高龄、备孕困难等群体，提供生育医疗指导与帮扶。三是强化养育照护服务，破解青年家庭育儿照护难题。发展社区普惠托育服务，培育邻里互助托育、老少共护照料等多类型托育模式；将隔代照料纳入幼育服务体系，面向老年群体开展科学育儿知识普及、健康体检等服务，并为其提供适度补贴；搭建数智化育儿综合服务平台，为青年父母提供科学育儿指导，缓解“养孩子太费心”的焦虑心态；推动社区老幼共托服务发展，整合养老托幼服务资源，实现养老与育幼协同支持。四是拓展家庭综合服务，增强家庭发展韧性。提供家庭关系调适、亲子沟通指导、育儿心理疏导等服务，化解婚姻家庭矛盾、缓解育儿压力，提升家庭幸福感与稳定性。
健全全方位、托底式的支撑体系，强化资源保障与发展赋能。支撑体系是政策体系与服务体系高效运行的基础，需从财政、税收、住房、教育、土地等多维度发力，精准纾解青年的现实压力，切实降低婚育家庭的发展成本。一是强化财政税收支撑，减轻青年经济负担。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增长机制、加大民生领域资金扶持力度，重点保障普惠托育、生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提质扩容；探索构建以家庭为主体的税收制度，根据家庭儿童数量、长者照料需求推行差异化个税减免政策；将育幼、养老补贴调整为分级补贴制度，加大对中低收入家庭支持力度。二是优化住房资源支撑，缓解婚育的住房约束。推动保障性住房向多子女青年家庭优先倾斜保障；在城市规划与土地供应中，保障托育、妇幼保健、社区家庭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土地需求。三是夯实教育资源支撑，纾解育儿内卷压力。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均衡供给，缩小城乡、校际教育差距；加大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扩大普惠性教育资源覆盖面，降低家庭教育刚性开支；规范校外培训市场秩序，引导青年树立科学教育理念，逐步消解家庭教育层面的心理负担。四是完善社会资源协同支撑，构建多方共治格局。引导市场主体参与婚育家庭服务供给，发展家庭服务产业；培育社会组织与志愿者队伍参与婚育家庭服务，形成“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补充、家庭为基、社区依托”的多方协同支撑格局。
余论
关于数智时代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建设，还有很多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比如，青年导向型家庭发展支持体系的内涵与边界如何界定？青年导向并非忽视其他群体的诉求，而是明确青年作为新家庭生命周期的起点与关键主体，其合理期盼与现实焦虑、发展渴望与选择困惑，应成为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建设的优先考量方向，在全民友好中突出“青年优先”导向。家庭发展支持体系绝非单纯的政策补贴或服务供给，而是实现技术赋能、政策支撑、文化浸润、实践落地的多方协同格局，既要破解青年婚姻家庭的现实压力，也要兼顾社会公平与伦理底线，还要守护每一个普通个体、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避免陷入“技术至上”“政策万能”的误区。因此，青年导向的关键，在于赋能青年而非替代青年，需尊重其多样选择，理解而非评判、支持而非干预，提升青年应对婚育家庭压力的能力，让青年在被看见、被理解、被支持中实现个体发展与家庭发展的共赢，推动数智技术与婚育支持深度融合，实现技术温度与政策力度的有机统一。
又如，数智时代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建设如何更好地适配青年婚育家庭的诉求？当前，数智技术已渗透到青年婚育的各个环节，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数智技术拓宽青年婚恋交友的渠道，简化育儿、养老等便民服务的获取流程，为各类家庭服务的落地提供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数字鸿沟、算法偏见、隐私保护等问题，易加剧青年婚育家庭的不平等性，算法推送亦可能对其婚育认知形成潜在引导偏差。青年导向的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建设，需实现数智技术与政策、服务、资源的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对接青年婚育家庭实际需求，提升服务供给效率，同时警惕数智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构建“数智赋能＋人文关怀”融合模式，让算法有伦理、数据有温度、平台有责任。
再如，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建设中，如何协同多方主体责任、明确各方责任边界？面对青年婚育压力的系统性特征，需探索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用人单位协同、社区支撑”的责任共担格局。政府需强化数字化监管与顶层制度规划，用制度守护公平；市场需依托数智技术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用创新回应需求；用人单位需完善数智化家庭友好职场制度，用体谅抚慰青年婚育焦虑；社区需优化数智化服务平台，用邻近性传递温暖，多方协同应对青年婚育意愿低迷问题，推动形成“婚有亲密喜悦、生有天伦之乐、育有舒心保障”的社会文化环境，让每一个青年都能感受到确定性与安全感。
此外，青年导向型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建构，如何在保证公平性的同时兼顾特殊性？公共政策层面，要进一步细化差异化支持举措，聚焦农村青年、低收入青年、单亲青年等群体，精准赋能，切实保障各类青年群体都能获得有效帮扶；社会服务方面，需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优质化发展，扩大普惠托育、养老照护、婚恋辅导等服务的覆盖范围，持续提升服务质量，推动优质便民服务下沉普及；文化建设方面，需持续培育性别平等、代际公平的社会氛围，摒弃婚恋观念中的消极偏颇认知，积极引导青年树立健康向上的婚姻家庭观念，让爱与责任、尊重与包容成为新型婚育文化的底色。归根结底，家庭发展支持体系建设的终极目标，不在于片面追求婚育相关数据提升，而在于每一个青年脸上真实的笑意与心底踏实的安稳，是让青年悦婚、愿生、善养、优教，在婚育家庭发展中收获更多幸福感与获得感。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时空特征、机遇挑战与路径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ZDA019）
注释
[1]杨菊华、史冬梅：《新时代中国青年婚恋观变迁研究》，《青年探索》，2024年第4期。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2026年3月13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
[3]G. H. Elder, Childre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Social Change in Life Experienc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p. 5-8.
[4]G. H. Elder, "Time, Human Agency, and Social Change: Perspectives on the Life Course,"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1994, 57(1).
[5]G. H. Elder, "The Life Course as Developmental Theory," Child Development, 1998, 69(1).
[6]杨菊华：《生命周期视角下的中国家庭转变研究》，《社会科学》，2022年第6期。
[7]成倩：《游牧式相亲：青年如何建立严肃的网络相亲模式》，《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第10期。
[8]梁丽霞、黄燕：《数字时代的婚育张力：互联网使用对婚姻稳定性和生育意愿的影响》，《人口与社会》，2025年第6期。
[9]宋月萍：《青年生育观念变化及生育友好社会文化的构建》，《人民论坛》，2023年第15期。
[10]张佳：《强化与纾解：社交媒体平台使用中的育儿焦虑研究》，《新闻与传播评论》，2025年第3期。
[11]刘秀秀：《技术的魅惑：育儿市场化的焦虑生产与反生产》，《社会建设》，2022年第1期。
[12]李建民：《我国低生育率问题的深层原因与综合治理》，《团结》，2025年第3期；石人炳、王昕迪：《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中国婚育观念的变迁与新型婚育文化建设》，《青年探索》，2025年第2期。
Marriage and Fertility Norms Among Youth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Family-Supportive System
Yang Juhua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depth penetration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he marriage and childbirth predicament of contemporary youth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t is not only related to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family wellbeing, but also affects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Life course theory offers a valuable lens for examining the marriage and fertility norms among youth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Digital intelligence reshapes youth's life trajectories of marriage and childbirth along four dimensions: operational logic, time rhythm, interaction structure, and action arena. It also advances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individual and family life cycles. To build a family-supportive system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course, prioritize young people's core demands regarding marriage and fertility, and establish a collaborative support system featuring concept guidance, policy empowerment, digital intelligence support,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and cultural infiltration. Leveraging digit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we can optimize service delivery and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to tackle young people's marriage and fertility dilemma, thereby fostering a virtuous circle of personal development, family wellbeing and social harmony.
Keywords: life cours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youth, marriage and fertility norms, family-supportive system
责 编∕邓楚韵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