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社会心态是社会发展态势的生动反映，具有代际性特征。代际心态变化，根植于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变迁，同时受到技术环境变革的深刻影响。当代青年社会心态整体积极向上、态势良好，呈现复杂性与动态张力并存特征，主要表现为群体心态更加自信、个人意识加速觉醒、传统观念适应性调适、社会时钟更趋自主化等。同时，青年价值认同的形成机制发生深层次变革，呈现“物质化”与“后物质化”、“自我放大”与“自我渺小”、“个体自由”与“社会责任”等多重张力。需推动建构青年友好型社会环境，筑牢青年理想信念，涵养青年心志情操，深化代际交融互动，探索培育青年积极社会心态、塑造正向价值认同的有效引导策略，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力量。
【关键词】代际流动 青年群体 社会心态 价值认同 代际交融
【中图分类号】 C913.5/C91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0.006
【作者简介】管健，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群体心理与群际过程、社会表征、刻板印象、文化与国家认同、社会问题的心理学，主要著作有《身份污名与认同融合：城市代际移民的社会表征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叙事框架优化：基于心理解释水平》（论文）、《当前社会心态的主要特征、趋势及影响因素》（论文）等。
近年来，网络空间中诸多关于代际之间感知、评价，体现代际差异的传播内容备受关注，成为观察社会代际关系的重要窗口。从狭义上看，代际是指家庭内部代与代之间的关系；从广义上看，其涵盖社会层面不同时代、不同世代出生人口所具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及其差异。
青年群体作为社会发展承前启后的一代，其社会心态的动态流转与价值认同的外在表征，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质，也承载代际流转的历史印记，更在技术革新与社会转型的双重语境中持续迭代重塑。当前，青年社会心态与价值认同正经历深刻的结构性转型，二者之间互为影响、相互塑造，折射新时代青年对自我、社会、国家，以及对未来的新的理解方式与行动逻辑。因此，从代际流动视角出发，系统解读青年社会心态与价值认同的变迁趋势，探索科学有效的引导路径，有助于深化对青年成长链条中问题环节、理论环节、实践环节的精准认知，从而推动各环节协同发力，为青年健康成长与社会良性发展提供学理支撑与政策建议。
代际心态的变迁
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体现多数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情绪、社会态度和社会价值观。[1]它是社会发展态势的生动反映，一定程度上具有代际的流动性特征。也就是说，一个人出生的时间段和年代对其个性和态度的影响，大于原生家庭的影响；基于出生年份形成的代际差异，对人的行为、态度、价值观和个性特质产生深远影响，进而形塑代际间社会心态的嬗变与发展，使得不同世代基于所处历史时点，呈现差异化的心态表征。
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K. Mannhheim）提出“代单元”概念，强调“代”是一种社会现象，世代是具有共同经历的个体，他们联结成整体，由于出生于同一时期、共同经历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在近乎相同的文化规范和社会技术背景下成长，往往具有相近的价值观念、社会心态和行为方式。美国社会学家埃尔德（G. H. Elder）也认为，时间所带来的重大事件经历是世代差别的重要成因，即重大事件塑造代际世界观。例如在我国，人们常说的“上山下乡一代”“节粮度荒一代”“恢复高考一代”“改革开放一代”“千禧一代”等，均以重大关键事件为依据，契合相应的文化规范。类似以关键历史事件为依据的代际划分，在全球大部分国家也较为普遍。另一种是以年代为依据的代际划分方式，如以十年为一代。这种划分依据认为，出生于不同年代的人，其生命历程中镌刻的世代烙印存在显著差异。美国心理学家特文格（J. M. Twenge）在2025年出版的《六世同堂：美国百年代际变迁1925—2025》中，将美国世代分为沉默一代（1925～1945年）、婴儿潮一代（1946～1964年）、X世代（1965～1979年）、千禧一代（1980～1994年）、Z世代（1995～2012年）和两极世代（2013年之后），并指出不同世代具有不同群体特征。[2]我国也普遍采用年代划分法，将社会群体分为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00后、10后等世代，人们常提及的“80后夹心层”等评价，本质上都是以该世代划分为依据的代际心态表征。
一般而言，不同代际具有各自鲜明的群体特征。50后出生于1950～1959年，成长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历经物质匮乏、社会变革，形成了独特而坚韧的特质，能吃苦、责任感强、集体主义观念深厚，秉持勤劳节俭的品格。
60后出生于1960～1969年，成长于社会变革初醒的年代，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转型的亲历者，他们兼具理想主义情怀与务实奋斗精神，是推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力量，求知欲强，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70后出生于1970～1979年，成长于我国剧烈转型时期，既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也是市场经济的建设者。他们兼具传统心态和务实理性的双重烙印，童年时期的物资紧缺，养成其吃苦耐劳、未雨绸缪的特质；而成长阶段恰逢国家发展快速变革期，也让他们承载着较强的家庭责任与自我牺牲精神。
80后出生于1980～1989年，成长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了独立奋斗、自立自强的特质，目前已成长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多数80后属于计划生育政策覆盖群体，成长过程中享有相对集中的家庭资源，成年后承担的家庭责任也更为繁重。此外，他们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推动了社会职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价值取向多样，且身处传统与现代张力之中的一代。
90后出生于1990～1999年，成长于中国经济腾飞与网络普及的时代，既是信息时代的体验者，也是全新的数字化公民，他们富有朝气、理性务实，且个性鲜明、诉求多样。
00后出生于2000～2009年，成长于我国从“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跨越时期。作为与互联网深度融合的一代，他们普遍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自我认知更为清晰、自主意识更强，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展现出较强的表达意愿和行动能力，实现了相较于前代更为显著的价值跃迁。
10后出生于2010～2019年，成长于技术深度融入生活、数字技术普及如同呼吸般自然的时代，是数字技术全面普及的深度体验者。他们大多享有相对优渥的物质条件，能够获得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源支持，习惯于以平视的眼光看待世界，倾向于依照自身兴趣和方式认知、探索世界。
代际心态变迁的内在原因
代际心态流转嬗变，既包含结构性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受整体技术环境大变革的影响，由此推动群体在生命史策略中缓慢而不停歇地发生变化。
结构性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推动。生产力是社会成员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过程中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能力，生产关系是伴随生产力发展，在其过程中缔结的相互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关系、生产过程组织分工关系、产品分配关系等。二者辩证统一，并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呈现动态变化。美国政治学家英格尔哈特（R. Inglehart）强调，社会资源或环境的不同，会导致身处其中的个体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差异。
就我国代际发展而言，40后、50后大多从事过农业生产，曾以种植、养殖等方式创造生活资料。在以农业为主导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下，人们长期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圈层之中，依靠有限的分工与协作获取物质资源。因此，其社会心态主要表现为知足常乐、小富即安、安土重迁、人际熟络，也存在一定的守旧保守倾向，整体呈现出长期稳定的生活节奏与家庭延续性。
60后、70后伴随国家发展与初步振兴，生产劳动逐步转向以工业生产为主体，进入通过物理或化学手段加工制造生活资料的阶段。工业化社会要求建立复杂的科层体制与严谨的程序规范。一方面，人们得以享受物质大生产带来的红利；另一方面，也容易受机器设备的裹挟，成为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由此，社会心态发生显著变化。随着功利主义的兴起，人们更加重视时间效率与物质利益，同时开始打破封闭状态，主动接纳新观念、新技术。
80后、90后的劳动生产以知识创新与知识生产为主导，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分工的细化与协作水平的提高，人们需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与更多群体加强合作、互通有无。社会生产力经历了从采集、农业、工业到知识生产力的逐步跃升。伴随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进与互联网时代的初步开启，人们日益重视知识创新与终身学习，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认知迭代持续加速。然而，这也带来了焦虑情绪的滋生与不确定感的增强，个体需要在持续奋斗中避免被时代浪潮所淘汰。
00后、10后乃至20后，正逐步迈向数字生产力时代。在这一阶段，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算力构成基础生产能力，算法则成为关键生产工具。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大背景下，生产效率已进入质的跃升阶段。随着生产方式柔性化、管理方式灵活化、就业模式多元化的推进，个体作为经济主体的地位日益凸显。通过标准化、科学化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泰勒制”模式，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正逐步向“一个人的公司”“一个人的创业”转变。平台经济的崛起打开了微粒社会的大门，个体价值愈发受到重视，为社会注入强劲的创造与创新活力。
理解代际心态变迁，对于理解家庭关系、工作态度、心理健康、经济政策、社会发展等至关重要。研究代际心态的流转嬗变与动态趋势，是理解历史的独特视角，也是窥见未来的窗口。婚姻选择、生育意愿、工作模式、消费形态等，都是影响经济发展态势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隐性根源。
技术变迁的影响。以往学者分析代际的心态差异，多从世代更迭的变化出发。特文格在2025年提出一种假设：在社会不稳定的情形下，人们心态的改变可能源于重大事件，如战争、灾难、政权更迭等；而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影响代际发生变化的重要推手，是技术发展带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更迭和变革。
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技术对社会发展和人类互动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技术在广义上是制造所需要的技能和程序，狭义上是工具本身。在技术变迁的背景下，随着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迭代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和生活运作方式不断重塑，技术彻底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人际关系。特文格将现代世界的代际理论归结为代际技术模型，认为技术推动了个体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注重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工业社会中，人的物化使得人们在人际关系中寻求情感依赖；信息社会中，大量虚拟互动进一步加剧了个体的原子化；而数智社会的生产关系变革，可能在特定条件下进一步诱发个体的意义虚无感。
改革开放近五十年来，技术迭代日益迅猛，时空压缩效应显著。传统儒家思想、现代化工业思潮、后现代技术平权等多种力量交织汇聚，共同形塑青年群体价值观。代际心态差异的本质，是结构性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个体心理层面的投射与反映。以往世代大多成长于物质较为匮乏的年代，社会规范相对单一，集体主义导向鲜明，强调克己复礼和集体责任；而技术更迭背景下的青年一代，成长于经济快速发展的丰裕时代，个体主义特质凸显，更注重自我体验与个人价值实现。
生命史策略的改变。心态是流动变化的，会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发展阶段的演进和国家战略的推进而发生动态调整。一直以来，学界多关注社会发展对社会心态的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技术变迁与演进才是影响代际心态流动的关键因素。技术并非直接决定代际心态差异，其影响过程中可能存在一定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如个体主义、自我关注、自我认知积极性、社会时钟变化和生命史策略改变等。其中，生命史策略或许是最为深层次的影响因素。
生命史策略是从进化视角分析人类如何分配有限资源，以适应外在环境变化的理论框架，体现为快策略与慢策略之间的连续性谱系。快策略源于人类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面临的资源匮乏、外在物理环境复杂的现实。在此情境下，人类需要加快繁衍，以实现人口数量的增长和发展速度的提升，但这可能会降低对个体自我发展的投入与精细化要求。生命史快策略不仅推动人们快速结婚、生育，也反映在整个社会的加速运转、追求高效、利益最大化以及激烈竞争的整体态势之中。生命史慢策略则侧重于投入与内在体验，形成于社会资源充沛、环境相对稳定的情形下。此时，人们更倾向于专注长久发展与缓慢积淀，强调质量优先于数量，追求专业技能的精进；在个人领域，注重累积效应与深耕细作，在整体加速的社会环境中培育持久优势，以全生命周期视角规划人生发展。相较于以往世代，当下青年群体更注重发掘自身独特的优势、资源、技能与天赋，强调发挥主体性与能动性，注重释放个人潜能，并渴求与之相匹配的教育、就业、婚育、健康、社会参与、社会保障等各方面支持。
生命史策略在短期内具有稳定性，但从长期代际视角来看，则呈现动态变化特征。新世代青年群体拥有独特的心理特点、行为差异、生活态度与社会期望。理解其心态与价值取向，需从纵深的世代逻辑中予以审视，从宏大历史背景中探寻内在规律，并为其提供一揽子的支持政策和扶持方案，最大限度激发青年群体的巨大潜能和无限活力。
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关键特征
代际心态的流动不仅是世代心态的嬗变，更反映了文化规范的表征转换，受到时期效应与世代效应的共同影响。总体来看，当代青年社会心态积极向上、蓬勃昂扬，但也呈现出复杂性与张力并存的态势。
青年群体心态更加自信。自信被视作心理上的自我效能感，是形成积极健康人格的重要基石。拥有自信心态的个体，往往展现出更强的内控感和成就动机，具备更好的自我接纳与自我肯定能力。[3]随着我国科技的迅猛发展，在“中国制造”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是“平视世界”的一代。国家发展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提升青年一代的自信心，及其走向国际舞台中央的群体效能感。当代青年的自信不仅是“状态性”自信，更日益转化为稳定的“特质性”自信，这是时代赋予青年人的“气质性”乐观。他们对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科技蓬勃和自我成长充满积极预期。
青年群体个人意识加速觉醒。在社会变迁和技术演进背景下，青年群体更加关注自我存在的特殊性和主导性，不愿被定义、被打扰、被塑造。在认知上，他们不希望被动接受家庭或社会赋予的社会角色或定位，渴望掌握人生主导权；在价值判断上，他们不盲从主流期待，更倾向于主动质疑、大胆挑战。这些自我意识的觉醒，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数字化时代的信息平权，个体拥有更多渠道表达自我，并通过数字社群、互联网平台获得所属圈层的认同。
青年群体传统观念适应性调适。当代青年社会心态呈现自主化、多样化、弹性化特征，对传统社会规范的遵从更具个性化与主动性。这并非对传统价值与文化规范的背离，而是青年更加注重个体体验、自我感知与自主选择，对固化的制度性共识形成更为灵活的适配姿态。青年轻量化社交偏好推动人际关系更趋简单独立，清晰的个人边界意识有助于个体保持情绪自主，活跃的创新思维为社会发展注入鲜活的创新动能。
青年群体社会时钟更趋自主化。伴随经济转型、生活方式革新与数字技术深度普及，当代青年的成长环境与发展路径迥异于以往代际，生命历程、家庭认知与人生发展节奏更趋多样。心理学家钮加藤（B. Neugarten）提出的“社会时钟”概念，清晰阐释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命历程。传统社会中，读书、就业、婚恋、育儿等人生节点形成了统一的社会时序规范，成为大众普遍遵循的成长节奏。而当代青年发展心态更为包容开放，不再被动受制于传统固化的社会时钟框架，而是主动摒弃单一化、标准化的评判标准。青年逐步跳出固化的人生时序束缚，弱化因“掉队”而产生的焦虑内耗，更加注重自主规划人生轨迹，渴望自由支配人生，追求个性化、自主性的成长发展模式。
青年群体价值认同的张力与深层逻辑
价值认同是指个体或群体对某种价值观念、价值规范或价值理想予以认可并自觉遵循的程度，构成其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的基本依据。价值观作为人类行为的指导原则，深刻影响着青年群体的信念、态度、行为规范与行动意向。当前，青年价值认同的形成机制正经历深层次变革，并呈现多重张力。青年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社会未来的价值取向，唯有深入分析并把握当代青年价值认同的演变趋势，探究其背后的深层逻辑，方能及时回应新时代青年群体的现实诉求，引领他们积极投身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
“物质化”与“后物质化”的张力。物质主义是一种强调拥有物质财富对于个人生活重要性的价值观念。该观念认为，对物质的占有与消费能够体现生活意义和存在价值，提升个人生活幸福感。当代青年成长于物质丰裕、经济繁荣的时代，既重视合理的物质积累与生活品质提升，也伴随社会发展进程，不断超越单一物质价值导向，愈发注重精神丰盈、自我实现与价值提升的后物质化诉求。物质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高度重视物质财富，追求物质享受，倡导消费主义文化，以追求外部目标为指针。随着社交媒体全面普及，青年乐于通过网络平台“晒”出生活。然而，在算法和流量的裹挟下，这种数字化分享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异化为一种“物质攀比”。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不乏刻意营造的物质炫耀与身份标签化表达。与此同时，青年群体能够清晰认知这种价值偏向的局限性，主动反思物质导向的片面性，试图通过多种方式寻求精神的富足感。英格尔哈特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物质需求的极大满足，人们的价值观念将从强调物质需要转为非物质需要。当代青年群体日益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与经历物质匮乏的世代相比，他们更倾向于追求精神富足。代际价值观的分化，恰恰反映了青年群体正从物质匮乏时代走向丰裕时代，这种价值认同的转变不是偶然性事件，而是根植于青年群体成长时期经济社会环境对价值观的塑造，是一场从“物质增值”到“精神进化”的深刻变革。
“自我放大”与“自我渺小”的张力。一方面，青年的自我关注度持续提升，积极自我关注逐渐加强；另一方面，青年的自我渺小感也日益凸显。关于青年自我关注度的不断提升，有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个体主义呈上升趋势，集体主义呈下降趋势；[4]有学者探究中国人近几十年来积极理想情绪的变迁，发现高唤醒积极情绪、低唤醒积极情绪与一般积极情绪偏好均呈上升态势；[5]有学者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中国转型过程中自我心理的扩张性变化；也有学者从心理学视野分析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发现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个体主义价值与心理行为日益盛行。[6]积极自我关注可视为全球青年的共性特征。2025年，特文格通过分析1950～2019年美国2500万本图书中个体主义式短语的使用情况发现，美国青年群体日益倚重“自我”概念，更倾向于积极看待自我与主动表达自我。这并非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特有现象，而是全球青年自我意识觉醒的普遍表现。与此同时，青年群体又普遍感受到个体的渺小与无力，借助“数字游民”“班味”“蚁族”等戏谑、吐槽、调侃的仪式化表达，投射出在职场与生活中对自身“渺小感”的困境体认。这种表达折射出青年群体在积极进取与主动退守之间的深层矛盾心态：他们一边以“躺平”“摆烂”自嘲，降低预期、缓解焦虑，一边又深陷“内卷”与“激进”的竞争漩涡；一边尝试寻求心理缓冲，一边却起早贪黑、奋斗不息、“搬砖”不止。
“个体自由”与“社会责任”的张力。青年群体一方面追求自我实现与生活方式的自主独立，另一方面却难以摆脱家庭期待与社会评价的羁绊，始终在“既想、又想”“既怕、又怕”中拉扯。在职业发展层面，青年人日益希望摆脱传统规训、选择灵活就业，却又希望以“体制内”工作的稳定性对冲职业风险与收入波动；在家庭角色层面，他们一方面主张构建新型家庭责任体系，另一方面致力于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制度约束。表面上看，青年群体的价值认同似乎以个体自由为圭臬，但新一代青年同样肩负着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社会发展与家庭责任的重要使命。相较于其他代际，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主动投身环保事业，热衷于绿色可持续发展；热爱传统文化，善于以新潮的视角诠释传统文化与主流价值的当代意涵。
青年群体积极社会心态和良好价值认同的引导策略
人口规模巨大的青年群体，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和重要支撑。理解当代青年的心态流动性，正是从世代纵轴探究整个社会及社会群体宏观社会心境状态的变化轨迹，通过世代视角分析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情绪、社会态度和社会价值观，借助历时性视角挖掘社会心态的变化规律。透视青年群体心态流动与价值观变迁，有利于对其进行科学引导，持续激发青年接续奋斗的内生动力。
建构青年友好型社会环境。立足青年成长规律、群体优势与现实需求，打造前瞻性、系统性、连续性的青年发展政策体系，在高质量就业与社会保障、身心健康干预与管理、婚育观念引导与生育支持、家庭责任践行与代际交融、社会心态培育与价值认同塑造等关键议题上，给予针对性支持和科学引导。通过政策发力，切实解决青年群体面临的现实性问题，营造全社会关心青年、关爱青年、支持青年发展的友好氛围。就业领域，完善就业扶持政策，拓宽就业渠道，规范就业市场秩序；生活领域，加大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保障力度，降低青年生活成本；社会参与领域，鼓励青年积极投身社会事务和社区治理，增强其责任感、参与感，促进青年与社会良性互动、协同发展；文化领域，支持青年个性化发展，鼓励其在不同赛道实现人生价值；同时，在思想层面，助力其早立志、立大志，从内心深处厚植家国情怀，培育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
筑牢青年人理想信念。引导青年在新时代练就过硬本领，拓宽思维视野，培养积极向上的价值观念，将“小我”融入“大我”、把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洪流，涵养世界眼光和创新精神，在知行合一中长志气、强骨气、厚底气。青年人才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推进力量，引领好青年群体，就是赢得希望，赢得未来。青年群体应保持战略定力，树立跬步致远的人生目标，将理想抱负、视野胸怀与奋斗淬炼有机统一，全面提升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综合素质与身心素养，成长为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中最积极、最具生机、最富活力的创新型群体。
养心志、育情操，志于道、成于恒。在个体层面，良好的心志与高尚的情操有助于青年群体建立清晰的自我认知，自信、自尊、自强的品质使其更加坚定地维护自我价值。面对逆境与挑战，应以优秀文化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不断提升青年群体的幸福感、意义感与价值感。在社会层面，培育向善向美的社会风尚，夯实青年的文化主体性，引导其坚定文化自信；通过提升青年道德涵养与人格素养，引领昂扬向上的社会风气。在国家层面，鼓励青年将主流价值观内化为对民族精神的深层认同，经由文化传承、价值凝聚与精神塑造，为国家发展提供持久的精神动能。
强化代际交融，为青年全面赋能。相较于其他代际，青年群体身处科技革命前沿，社会结构的深刻调整与价值观念的多重激荡，使其在社会心态和价值认同方面呈现新变化、新特点。洞察和理解这些新变化，不仅要加强科学引导，也要通过代际交融，拓展青年融入社会的深度和广度，在心理素质和能力素养层面为青年全面赋能，搭建多维支持网络，纾解青年群体职业焦虑与生活困惑。依托青年驿站、青年社区、众创空间等载体，推出有情感、有温度、有力度、有实效的支持举措，在全社会协同联动中构建代际交融、助力青年成长的长效机制，增强新时代青年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不同代际在心理特点、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与社会期望上各具特征，代际之间的差异普遍存在，且具有显著的流动性。通过系统审视代际心态的动态变迁，可以为理解代际间价值观念与心态差异提供经验证据，深入探究其变化趋势与深层成因。在此基础上，应积极促进代际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促进代际良性互动，推动形成代际命运共同体。唯有如此，不同代际才能在同频共振中实现共同成长、彼此成就，如同时代火种般生生不息，接续传承。这既是社会整合与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层动力。
注释
[1]陈满琪：《着力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求是》，2026年第6期。
[2]J. M. Twenge：《六世同堂：美国百年代际变迁1925—2025》，周顺、许驰原译，2025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管健：《我国社会心态的新变化与积极应对》，《人民论坛》，2025年第12期。
[4]黄梓航、王俊秀、苏展等：《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心理变化：社会学视角的研究及其对心理学家的启示》，《心理科学进展》，2021年第12期。
[5]张明杨、杨盈、包寒吴霜：《中国人的积极理想情绪：近几十年来的变迁》，《心理学报》，2024年第7期。
[6]蔡华俭、黄梓航、林莉：《半个多世纪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变化——心理学视野下的研究》，《心理科学进展》，2020年第10期。
Trends in the Evolution of Youth Social Mentality and Value Identity
Guan Jian
Abstract: Social mentality serves as a vivid reflection of social development trends and is characterized by distinct generational features. Changes in generational mentality are rooted in the structural shifts in social productive forces,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modes of production, while also being profoundly impacted by transformations in the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overall social mentality of contemporary youth is positive and promising; it features coexisting complexity and dynamic tensions.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growing self-confidence among youth groups, the accelerated awakening of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adaptive adjustment of traditional concepts and increasingly independent social clocks. Meanwhile,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youth value identity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revealing multiple tensions between materialism and post-materialism, self-aggrandizement and self-abasement, as well as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for the entire society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youth-friendly social environment, solidify the ideals and convictions of the youth, nurture their character and sentiments, deepen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action, and explore pathways to cultivate a positive social mentality among the youth and foster sound value identity, so as to continuously inject youthful vitality into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youth groups, social mentality, value identity, intergenerational integration
责 编∕张 贝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