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数智化转型正深刻改变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方式，青年职业发展的机会结构、能力要求与风险形态发生系统性重构。数智化转型一方面催生新职业、新岗位和更加多样的职业实现路径，另一方面加快技能折旧、职业转换和机会分化，使青年越来越难以依靠一次性就业准备，维持长期职业竞争力。持续性能力更新已由个体发展的可选策略，转变为数智时代青年职业发展的现实要求。当前，围绕青年持续性能力更新的制度支持，仍存在入口导向较强、学习链条不畅、成果认证不足、激励保障薄弱，以及机会分配不均等问题。为回应青年职业发展重心由岗位进入转向持续性能力更新这一变化，有必要围绕青年职业发展全过程，加快构建多主体协同、内容整合、方式贯通、成果可转化、治理可联动的终身学习支持体系，以更好支撑青年在持续变化的职业环境中实现适应、转换与发展。
【关键词】青年职业发展 持续性能力更新 终身学习支持体系 高质量充分就业
【中图分类号】G729.2/F24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0.004
【作者简介】方长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就业质量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劳动就业、社会治理等，主要著作有《地位差异及其再生产：转型中国社会分层过程研究》、《江苏省就业质量蓝皮书2019》（编著）等。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和物联网等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数智化转型正深刻改变劳动力市场运行方式，并深刻影响青年职业发展。一方面，新职业、新岗位和新发展空间不断涌现，为青年职业发展提供新可能；另一方面，岗位任务持续重组、能力需求快速更新、职业路径不确定性显著上升，使青年面对与以往世代明显不同的发展压力。青年职业发展越来越难以依靠一次性就业准备支撑，而更多取决于能否在持续变化中完成能力更新与重组。在这一背景下，持续性能力更新成为影响数智时代青年职业发展的关键条件。
以持续性能力更新支撑青年职业发展，已进入国家战略视野。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投资于人”，提出“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1]《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提出，要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2]然而，现行政策安排多围绕青年就业的入口环节展开，对入职后的能力更新、职业转换和发展延续支持不足；终身学习支持体系尚未形成嵌入职业生涯全过程的制度框架，存在培训主体分散、资源整合不足等问题。如何从青年职业发展视角出发，构建面向职业生涯全过程的终身学习支持体系，已成为数智时代亟须回应的重要议题之一。
数智时代青年职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人类文明史上的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都会引发人们对就业前景的担忧。从19世纪“卢德运动”，到凯恩斯提出“技术性失业”，再到20世纪中后期，围绕自动化的持续讨论，均表明技术进步往往伴随着人们对就业机会的集体焦虑。然而，历史经验同样显示，技术进步在替代部分岗位的同时，也会持续催生新的工作任务、职业形态和发展空间。[3]同样，对于伴随数字技术成长起来的青年群体而言，数智化转型既带来新的职业机遇，也带来不确定性和转型压力。
数智时代青年职业发展的新空间。数智时代青年职业发展空间的拓展，主要通过存量迭代、增量创造、形态变革和技术赋能四种路径交互作用实现。存量迭代和增量创造体现为职业机会来源的扩展，形态变革体现为职业实现方式的拓展，技术赋能则体现为职业进入门槛降低和能力效用放大所带来的职业进入机会的扩展。
存量迭代，是指传统行业和既有职业领域，在数智化改造过程中不断催生新的工种、岗位和职业形式。尽管数智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部分重复性、标准化岗位面临被替代风险，但传统行业“老树发新芽”的趋势更为明显。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许多原有职业并未消失，而是在任务结构和能力要求变化中实现岗位更新和功能再造。[4]例如，制造业由传统流水线作业向“人机协同”转型，带动智能制造系统运维、数字化设备管理等新岗位出现；文化创意、生活服务等领域，也出现了大量依托数字平台和智能工具的新型岗位。2025年人社部发布的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中，有相当比例属于此类“数字化再生”产物。存量迭代并非对传统职业或岗位的简单替代，而是在既有行业内部推动职业更新与机会拓展。
增量创造，是指数智时代新领域、新行业的发展，以及新社会需求的激发，带来的就业新机会。与存量迭代不同，这一路径不是在原有岗位结构内部做调整，而是在新领域中创造此前并不存在的就业机会。随着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绿色转型、数字内容生产和新消费形态的发展，一批新职业、新工种和新就业方向持续涌现。例如，围绕生成式人工智能形成的数字人训练、智能运维等岗位，围绕绿色转型形成的碳管理、新能源测试岗位，以及围绕新消费与新服务形成的个性化策划、定制服务等岗位。值得注意的是，技术进步的创造效应带来新增岗位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以数字经济为例，数据显示，2024年数字产业直接从业人员数达2060万人，[5]2025年全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0.5%以上。[6]这种由技术创新驱动的岗位创造，拓展了青年职业发展的情境。
形态变革，是指劳动方式和劳动关系的变革，为青年职业发展开辟的新通道。数智时代的就业机会并不总是通过传统雇佣关系和固定工作场景来实现，而是越来越多地嵌入平台化、远程化、项目化和人机协同等劳动组织方式中。远程协作、混合办公、平台劳动、内容创作和直播电商等劳动形态的发展，使青年职业逐渐摆脱了过去对固定单位、固定时间和固定地点的依附，呈现出更强的弹性、多样性和跨场景流动性。对新生代青年而言，这种形态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其对于自主性和自我实现的价值偏好，[7]也使“一人公司”“多重职业身份”等以往较难实现的职业发展方式逐渐成为现实。职业的实现路径因此由“单一通道”转向“多场景跃迁”。
技术赋能，是贯穿上述三种路径的底层力量。它指的是通过降低部分职业进入门槛、放大个体能力效用和增强跨界转换可能性，强化存量迭代、增量创造和形态变革对青年职业发展的拓展作用。低代码平台、生成式人工智能、开源模型等技术工具的普及，使一些原本需要高门槛训练才能进入的工作领域，呈现出更强的开放性与可进入性。例如，过去较难触达的编程、内容生成、数据分析等工作，如今在智能工具辅助下，已使更多青年能够较快参与并形成基础竞争力。更重要的是，技术赋能还增强能力迁移的可行性，使不同专业背景的青年，通过学习和训练进入新职业赛道成为可能。技术在这里不仅发挥“替代劳动”的作用，更发挥“扩展机会”的作用。
数智时代青年职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在数智技术深度嵌入经济社会体系的背景下，青年职业发展情境正在经历深刻而复杂的重构。这一重构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劳动过程组织形态变化，以及个体适应性压力提升而展开。
首先，从宏观维度看，青年所面对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正因数智技术深度渗透而发生系统性重塑。人工智能、大数据和机器人等技术对规则化、程序化任务的替代效应日益明显，这使得部分传统中低技能岗位持续收缩。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指出，全球约49%的受薪工作活动具有自动化潜力；到2030年，全球可能有4亿至8亿劳动者因自动化技术而需要重新寻找工作。[8]但岗位重组并非单纯的存量削减，而是伴随着新的技能需求和职业分层。世界经济论坛《未来就业报告2025》指出，到2030年全球将新增约1.7亿个岗位，同时约有9200万个岗位被替代，净增约7800万个岗位。[9]这表明，数智时代的劳动力市场变化并非单纯的岗位减少，而是伴随着大规模岗位重组和技能需求重配。在劳动力市场岗位快速重组的过程中，技能折旧明显加快，对劳动者能力更新速度和时效性要求大幅提高。以人工智能为例，其“去技能化”效应降低了技能深度，而“再技能化”效应则对技能宽度提出了更高要求。[10]当个体能力更新以及教育、人才培养体系的供给节奏，滞后于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时，技能供需错配便会加剧，就业结构性矛盾也随之凸显。[11]与此同时，数智时代岗位供给的技能偏向性更加明显。研究表明，自动化会带来就业和工资极化，其负面影响更集中于中间技能任务及其对应劳动者。[12]有研究指出，自2016年以来，要求具备人工智能技能的岗位发布增速，显著高于整体岗位增速；2025年有研究进一步指出，拥有人工智能技能的劳动者工资溢价已升至56%，高于上一年度的25%。[13]这意味着，在岗位重组与技能偏向并行推进的背景下，高技能青年更容易进入技术驱动的高收入领域，而中低技能青年则更可能面临岗位挤压与收入停滞。技能分化因此也更容易演化为“机会分化”，并在区域、城乡和不同群体之间固化为新的“阶层差异”。
其次，从中观层面看，工作组织形态和劳动过程变化，正在重塑青年职业发展的实现条件。数智技术不仅改变了就业的机会结构，也改变了工作组织方式和劳动控制机制。随着平台化、算法化和碎片化趋势增强，传统相对稳定的科层组织逐渐被更加灵活也更具控制性的劳动组织形态替代。在数智化职场中，算法管理通过实时监测、动态调度、绩效评分和任务分派等方式，改变了劳动的过程控制机制。[14]这种变化虽然提升了工作效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劳动者的自主性，使青年在工作节奏、任务安排和绩效评价中，承受更强的外部约束。与此同时，随着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和远程办公的扩张，越来越多青年进入原子化就业状态。劳动者被切分为独立“服务单元”，传统依托组织形成的协作关系、晋升通道和职业发展路径被逐步弱化。青年职业发展不再主要沿着清晰的组织层级展开，而更多表现为在不同平台、项目和任务之间的频繁切换，职业路径呈现明显的碎片化和漂移化特征。此外，在这种“去组织化”背景下，由劳资关系失衡引发的工作贫困、权益保障不足等就业质量问题日益凸显。[15]
再次，从微观层面看，个体适应能力和心理承受力面临更大挑战。数智技术深度嵌入青年学习、工作和社交生活，使宏观市场结构变化与中观劳动过程重塑带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转化为个体层面的持续压力。技术迭代加快、经济运行波动、产业前景变化和岗位供给变动相互叠加，使青年处于预期不稳、方向不明的状态之中。对部分青年而言，由于缺乏稳定的雇佣关系和清晰的职业晋升通道，其职业认同感和发展预期明显弱化。“斜杠”或“零工”并非完全出于个体自愿，很多时候也是青年对现实压力的被动选择。[16]与此同时，职业生命周期缩短也意味着青年必须不断面对职业变化和岗位转换带来的压力。每一次转岗不仅涉及技能重组，也伴随着社会关系、生活节奏乃至空间位置的调整。在高频变化的环境中，青年不仅要面对技能“半衰期”缩短带来的困扰，还要在算法推荐、信息过载和持续竞争的数字环境中，维持独立思考能力、学习能力和心理韧性。适应性压力的提升，不再只是个体化现象，而是数智时代青年普遍面临的现实处境。
概言之，数智化转型改变的不只是岗位数量的增减，更是职业机会的生成机制与风险分布格局。青年面临的关键问题，不再只是能否进入某一岗位，而是能否在持续变化中维持发展能力与职业连续性。
持续性能力更新成为青年职业发展的时代要求
职业发展情境的变化意味着，持续性能力更新不再是个体提升竞争力的附加选项，而成为青年维持职业连续性、实现职业转换并把握新机会的基础条件。持续性能力更新之所以成为数智时代的现实要求，不仅因为技术迭代压缩了知识和技能的有效周期，更因为青年职业发展本身已经由一次性进入转向全过程调整。也就是说，在数智时代，重要的已不只是某一时点的入职能力，而是在持续变化中重组能力结构的能力。
青年职业发展重心由入职定岗转向能力持续更新。在相对稳定的职业环境中，学校教育和专业训练所形成的知识与技能，往往能够在较长时期内支撑个体完成职业活动，青年职业发展的重点也主要体现为能否顺利进入某一岗位或行业。然而，在数智时代，岗位任务快速重组、能力需求频繁更新、职业边界持续变化，使一次性就业准备越来越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入职不只意味着职业进入的完成，更是持续学习和能力重组的起点。由此，青年职业发展的重心由“能否进入岗位”转向“能否在变化中保持能力适配”。这一转向的原因在于能力需求本身已呈现出显著的动态更新特征。数智技术在替代旧任务、生成新任务的过程中，不断重组对知识与技能组合的要求，导致知识与技能的有效周期明显缩短。这意味着，青年职业发展的能力要求越来越呈现出动态性、组合性和迁移性特征。
因此，能力更新、能力迁移与能力重组日益成为青年职业发展的重要竞争力，是其维持职业竞争力和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基础。能力更新，是指能够持续跟踪技术进步和岗位变化，及时调整知识结构与技能组合；能力迁移，是指能够将既有经验和技能加以跨场景、跨任务、跨行业转化；能力重组，意味着能够在新的职业要求下重新整合数字素养、专业知识、实践能力与人文判断，形成更具复合性和适应性的能力结构。
青年职业发展逻辑由阶段性进入转向全过程更新。职业发展重心的变化，进一步推动青年职业发展逻辑的整体转向。长期以来，青年职业发展通常被理解为一个相对清晰的线性过程：在学校教育阶段完成知识和技能准备，通过求职进入劳动力市场，并在进入之后依靠经验积累逐步实现职业发展。然而，在数智时代，青年职业发展不再是一次性的进入过程，而是一个贯穿职业生涯、持续调整、转换与再定位的过程。
从时间逻辑看，青年职业发展已难以维持“前期集中准备、后期持续变现”的阶段性分工。数智时代技能折旧显著加快，技能半衰期明显缩短，“技术性失业”与“技能适配缺口”正在成为劳动力市场的常态性挑战。[17]青年即使顺利进入某一岗位，也难以依靠入职前形成的能力储备长期维持职业胜任力。在劳动力市场持续变化的背景下，学习与工作的边界日趋模糊，终身学习逐渐由倡导性理念，转变为贯穿职业全过程的现实要求，成为劳动者保持就业能力和适应职业转换的重要条件。
从路径逻辑看，青年职业发展呈现出非线性与跨界流动的特征。传统职业发展多依托单一行业、单一组织和稳定晋升序列展开，而在数智时代，产业融合、新业态扩张和就业形态多样化，使职业发展越来越表现为跨界流动、阶段转换和多路径并行的特点。青年可能在不同行业、就业形态和任务场景之间灵活切换，职业发展不再是沿既定轨道的单向推进，而是在动态变化中持续更新能力体系、校准发展方向的过程。
从风险逻辑看，职业风险已由“入口风险”转向“过程风险”。过去，职业风险主要表现为能否实现初次就业；而在持续变化的职业环境中，风险多来自能力更新滞后、技能贬值，以及由此导致的职业延续或职业转换困难。风险不再集中于职业生涯的某一起点，而是嵌入职业发展的连续过程之中。由此，青年职业发展的关键已不只是跨过入职门槛，而是在持续变化中维持职业发展能力与职业连续性。若仅依赖入职前准备，青年将难以应对中后期持续出现的职业调整与重塑压力。因此，全过程能力更新成为规避过程性风险、维持发展连续性的现实要求。
持续性能力更新从个体选择上升为时代要求。这不只是因为职业环境变化加快，更在于它同时关系到青年个体发展连续性、劳动力市场运行质量和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水平。随着技术迭代提速、岗位任务重组加快和职业转换频率上升，能力更新不再是个体提升竞争力的附加选项，而成为青年维持职业韧性和发展延续性的基础条件。
从个体层面看，持续性能力更新已成为青年保持职业竞争力、应对职业转换和避免能力脱节的重要前提。具备持续性能力更新的青年，更有可能实现能力迁移、价值放大和职业延续；而缺乏持续性能力更新的青年，则更容易陷入能力贬值、路径漂移和发展预期弱化的循环。对青年而言，持续学习已不只是争取新岗位机会的补充手段，而是维持长期适应能力和再发展能力的必要条件。
从社会运行层面看，持续性能力更新已不能被视为单纯的个人自主行为。青年能力结构能否及时调整，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和新技术扩散效应的充分释放。如果大批青年难以及时完成能力转换，不仅个体更容易陷入职业不稳定状态，产业升级和岗位重组也会因人才供给滞后而受到制约。也正因为如此，能力更新问题的关键正在由“个人是否愿意学”转向“制度能否支持其持续学、有效学”。
从国家层面看，青年作为劳动力市场中最具活力，也最易受到技术冲击的群体，其能力结构的动态调整与持续提升，不仅关系个人职业前景，也关系新技术条件下的人力资源供给质量、产业升级潜力和国家竞争力支撑。[18]由此，持续性能力更新已经从个体层面的发展策略，上升为需要制度回应的时代要求。
持续性能力更新的制度支持局限
持续性能力更新受制于个体层面的意愿与努力程度，也受制于政策安排所提供的制度性支持。从现实看，现有制度支持安排虽然在积极调整，但总体上仍未形成与青年职业发展全过程相适应的稳定框架。其局限不仅表现为政策治理偏重就业入口，更表现为教育供给、职业培训、评价认证和保障机制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由此形成“能力更新需求持续上升”与“制度有效供给滞后”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就业治理偏重入口干预，过程性支持不足。当前围绕青年就业的政策安排呈现“入口导向”，治理重心在很大程度上仍聚焦于初次就业环节，如校园招聘、就业见习、岗位开发、困难帮扶和就业率提升等。这类政策安排在毕业生规模持续高企、就业总量压力不减的背景下，具有现实合理性。然而，如前所述，数智时代的职业风险已经不再止于“能否进入”，而日益体现为“进入之后如何持续适应”。现行制度对青年入职后的能力重构、职业转换和跨界发展，仍缺乏足够且常态化的过程性支持。
过程性支持不足与政策协同不强相互叠加，进一步削弱制度支持效果。当前，与青年持续性能力更新相关的制度安排，分散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工信以及行业主管部门等多个系统之中。尽管围绕数字人才培育、职业技能提升和产教融合，已形成多层次的政策设计，但部门之间在规划衔接、资源统筹和执行协同上仍存在脱节。多头管理、标准不一和信息不畅，使得政策执行中容易出现重复覆盖、层层衰减或局部空转等现象。其结果是，青年持续性能力更新虽然已成为政策关注重点，但围绕职业发展全过程展开的动态监测、持续支持和协同响应机制仍较薄弱。
教育供给与职业培训体系滞后，终身学习链条尚未贯通。我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长期偏重“入职前教育”，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案往往具有较长的更新周期，难以及时适应数智技术快速演进。[19]教育供给与职业需求之间的错位，进一步加剧了就业结构性矛盾。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规模持续扩大，2026年预计达1270万人，[20]与此同时，16～24岁和25～29岁青年群体调查失业率仍处于较高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从教育体系到岗位需求之间，仍存在明显的时间滞后和结构断裂。再以数字经济人才为例，截至2024年底，我国数字经济人才总量已达3286万人，而人才需求规模约为6500万人，缺口超过3200万人以上，到2025年底这一缺口仍接近3000万，其中高端复合型人才短缺尤为突出。[21]这进一步说明，在新兴领域快速扩张的背景下，教育供给并未同步完成对能力结构变化的有效响应。与此同时，当前教育过程整体上仍偏重知识输入，对实践运用能力、跨领域迁移能力和持续学习能力的训练相对不足。近年来，一些高校虽已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学科建设，但跨学科复合型能力培养机制仍不健全，课程更新速度与劳动力市场能力需求变化速度之间依旧存在明显错位。
如果说学校教育阶段的主要问题在于供给更新滞后，那么离开学校之后，青年所面对的突出问题则是职业培训和继续学习资源的碎片化。尽管当前职业培训、继续教育、在线课程、企业内训和社会培训等学习资源总量并不少，但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终身学习资历框架体系，不同供给主体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学习成果认证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对青年而言，这意味着离校后“有资源可学”，却往往“无清晰路径可循”。前期学校教育难以完成对长期职业发展的全部准备，后续学习供给又难以有效承接，导致青年在面对岗位变化时，面临“难以找到合适提升路径”的困境。
从制度设置层面看，当前问题可概括为终身学习链条尚未完全打通。学历教育、非学历学习、在岗培训和社会化培训之间缺乏稳定衔接机制，这与终身教育法律体系不完整、终身学习权利观尚未形成等密切相关。青年能力更新更多停留在分散、局部和短期层面，难以形成支撑职业生涯全过程的连续制度安排。
企业参与、评价认证与激励机制不足，持续性能力更新难以形成稳定回报。持续性能力更新不仅需要资源投入，更需要稳定的回报预期作为内生动力。然而，现行激励链条仍存在明显断裂。
首先，企业作为能力开发的重要主体，其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制度设计层面虽然强调“以市场化培训为主导、行业企业自主培训为主体”，但在实际运行中，培训成本高、收益外溢风险大、用工周期不稳定等因素，使部分企业更倾向于“重使用、轻培养”，而非承担长期能力更新责任。此外，虽然行业龙头企业一般有条件开展较高水平的岗位培训和能力提升项目，但大量中小企业受限于资源、规模和激励机制，难以成为青年持续学习的稳定载体。换言之，在“学校—企业—社会”对青年持续性能力更新的支持链条中，企业环节相对薄弱，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也往往难以形成全过程能力更新的闭环支撑。
其次，现有评价认证体系与数智时代动态能力要求之间存在脱节。当前青年通过在线课程、短期培训、平台学习或在岗实践所获得的能力提升，往往难以获得统一、稳定且广泛认可的制度化承认。尽管数字职业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已在推进，微证书、技能等级评价和终身学习账户等制度探索也在展开，但整体上看，学历背景和正规教育经历仍占据主导位置，全国统一、跨部门互认、与岗位评价有效衔接的资历框架体系仍不健全。许多青年即便完成了职业学习投入，也难以获得清晰、可靠的制度承认。
再次，仅有制度承认并不足以形成持续学习动力，更关键的是学习成果能否转化为可预期的职业回报。若持续学习难以带来收入改善、职业晋升或岗位稳定，青年就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能力投资意愿。当前职称评审、薪酬分配和职业发展通道，对持续更新行为的正向引导仍然不足，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尚未完全打通。在此背景下，部分青年面临“学而无用”或“学而无励”的隐性障碍：付出了时间和成本，却难以获得可预期的职业回报。其结果是，能力更新虽被普遍认为重要，却难以在微观行为层面成为稳定、可持续的行动选择。
成本约束、保障不足与区域群体差异交织，能力更新机会分化加深。青年能力更新所面临的制度支持局限，还表现为成本约束、保障不足与区域群体差异交织所带来的机会分化。青年将学习转化为稳定行动，仍然面临较高门槛，且在不同群体和区域之间分布不均衡。
首先，持续性能力投资具有较高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高质量培训课程、职业认证、转岗准备和新技能学习，均会产生一定经济支出，对于初入职场、收入积累有限的青年而言，构成一定的生活负担。与此同时，能力更新还伴随着显著的时间投入和机会成本。在工作节奏加快、绩效压力增大的背景下，青年难以长期稳定预留学习时间；而脱产学习、转岗培训又可能带来收入中断和职业路径不确定的风险。
其次，社会保障制度对数智时代青年职业路径变化的适配性不足。数智时代青年职业发展越来越呈现漂移化、碎片化和高流动性特征，这要求社会保障具备更强的流动性、兼容性和缓冲能力。然而，现行社保体系仍根植于传统标准化单位就业模式，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和阶段性职业转换的支持，虽然已有制度调整与突破，但在参保便利性、转移接续成本、工伤保障和失业缓冲等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当青年面临转岗、跨界或阶段性失业，并试图通过学习实现能力更新时，往往缺乏足够制度性支持加以缓冲。职业转换期间的中断风险与社会保障断层风险相互叠加，进一步压缩了个体职业试错和能力重塑空间。
再次，区域和群体差异使职业能力更新机会的不平等进一步加深。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城乡之间在数字人才培育资源、培训可及性和前沿学习工具配置上仍存在明显差距，欠发达地区青年在能力更新上的制度保障相对薄弱。与此同时，不同青年群体之间也存在制度适配差异。拥有较好教育背景或较强组织支持的青年，更容易获得高质量培训、职业指导和转岗资源，也更有条件承担相关成本；而普通工薪青年、平台就业青年、灵活就业青年和农村转移青年，则往往面临更高的学习门槛、更弱的组织支持和更有限的制度通道。对这些群体而言，能力更新恰恰更为必要，却也更难实现。
能力更新本应成为增强职业韧性的重要路径，但在全过程支持不够泛在可及、保障系统又不充分的条件下，其反而可能演化为新的“分化机制”。能够获得持续性制度与资源支撑的青年，更易保持能力更新并实现职业跃升；反之，则更可能在职业变化中被动滞后。这意味着，青年持续性能力更新问题不仅是效率问题，也是公平问题；不仅是学习资源配置问题，更是制度支持机会如何分配的问题。
面向青年职业发展的终身学习支持体系构建
前文表明，制约青年持续性能力更新的主要因素，已由单纯的资源匮乏转向制度供给与高频职业变动需求之间的结构性错位。终身学习支持体系不应被理解为教育资源的简单叠加，而应被定位为“投资于人”战略在青年职业发展领域的制度化展开。其关键不是再延续传统的入口管理逻辑，而是在围绕青年职业发展全过程中，形成多主体协同、内容整合、方式贯通、成果可转化、治理可联动的支持框架。
构建多主体协同的主体支撑体系。面向青年职业发展的终身学习支持体系，离不开多主体协同分担的制度结构。在数智时代岗位变化加快、职业边界模糊化、学习场景泛在化的背景下，必须打破“个体自我投资”或“学校单向输出”的传统模式，围绕青年职业发展全过程形成责任清晰、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支持网络。
在这一网络中，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立法确立劳动者的在职学习权利，缓解技术变革带来的技能断层；并在制度设计中将终身学习支持体系纳入高质量充分就业、青年发展和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框架。高校与职业院校应从一次性学历供给转向持续性学习供给，通过继续教育、模块化课程、微专业等方式，将支持延伸至毕业后阶段。企业与平台则应从人才使用者转向能力开发参与者，将岗位培训、项目训练、岗位轮换和导师支持纳入用工体系。通过税收激励、培训补贴和共享实训基地等方式，提升中小企业参与能力开发的积极性。社会组织、行业协会和市场化培训机构应发挥补充性和灵活性作用。公共就业服务部门则应从岗位对接者转向职业发展支持者，在职业指导、学习资源推送、转岗培训衔接和风险预警中发挥枢纽作用。只有形成责任清晰、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支持格局，青年持续性能力更新才能摆脱“个人独自应对”的局面。
形成面向能力更新的内容供给体系。终身学习支持体系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其内容供给能否有效回应数智时代能力结构重组的现实需求。内容供给的重心也应由“补缺式”的知识传递，转向以能力重构为重点的综合框架。
具体而言，这一框架至少应涵盖四个维度：一是以基础数字能力和人工智能通识为底座的工具使用能力，使青年具备进入和参与数智职业环境的基本条件；二是以复合技能与跨界迁移为中心的适应能力，提升青年在岗位变化和职业转换中的应对能力；三是以生涯规划与转岗引导为支撑的动态调整能力，帮助青年在非线性职业环境中及时校准发展方向；四是以创新协同与伦理意识为引领的价值塑造能力，使青年不仅能够适应变化，也能够更主动地参与塑造未来职业秩序。与此对应，还应推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模块化改革，加快学科专业设置动态调整，增强课程供给对人工智能、智能制造、数据治理等新领域能力需求的响应性，从源头上缩短教育供给与职业需求之间的反应时滞。
完善灵活贯通的学习支持体系。终身学习支持体系的关键，不在于增加若干种学习形式，而在于打通校园与职场、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在岗培训与自主学习之间的制度边界，使终身学习支持嵌入青年职业发展全过程，形成与职业高频变动相适应的支持方式。
为此，应重点推动三方面贯通：一是推动正规教育与非正规学习的衔接，承认正式课程、短期培训、平台课程、项目实践和在岗学习在能力形成中的共同作用；二是促进线上学习与线下实践结合，充分利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和人工智能个性化推荐等工具提升学习可及性，同时，通过岗位体验、项目训练和虚拟仿真实训强化实践转化；三是形成在岗学习与脱产学习互补的支持格局，通过导师制、任务驱动式学习、岗位轮换以及带薪学习假、弹性学习制度等安排，使“时间贫困”不再成为能力更新的硬约束。与此同时，加快推进学分银行、微证书、个人终身学习账号等制度建设，使青年能够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场景中持续积累“能力资产”，形成清晰、可预期的学习路径。
健全成果认证与激励保障机制。成果认证与激励保障是维持终身学习支持体系内生动力的关键支点，其重点在于持续学习能否被看见、被承认并转化为可预期的职业回报。
一方面，应建立可识别、可积累、可转换的学习成果认证机制。当前，青年通过在线课程、微证书、平台学习、岗位训练和短期培训所获得的能力提升，往往缺乏统一、稳定且广泛认可的制度化承认。应依托国家资历框架、学分银行和数字认证平台，逐步打通学习成果与岗位评价、职业资格、职级晋升和薪酬增长之间的衔接，使评价标准从单一学历导向逐步转向胜任力导向，让数字素养、跨界能力和非正规学习成果在招聘、内部流动和晋升中得到实质体现。可进一步探索在学习账户积累、技能认证结果与岗位评价、职级晋升、薪酬激励之间建立更稳定的制度接口，使学习成果不只“被记录”，而且还能够“被使用”。
另一方面，应建立更具韧性的激励与保障机制，形成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分担的学习投入模式与格局。可探索使用个人学习账户、学习积分、培训补贴和专项支持项目等制度工具，并通过企业培训支出税前扣除、带薪学习支持等方式，增强用人单位参与青年能力开发的积极性。从国际经验看，法国个人培训账户（CPF）等制度探索表明，将学习权利账户化、可携带化，并与职业转换支持相衔接，有助于提升劳动者持续学习的可及性和制度可持续性。与之相比，中国在推进终身学习支持体系建设时，更具备“政府主导、市场协同、数字平台支撑”的制度优势，关键在于把个人学习账户、公共数字平台和学习成果认证机制更紧密地衔接起来，使制度支持既具有普惠性，也具有动态调节能力。
同时，应针对不同青年群体建立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支持工具。对普通工薪青年，可通过学习券、培训补贴和转岗过渡支持，降低持续学习门槛；对灵活就业青年和平台就业青年，应重点完善可携带学习账户、弹性学习支持和职业转换期间的保障衔接；对欠发达地区青年，则应依托公共数字学习平台、区域协作和定向资助，提升优质学习资源可及性。只有把普惠制度安排与差异化兜底工具结合起来，才能避免终身学习支持体系在现实运行中固化既有差距。
推进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治理。青年持续性能力更新横跨教育供给、就业服务、产业转型、青年发展与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因此必须形成跨部门、跨领域、跨场景的协同治理机制。协同治理是终身学习支持体系由分散政策安排转化为稳定制度能力的运行前提。
具体而言，应推动三类衔接：教育政策与就业政策衔接，使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能够及时反馈到教育供给侧；产业政策与人才培养政策衔接，使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中的能力需求，能够更快转化为学习支持内容；青年发展政策与职业支持政策衔接，使能力更新不只被视为就业问题，也被纳入更广义的青年发展框架。同时，还应探索建立国家级或省级青年终身学习协调平台，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牵头，联合教育、工信、数据管理等部门，定期开展技能供需匹配动态监测与预警，针对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制定更有针对性的行动方案。依托数字治理基础设施，推动学习资源、岗位需求、认证标准和公共服务信息联通，提升制度运行效率，减少政策碎片化和执行空转。
在推进路径上，可采取“先行试点—评估优化—逐步推广”的实施策略，优先在数字经济活跃地区、职业转换频繁行业开展终身学习支持体系综合试点，围绕学分银行、个人终身学习账户、学习成果认证转化、弹性学习支持等关键环节，形成可复制的制度经验，再视评估结果逐步向更大范围推广。只有把终身学习支持体系放在更完整的治理框架中统筹推进，才能真正实现从“入口治理”向“过程治理”的转变。
通过上述制度安排，青年持续性能力更新才能逐步摆脱分散、偶发和高门槛的个体化学习应对状态。只有建立起稳定、可及、可持续的制度化支持体系，青年才能在数智时代不断变化的职业图景中获得更有保障的发展。
（本文系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人口机遇、挑战与政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3JZD028）
注释
[1]李强：《政府工作报告——二〇二六年三月五日在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26年3月14日，第1版。
[2]《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2025年1月19日，https://www.gov.cn/zhengce/202501/content_6999913.htm。
[3]D. H. Autor, "Why are There Still so Many Jobs? The History and Future of Workplace Autom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5, 29(3).
[4][10]王林辉、钱圆圆、周慧琳等：《人工智能技术冲击和中国职业变迁方向》，《管理世界》，2023年第11期。
[5]《数字产业新动能持续积聚》，2025年4月6日，https://www.news.cn/tech/20250406/497cb7efb091487984d7e3408300a540/c.html。
[6]《国家数据局发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2026年4月29日，https://www.nda.gov.cn/sjj/swdt/xwfb/0429/20260429162826395159001_pc.html。
[7][19]季凯、张志华、蒋丽婷：《数智时代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主要矛盾及解决路径》，《江苏高教》，2025年第8期。
[8]J. Manyika; M. Chui and M. Miremadi et al., "A future that Works: Automation,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7, https://www.mckinsey.com/~/media/mckinsey/featured%20insights/digital%20disruption/harnessing%20automation%20for%20a%20future%20that%20works/mgi-a-future-that-works-full-report-updated.pdf.
[9]World Economic Forum, "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5," 2025, https://www.weforum.org/publications/the-future-of-jobs-report-2025/.
[11]张丹丹：《AI大模型影响下的劳动力市场错配》，《中国改革》，2026年第1期。
[12]D. Acemoglu and J. Loebbing, "Automation and Polariz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6, 134(3).
[13]PwC, "The Fearless Future: PwC's 2025 Global AI Jobs Barometer," 2025, https://www.pwc.com/gx/en/issues/artificial-intelligence/job-barometer/2025/report.pdf.
[14]裴嘉良、刘善仕、崔勋等：《零工工作者感知算法控制：概念化、测量与服务绩效影响验证》，《南开管理评论》，2021年第6期。
[15]王兆萍：《数智时代我国面临的主要就业风险及治理路径》，《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16]方长春：《新经济形态下的“两栖青年”“斜杠青年”——兼论新就业形态》，《人民论坛》，2021年第24期。
[17]袁雯：《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历史回溯与当代构建》，《教育研究》，2025年第11期。
[18]杨洪兵、曾祥明：《以“投资于人”推动青年职业发展》，《人民论坛》，2025年第16期。
[20]《教育部：2026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1270万人》，2025年11月20日，https://www.peopleapp.com/column/30050802251-500007214114。
[21]《〈数字经济人才蓝皮书：中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告（2025）〉发布》，2025年11月17日，http://cq.people.com.cn/n2/2025/1117/c367889-41414268.html。
Youth Career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Lifelong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Fang Changchun
Abstract: Digital-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is profoundly reshaping the functioning of labor markets, bringing about a systematic reconfiguration of the opportunity structure, competency requirements, and risk patterns of youth career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it has generated new occupations, new jobs, and more diversified career pathways;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accelerated skill obsolescence, occupational transition, and opportunity differentiation, making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for young people to sustain long-term career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one-off job preparation alone. As a result, continuous capability updating has shifted from an optional individual strategy to a practical imperative for youth career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intelligent era. At present, institutional support for young people's continuous capability updating remains constrained by an excessive focus on labor-market entry, weak linkages across learning pathways, insufficient recognition and certification of learning outcomes, inadequate incentive and protection mechanisms, and unequal access to opportunities. It is therefore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a lifelong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covering the entire process of youth career development, featuring multi-actor coordination, integrated content, connected learning modes, convertible outcomes, and coordinated governance, to better support young people in adapting, transitioning, and advancing in a continuously changing occupational environment.
Keywords: youth career development, continuous capability updating, lifelong learning support system, high-quality full employment
责 编∕石 晶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