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廉洁观念源远流长，上古三代已积淀戒贪守正的德性传统。孔孟义利之辨，为儒家廉洁观念提供心性道德的价值根基；战国中期经学文本的集体建构，实现儒家廉洁观念从个体价值自觉到公共制度规范的跃迁；荀子秉持礼义中道，贯通修身立德与治国理政，使先秦儒家廉洁观念臻于圆熟完备。
【关键词】先秦 儒家 廉洁 反贪 义利 【中图分类号】K2 【文献标识码】A
从文字谱系来看，“廉”字的字形最早见于战国中晚期的简牍遗存，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皆未见其字形。《仪礼·乡饮酒礼》有“设席于堂廉，东上”①，此处的“廉”指堂屋有棱有角、界限分明的侧边，是建筑形制的具象名词。《说文解字》释云：“廉，仄也，从广兼声。”清代段玉裁进一步疏解“廉”为“清也、俭也、严利也”②，呈现“廉”从器物棱角体现的具象本义，向品性正直、自持有矩的义理跨越。
戒贪守正的德性传统
廉洁观念的生成，根植于相关德性精神的长期积淀。早期德性体系中，俭、不贪、不苟取、直、正等德目皆为廉洁观念的思想源头。其中，上古王侯所崇尚的俭德，与后世廉洁观念关联尤为密切。上古传说以饕餮贪暴之具象，刻画贪戾恶德的反面典型：“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③意在警示世人克制贪欲、崇尚节制。尧流放淫辟的共工，整肃奢欲与权行；舜处罚“贪于饮食、冒于货贿”的四凶，以政治举措裁抑贪欲私行；大禹卑宫室、薄衣食，躬身治水而不事奢靡，更是上古尚俭自持的典范。《左传·襄公十六年》还记载子罕“以不贪为宝”之典故：宋人献美玉于子罕，子罕坚辞不受，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④一语相互印证。这些记述虽未尝著一廉字，却印证“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⑤的价值旨趣，体现春秋贵族深诫贪奢，保身保家的生存智慧。
西周礼法制度与王室文献中，将廉洁观念纳入帝王、卿大夫修身体系。《尚书·皋陶谟》最早把廉纳入“九德”体系，提出“简而廉”的准则，要求士人格局开阔，守正持节。尽管此处“廉”的规范化表述成熟于战国时期，但是仍可窥见上古时代对廉洁德性的重视与价值发端。西周穆王时期的法律文献《尚书·吕刑》记载“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⑥“五过之疵”是约束司法官的规制条款，也是最早的反贪防腐清单。
义利取舍的价值判断
在孔孟这里，廉洁是士人在义利之间选择义的价值自觉，也是其立身处世、进退取舍的行为准则。
《论语》中“廉”字仅一见：“古之矜也廉”（《论语·阳货》），此处之“廉”指立身有棱角、不随流俗，尚属于广义的人格气质范畴。孔子虽并未专论廉洁，却以义利之辨为根基，奠定儒家廉洁观念的价值内核。儒家认为欲是贪之源，因而特别强调节制欲望、安贫守分。面对物质诱惑与利益抉择，孔子确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的根本分界，将义利取舍作为判别君子与小人、廉洁与贪腐的重要依据。孔子将“欲而不贪”列为君子修身“五美”之一，既承认人有合理欲望，又严戒放纵贪欲、损公肥私之行。在为政层面，孔子认为社会乱象之源，在于上位者的贪欲无度。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答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论语·颜渊》）上位者若清心寡欲、守廉安分，民间自然风气清正，廉耻不盗。《论语》中“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君子之德风”“子欲善而民善”等经典论断，皆点明为政者若能廉洁自律，自能产生上行下效、敦化民风的作用。
孟子论廉重在立本。廉洁根植于仁义本心，是内在良知的自然发用。《孟子·公孙丑上》有言：“羞恶之心，义之端也。”人面对非分之财、不义之禄时内心的不安愧怍，正是廉德之发端，心若为物役则贪，心若能制欲则廉。孟子立足于本心，对廉洁观念内涵的义利取舍与“取予之节”作出精微的义理阐释。其一，确立士人“一介不取”的修身准则。孟子以伊尹为典范，曰：“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孟子·万章上》）其二，在取予两可之间，确立宁可不取的守廉准则。“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孟子主张在可取可予的模糊边界中，当以义为本，自觉约束本心，若执意贪取，有损自身廉洁操守。其三，纠偏脱离人伦日用、隔绝世俗事务的极端不取。孟子批判陈仲子避兄离母、隔绝人伦的极端自守之行，指出其行为囿于一己之清，背弃家国担当，失于万物之仁，并非儒家所倡导的廉洁。
廉洁治官的制度设计
战国中期儒者群体整编经典、托古立制、重构德目，完成儒家早期集体化的经学建构。儒家廉洁观念由士人修身的私德范畴，正式升格为官吏履职的公共规范，实现廉洁观念演进的关键转折。
从传世文献的时序来看，先秦廉政思想的制度化脉络清晰可考。《左传·昭公十四年》载：“贪以败官为墨”，表明春秋后期以墨罪为官吏贪渎行为的刑责归类。上博简《从政》成书约战国中期，明确提出从政“四毋”戒条：“毋暴、毋虐、毋恻、毋悋。……为利枉事，则悋。”⑦“这里的“恻”通“贼”、“悋”通“贪”，后世校读多依《论语·尧曰》“四恶”改作“毋暴、毋虐、毋贼、毋贪”的官德戒条，是体现儒家廉洁思想官德化的重要文本。
《周礼》作为儒家对上古治道的理想化建构，是先秦廉洁观念制度化的源头。《周礼·小宰》提出的“六廉”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系统性廉政官制设计。“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⑧郑玄注曰：“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是官吏履职考核的绝对前提与根本底线。无廉则才德不可用，不足以治身治民。六廉体系是一套可实操、可考核的官僚治理范式。其并未将廉洁窄化为单纯不贪财的表层要求，而是将为官之德、履职之才与从政之规，熔铸为综合从政素养，标志着廉洁观念从不妄取、不贪财的道德要求，发展为体系化的治官理政制度设计。
《周礼》搭建廉洁治官的制度范式，至《晏子春秋》则进一步将廉德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廉者，政之本也……廉之谓公正”⑨，把廉洁视作政治秩序与行政公正的根基。而《礼记·礼运》则把廉下沉到官僚层级分工中，将廉视为手握事务权的基层履职人员的行事准则。“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⑩高层守法则风气清正，基层守廉则民心安定。官僚分层恪守职任，权责相维、彼此匡正，方能实现国家治理的稳固。
廉洁观念的礼法整合
荀子以性恶论为起点，洞察人天生具有好利逐欲的本性，故而将礼义廉耻作为规约身心、判别人禽、君子小人的根本判据。强调廉为立身之节、耻为内心之防，有廉则有耻，无廉则无耻。荀子还以荣辱之辨强化廉洁价值导向，提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以义利之辨确立荣辱分野，为执政者的廉洁操守提供荣辱价值标尺。
在确立廉耻荣辱的价值根基之上，荀子进一步以礼义中道为原则，提出“廉而不刿”（《荀子·不苟》）的修身从政准则。“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唯其当之为贵。故怀负石而赴河，是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荀子·不苟》）申徒狄愤世嫉俗、抱石投河，常人做不到，算得上极难之行，但不合礼义中道，君子并不推崇。荀子严厉批判两种伪廉。一是矫廉，刻意苦行避世、标新立异、博取清高之名，看似高洁，实则非礼义之中；二是私廉，只顾个人清誉、漠视国家公法与朝堂公义，看似清廉，实则以私名害公政。而廉洁的本真内涵，必合乎礼义、秉持中道，顾全大体、不逐虚名。
荀子不单纯依赖个体心性自律，而是主张“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以礼义厘定名分、划定边界，从根源杜绝妄取贪求，这是制度性防廉。以此为基础，荀子明确倡导“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荀子·君道》），把廉洁纳入朝堂吏治与选官任吏的重要标准，主张黜斥贪佞、擢用廉吏。而荀子提出的“公生明，偏生暗”（《荀子·不苟》）则被后世官箴发展为“公生明，廉生威”，使公与廉成为传统官德中相辅相成的重要价值范畴。
从上古到西周，廉洁观念在各类相关德性中逐渐沉淀；及至孔孟，从义利之辨中确立重义轻利的价值自觉，为后世廉洁文化奠定义利取舍的思想范式。这一价值理念自上而下渗透于战国时期的礼制典章与职官考核体系，复经荀子融通礼义、中道，实现理论内涵与制度形态的双重深化，使之具备完整内涵的治官理政意蕴。先秦儒家廉洁观念由思想义理走向制度建构，由此积淀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家国天下的共同体伦理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2BZX8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45页。
②[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49页。
③④⑤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40页，1024页，第229页。
⑥[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83页。
⑦马承源：《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8页。
⑧[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0页。
⑨[春秋]晏婴撰、汤化译注：《晏子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413页。
⑩[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39页。
责编/周小梨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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