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是回应青年发展结构性变动并提升青年工作知识供给能力的关键学术任务，是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和中国青年研究事业的战略机遇。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在理论层面，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为根本理论来源与规范基础，确立标识性概念的基础地位，着眼青年研究的定位、理念、原则和取向，推进关键范畴的学理化阐释，为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可持续的概念资源与理论生长点，形成可推演、可检验的阐释框架。在实践层面，需以研究范式与方法体系为支撑，以议题设置与概念建构为枢纽，以学科平台与研究共同体为载体，并以制度供给与研用协同机制为保障。
【关键词】中国青年研究 自主知识体系 标识性概念 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D43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10.002
【作者简介】刘俊彦，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研究员，中国青少年研究会会长。研究方向为青年发展、共青团理论与实践，主要著作有《共青团工作基本问题研究》、《共青团组织变革研究》、《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与我国青年政策的完善》（主编）、《青年成才方法论》（主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1]青年群体既是现代化进程中富有活力和创造性的社会力量，也是国家发展能力、社会整合机制与价值秩序运行状态的重要观测窗口。青年研究并非单纯的经验描述或部门性研究，而是关涉国家长期发展与制度运行的基础性知识工作，青年议题具有突出的国家治理属性与理论生产价值。当前，青年发展呈现出结构性重组与分化并存的趋势，教育、就业、流动、家庭等关键生活历程环节的制度条件持续调整，数字化生活方式深度嵌入青年日常，青年社会心态的表达机制与公共参与形态也随之发生变化。上述变动要求青年研究提供更具解释力的概念工具与更可检验的理论命题，以把握青年处境的生成条件、行动逻辑及其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关联机制。
相较于青年研究的现实需求，现阶段青年研究的理论供给仍存在结构性不足。一方面，在概念资源与理论框架上，一些研究仍较依赖外来理论的术语体系与解释路径，容易出现概念移植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张力，进而导致解释力与可累积性不足；另一方面，在研究议程与知识形态上，有的研究停留于现象追踪或经验归纳，缺少能够贯通价值目标、治理原则、制度机制与政策工具的范畴体系，难以形成稳定的命题链条与可比较的证据积累。[2]由此所呈现的“话语赤字”与“理论赤字”，并非简单的术语贫乏，而是指向青年研究在本土概念生成、机制解释与理论体系化方面仍有待加强的学术任务。在此意义上，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关键在于以中国经验为基础推进概念生产、命题建构与证据累积，使青年研究能够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观结构中形成自洽且可检验的解释框架。
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要求
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3]历史进程具有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特征。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并非“另起炉灶”，而是在既有学术传统、国家发展战略与新时代青年工作实践三重条件共同作用下的理论自觉与学科回应。就其学术意义而言，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旨在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实现概念生成与命题建构，以更强的解释力回应青年发展与青年治理中的结构性问题，并以可累积的研究范式提升青年研究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主体性与贡献度。其时代必要性与现实可行性，主要体现在历史接续、战略机遇与实践沃土三个方面。
中国青年研究的深厚积淀与独特传统。中国青年研究作为中国青年运动与青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形成延续百年的研究传统与知识积累。该传统的突出特征在于，青年研究长期与国家发展议程、社会结构变迁及青年动员实践密切相关，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材料，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取向，为构建中国青年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历史资源与学术基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青年研究在政治动员与社会变革的语境中生成，形成了以青年政治使命与历史责任为主要议题的研究取向。《青春》《青年运动的方向》等一批经典文献的面世，开辟和丰富了青年研究的议题内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青年研究在组织化与制度化层面获得重要发展，青年研究摆脱了革命时期的分散性特征，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机构载体与研究阵地，围绕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把握青年特点、加强青年团结引领等关键议题，形成一批兼具政策性与实践性的成果。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青年研究进入多样化与专业化阶段。研究主体由团属机构进一步扩展至高校、社科院与专业研究机构，研究议题从相对集中的政治思想领域拓展到青年社会分层、青年流动、青年文化与青年发展等多领域，研究方法也更趋专业化，社会调查、深度访谈与追踪研究得到广泛应用。大量学术平台与学术共同体建设的推进，为青年研究提供有效传播、规范讨论与议题组织的制度条件。20世纪80年代，青年人生观、价值观、社会心态与现代化转型之间的关系成为重要研究议题。20世纪90年代之后，青年就业选择、社会流动与价值观变迁研究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网络新生代、平台生活方式等新现象推动青年研究对象与方法继续扩展，网络文本分析、网络民族志等方法逐步进入青年研究工具箱，大型抽样调查与持续性数据积累逐渐成为常态，围绕特定议题形成较为稳定的研究网络与方法规范。可见，随着不同历史阶段国家任务与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青年研究持续演进，逐步形成可继承的研究传统与经验积累。这一历史基础不仅为新时代青年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概念资源，也使其在守正创新中推进理论化、体系化建构，从而具有清晰的学术起点与可继承的研究传统。
中国青年研究的战略机遇与现实紧迫性。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党中央着眼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就青年研究而言，这一战略议程既需要提升对中国经验的解释能力，也需要增强对青年工作实践与青年治理改进的知识供给能力，从而推动青年研究由外部概念套用与理论验证，转向在中国经验中生成概念，并形成可检验命题。长期以来，国内青年研究在吸收海外成果的同时，存在不同程度的概念套用与范式依赖。例如，在代际关系研究中，若简单套用西方语境下的代际团结叙事，可能难以解释中国文化与家庭结构中代际连续性、代际互助与共同体责任的稳定存在；在青年消费与文化研究中，若过度依赖以个体主义为底色的后现代消费主义解释框架，可能遮蔽当代青年在国家叙事、集体行动与公共责任中的强关联性。推进青年研究，需要在中国经验中提炼具有明确经验指涉与可操作性的标识性概念，并围绕这些概念形成可推演、可检验的命题结构，从而提升青年研究的解释力与累积性。因此，在知识生产层面，需推动实践经验向理论资源的系统转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与青年工作，具有独特的组织形态与制度安排，相关史料、制度文本与实践经验尤为丰富，具有重要研究价值，亟需通过概念化与理论化转化为学术知识。在学科发展层面，要提升青年研究的学科主体性与话语能力。青年研究若长期停留在经验描述或零散议题拼接层面，容易陷入工具化与附属化。[4]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在于，以更稳定的范畴体系与研究范式组织研究议程，形成具有解释力与可比较性的知识增量。
中国青年研究的实践基础与工作驱动。理论创新离不开实践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青年工作发生的深刻变革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青年研究提供了可持续的经验来源、制度情境与问题场域，使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具有现实可能性与持续驱动力。
理论资源更为集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对新时代青年工作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与理论升华，围绕青年培养、青年发展与青年组织建设等重大问题形成了完整的论述体系，为青年研究提供方向性原则与核心概念资源，也为相关概念的学理化与体系化研究奠定坚实基础。
顶层设计的制度化牵引。《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作为国家层面的青年发展规划，充分肯定青年作用，确立“青年优先发展”理念并形成覆盖多领域的政策框架，为青年研究提供可持续的政策议程与评估对象。[5]围绕规划实施、监测评估与指标体系构建展开的研究，往往需要同时处理政策目标与工具选择、指标体系与数据口径，以及政策运行效果的因果解释等问题，由此有助于推动青年研究从政策描述走向机制分析，并在政策、制度与治理层面形成更可累积的成果。
改革创新经验提供理论命题。共青团改革推动组织形态、工作方式与动员机制的调整创新，围绕组织效能、青年触达、网络空间引领与社会化动员等议题形成持续的经验变动与议题供给。[6]例如，在数字化条件下，青年组织的触达方式、青年社会心态的表达与汇聚机制、网络舆论与价值引领的互动方式等发生深刻变化，对青年研究提出新的解释任务。在改革实践中，基层创新提供概念生成的经验资源，同时为青年研究提供可持续观察并进行跨情境对照的经验对象，有助于推动青年研究更深地嵌入中国实践，形成可检验的理论命题。
综上，百年学术传统为青年研究提供了可继承的概念资源与研究经验；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对理论生产提出更高要求；新时代青年工作实践不断生成新的经验事实与制度情境。三者叠加与互构，使中国青年研究在理论供给与知识累积上具备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现实基础。
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理论内涵
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其重要标志是实现“术语的革命”，形成一系列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立足新时代中国青年工作实践，围绕青年地位、青年使命、青年成长、青年发展和党的青年工作等重大问题，为新时代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首要的理论来源与规范基础，确立青年研究的方向性原则与价值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青年优先发展理念”“党管青年原则”“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7]等一系列兼具理论辨识度与实践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这些概念是对新时代党的青年工作规律、青年成长规律和青年使命的理论凝练，标定青年研究的定位、理念、原则和取向，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提供可持续的概念资源与理论生长点。
战略定位的原创性论断：“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这一重要论断以“战略性工作”范畴凸显青年工作的国家治理属性与长周期效应，强调青年工作与国家发展能力、社会整合机制以及事业后继有人之间的结构关联。[8]从概念意义看，“战略性”并非一般性的价值强调，而是表明青年研究应在国家发展战略与治理体系中把握青年工作的制度位置。青年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9]既涉及个体成长过程，也体现为国家资源配置逻辑与社会支持系统运行的综合结果。由此，青年研究可将青年工作战略定位作为宏观分析坐标，进而提出并检验相关命题。
发展理念的标识性概念：“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青年优先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提出“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的重要论断，充分肯定青年作用是党领导青年工作的基本理念，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青年观的生动表达和政治诠释。这一重要论断充分肯定了在党的百余年历史进程中，中国青年始终冲锋在前、勇立潮头的贡献，并为新时代青年研究明确立场与方向。
“青年优先发展理念”的重要意义在于将青年议题从“问题应对”推进到“发展支持”，对青年政策的理解从“问题—干预”导向转变为“资源—投资”导向，突出国家在塑造青年机会结构中的主体责任与制度供给导向。与西方“青年赋权”话语相比，该理念更强调通过公共政策与制度环境建设，提升青年发展机会的公平性与可及性，具有更鲜明的制度分析指向。“青年优先发展理念”指向青年发展目标与制度安排之间的内在关联，一方面规定青年发展在公共治理中的优先性；另一方面关联政策工具配置与资源供给逻辑。围绕这一概念，青年研究可进一步聚焦青年发展支持系统的构成要素、运行机制与政策效果，推动形成可比较的指标体系与机制性解释。
治理原则的标识性概念：“党管青年原则”。“党管青年原则”体现了中国青年工作与青年治理的制度特征，其核心在于将党的领导确立为青年事业的根本政治保证与组织资源来源。[10]在研究层面，该原则意味着青年研究需要将党的领导及其组织动员与制度整合机制纳入分析框架，以解释青年共识形成、集体行动组织与社会整合的制度条件。与西方以社会组织主导、多元并立为主的青年治理模式相比，“党管青年原则”是以政治领导与组织体系为基础的制度安排，其可研究性体现在党的组织体系如何影响青年政策供给的协调能力、青年工作的触达能力与价值引领的有效性，以及上述机制在不同领域、不同青年群体中的作用方式等。
实践取向的标识性概念：“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一重要论断明确青年工作与青年运动的实践取向：青年发展与青年行动的意义结构和实践场域，均建基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从理论含义看，其提示青年研究在解释框架上不宜仅停留于“个体选择”层面的描述，而应进一步关注任务结构、组织动员与制度支持如何塑造青年参与和青年成长，从而把握青年发展与国家战略任务之间的关联机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一标识性概念与“战略性定位”“先锋力量”“青年优先发展理念”“党管青年原则”形成相互支撑的范畴关系。战略定位提供宏观坐标，优先发展指向制度供给逻辑，党管青年体现治理原则，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则表现为实践运行的基本指向。
需要明确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之所以能够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根本支撑，不仅在于其提出具有解释力的概念资源，也在于其在现实实践、理论创新与方法论原则之间形成完整的阐释结构。一是与实践紧密结合，通过持续的现实检验不断提升理论解释力，面对新时代青年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在顶层设计、制度安排与工作创新层面形成相应的原则与路径。二是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例如，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关于青年作为重要社会力量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系统回答了“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等根本性问题。三是具备明确的方法论基础，不仅提供价值目标与概念资源，同时为青年研究的机制解释提供方法论原则与推理准则，强调方法论原则是概念生成与经验检验的内在支撑。
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路径
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知识工程，其推进不仅需要理论自觉与概念创新，也取决于可执行的研究组织方式、可累积的方法体系和稳定的制度支持。就学术生产机制而言，需要在研究范式、方法体系、议题设置与学科平台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的结构安排，使知识生产能够持续回应青年发展与青年工作的关键问题，并在经验检验与理论迭代中实现自我完善。
形成以青年为中心与坚持问题导向相统一的研究范式。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首先要确立研究范式。青年研究要形成稳定的知识增量与可持续的理论创新能力，必须在价值取向与问题意识之间建立结构性联结，推动实现以青年为中心与坚持问题导向的有机统一。
以青年为中心构成青年研究的价值原点。应将青年视为具有能动性的社会行动者与意义建构者，而非被动的政策对象或抽象的统计类别。议题选择、概念生成与解释框架的构建，应当以对青年真实处境、真实关切与真实经验的理解为基础，避免将青年“对象化”“标签化”。在研究伦理上，充分尊重青年主体性，传递青年声音；在研究组织上，有效识别、分层把握青年群体的内部差异，避免以单一群体经验替代总体判断。
坚持问题导向构成青年研究的实践靶心。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生命力，体现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与对实践改进的知识贡献。坚持问题导向，要求研究围绕新时代青年发展与青年工作中的关键矛盾、结构性约束与制度性瓶颈形成稳定议程，聚焦青年就业、青年教育、青年婚恋、青年健康、青年社会参与、青年组织与青年发展支持系统等“真问题”与“硬问题”。
价值取向与问题意识统一的关键，在于形成从问题识别、机制解释到对策论证的连续推理。以青年为中心有助于更准确把握青年生存图景与社会心态的变化，问题导向则促使研究进一步追问现象背后的生成条件与作用机制。只有将青年关切置于制度安排、社会结构与文化语境中进行机制性阐释，并据此提出可检验、可评估的政策命题与工作方案，青年研究才可能实现从现象描述向机制解释、从碎片化议题向体系化建构的跃迁。
坚持多种方法融通与循证建构相统一的方法体系。青年研究的对象具有高度动态性与复杂性，单一方法往往难以支撑机制解释与理论生成。因此，要以多种方法融通为原则，构建能够相互校验、相互补充的“证据链”，以提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与可推广性。
坚持历史纵深的方法，以大历史观与正确党史观提供时间尺度。青年问题与青年形象并非静态存在，而是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国家战略、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中生成演变。将当代青年置于中华民族文明史、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青年运动史的连续谱系中考察，有助于识别青年精神气质与价值取向的历史来源、代际差异的结构成因及其演化规律，从而避免仅以当下经验作出断裂式判断。历史尺度的引入亦有助于将青年研究中的核心概念置于历史语境中加以界定，增强概念解释的稳定性。
坚持联系实际的方法，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形成多源材料的交叉校验与机制提炼路径。青年研究的理论生成应当建立在扎实的现实材料之上，田野调查、深度访谈与追踪研究能够呈现青年生活世界与意义结构的细部机制。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为研究提供新的材料来源与分析工具，如长期追踪问卷、平台文本分析与网络民族志等。方法融通的关键在于建立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之间的互证关系，量化资料用于识别总体趋势与分化结构，质性研究用于揭示行动逻辑与生成条件，二者在理论框架下实现交叉校验，并进一步提炼可检验的机制性结论，以避免研究停留于“数据堆砌”或“经验叙述”阶段。
坚持系统研究的方法，以系统观念贯通多主体、多领域的关联结构。青年发展涉及家庭、学校、社区、市场、政府与网络空间等多个维度，且政策、文化与经济变量相互嵌套。系统方法要求研究在因果识别上强调结构关联与机制链条，在政策建议上强调组合工具与协同治理。例如，在青年就业议题上，需要同时纳入产业结构、教育供给、区域流动、社会保障与价值预期等因素，并分析其相互作用对青年选择的共同塑造。系统观念的引入，有助于提升研究从单点问题处理走向整体政策设计的能力，提升学术解释力。
构建可操作、可积累的实施路径。在研究范式与方法体系相对明确的基础上，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进一步落实到知识生产的议程机制、概念体系、制度载体与共同体结构之中。围绕“研究什么、如何解释、依托何种学术平台、由谁来生产与传播知识”等关键问题，有必要从议题设置、概念建构、学科建制与研究共同体建设四个方面形成可操作、可积累的路径安排，从而为知识体系的稳定产出与持续迭代提供结构支撑。
以议题设置为牵引，形成面向国家战略与青年发展的研究议程。议题设置决定研究资源的配置方向与知识生产的优先序，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超越碎片化、即时化的议题选择方式，推动形成与国家战略需求、青年发展规律及青年工作实践相衔接的系统性研究议程。在具体方向上，既要推动议题与国家战略结构性对接，将“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自立自强”“乡村全面振兴”“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战略命题转化为可实证、可落地、可检验的青年研究议题；也要持续跟踪青年现实需求议题，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与技能转换、婚恋与生育支持、住房与城市融入、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数字生活与平台生态等领域开展长期追踪研究，避免以“一次性截面观察”替代规律性判断；同时，通过有组织科研，重点突破关键议题，围绕关键理论命题开展持续攻关，通过稳定的重大课题群与共同体协作机制，提升原创性知识供给的集中度与持续性。
以概念建构为枢纽，推进标识性概念的学理化与本土经验的概念化。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任务之一，是形成能够解释中国青年现象、具备国际对话能力的概念范畴与命题结构，推动青年研究从经验描述走向机制解释与理论生成。一方面，推进核心概念的学理化阐释。进一步推进“青年优先发展”“党管青年原则”“青年工作战略性定位”等关键概念的内涵外延界定、范畴关系梳理与推论体系建构，明确其作为解释变量或规范变量在研究框架中的位置，从而增强概念的可操作性与可检验性。另一方面，强化本土实践经验的理论提炼能力。新时代青年工作实践中形成的大量治理创新与政策工具，构成概念生成的经验资源。相关研究宜通过机制分析，将实践经验上升为可比较的概念范畴与理论模型。例如，“青年发展型城市”可从治理目标、制度安排、政策工具组合、空间与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等维度总结分析框架；基层项目与服务创新可从对象识别、资源整合、组织动员、成效评估等维度提炼可推广的机制解释，而非停留在案例叙述层面。
以学科建制为支撑，夯实知识生产的制度载体与学术平台。学科建制决定知识生产的稳定边界与人才培养的制度化路径。青年研究要获得持续的理论供给能力，需要在学术共同体与制度安排层面推进平台化、体系化建设。一方面，在学术共同体内部明确研究对象与学科边界。围绕“青年学”是否构成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有必要在跨学科对话中形成较为稳定的共识：明确研究对象、核心范畴、基本问题群与方法体系，阐明其与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关联与差异，以避免“泛青年化”研究导致的学科模糊、议题泛化等问题。[11]另一方面，推动高水平平台体系建设。在有条件的高校与科研机构，依托既有优势学科，设立青年研究平台，形成从数据平台、政策评估到理论创新的综合支撑；同时提升核心期刊与学术会议的议程设置能力，通过专题策划、方法规范与学术评价引导，提升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学术影响力。[12]此外，推进教材体系与课程体系建设，增强学科训练的系统性与可复制性。
以研究共同体建设为关键，形成稳定的人才梯队与实践联结机制。自主知识体系的竞争力，归根结底体现为研究共同体的持续生产能力。青年研究需要形成政治立场坚定、理论训练规范、方法能力扎实、具有实践理解力的复合型队伍结构。为此，应加强领军人才与团队的稳定支持，形成持续产出的研究组织形态。完善中青年学者支持体系与学术训练机制，着力提高青年学者的科研水平，形成青年研究的合理梯队。
建立健全统筹协作的保障机制。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具有明显的长期性与公共性特征，其推进效果取决于议程统筹、资源供给、评价规则与研用衔接等条件的稳定性。
加强政治引领，筑牢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方向根基。青年研究具有鲜明的价值指向与实践关联，其议题设置、概念建构与成果转化，需要置于党和国家青年工作战略部署与哲学社会科学建设总体安排之中加以统筹。在运行机制上，宜通过方向性引导与议程性协调，促使研究围绕青年工作战略定位、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青年发展支持系统等关键问题持续积累知识成果，杜绝议题“漂移”与学术“自循环”。进一步完善跨部门、跨地区、跨学科的协作机制，通过平台联动与资源整合提高重大议题研究的组织化水平与持续产出能力。
优化制度供给，夯实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保障机制。在资源投入方面，构建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通常需要长期追踪数据、跨区域比较样本与团队化研究组织。因此，有必要完善青年研究领域的中长期支持机制，提高对基础数据建设、重大课题群与方法创新项目的投入比重，为持续性研究提供可预期的资源支持。在评价机制方面，推动形成更能体现原创性贡献与解释力的学术评价规则。适度提高对概念创新、理论建构、数据平台建设、政策评估与高质量决策咨询成果的认可度，促进研究者将资源投入到可积累的理论与方法工作之中，减少单一化评价带来的短期激励偏差。大力推进青年发展监测评估、政策工具效果评估与青年群体分层分类数据库建设，形成支撑跨期比较与跨域研究的公共数据资源，提升研究的规范性与可信度。
深化研用协同，激活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实践动能。构建研究、决策与实务之间的制度化衔接机制，使议题输入、研究实施与成果转化形成连续链条。具体而言，可通过联合课题、政策评估与试点观察等方式，将决策需求纳入研究议程，并在实践场景中检验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同时，以评估结果与实践反馈推动理论命题与概念体系的修订完善，从而提升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解释力与实用性。
（本文系共青团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成长成才重要论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6TZTSKA006）
注释
[1]《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5日，第2版。
[2]刘宇轩、刘庆帅：《政策驱动、实践赋能与理论自觉：新时代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三维建构》，《中国青年研究》，2025年第6期。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40页。
[4]刘佳：《中国青年研究知识体系构建的历史逻辑与主体性品格》，《青年探索》，2026年第1期。
[5]张良驯：《青年优先发展视域下的青年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6]郑长忠：《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百年变迁的历史逻辑》，《中国青年研究》，2022年第4期。
[7]《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58页；《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第2版；《总书记和青年朋友在一起》，《人民日报》，2025年7月2日，第1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2年5月11日，第2版。
[8]童建军：《青年工作作为全党战略性工作的实践逻辑》，《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1期。
[9]张文宏：《推动青年成长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人民论坛》，2026年第8期。
[10]陆士桢、李泽轩：《浅论百年来共青团青年工作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11]朱峰：《新文科建设与中国青年学学科建构的想象力》，《青年发展论坛》，2025年第6期。
[12]刘俊彦：《青年研究期刊与中国青年研究自主知识生产》，《青年发展论坛》，2025年第6期。
The Logic of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Youth Studies
Liu Junyan
Abstract: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for Chinese youth studies is an urgent academic task to respond to structural changes in youth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he knowledge supply capacity of youth work. It is an urgent demand of the times for development and strategic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youth studies. Theoretically, it takes Xi Jinping's important thoughts on youth work as the fundamental source and norm, establishes signature concepts, focuses on positioning, concepts, principles, and orientation of youth studies, and advances the academic elucidation of key categories to provide sustainable conceptual resources and theoretical growth points for th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youth studies and form a deducible and verifiable explanatory framework. Practically, it shall be supported by research paradigms and method systems, centered on agenda-setting and concept construction, carried by disciplinary platforms and community, and safeguarded by institutional provision and research-application synergy mechanisms.
Keywords: Chinese youth studies,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signature concepts, practical paths
责 编∕方进一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