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在于，如何兼顾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效率。应在开放竞争中提升产供链地位、增强产供链韧性和安全性，实现韧性与效率之间的动态权衡演进，即从“双低”（低韧性/安全性、低开放水平）的权衡，演进到“双高”（高韧性/安全性、高开放水平）的权衡。为实现这一目标，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需包容与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体现和推动产业融合发展，以及更好地发挥网络效应。
【关键词】现代化产业体系 产业链供应链 韧性 效率 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9.007
【作者简介】程大中，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网络、国际经济、服务经济，主要著作有《中国工业企业的国际化与经济绩效》《世界经济周期调整与重新繁荣》《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开放：理论、实证与战略》等。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产业体系整体跃升，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单独成篇，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不能掉链子，这是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2]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在于，如何统筹兼顾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resilience）与效率（efficiency）。文本拟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提出分析框架，并以其理解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效率的动态权衡（trade-off）逻辑，进而阐释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够兼顾韧性与效率的两大支撑。
产供链韧性与效率的动态权衡
传统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理论，通常将韧性与效率视为相互冲突的目标：追求极致效率，通常意味着减少库存、缩短交货期、降低物流成本，但这可能削弱系统应对突发事件冲击的能力；过度强调韧性，则可能导致冗余增加、成本上升、响应速度下降。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应该而且能够为摆脱这一困境提供新的可能性。即不再以“非此即彼”的妥协换取局部最优，而是通过系统性设计，实现韧性与效率的动态耦合与相互赋能。可基于图1分析其中的基本逻辑与作用机制。
关注科技水平高、但缺乏韧性和安全性的产业／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如果按照科技水平与韧性／安全性两个维度来划分产业／产业链供应链，可以得到很多组合。为简化讨论，这里大致划分四种组合——高韧性／安全性和高科技水平、低韧性／安全性和高科技水平、高韧性安全性和低科技水平、低韧性／安全性和低科技水平（见图1第一象限）。
图1
对于中国而言，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可能需要更加关注第二种组合，即科技水平高、但缺乏韧性和安全性的（即某个或某些关键环节受制于人、易被“卡脖子”）产业／产业链供应链领域，如半导体芯片和集成电路（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涉及核心种源）、新能源等行业领域（及其企业）等。
中国在部分领域，如人工智能、先进材料、量子科技等，有长足的进步，但在基础性领域（即“根技术”领域），如半导体芯片和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等，仍存在较大差距。由于这些领域是相互关联的，可以视为多层供应链网络和创新网络，因此基础性领域的弱势（一阶效应），会制约其他暂时有优势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二阶效应、高阶效应）。
提升自身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一般而言，科技水平较高的产业链供应链／环节，其在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中的地位也相对较高（见图1第二象限）。中国目前总体上仍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部和底部。
中国所处的分工地位，一方面影响对外开放水平、质量、效益以及福利的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不利于提高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产业链和供应链治理的能力，更致使对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浪潮适应性不足。因此，中国亟待提升自身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中国不仅要成为经济大国，更要成为经济强国。
中国已经具备较好的发展基础与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提升全球产业链分工地位的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一方面，中国产业需要在既定产业链分工格局中不断提升地位；另一方面，中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创造自己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两个方面都涉及如何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的问题。
在开放竞争中实现产供链韧性与效率的动态权衡。产业链地位的高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的高低，是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并进行国际竞争和比较的结果。保持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并不意味着放弃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效率提升，也不意味着拒绝产业链供应链开放。
理性的策略应该是，在开放竞争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地位，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性，实现韧性／安全性与效率之间的动态权衡——从“双低”（低韧性／安全性、低开放水平）的权衡，演进到“双高”（高韧性／安全性、高开放水平）的权衡（见图1第四象限）。
综上，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基础，以产业融合发展与经济网络为支撑，统筹产供链开放／暴露、产供链韧性／安全性与效率，进而提升产供链韧性／安全性，将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抓手。
韧性与效率兼顾的重要支撑：包容与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世界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因，可以归结为一系列为投资和经济扩张提供新机会的科学技术创新。新的产品、新的市场、更有效的生产工艺或者新的交通运输方式，都会有力地推动特定经济部门与产业的发展，进而形成新的产业体系。[3]这意味着，产业体系并非静态的产能集合或政策名录，而是具有高度开放性、动态适应性与内生驱动力的复杂经济生态系统。
这背后的逻辑可由康德拉捷耶夫长周期理论以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解释，后者对长周期演进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这种长周期的推动力是创新与主导产业的演化。表1显示，在过去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人类社会大致经历了四个长周期，分别是以纺织机、蒸汽机，以钢铁、铁路，以电气、工程、化学，以石化、汽车、计算机为标志性创新产业和技术的产业体系。目前我国正处在第五个长周期后半程。这一周期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产业体系围绕信息技术、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数字化等关键创新产业与技术展开。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愈发激烈，科技创新具有高度不确定性与长周期特征，产业创新则面临市场验证与商业模式重构的双重挑战；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与潜在机会并存。[4]因此，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要求能够包容与促进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包容是体系孕育创新的底层土壤，促进是体系催化创新的引擎动力；二者相互嵌套、协同演进，共同构筑从科学发现到技术突破、再到产业跃迁的价值转化闭环。
多元共生的“创新生态场”。考虑到技术路线的多样性、创新主体的异质性与试错风险，现代化产业体系应能成为多元共生的“创新生态场”，体现为系统对前沿技术、新兴业态与非共识探索的承载力与宽容度。一是制度要有弹性与容错免责机制，能为早期技术提供安全试错空间，避免“一刀切”扼杀创新萌芽，应实现从“挑选赢家”向“培育土壤”的范式转换。二是新型基础设施应具备普惠性、允许要素共享。算力网络、工业互联网平台、共性技术中试基地等新型载体的建设与开放共享，将使中小企业与科研团队能够以较低成本完成技术验证与工程化迭代，破解“重研发、轻中试”的结构性瓶颈。三是培育耐心资本、建立多元评价体系。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建立以技术成熟度、产业贡献度为关键指标的多维评价体系，使创新资源向原始探索与前沿交叉领域倾斜。包容的本质，是将产业体系从“筛选器”转变为“孵化器”，以生态韧性对冲创新风险。
创新成果规模化、产业化与生态化的“推进器”。现代化产业体系应成为创新成果规模化、产业化与生态化的“推进器”。一是实现以企业为主体的融通创新。依托“链主企业＋专精特新＋高校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将产业痛点，如高端芯片、工业软件、工业母机、生物育种等，直接转化为科研攻关清单，实现需求牵引与供给赋能的精准对接，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二是数实融合与场景赋能。通过“人工智能＋”“数据要素×”等行动，开放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绿色低碳等大规模应用场景，以真实需求牵引技术迭代，推动单项技术突破迅速演化为系统性产业变革。三是全链条政策协同与梯度培育。从基础研究“揭榜挂帅”、中试熟化“首台套／首批次”保险补偿，到规模化量产的产业基金支持，形成覆盖创新全生命周期的政策工具箱。
因此，产业体系的现代化，不仅体现在技术能级与规模体量上，更彰显于其包容创新、试错的制度胸怀与催化价值跃升的系统能力。这些既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底层架构，也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载体。
韧性与效率的重要支撑：体现和推动产业融合并能发挥网络效应
体现和推动产业融合发展。现代化产业体系并非传统产业的简单拼盘或规模堆砌，而是以价值共创、技术渗透与要素重组为内核的有机生态。体系内的各产业，如服务业与其他行业（制造业和农业等）的融合，本质上是要素重新配置与边界消融的过程。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各行业价值链深度绑定的体系。如表1所示，此轮长周期开始之时，也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兴起之时，标志着产业体系内的各产业融合形态的重塑。传统产业体系以一二三产业边界清晰、自成体系为特征，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表征是产业边界的模糊化与价值链的交叉延伸。一是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制造环节向“产品＋服务”“硬件＋软件”“装备＋运维”转型，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嵌入制造和生产全链条，形成“三业融合”的共生格局。二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全面融通。数据要素打破行业物理隔离，工业互联网与平台经济推动算力、算法、场景跨域流动，催生柔性制造、定制化生产、共享产能等新业态。三是一二三产业在空间与功能上实现循环联动。现代农业依托生物技术与数字技术，向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农文旅融合延伸，形成“接二连三”的融合型产业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网络化、集群化、平台化的组织形态，将线性分工升级为多维协同。
表1
现代化产业体系以大数据与通用技术推动产业融合的跃迁。一方面，人工智能、物联网、数字孪生、5G／6G等通用目的技术具备天然跨界属性，其算法模型与数据标准可无缝适配制造、物流、金融、医疗等多场景，大幅降低跨行业技术迁移与适配成本。另一方面，体系内“共性技术平台＋中试熟化基地＋开源社区”的系统布局，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工程化断点，使跨学科技术组合（如“生物＋制造”“材料＋信息”“能源＋算力”）得以快速迭代与规模化验证。更重要的是，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在确权、流通、交易机制完善的情况下，成为串联各产业的“通用语言”与融合催化剂。技术底座与数据要素的双轮驱动，使产业融合不再是概念叠加，而是可度量、可复制、可规模化的系统工程。
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破除体制壁垒、构建融合型治理生态提供可能。产业融合的深化离不开制度供给的系统性适配。现代化产业体系能够在治理架构上构建跨领域、跨层级的协同机制。在政策层面，从“行业准入审批”转向“负面清单＋包容审慎监管”，推行标准互认、资质互通、场景开放试点，消除隐性制度壁垒。在市场层面，完善产权保护、公平竞争审查与反垄断规制，防止平台垄断扼杀融合创新，同时通过产业引导基金、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证券化等工具，引导耐心资本向交叉融合领域倾斜。在组织层面，建立“链长制”“产业创新联盟”“跨界联合体”等柔性治理载体，推动政府、龙头企业、中小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在规则制定、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方面形成合力。制度生态的融合化转型，确保产业融合在法治化、市场化轨道上高效运行。
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产业融合增效促进高质量发展。产业融合通过资源优化配置与价值链重构，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比如，传统产业通过数智化改造实现降本增效；新兴业态通过跨界组合开辟增量市场。现代化产业体系通过技术交叉、业态创新与模式迭代，不断催生绿色低碳、智能网联、生物制造、商业航天等新赛道，推动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跨越。
因此，产业融合发展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内在结构的鲜明标识与运行常态，而现代化产业体系边界模糊化、技术通用化、制度协同化与效能复合化的特征，将产业融合内化为运行基因与演进逻辑。
更好地发挥网络效应。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以数字信息技术、平台组织与生态协同为内核的复杂经济网络系统。为分析现代化产业体系如何发挥网络效应，本文采用全样本的中国投入产出数据，展示经济网络的基本形态与结构，并以数字化的网络效应为例进行分析。
以2023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为例，在211个行业中，前30个行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之和超过65%。但占比最高的行业是属于建筑业的“住宅房屋建筑”和“房地产”，合计占比为14%。属于服务业的“政党和国家机关”排名第三位（占5.9%）。但如果以出度中心度（outdegree centrality）衡量，批发、零售、货物运输和运输辅助活动、金融服务和商务服务等服务业部门，是中国生产网络中中心度最高的部门。由于出度中心度能够反映作为特定节点行业对其他行业的外向（outgoing）影响力，因而可以度量特定节点行业的网络效应。此外，研究发现，中国各行业的网络中心度与其GDP占比并不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因而，行业占比并不能完全反映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数字化与数字信息行业的技术进步密不可分，而数字信息行业主要包括数字信息制造行业与数字信息服务行业。由此，需重点观察这两大类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的变化对生产网络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的分析主要使用中国2023年的投入产出表，该数据包括211个行业（具体数据备索）。其中，数字信息制造行业主要包括计算机整机，计算机零部件、其他计算机及相关设备，通信系统设备，通信终端设备，广播电视设备和雷达及配套设备，非专业视听设备，电子器件，电子元件及电子专用材料，智能消费设备和其他电子设备等，合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4.27%。数字信息服务行业主要包括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合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5.24%。
分别考察211个行业的细分经济（disaggregate economy）与37个行业的加总经济（aggregate economy）两种情形，目的是观察生产网络的广延边际（extensive margin）变化及其影响。
首先，观察数字信息服务行业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化的影响。直觉上，数字信息服务行业的生产率上升，会使其更有可能成为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现假定数字信息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1%，由此产生的对细分经济的影响为：生产网络新增加52条边（edge），意味着均衡生产网络发生较大变化。同时，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上升2.09%，其中的0.1%是数字信息服务行业的增加值上升部分、2.08%是由数字信息服务行业引发的其他行业的增加值上升部分。总结如图2所示。
图2
在加总经济情形下，分别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与不变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并基于37个2分位行业，重复细分经济情形下的操作。这时就不再有生产网络的广延边际变化。在C-D生产技术下，投入产出矩阵保持不变，而在CES生产技术下，投入产出矩阵的元素会随着价格变化而变化，但没有新的链接（link）出现。这时，如果数字信息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上升1%，则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上升0.74%（C-D技术下）、0.02%（CES技术下，替代弹性=2）。
由于存在“加成”，对加总经济（投入产出矩阵没有广延边际变化）而言，特定部门生产率变化的影响要小于Hulten定理（针对没有扭曲的经济）隐含的幅度。[6]数据显示，数字信息服务行业的Domar权重（等于行业的销售值占GDP的比重）为11.01%。所以，根据Hulten定理，在没有扭曲的情况下，1%的TFP增长应该引起0.11%的GDP增长（约等于1%×11.01%），略高于CES技术下（替代弹性=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幅度0.02%。这表明，在生产网络内生演进情况下的冲击效应，一般无法在没有内生网络演进的加总经济中复制。因此，考虑生产网络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观察数字信息制造行业TFP变化的影响。同样地，数字信息制造行业的生产率上升，也会使其更有可能成为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现假定该行业的TFP增长1%，由此产生的对细分经济的影响是：生产网络新出现76条边（edge）、实际GDP上升2.78%。在GDP的这一上升幅度中，数字信息制造行业的增加值上升幅度为0.081%、由数字信息制造行业引发的其他行业的增加值上升幅度为2.699%。总结如图3所示。
图3
进一步观察加总经济情形，该情形下的生产网络没有广延边际的变化。这时，数字信息制造行业的TFP上升1%，引起GDP分别上升0.36%（在C-D生产技术下）、0.042%（在CES生产技术下，替代弹性=2）、0.13%（在CES生产技术下，替代弹性=1/2）；替代弹性（）较小的，则增长率较高。同样地，由于加总经济的生产网络没有广延边际变化，因此，特定部门生产率变化的影响要小于Hulten定理隐含的幅度。这里，数字信息制造行业的Domar权重为10.01%，所以根据Hulten定理，在没有扭曲的情况下，1%的TFP增长应该引起0.10%的GDP增长（≈1%×10.01%），相当于CES技术下（替代弹性=1/2）的GDP增长幅度0.13%。
以上实证分析表明，网络效应不仅体现为行业和企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联，还表现为知识、技术、创新的溢出与辐射效应。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特征，不仅为创新活动提供基础设施支持，更重要的是通过复杂的网络连接，创造有利于知识溢出、技术扩散和创新涌现的生态系统。
总结与启示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是一个持续演进的过程，产供链韧性与效率的权衡也是一个动态调整的目标。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产供链韧性与效率的兼顾，本质上是发展范式从“规模速度导向”向“质量安全协同”的历史性跃迁。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深度重构以及科技革命加速推进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面临着维护产供链安全稳定的重大挑战和战略机遇。
现代化产业体系应当能够包容与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体现和推动产业融合并能发挥网络效应。通过构建这样的体系，中国完全有可能在保持经济效率和竞争力的同时，显著增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能力。这需要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良性互动、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的有效结合，也需要国内深化改革与国际拓展合作的协同推进。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价值链网络演进与中国创新增长：理论机制、实证及政策研究”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产业链的韧性与升级趋势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72273034、24&ZD057）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2026年3月13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
[2]习近平：《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求是》，2020年第21期。
[3]程大中：《世界经济周期调整与重新繁荣》，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4]万劲波：《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国家治理》，2026年第2期。
[5]按照Baqaee的方法计算出“加成”（markup），然后将“加成”减去1再乘以100就得到最终模拟运算需要的指标。具体方法参见D. Rezza, “Cascading Failures in Production Networks,“ Econometrica, 2018, 86(5); D. Acemoglu and P. D. Azar, “Endogenous Production Networks,“ Econometrica, 2020, 88(1).
[6]关于Hulten定理的讨论，参见C. R. Hulten, “Growth Accounting with Intermediate Input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8, 45(3).
Balancing the Resilience and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Cheng Dazhong
Abstract: The key to building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lies in how to balance the resilience and efficiency of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It is essential to enhance the position of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and strengthen their resilience and security through open competition, thereby achieving a dynamic trade-off between resilience and efficiency. That is, transitioning from a "double-low" trade-off (low resilience/security and low openness) to a "double-high" trade-off (high resilience/security and high openness). To achieve this obj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must accommodate and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embody and facilitat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better leverage network effects.
Keywords: modernized industrial system, industrial and supply chains, resilience, efficienc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