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目标和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路径来看，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已取得历史性进展，拥有全球最完备的产业体系，创新动能持续集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提升，数字融合与绿色转型成效显著；同时，积累了市场与政府协同、开放与自主结合等宝贵经验。当前，我国产业发展面临全球产业链重构、技术追赶难度加大、国内结构性矛盾交织等挑战，也具备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配套等有利条件。进一步明确“十五五”时期固本强基、创新驱动等五大主要任务，以及产业政策转型、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政策着力点，能够为推动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加快制造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现代化产业体系 新质生产力 实数融合 产业安全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9.003
【作者简介】赵昌文，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岭南学院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世界经济、金融学、产业经济学，主要著作有《从持久战到双循环：适应和引领百年大变局的中国方略》、《创新中国：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迈向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合著）等。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习近平经济思想重要标识性概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战略任务的首位。[1]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系统回顾总结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历史性成就、经验与启示，深入分析当前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挑战与既有优势，科学谋划“十五五”时期的主要任务与政策着力点，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从“三性”“三化”看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历史性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建设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这一重要论述，深刻揭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特征与本质要求，为我们深入理解和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其中，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是目标，回答的是要“建成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根本问题；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是路径，回答的是“如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这一实践问题。[3]二者相互贯通、有机统一。
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目标的显著进展。一是完整性持续巩固，全球最完备产业体系优势更加彰显。产业体系的完整性，是指产业门类齐全、上下游配套完善、产业链条完整，能够形成自我循环、相互支撑的产业生态。这是现代化产业体系最鲜明的特征和最大的竞争优势。从工业门类看，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国家。从制造业规模看，2010～2025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从18.8%提升至30.7%，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地位（见图1）。[4]全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20多种产品产量位居第一。在基础原材料领域，粗钢、水泥、电解铝产量占全球50%以上；在新能源领域，生产全球80%以上的光伏组件和70%的风电装备；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产量连续10年位居全球第一；在造船领域，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连续多年位居第一，全球份额超过50%。中国制造业不仅“大”，而且“全”。从出口产品看，2024年版HS六位码的产品数量是5618个，我国出口其中的5232种产品，占比为93%。产业体系的完整性，不仅增强经济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也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与试错空间。
图1
二是先进性显著提升，创新的动能加速集聚。产业体系的先进性，是指产业在技术水平、生产效率、产品质量、附加值水平等方面处于价值链中高端，具有更强的全球竞争力。这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标志。从科技创新能力看，2025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强度达到2.8%。其中，基础研究投入接近2800亿元，比重达到7.08%，创历史新高。截至2025年底，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达到532万件，专利创新质量持续提升，知识产权效益加速显现。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GII）排名中，首次进入前10（见图2）。这些创新要素的积累，为产业体系先进性的持续提升提供源头活水。从产业结构看，2025年我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12.5%，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17.1%，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为36.8%。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创新驱动的发展特征日益明显。在人工智能领域，我国专利数量已占全球总量的60％，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超过5亿人，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2025年超1.2万亿元。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生物制造、氢能等新兴领域呈现加速发展态势，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前沿领域正在突破。
图2
三是安全性稳步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提升。产业体系的安全性，是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够在外部冲击下保持稳定运行。这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和大国博弈背景下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底线要求。从关键核心技术看，近年来我国产业技术对外依存度整体呈下降趋势，产业体系安全性显著提升，特别是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领域持续加大攻关力度，不少“卡脖子”环节取得积极进展。从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看，“十四五”时期，我国明确提出能源综合生产能力不低于46亿吨标准煤，实际上已超额完成这一目标，能源自给率稳步提升，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2025年，中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39万亿斤。面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我国积极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降低对单一市场、单一来源的过度依赖。国家建立健全产业安全审查制度，完善出口管制体系，在关键领域推进自主可控，安全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健全。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路径的深入推进。一是智能化纵深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智能化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驱动力。我国在推进产业智能化方面取得显著成效，数字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产业体系的面貌。截至2025年底，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看，我国5G基站数达483.8万个，服务器产量597.0万台，为产业智能化提供坚实的网络和算力支撑；从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看，重点行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到68.6%，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为85%。全国已建成7000余家先进级智能工厂和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拥有79座全球“灯塔工厂”，占总数189家的41.8%。这些标杆企业的成功实践，为全行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从工业互联网看，已覆盖工业全部门类，应用场景从生产制造向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等全链条延伸，“5G＋工业互联网”项目数超2.3万个，赋能效应日益凸显。人工智能在制造业的应用不断深化，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家居、智能穿戴等智能产品加速普及，智能终端产量和销量保持快速增长。
二是绿色化转型加快，绿色低碳发展成效显著。绿色化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鲜明底色。我国在推动绿色化转型方面成果丰硕，绿色正在成为中国产业的亮丽名片。到2025年，已累计培育国家绿色工厂6430家、绿色工业园区491个。这些绿色制造标杆工厂、园区在能效、水效、碳排放等方面达到行业领先水平，示范引领作用日益显现。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重点行业能效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绿色产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达23.4亿千瓦，同比增长24％，约占全国电力总装机的60％，光伏组件、风电装备产量占全球比重分别超过80%和70%；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双突破1600万辆，国内市场渗透率已达47.9%；动力电池技术水平和产业规模全球领先，市场份额超过60%。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持续下降，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上年下降5.0%。
三是融合化深入发展，产业跨界协同催生新动能。融合化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级形态。我国在推动产业融合发展方面迈出坚实步伐，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从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看，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检验检测认证、供应链管理、信息技术服务、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态不断丰富，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稳步提升。2025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达42.18万亿，占比超过52%。制造业企业向“产品＋服务”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加速，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服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持续上升。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看，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向发力，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渗透率不断提高。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电子商务平台、供应链协同平台等各类平台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增强。从一二三产业融合看，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不断深化，农产品精深加工、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加快发展。工业与农业、服务业的融合催生智慧农业、工业旅游、创意设计等新形态。从产业集群融合发展看，先进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加快发展，集群内部企业间分工协作、协同创新的水平不断提升。
长期产业发展实践中积累的重要经验与启示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发展历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实践，我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认识，为“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重要启示。一是坚持市场主导与政府引导相结合。产业发展离不开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也离不开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弥补市场失灵。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国家通过发展规划、产业政策、财税金融政策等，引导资源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集聚。在高铁、核电、大飞机等重大装备领域，在集成电路、新材料等战略必争领域，在5G、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政府的战略引导和组织协调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实践表明，政府和市场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在我国产业体系现代化进程中，要不断探索政府和市场的最优结合。
二是坚持在开放中提升竞争力。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是在不断扩大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实现的。从“三来一补”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共建“一带一路”到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我国在开放中学习、在开放中竞争、在开放中成长。通过引进外资，我们获得了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我们发挥比较优势，积累了产业规模；通过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我们提升技术水平，增强创新能力。没有开放，就没有我国今天的产业规模和水平。更重要的是，开放带来的竞争压力，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这种发展机制促使我国企业从模仿走向创新，从低端走向高端，从本土走向全球。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必须与自主发展相结合。以开放促发展，不是简单满足于“市场换技术”，更不是放弃发展的主动权。近年来，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我国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强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充分体现开放与自主的辩证统一。
三是坚持在规模扩张中提升质量和效益。“大”与“强”是辩证统一的。我国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在规模扩张的过程中同步提升质量和效益。一方面，没有规模就没有竞争力，大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强。制造业高度依赖规模经济，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分摊研发费用、降低单位成本、形成配套体系。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首先是规模的快速扩张。通过释放人口红利、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我国迅速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基地。另一方面，规模扩张必须与质量和效益提升同步推进。单纯追求规模而忽视质量和效益，长期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就会陷入“大而不强”的困境。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从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从跟随者到并跑者甚至领跑者，中国产业发展正在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性跨越，规模为质量和效益提升提供市场空间和应用场景，质量和效益为进一步做大做强提供可持续性。
四是坚持在动态调整中优化结构。产业结构调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动态演进、持续优化的过程。我国产业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是，在保持总量增长的同时，持续推进结构调整。从历史演进看，我国经历了从农业为主到工业为主、从轻工业为主到重化工业为主、从传统产业为主到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的深刻变化。每一次结构调整，都是在适应需求变化、应对竞争压力、把握技术变革中实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快发展；高耗能产业向绿色化转型，高技术产业向高端化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这种动态调整能力，使我国产业体系能够不断适应外部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结构调整不是推倒重来，而是统筹存量与增量。传统产业是存量，不能简单放弃，而要通过技术改造焕发新活力；新兴产业是增量，要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点。[5]
五是坚持在统筹发展中保障安全。产业发展与国家安全息息相关。我国的一个重要实践经验是，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就会受制于人。面对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我国更加重视产业安全，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基础高级化，构建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只有不断发展壮大产业实力，才能有更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保障安全。通过提升产业竞争力，增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维护自身利益。统筹发展和安全，就是在动态平衡中实现发展和安全的良性互动。
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临的形势
当前，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严峻形势。地缘政治格局和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带来不少挑战；我国也拥有诸多有利条件和发展优势。只有全面、辩证地认识形势，才能增强信心、保持定力、精准施策。
面临的突出挑战。一是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地缘政治风险持续上升。近年来，全球产业链布局的逻辑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一个时期以来形成的以效率优先、全球分工为特征的产业链格局，正在被安全考量、区域化布局所重塑。这一变化对我国深度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传统模式构成挑战。首先，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关于产业回流等多项政策。美国推出《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通过大规模补贴和关税壁垒，试图重构全球半导体、新能源等关键产业链，吸引制造业回流。欧盟提出“开放战略自主”，在关键矿产、半导体、清洁能源等领域谋求降低对外依赖。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都在关键领域加强本土化布局，出台战略性产业扶持政策。其次，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明显增多。在半导体领域，美国联合盟友实施对华出口管制，限制先进芯片、制造设备和技术出口，并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反补贴税；美国计划对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等产品加征高额关税。这些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直接影响我国相关产业的出口竞争力和国际市场空间。再次，跨国公司供应链布局多元化趋势明显。部分跨国公司出于地缘政治风险考虑，选择“中国＋1”的多元化布局，将部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南亚、墨西哥等地区。又次，以“小院高墙”推进技术封锁。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人才封锁等手段，试图延缓我国科技进步进程。在高端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技术封锁力度不断加大。
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竞争加剧，技术追赶难度加大。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也给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带来新挑战。首先，技术迭代速度加快，追赶窗口期缩短。在摩尔定律驱动下，半导体技术每18～24个月更新一代；在人工智能领域，大模型技术几乎每年都有重大突破；在生物技术领域，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等前沿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技术迭代速度的加快，意味着后发国家即便在某一代技术上实现追赶，也可能很快面临新一代技术的竞争，需要持续高强度投入和系统化的创新体系支撑。其次，“赢者通吃”效应加剧，后发者突破难度加大。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等领域，领先者往往拥有数据、用户、生态等多重优势，形成更有利的市场格局。在半导体领域，领先企业通过专利布局、标准制定、生态建设构筑起较高的进入壁垒。后发者要突破这些壁垒，不仅需要技术突破，还需要生态建设和市场认可，难度加大。再次，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不足。我国研发投入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但基础研究占比偏低，原始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基础研究的短板，制约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后劲储备。又次，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仍然存在。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航空发动机、高端数控机床、关键基础材料等领域，对外依赖度仍然较高。
三是国内周期性、结构性矛盾交织，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显现。一个时期以来，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虽有所缓解，但深层次结构性问题尚未根本解决。首先，有效需求不足制约产业发展空间。居民消费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有待提升。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钢铁、水泥、家电、家居等相关产业。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传统增长动能减弱。有效需求收缩，企业订单不足、盈利下降，再投资意愿和能力不强，债务约束下地方政府产业投资能力也受到影响。其次，一些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传统行业甚至光伏、锂电池等新兴产业，产能过剩比较严重。低水平重复建设现象依然存在，个别地方不顾资源禀赋和市场条件，盲目上马项目，进一步加剧这一问题。产能过剩导致“内卷式”竞争、利润空间收窄，企业创新投入动力减弱，容易形成“低端锁定”。再次，要素成本上升与比较优势转换。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我国传统的要素成本优势正在削弱。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下降，劳动力供给结构发生变化。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已明显超过部分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外移的压力。工业用地价格、能源价格、环境成本等持续上升，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目前的有利条件。在正视挑战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具备诸多有利条件。这是我们坚定信心、战胜困难的底气所在。一是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我国有14亿多人口、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这也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最重要的基础。首先，为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的市场空间。超大规模市场意味着强大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为各类产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无论是本土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能找到发展机会。这种规模效应，降低单位产品的研发成本、生产成本和市场开拓成本，增强综合竞争力。其次，为技术创新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技术创新和产业化，需要大规模的应用场景。超大规模市场提供世界上最多样化、最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新技术迭代升级提供“试验场”。5G、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国市场的规模优势和应用场景优势。再次，为产业升级提供需求牵引。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对高品质、个性化、智能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这种需求升级，为产业升级提供强大的市场牵引力。
二是完整产业配套优势。我国拥有全球最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这是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首先，全产业链配套能力。从原材料到零部件、从设备制造到终端产品，都有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这意味着，企业在国内就能找到大部分所需的零部件和服务，大大降低采购成本、物流成本和协调成本。这种能力，也是吸引外资、稳定供应链的重要筹码。其次，产业集群效应显著。我国已形成珠三角电子信息、长三角汽车及零部件、京津冀新一代信息技术、成渝电子信息等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集群内企业之间分工协作、资源共享、知识溢出，形成较强的协同创新能力。这种集群效应，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也降低单个企业的创新成本和风险。再次，供应链响应速度快。完整的产业体系和高效的物流体系，使我国制造业具备快速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在面对各种外部冲击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能够在短时间内调整生产、满足需求。这种响应速度，是我国产业的重要竞争力。
三是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这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首先，战略规划引导能力。国家通过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产业发展政策，明确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引导资源向战略领域集聚。其次，重大科技攻关组织能力。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导航、大飞机等重大科技工程展现出我国强大的组织协调和资源整合能力。再次，应急保障和风险应对能力。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和外部冲击，我国能够迅速动员资源、组织力量，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的基本运转。
四是人力人才资源优势。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和科技人才队伍，这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支撑。首先，劳动力规模优势。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虽有所下降，但总量仍超过8亿人，劳动力供给依然充裕。更重要的是，劳动力素质持续提升，每年高校毕业生超过1000万人，为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其次，工程师红利。我国每年培养的工程类毕业生数量居世界首位，工程师队伍规模庞大。随着教育水平提升和培训体系完善，“人口红利”转向“工程师红利”，为我国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提供人才基础。再次，人才回流趋势。随着国内发展环境改善和创新创业机会增多，越来越多的海外高层次人才选择回国发展。人才回流带来的知识、技术、管理经验和国际视野，成为产业创新的重要力量。
五是基础设施和产业生态优势。我国拥有全球领先的基础设施体系和不断完善的产业生态环境。首先，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完善。高速公路里程、高速铁路里程、港口吞吐量、快递业务量等指标均居世界第一，为产业高效运转提供物流保障。中欧班列等国际物流通道的完善，增强我国与全球市场的连接能力。其次，信息基础设施领先。5G、千兆光网、数据中心以及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提供网络和算力支撑。再次，产业生态持续优化。全面深化改革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开放平台先行先试，营商环境持续改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逐步健全，创新创业生态不断优化。综合来看，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既面临不少新的挑战，也具备诸多有利条件。我们要正视挑战、用好条件、精准施策，在“十五五”时期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十五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
“十五五”时期，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包括：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发展以新制造、新服务、新业态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推动“两业融合”“两化转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促进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具体有以下五个方面。
固本强基：筑牢实体经济根基。一是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通过优化发展环境，引导各类生产要素向制造业集聚。完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将制造业比重、制造业投资增速等纳入地方政府考核评价。建立健全制造业比重监测预警机制。二是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聚焦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基础软件、先进基础工艺、产业技术基础、基础工业软件等“六基”领域短板，建立常态化持续攻关机制。针对高档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等领域的“卡脖子”环节，组织开展协同攻关。完善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应用政策，破解创新产品市场应用瓶颈。三是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传统产业是产业体系的基本盘。要以国家标准提升牵引产业迈向中高端，以数智化、绿色化技术赋能全链条，以高标准推动低效落后产能出清。在钢铁、化工、机械等重点行业，全面推进智能制造单元、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建设，开展传统产业技术改造专项行动。四是优化产业空间布局。东部地区聚焦高端制造和研发创新，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和提升配套能力，建设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优势、拓展发展空间，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东北地区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新的增长点。推动城市群产业协同发展，建立健全城市群产业协作机制。支持县域经济特色化、差异化发展，培育一批工业强县和特色产业镇。
创新驱动：培育新质生产力。一是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航空发动机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力争在量子信息、脑科学、合成生物学、暗物质探测等前沿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建立“基础科学研究—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创新应用”的科技产业链条体系，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完善“揭榜挂帅”“赛马制”等机制，激发创新活力。二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着力打造一批成长潜力大、技术含量高、渗透领域广的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深海深空深地等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产业蓄势发力，未来10年新增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高技术产业。[6]要做精、做深、做实细分赛道，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带动产业体系整体焕新，积极跟踪发现并培育具有前沿交叉性、技术颠覆性、产业引领性的未来产业新赛道，建立技术路线、应用场景、商业模式与包容审慎监管同步探索的推进机制。三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单项冠军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科技领军企业、独角兽企业等硬科技企业的梯度培育。鼓励行业领军企业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上下游企业资源，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更多国家科技攻关任务。支持各类科技企业牵头建设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完善“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建立健全企业研发投入激励机制，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探索企业研发投入递增奖励机制。四是构建自主可控的创新体系。针对过去“市场换技术”形成的路径依赖，必须从根本上转变创新模式。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争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重提高到10%以上。改革科研评价体系，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机制，畅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通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侵权成本，降低维权成本，营造激励创新的良好环境。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为高端人才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智能引领：深化数实深度融合。一是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底座。加快5G、千兆光网、移动物联网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规模化部署，推进“双千兆”网络协同发展，实现5G网络深度覆盖和行政村全覆盖。优化算力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提升算力供给质量和效率，构建云边端协同的算力体系。前瞻布局6G、量子通信、卫星互联网等未来网络基础设施。二是实施“人工智能＋制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在设计研发、生产制造、经营管理、营销服务等全流程深度应用。打造一批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典型场景和标杆企业，培育一批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建设工业人工智能创新中心，突破工业AI算法、模型、平台等关键共性技术。在汽车、电子、装备等重点行业，开展“人工智能＋制造”试点示范。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7]三是深化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完善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扩大二级节点覆盖范围和应用深度，推动标识解析在重点行业规模化应用。培育一批跨行业跨领域的综合型工业互联网平台，以及面向特定行业、特定区域的特色型平台。推动工业设备和业务系统上云上平台。培育工业APP，丰富工业软件供给，形成覆盖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维服务等全生命周期的工业软件体系。四是突破工业软件和关键装备瓶颈。针对数控系统、高端传感器、工业机器人、增材制造装备等关键环节，加大研发投入和产业化力度。支持国产工业软件替代进口，在航空航天、汽车、电子等重点行业开展应用示范。建立健全自主可控的工业软件和智能装备标准体系，完善检测认证体系。五是构建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健全数据产权、交易流通、收益分配、安全治理等基础制度。[8]进一步明确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的权属，按照核心数据、重要数据、一般数据等不同属性实行分类分级管理。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规范数据交易行为，支持设立数据交易机构。推动数据资源的高效流通和价值释放，破除“数据孤岛”现象，建立数据要素价格形成机制。
绿色转型：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一是加快能源结构绿色转型。推动水风光氢天然气等多能互补发展，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提升电网对可再生能源的消纳能力。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推动核能综合利用。力争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稳步提升，为实现碳达峰奠定基础。推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电能替代，提高终端用能电气化水平。二是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升级。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发展，加快钢铁、水泥、化工、电解铝等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推广先进适用的节能降碳技术。完善绿色制造体系，持续创建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绿色供应链。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打造世界级清洁能源装备集群，巩固提升新能源汽车、光伏、风电、储能等产业的全球领先优势，培育氢能、碳捕集等新兴绿色产业。三是加强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加大对氢能、储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先进核能等前沿绿色技术的研发支持力度，突破一批绿色低碳关键核心技术。建设一批绿色技术中试平台和产业化示范基地，加速绿色技术成果转化。完善绿色技术推广机制，发布绿色技术推广目录，降低绿色技术应用成本。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能源管理和碳排放管理效率。四是完善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完善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扩大交易覆盖范围。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探索生态产品价值核算和应用模式。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产品，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绿色低碳领域。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持先立后破，统筹能源安全、产业安全和“双碳”目标，避免“运动式减碳”对产业链造成冲击。
融合协同：构建现代化产业生态。一是深化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重点发展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检验检测认证、信息技术服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提升专业化、高端化、品牌化水平。支持制造业企业从单一产品提供商向“产品＋服务”整体解决方案商转型，发展服务型制造。培育一批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示范平台和示范项目。二是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强化“链主”企业引领作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培育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协同共生的产业生态。完善供应链协同平台，提升供应链响应速度和抗风险能力。建立健全产业链供需对接机制，促进上下游企业精准对接，定期组织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四链融合”，形成高效协同的产业创新生态。三是深化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推动农业与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延长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工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工业设计、工业旅游、创意产业等。推动现代服务业内部融合，促进金融、物流、信息、商务等服务业协同发展。培育一批具有产业融合特征的平台型企业和生态型企业。四是破除产业融合发展的制度障碍。针对车联网、低空经济、共享制造、平台经济等新兴融合业态，建立跨部门协调机制，优化审批流程，实行包容审慎监管。废止地方保护、行业垄断等不合理规章制度。建立适应融合发展趋势的监管模式，实行“沙盒监管”“柔性监管”，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为创新留出空间。
“十五五”时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主要政策着力点
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根本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完善制度和政策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一是推动产业政策向普惠化和功能性转型。政策着力点要从选择性扶持特定产业、特定企业，转向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强化基础研究、攻克共性技术、完善公共服务等方面。减少对特定企业的直接补贴，更多运用普惠性政策工具，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普惠性技改补贴等。推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同，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进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改革，完善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做法。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健全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
三是坚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进一步放宽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拓展多元化国际市场。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增强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四是强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人才保障。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制造、量子科技等战略领域，依托国家实验室、高水平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实施全球顶尖人才延揽计划，引进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建立“人才＋项目＋平台”一体化培养机制。适应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需要，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开展“订单式”培养。针对“机器换人”与“高端人才短缺”并存的现象，推进高等教育体系的适应性改革。
五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和激励机制。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和行政执法，提高侵权成本，降低维权成本。完善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机制，推动高价值专利转化运用。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落实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和股权激励政策。完善职务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探索试点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
六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相结合的政策框架，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环保、科技等政策的协同配合，形成政策合力。完善预期管理，加强政策沟通和解读，提振市场主体信心。健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评估和风险预警机制，建立产业竞争力调查和评价体系，增强产业体系抗冲击能力。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服务大国向服务强国跨越的关键窗口期，是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攻坚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在固本强基中筑牢根基，在创新驱动中锻造优势，在智能引领中提升能级，在绿色转型中厚植底色，在融合协同中构建生态，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支撑。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中国产业链的韧性与升级趋势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ZD058）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26年，第12、15～16页。
[2]《习近平主持召开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 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2023年5月5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3-05/05/c_1129592754.htm。
[3]赵昌文：《准确把握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要求》，《人民日报》，2025年11月7日，第13版。
[4]《我国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2026年4月13日，https://www.news.cn/fortune/20260413/f649121531e741189338a016452d3366/c.html。
[5]赵昌文、魏希：《必须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经济研究》，2026年第1期。
[6]《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丨〈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战略任务第一位》，2025年10月24日，https://politics.gmw.cn/2025-10/24/content_38364896.htm。
[7]胡晓鹏:《深化拓展“人工智能+”的战略任务与行动抓手》，《国家治理》，2026年第1期。
[8]《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大会发言摘编》，《人民日报》，2025年8月28日，第15版。
责 编∕韩 拓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