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与国际合作方案，全球发展倡议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关联紧密。二者目标契合，着眼全球共同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现实需要；理念共通，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内容相连，构建全球共同发展的支持系统；机制互联，构建国际发展合作的沟通平台。同时，二者在合作范围、服务功能与机制建设方面各有侧重。从逻辑层面看，二者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一脉相承、空间逻辑环环相连、现实逻辑紧扣时代，具备协同增效的内在基础。促进两大倡议协同增效，需坚持共同发展导向、强化发展机制协同、加强支持系统协同、聚焦重点地区协同，通过战略调适与合作深化凝聚合力，助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支撑。
【关键词】全球发展倡议 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 国际合作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D820/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8.012
【作者简介】王明国，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制度、全球治理、“一带一路”、全球南方，主要著作有《全球治理引论》《国际规则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因果关系与国际制度有效性研究》等。
中国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并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为世界贡献重要公共产品。四大全球倡议各有定位与侧重，其中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可持续发展议程，与作为重要国际合作平台的“一带一路”倡议具备天然契合性与深度联动空间。当前学界已围绕“四大全球倡议”整体体系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逻辑、实践关联形成诸多研究成果，现有成果偏重整体性、综合性宏观论述，尚缺少针对全球发展倡议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二者内在逻辑、关联脉络的探究。基于此，聚焦全球发展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协同增效开展深入研究，兼具重要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在“四大全球倡议”中，聚焦“发展导向”的全球发展倡议，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目标愿景、重要理念和实施路径上深度契合，具备协同增效的内在基础。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打造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全面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提出以来，关键理念不断彰显时代价值、合作项目有序推进，其稳步发展的实践特征与互利共赢的合作成效日益凸显。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样以发展为导向，始终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以互联互通为主线，积极推动各国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领域的深度合作。十多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指引，是促进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实现持久繁荣的重要公共产品。促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协同增效，能够凝聚国际合作共识、汇聚全球发展合力，持续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根基，携手开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崭新格局。
全球发展倡议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脉络
全球发展倡议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互促共进、协同增效。总体上，二者目标契合、理念共通、内容相连、机制对接，在合作范围、服务功能、机制建设方面各有侧重，关系脉络如下图所示（见图1）。
目标契合，着眼全球共同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现实需要。全球发展倡议明晰全球发展的推进方向，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推动经济发展为重要导向，两大倡议在发展目标上高度契合，均致力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地见效，尤其聚焦全球南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一方面，二者坚守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初心宗旨。当前，全球多年积累的减贫成果出现逆转，全球发展转型进程步履维艰，联合国多数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偏离预期。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发展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致力于缓解全球贫困，通过联合国系统等渠道推动落实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发起成立“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举办高级别视频会议等活动；举办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持续加大全球发展合作资源投入；设立全球发展项目库，打造新型发展援助示范项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以发展为导向，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国际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建原则，坚持各方共同参与，深度对接有关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1]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筑牢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二者坚守全球南方国家生存权发展权优先立场的初心宗旨。全球南方国家正经历快速发展，迫切要求打破西方主导的不公正经济秩序，坚定捍卫生存权与发展权。中国从全球整体视角出发，高度重视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诉求，保障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权益与发展空间，助力其实现跨越式发展。全球发展倡议秉持“协同增效、包容共进”的原则，积极回应全球南方国家图治求兴、推动发展的共同愿望，通过聚焦发展、凝聚合力，赋能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合作，有效增强全球南方国家的自主发展和整体发展能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以发展为导向的国际合作平台，始终坚持共同发展、联动发展的理念，致力于解决发展赤字，通过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加强经济政策协调与发展战略对接，切实推动共建国家实现经济增长与发展繁荣。
理念共通，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全球发展倡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为民”的理念，将减贫置于合作领域的重要位置，全力推动全球减贫事业稳步复苏，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坚持以改善人民福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致力于实现惠及面更广、包容性更强的发展；倡导各国共同发展，摒弃西方逐利逻辑催生的“片面发展观”与“狭隘发展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强调“惠民生”“消除贫困”“改善民生”，致力于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格局。其中，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经济效益与市场规律为导向，为全球发展倡议的合作项目实施提供实践遵循，全球发展倡议秉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理念，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价值引领。
两大倡议均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发展领域的重大实践成果。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发展、重振合作，充分彰显中国在全球发展事业中的引领作用。共建“一带一路”始终恪守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践行开放、绿色、廉洁理念，锚定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目标，为全球包容联动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2]落实两大倡议，能够形成共同聚焦发展议程、应对发展挑战的强大合力，共创发展新机遇、共谋发展新动能，共拓发展新空间、共享发展新成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支撑。
内容相连，打造全球发展支持系统。实质性发展是两大倡议协同增效的实践要求。二者在合作内容上深度衔接，共同构建起全方位的全球发展支持系统。全球发展倡议既传承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互联互通为基础的发展路径，持续加强基建和产能合作等重大项目的优质化遴选、高质量实施、全方位评估和持续性维护；又结合时代发展趋势，积极拓展数字经济、绿色金融等国际发展新增长点，实现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精准对接。[3]这种内容相连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合作领域高度契合。全球发展倡议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大类目标中，提炼出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数字时代互联互通等重点合作领域，优化发展资源配置，创新发展筹资模式，提升全球发展合作效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致力于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共建国家政策协调。该倡议以基础设施“硬联通”为重要方向，以规则标准“软联通”为重要支撑，以共建各国人民“心联通”为重要基础。其中，“硬联通”改善发展条件，“软联通”制定发展规则，“心联通”加强民心沟通，三者相互依托、彼此呼应、内在统一。
其二，合作项目紧密联动。全球发展倡议通过无偿援助、优惠贷款、合作基金等方式，已成功实施多个项目。2021年10月以来，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下设落实2030年议程子基金，已立项实施两批项目，涵盖减贫、粮食安全、绿色转型、数字技术等领域的合作项目。中国设立全球发展项目库，截至2025年3月，项目库项目总数超过1000个，遵循“自愿参与、多方共建、方式创新、开放透明”的原则，其中已完成和正在实施的项目超过600个。[4]全球发展倡议还动员第三方力量为全球发展项目赋能增效。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高度重视项目合作作用，相关文件提出要“充分发挥援外资金作用，扎实做好对外援助促进减贫脱贫和粮食安全工作，建设一批促进减贫脱贫和粮食安全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持续打造发展合作援助旗舰项目”。[5]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达成众多合作成果，包括中方发起的合作项目（为相关领域合作提供重要支撑）、双多边合作项目（通过务实合作项目带动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及民心相通类项目（助力共建国家人才教育和民生改善）。[6]总体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而优”项目与全球发展倡议的“小而美”项目优势互补、协同增效，合力实现国际合作综合效益最大化。
机制互联，构建全球合作发展平台。机制互联是两大倡议实现协同增效的重要保障。中国积极探索建立全球发展倡议新型合作机制，明晰发展合作实施路径，有序落地各类务实合作项目。一是主办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会议、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和“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推动发展议题持续稳居国际议程重要位置。二是成立全球发展促进中心，推动中心网络建设全面铺开。三是推动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常态化、机制化运行，打造全球发展倡议下重要官方交流载体。四是在重点合作领域建立落实机制，依托中国-印度洋地区发展合作论坛、国际发展合作阳光论坛等活动，夯实各领域合作基础。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步入第二个黄金十年，落实机制逐步健全、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已形成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引领，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为重要支撑的合作体系，有效契合共建国家共同发展的现实诉求。围绕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发展目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五通领域构建三类制度平台：一是基于市场化原则构建的服务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机制平台，如融资机制、绿色机制等；二是与共建国家共同构建市场化的管理机制，如投资保护机制、争端解决机制等；三是与共建国家共同构建的组织协调机制。[7]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构筑起立体化、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平台。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搭建的国际合作机制，为全球发展倡议的落地实施提供重要平台支撑。一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始终将促进可持续发展列为重要议题，通过可持续融资等路径，为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减贫、普惠融资等领域合作提供重要支持。二是两大倡议均以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为重要目标。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打造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深化更紧密的伙伴关系建设，包括互联互通伙伴关系、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开放包容伙伴关系。三是现有合作机制为两大倡议协同合作提供务实高效的制度平台。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中亚峰会、中阿峰会、中拉论坛等南南合作机制，已成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制度平台。两大倡议在基本理念和目标上高度契合，立足全球发展大局定位各有侧重、实施路径各具特色。为此，需要准确把握理念引领与实践要求、全域布局与重点领域深耕、阶段任务与长远愿景的辩证统一，科学厘清二者在合作覆盖范畴、服务功能指向、机制建设形态上的功能侧重与分工安排，更好发挥协同增效作用。
合作覆盖范畴。主要体现为两大倡议的合作辐射范围与重点合作领域，二者在合作对象、合作场域上布局互补、各有侧重。从合作主体来看，两大倡议均具备广泛开放性与全球包容性。全球发展倡议立足全球性发展议程，合作面向世界各国，重点回应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诉求，同时积极推动发达国家共同参与全球发展治理。当前，已有80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8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合力组建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中国已同80多个国家、区域和国际组织及国内外金融机构签署落实倡议合作文件。[8]中国积极推动发达国家加大对全球发展资源投入，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样秉持开放性原则，其合作范围突破地理局限，覆盖亚欧非拉美等地区。当前，已有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搭建20多个专业领域多边合作平台。两大倡议参与主体持续扩容，始终面向全球伙伴开放，依托自身发展底蕴形成各有侧重的发力方向。
从合作领域来看，范围各有侧重。全球发展倡议重点关注减贫、粮食安全等八大合作领域，全面对标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内容，高度契合全球发展的现实需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则以“五通”建设为核心框架，将基础设施联通作为优先方向，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协同推进，全面提升各国发展水平。两大倡议在减贫、普惠融资、数字经济等领域深度交汇、联动协作。相较而言，全球发展倡议议题覆盖更为宽泛，侧重普惠性、基础性民生发展议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聚焦经贸往来、双向投资、跨境金融、争端协同治理等务实领域，商业合作性质和经贸伙伴关系特征更为突出。整体来看，两大倡议合作领域既有交汇融合，又各有分工，共同构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发展合作体系。
服务功能指向。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国际发展合作功能，深刻回应“人类需要何种发展理念、如何实现全球发展”的时代之问，强调合作路径的渐进化推进、合作主体的平等性参与、合作产品的公益性导向，致力于打造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包容新阶段的国际合作平台。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将减贫功能置于重点合作领域，合力推进全球减贫事业重回正轨。中国持续加大国际减贫合作投入，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中，减贫、农业发展与粮食安全领域的资金占比达四分之三；常态化举办乡村发展高层论坛，深化减贫与乡村发展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深度参与国际减贫治理，推动联合国大会连续多年通过农村减贫决议；依托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信托基金，落实促进粮食生产专项行动；搭建“国际民间减贫合作网络”，建立“全球发展数字宣介平台”，推动减贫国际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兼具国际发展合作与市场化互利合作双重属性。其中，国际发展合作要素与全球发展倡议的项目功能高度契合，而市场经济合作要素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倡议始终坚持市场化运作规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构建多元化的合作模式。在投融资方面，依托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政策性金融机构提供支撑，吸纳各类商业性金融机构深度参与，持续拓宽资金融通渠道。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项目，普遍具有投资规模大、回报周期长的特点，需要股权投资等市场化运作模式，这使得商业性金融机构的投融资服务占据重要地位。此外，积极联合世界银行、国际开发机构、境内外金融机构，通过设立联合投资基金或组织银团贷款等方式强化资金协同。[9]总体而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的全球公共产品，也是中国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
机制建设形态。两大倡议立足自身发展进程，机制建设形态有别、进度不同，逐步形成契合自身发展需求的制度体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机制化建设稳步推进，已取得显著成效，全球发展倡议的机制建设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作为中国与共建国家集体对话的专门性机制，是“一带一路”框架下层级最高、涵盖领域最全面、影响力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平台。当前，高峰论坛已逐步形成多层次制度体系，涵盖峰会等会议机制、秘书处等常设机构和咨委会、专家组等辅助机构，合作制度化、常态化水平持续提升。高峰论坛常设秘书处的设立，为多边对话对接、合作项目落地、各方协同联动提供稳定制度保障，为完善全球发展治理、推动多边务实合作提供成熟制度经验。
比较而言，全球发展倡议的机制化建设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中国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成立“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举办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均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比如，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秘书处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秘书处，在职能定位与层级设置上各有侧重；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作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举措，亟需推进成员扩容与制度升级；“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的机制建设，需进一步依托联合国平台，加强与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对接协同。总之，全球发展倡议需加快健全支撑机制、对接机制和后续协调机制，持续提升全球发展合作的凝聚力与行动力。
推动全球发展倡议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协同增效的四维逻辑
全球发展倡议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目标上高度聚焦，在逻辑上紧密关联，在旨归上同源共生。二者理论逻辑相互支撑、实践逻辑一脉相承，空间逻辑环环相连、现实逻辑紧扣时代，具备协同增效的内在逻辑基础，共同推动国际发展合作不断走向深入。
理论逻辑相互支撑。两大倡议秉持正确发展观，创新全球发展理论，推动国际发展体系改革，展现出相互贯通、逻辑周延的理论特质。一方面，坚持平等发展观和共同发展观的有机统一。主权平等意味着主权礼治（即关系理性），共同发展意味着经济礼治（即经济理性）。这种平等性突出体现在对相关国家既有发展事项与规划的充分尊重，注重将两大倡议与所在国发展战略和规划精准对接。合作项目通常由东道国提出并共同参与建设，始终遵循地位平等原则，坚决拒绝任何形式的特殊权利。西方传统发展逻辑往往单纯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看待国际发展，将自身定位为“改造者”，将发展中国家视为“他者”和“被改造者”，这种带有发展歧视的理念，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等诸多弊端。[10]两大倡议摒弃西方资本逻辑与市场逻辑主导下的“片面发展观”和“狭隘发展观”，是对西方传统发展观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扬弃，其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理念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另一方面，创新国际公共产品理论。两大倡议均是理念与行动相辅相成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具有外部性特征，包括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若公共产品不仅能为供给者自身带来收益，还能为其他主体创造价值，则具备正外部性，反之则为负外部性。[11]西方国家基于自利逻辑看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霸权稳定论”实质是将供给公共产品作为维持自身主导地位的工具。当前，西方经济陷入低增长困境，政府负债率居高不下，民粹主义思潮蔓延，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明显下降，导致公共产品供给呈现碎片化与低效化。同时，西方国家对其他国家供给公共产品持排斥态度，公共产品私有化倾向进一步加剧全球公共产品的供需失衡。全球发展倡议秉持“多源汇聚、多元交融”的原则，将公共产品的全球集体供给与地区合作供给相结合，以多样供给路径打破传统霸权供给模式的局限。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以提升各国总体福利为目标，超越霸权稳定论与“金德尔伯格陷阱”的理论桎梏。两大倡议集中体现出中国在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
实践逻辑一脉相承。两大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务实可行的实践载体，着力打造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新格局。其一，以发展援助为手段。全球发展倡议不仅提供物质资源等硬性援助，还注重提供发展知识等软性援助，持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能力。中国不断加大全球发展合作资源投入力度，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加大对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的投入，设立中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基金项目等。2024年7月举行的第二届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有效汇聚发展资源，“扩容全球发展资金库，增资20亿美元，落实全球发展项目”。[12]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发展领域既涵盖农业发展、经贸往来等传统合作领域，也包括生态环保、教育文化等新型合作领域。自2013年以来，中国为120多个共建国家培训各领域人才10万余人次，助力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中国始终坚持“发展导向”和“平等伙伴定位”，注重“授人以渔”的内源性发展模式，开创共赢、共担、共治的国际发展治理新格局。
其二，以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为关键实践方向。数字经济作为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动力，是两大倡议的重点关注领域。中国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先后举办数字合作论坛、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发布《关于全球发展倡议数字合作的非文件》，积极推动数字应用领域的国际合作。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产业化发展及国际数字合作等多方面持续加强合作。在绿色发展领域，中国依托全球发展倡议成立中国-太平洋岛国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中心、中国-加勒比发展中心，推动全球绿色转型与发展。绿色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底色，该倡议坚持“共建绿色丝路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先后发布“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北京倡议、绿色发展投融资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同时，中国注重统筹安排数字发展与绿色发展。2023年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下设“碳中和背景下的全球绿色发展”“数智赋能互联互通，融智融合全球发展”等平行论坛，形成推动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共识。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发布《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着力营造促进绿色发展的政策环境，加强贸易合作，促进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
空间逻辑环环相连。两大倡议坚持“多主体参与、双多边结合”，共同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网络。一方面，精准对接各国发展战略，筑牢伙伴关系根基。全球发展倡议通过在建立伙伴关系、筹集发展资金等领域与各国发展战略深度对接，持续加大国际发展援助投入，不断夯实国际发展合作共识，有效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自主发展能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守“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理念，在全球、区域和次区域层面与各方开展战略对接和议题对接，着力打造互联互通伙伴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始终明确自身作为全球南方国家天然成员的身份定位，持续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两大倡议与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对接，通过双多边合作推动南南合作向纵深发展，有效调动全球发展资源，为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南北合作，凝聚全球发展“同题共答”合力。当前，部分西方国家未能兑现官方发展援助金额达到本国国内生产总值0.7%的承诺，美国官方发展援助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甚至不足0.2%。全球发展倡议致力于推动南北合作，督促发达国家切实履行责任，兑现在官方发展援助、发展筹资、气候融资等方面的承诺。中国在国际合作中既与发达国家求同存异，也与全球南方国家聚同化异，汇聚各方资源形成合力，着力打造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始终坚持兼顾各方合理利益，而非根据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等为标准设置合作门槛，强调以合作取代对抗，化分歧为互信，变隔阂为相通。其中，“第三方市场合作”已成为推进南北合作的重要创新模式。中国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共同设立基金，通过三方合作机制拓展联合融资渠道。2024年7月，中国推动成立中国-非洲（埃塞俄比亚）-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合作示范中心，与合作方共同实施三方示范项目，为南北合作提供鲜活范例。“第三方市场合作”同样是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扩大各方利益交汇的新型路径。比如，与国际组织共同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探索“‘一带一路’＋”合作模式，实现“1＋1＋1>3”的效果。
现实逻辑紧扣时代。当前，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拉大，全球发展治理面临结构性变革，大国竞争不断加剧，全球发展进程步履维艰。其一，全球发展鸿沟不断拉大。近年来，部分西方国家对全球发展问题的资源投入持续缩减，全球发展融资缺口已由疫情前的2.5万亿美元扩大至4.2万亿美元，仅七国集团需要向全球南方国家兑现的未付援助和气候行动资金就高达15万亿美元。[13]现有全球发展援助制度整体成效不佳，援助有效性受到质疑，全球南方国家普遍呼吁建立公平、务实、高效的债务处置机制。其二，全球发展治理体系发生结构性变革。西方国家在提供官方发展援助时，面临国内社会撕裂、政治极化的挑战，资源投入意愿和资源动员能力均下降。而全球南方国家正经历快速发展，通过新型平台提供发展类公共产品，推动全球发展合作向多元化、包容性方向转型。其三，个别国家渲染大国竞争，破坏全球发展合作环境。美国将国际发展合作异化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不断排挤和打压中国构建包容性国际发展体系的努力。2025年12月7日，特朗普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提出“新门罗主义”，试图维护美国在拉美地区霸权、实现对周边地缘环境和关键矿产的绝对控制。[14]这一战略与美国此前提出的“美洲增长倡议”“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类似，实质是试图在美洲地区遏制全球发展倡议的影响力。此外，美国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和“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其目的也在于制衡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面对全球发展困境，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与时俱进、日臻完善，始终致力于推动实现多元、自主和可持续发展。全球发展倡议所倡导的普惠发展模式，突破西方官方发展援助模式的局限，将援助、贸易、投资三者有机结合，既是中国发展经验的全球共享，也是南南合作的最佳实践范例。中国通过南南合作提供的发展援助，形成区别于传统援助国的新模式，有效推动受援国实现内生增长和自主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通过精准“输血”缓解发展困境，强化“造血”培育内生动力，打通“活血”畅通发展循环，助力全球南方国家从根本上摆脱对西方的依附。这一系列实践充分表明，中国正引领全球化从以经济增长为单一目标的传统模式，转向经济社会平衡发展的新型全球化，通过综合性发展举措，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推动全球发展倡议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协同增效的路径选择
全球发展倡议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彼此呼应、相互依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先行探索与前期实践，落实全球发展倡议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营造稳定的国际发展环境。为此，需通过战略调适与合作深化，推动两大倡议协同增效、互促共进。
坚持共同发展导向，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全球发展倡议聚焦发展新议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共创发展新机遇，二者协同应对全球发展资源不足与融资缺口的挑战。发展合作既是全球发展倡议的主要关切，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可在项目布局上形成互补联动。一方面，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围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和经贸合作展开，重点推进大型基础设施等“大而优”项目，筑牢各国发展的硬件基础；全球发展倡议可将大型基础设施的配套项目作为重点发力领域，聚焦项目所在地减贫、教育、卫生等民生领域，打造贴近基层的“小而美”项目。另一方面，在全球发展倡议具体开展援助项目的领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可聚焦“软联通”建设，精准供给惠民生的小型水电站、小型道路和数字基础设施等“小而美”项目，既为全球发展倡议落地提供微观支撑，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向“工笔画”方向发展。[15]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对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拓展，聚焦“六廊六路、多国多港”，援建骨干通道等重大项目，成为驱动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引擎。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宣布“实施1000个小型民生援助项目”，这些项目与全球发展倡议推进的全球发展项目合作高度契合，亟需加强两大倡议相关项目协调，统筹推动相关项目在共建国家落地见效。
未来，需加快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培育减贫、金融、农业、绿色、数字等领域新增长点，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同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拓展经贸投资、数字转型、互联互通、清洁能源、应对气变等全方位合作。两大倡议在推动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妥善处理“予与取”“输血与造血”等关系，坚守正确义利观，尤其把握好“予取相等”的商业合作与“只予不取”的发展援助之间的辩证关系。
强化发展机制协同，打造面向未来的国际发展平台。两大倡议均以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引领全球治理变革为重要目标，亟须强化机制协同、畅通沟通环节、提升治理效果。在全球发展倡议的框架下，需持续探索建立新型合作机制，围绕重点领域搭建共同发展平台，明确倡议机制化路径，并实施具体合作项目。在常态化举办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部长级会议的基础上，需进一步优化机制设计、推动机制创新，提升机制的国际影响力与执行力。此外，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已举办三届，应加大资源投入力度，着手组建秘书处等配套机构，推动论坛逐步实现机制化、常态化运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是互联互通，而互联互通的本质是构建规则共识之路。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机制化已取得显著成效，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为关键载体，以高峰论坛秘书处为服务支撑的机制网络已初步形成。未来，需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机制体系，加强绿色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能源、税收、金融等领域的多边合作平台建设，夯实合作制度基础。
推动两大倡议机制协同是未来重点方向。比如，全球发展促进中心网络秘书处成立后，可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秘书处在政策制定、项目开展、绩效评估等方面加强沟通协调，整合合作力量、凝聚整体合力。基于两大倡议相互依托、相辅相成的内生逻辑，可探索在共建“一带一路”相关机制内举办全球发展倡议对话会，如在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设立全球发展倡议对话环节，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同时，可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设置共建“一带一路”相关主题板块，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互联互通等实践活动深度融入全球发展议程。
加强支持系统协同，推动各国能力增长和发展赋能。在全球发展支持系统中，投融资体系建设处于先导性和基础性地位。当前，受美元加息周期影响，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贷款成本攀升，全球南方国家债务负担持续加重。2023年至2025年期间，最不发达国家每年的还本付息额达到400亿美元，比2022年的260亿美元增加50%以上。[16]高债务水平、巨大的融资缺口与紧张融资条件相互交织，已转化为流动性和偿付能力风险。无论是全球发展倡议的可持续发展融资，还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有关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的融资，均应坚持共同发展导向，不设置贷款先决条件，持续加大发展资源投入力度。
未来，全球发展倡议需进一步拓宽发展筹资渠道，对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中国-粮农组织南南合作基金等开展绩效评估，提升资金使用效率，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南方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大量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与产业振兴投入，需长期巨额资金支撑，亟须创新公私投融资模式，实现金融资源高效配置。可探索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投资与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澜湄合作专项基金等有机结合，通过加大发展资源投入、优化发展合作方式、拓展发展融资渠道，为各国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聚焦重点地区协同，打造地区发展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面向全球开放，合作对象既包括全球南方国家，也涵盖发达国家，重点关注东南亚、中亚、中东、非洲、太平洋岛屿、南美洲等地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则重点关注东南亚、中亚、北非和中东地区。双方在东南亚、中亚、非洲等地区的合作重点高度契合。为推动两大倡议协同增效，可选择若干重点地区汇聚发展资源，打造标志性合作项目，形成示范带头效应。比如，可在澜湄地区、中亚地区、北非地区加大发展资源与机制建设投入力度，进一步凝聚国际发展共识、培育地区发展动能，将其打造成为全球发展倡议先行区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示范区，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在地区层面落地生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释
[1]《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2023年10月10日，https://www.fmprc.gov.cn/wjb_673085/zzjg_673183/xws_674681/xgxw_674683/202310/t20231010_11158751.shtml。
[2]习近平：《建设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展的世界》，《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9日，第2版。
[3]张耀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与支撑》，《人民论坛》，2023年第22期。
[4]郑韬：《三大全球倡议的时代意义和实践伟力》，《人民日报》，2025年3月17日，第3版。
[5]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动》，《人民日报》，2023年11月25日，第3版。
[6]《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主席声明》，《人民日报》，2023年10月19日，第3版。
[7]李向阳：《“一带一路”的研究现状评估》，《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12期。
[8]《在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会议互动对话上的致辞》，2025年9月23日，https://www.fasc-cidca.org.cn/ghsxw/34a702daddd6f1ac30ce741e20b314ec.jhtml。
[9]李向阳：《“一带一路”的经济学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22页。
[10]阿图罗·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第二版）》，汪淳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61页。
[11]R. Cornes and T. Sandler, The Theory of Externalities, Public Goods, and Club Good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30-31.
[12]《共创未来行动计划成果清单——全球共享发展行动论坛第二届高级别会议成果》，2024年7月17日，http://www.cidca.gov.cn/20240717/4967ac3bcada4560b0f278e586f9bc95/c.html。
[13]《“有钱资助战争 没钱解决人道危机” 七国集团遭国际社会批评》，2024年6月14日，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380123324065514038/?&source=m_redirect。
[14]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7 December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issues/national-security/.
[15]孟令浩：《论“一带一路”倡议与“三大全球倡议”的协同增效》，《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2期。
[16]UN, "Financing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2024: Financing for Development at a Crossroads," April 2024, https://desapublications.un.org/publications/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report-2024.
Promoting Synergy Between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ng Mingguo
Abstract: As major global public goods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itiatives offered by China, the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closely interconnected. The two initiatives share aligned goals focusing on the long-term objectives and practical needs of global common development, and embrace identical philosophies rooted in the global governance principle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They are interconnected in core contents to foster a support system for global common development, and interlinked i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o build a communication platform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Meanwhile, the two initiatives each have their own emphases in terms of cooperation scope, service functions and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they feature mutually supportive theoretical logic, consistent practical logic, interconnected spatial logic and era-oriented realistic logic, which lay a solid internal foundation for synergistic effects. To strengthen the coordinated performance of the two major initiative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orientation of common development, bolster coordination of development mechanisms, advance collaboration of supporting systems, and prioritize coordination in key regions. Through strategic readjustment and in-depth cooperation, all parties can gather joint efforts to advance inclusive and equitabl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provide firm support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words: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global governance
责 编∕杨 柳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