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地缘冲突加剧产业链安全风险，石油安全已延伸为化石碳源综合安全问题。生物质作为目前已知可转化为固、液、气三类能源的可再生资源，兼具资源与污染源二重属性，可通过材料、化学品、能源三端协同替代石油，是构建本土可再生碳源体系的重要载体。人工智能正推动生物质开发从经验驱动转向模型驱动，以实现原料结构化管控、工艺优化与目标产物定向布局，破解传统开发痛点。当前，生物质战略价值尚未充分释放，需从国家资源战略层面界定其地位，以农业代谢共生产业园重构产业组织，建立“平急两用”应急机制，依托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推进技术攻关，使其成为缓释石油安全约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战略支点。
【关键词】石油安全 生物质 人工智能 农业代谢共生产业园 战略资源
【中图分类号】F426.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7.004
【作者简介】陈勇，中国工程院院士，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华南农业大学生物质学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有机固废资源化与能源化利用，主要著作有《固体废弃物能源利用》（合著）、《中国能源与可持续发展》（主编）、《中国至2050年能源科技发展路线图》（合编）等。
建设能源强国，已不能以单一能源品种的增量扩张来理解，而应当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制造强国建设、人工智能广泛应用与国际资源博弈深度交织的背景下统筹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1]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经济总量、发电总量和绿色电源规模仍在同步攀升，能源系统面临的安全保供压力和结构转型需求同步增强。[2]国际能源署关于能源与人工智能的专题报告进一步揭示，算力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全球能源需求的重要增量来源，数据中心负荷的快速增长正重塑电力与综合能源保障逻辑。[3]在这一背景下，能源安全的内涵已突破传统煤电油气的静态平衡范畴，需覆盖燃料供给、平台原料、基础材料、运输通道和产业链韧性等更深层次。[4]“十五五”时期既是人工智能应用大规模铺开的起步期，也是新型能源体系框架定型的窗口期，如何在算力扩张、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同步推进的条件下，补齐化石碳源外部依赖这一战略短板，已成为必须正面回答的重大课题。
石油是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但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仍然较高，国际地缘冲突不断，导致石油供应安全受到挑战。生物质是通过光合作用形成的有机体，从物质的基本元素看，其可成为未来补充或替代石油的主要可再生资源，其不仅可以转化成生物基材料和生物基化学品，也是唯一可以转化为固态、液态、气态能源的可再生资源。因此，发展生物质关系到石油安全缓释、基础原料替代、城乡污染治理和新质生产力培育等重要领域。[5]值得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正在推动生物质开发由经验试错转向按目标产物布局，由单项技术转向系统工程。围绕这一逻辑，有必要对生物质的战略价值，以及人工智能赋能前景进行系统审视，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的石油供应安全及其产业安全提供新的战略视角。
石油安全风险正在向产业链纵深传导
三十余年来，围绕石油的大国博弈与地缘冲突从未停歇。海湾战争期间，国际油价从每桶约21美元飙升至40美元以上，科威特油井遭大面积焚毁，全球石油市场为之震荡逾年。伊拉克战争重创中东地区石油产能，伊拉克原油供给恢复历时数年，国际油价也由此步入长达五年的上行通道。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布伦特原油价一度触及每桶130美元，欧洲深陷天然气供给危机，全球化石能源贸易格局发生深刻转变。2026年以来，中美洲与中东局势持续升温，主要产油国供应能力与航运通道安全遭受严重冲击，承载全球约五分之一石油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脆弱性进一步暴露。纵观上述冲突，一条共同规律始终清晰：每当战争或严重地缘危机爆发，国际油价、运力、保险成本、炼化原料适配和化工中间体供应都会遭受联动冲击，并迅速向交通运输、基础化工、材料制造和农业生产各环节传导。对作为全球最大石油进口国、对外依存度稳定在70%左右的中国而言，这些教训尤为深刻。
石油供应冲击正在向中国持续传导。2026年初，受地缘政治局势影响，部分中国炼厂开始评估以伊朗原油替代委内瑞拉原油的可行性。然而，美以伊局势的持续升温，使伊朗原油出口本身也面临更严厉的制裁与航运风险，这意味着我国部分石油供给调节有可能面临战略被动，缺少稳健的本土替代底座。[6]与此同时，关于中东甲醇供给的最新行业研判显示，相关出口量存在数千万吨的大幅收缩风险。甲醇是连接烯烃、醋酸、甲醛和多类新材料中间体的重要平台原料，其供给波动将直接影响国内化工与新材料产业链的安全水平。更应看到，石油安全的内涵已远超传统燃料保供，正在演化为化石碳源综合安全问题。原油短缺直接冲击炼油环节；石脑油、甲醇、乙烯等平台原料受阻则影响化工与材料体系；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波动又会冲击化肥、玻璃、陶瓷和民用能源保障。换言之，地缘冲突一旦持续发酵，冲击的不只是某一种能源品类，而是整个现代产业社会的底层物质流和价值链条。
从能源强国建设的视角审视，石油安全的严峻性体现为三重压力。一是交通燃料、工业燃料和部分特种燃料体系在相当长时期内仍难以彻底摆脱石油依赖。二是平台化学品和基础有机原料的底层碳源高度依赖化石路线，一旦油气供给受阻，影响会迅速外溢至塑料、化纤、化肥、医药和装备制造等多个下游部门。三是石油安全风险具有显著外部性，地缘冲突、制裁机制、航运受阻和金融结算约束常常叠加出现，并不以单一国家意志为转移。如果只把能源强国建设理解为电力结构优化，却忽视化工原料和材料底层碳源的安全布局，就可能出现电力侧绿色化推进较快、原料侧外部依赖反而进一步固化的结构性偏差。[7]对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而言，这种偏差一旦与战争、制裁和通道风险叠加，便会直接影响现代工业体系的稳定运行。因而，能源强国建设所要回答的问题已不只是“增加多少新能源装机”，而是当外部市场持续震荡时，我国是否拥有足够强大的本土可再生碳源体系和近终端保障能力来托底产业体系运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生物质的国家战略价值亟待重新审视与评估。
生物质资源禀赋决定其能够分担石油重任。生物质之所以在解决石油安全问题上具有必然性和重要性，根本原因在于其资源禀赋使其能够同时承担碳源和能源双重职责。从物质的基本元素看，生物质拥有与石油相同的C/H/O元素，是未来补充化石资源的主要可再生资源，也是唯一可以转化为固体、液体、气体三类能源的可再生资源。这意味着生物质并非简单的“绿色热值”来源，而是能够横跨能源端与原料端边界的战略资源。对需要同时保障燃料安全、原料安全与生态安全的中国而言，这一资源属性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性。
主动型与被动型两类资源形态。从形成机理和开发条件看，生物质可分为主动型与被动型两大类。主动型生物质主要包括含油能源植物、含糖和淀粉能源植物、纤维素类能源植物以及能源藻等，具有相对可主控、可规划、可定量的特点，但受耕地、水资源和生态边界约束，在我国难以大规模发展。被动型生物质主要包括林业剩余物、农业废物、畜禽粪污、农产品加工废物和生活有机垃圾等，虽然难主控、难规划、难定量，却广泛附着于城乡生产生活全过程，构成我国最具现实开发意义的生物质主体。[8]我国生物质开发的战略重心，不能简单复制以能源作物为主的外部模式，而必须立足被动型生物质占绝对主体这一基本国情。
资源与污染源的二重属性。被动型生物质鲜明体现出二重性特征。我国每年多元有机废弃物产生总量约120亿吨，其中农业源约67亿吨、工业源约33亿吨、生活源约17亿吨、林业源约2.5亿吨。将其折合为标准油约9亿吨，不仅超过我国年度原油消费总量（约7.5亿吨），还可提供约1亿吨农林肥料和1.1亿吨畜禽饲料等副产。若处置不当，这一批生物质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约20亿吨、COD排放1500万吨等。[9]正因如此，被动型生物质既不能笼统视为低值废弃物，也不能简单照搬化石资源开发逻辑。
“城乡矿山”对这种二重性进行系统把握。所谓城乡矿山，并非对废弃物的修辞美化，而是要求像盘点矿产资源一样，对分散于种植、养殖、加工和人居系统中的有机物质流进行调查建账、分类分级、空间映射和用途管控。围绕林业生物质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表明，生物质开发必须兼顾资源利用生态化、能源供给协作化、产业发展普惠化和终端需求多元化。这启示我国须把资源治理、污染治理和产业组织放在同一框架下谋划，以农业代谢共生产业园为组织载体，将零散有机废弃物转化为可统计、可调度、可增值、可托底的本土资源库，并进行协同转化利用。
三重储能形态。从功能属性看，生物质还具有三重荷储转换能力。一是原始态储能：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波动性太阳能固定在有机质中，全球植物年固碳总能量约为人类年耗能量的十倍，构成规模庞大的“植物光合电池”；二是转化态储能：经厌氧发酵、气化、热解、催化重整与致密化等过程，可制取甲烷、氢气、甲醇、乙醇、生物油及成型燃料等产品，体积能量密度较原始生物质可提升三至五倍，形成易于跨时调度的“稳态生物电池”；三是衍生态储能：进一步将生物质定向转化为生物基平台化学品和功能材料，以减少化石资源使用，加工过程的剩余物和废弃材料亦可闭环转化为能源。凭借这种荷储转换能力，生物质能够把波动性可再生能源转化为可储运、可调度、可跨部门利用的稳定介质，这是风电和光伏主要解决电能供给、氢能更接近高品位二次载体所难以完全替代的特质。
关于中国可持续生物能源路径的系统研究指出，在不突破粮食安全和生态约束前提下，农林业和养殖剩余物仍能提供具有现实竞争力的减排与供能贡献。[10]国际研究显示，在严格减排约束下，生物质的系统价值主要体现为多样化利用路径和可再生碳供给能力，而非单纯增加发电量。[11]有鉴于此，生物质在我国并非一般性可再生能源补充，而是缓释石油约束、构建本土可再生碳源体系的必然选择。
生物质替代石油须沿材料、化学品、能源三端协同推进
石油在现代工业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不仅因为它是燃料，更因为它是化工原料和材料体系的底层碳源。相应地，生物质替代石油也不能停留于单一供热或单一发电，而须围绕生物基材料、生物基化学品和生物质能源三端协同推进，形成系统方案。
生物基材料端。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蛋白质和脂类等组分，可进一步转化为包装材料、复合材料、工程基材、储能材料、环境修复材料和功能碳材料。把材料端纳入统筹，生物质替代石油才不再局限于燃料内部循环，而能深度嵌入现代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制造大国而言，材料端替代的价值不只在于减排，更在于增强基础材料供给的自主性与韧性。生物基高分子、功能碳材料和环境修复材料并非传统低端替代品，而有可能与先进制造、储能、新能源和绿色建筑等新场景深度耦合。率先实现将生物质由燃料型向材料型资源跃迁的国家，必将在新一轮绿色制造国际博弈中占据战略主动。
生物基化学品端。生物质可经合成气、糖平台、有机酸平台、木质素裂解和定向催化等路径，进入甲醇、乙酸、醇酮、树脂单体、溶剂和多类平台化学品体系。对我国而言，这一方向的战略意义在于为石脑油裂解、甲醇下游和基础有机原料体系提供可再生碳源补充，从而缓释平台原料受制于外部油气供给和海运通道的结构性风险。在我国资源约束条件下，化学品端尤其具有“以小带大”的战略作用：只要在若干关键平台原料上形成稳定替代能力，就可以向下游树脂、涂料、纤维、包装、医药中间体和高分子材料等多个领域产生辐射效应。
生物质能源端。通过厌氧发酵、生物天然气提纯、催化重整、热解、气化和致密化等过程，生物质可制取甲烷、氢气、甲醇、乙醇、生物油、成型燃料和生物炭等多类产品，在分布式供能、园区综合能源、航运燃料和重载交通等场景中发挥作用。关于新兴气体能源的研究指出，绿色气体能源及其平台原料的重要意义在于将终端替代、原料替代和产业升级统一起来。发展生物天然气、绿氢绿醇和多联产装置，应当被视为缓释石油与天然气安全约束的重要举措，而非边缘化项目。此外，生物质能源化并非仅指替代终端燃烧：生物质气经催化重整可进入绿氢和绿醇体系，生物炭兼具固碳与土壤改良功能，沼渣沼液还可回流农业系统，由此可形成以可再生碳源为主的多联产体系。生物质路线对航空、航运和部分重型运输领域尤为关键，这些部门对能量密度要求高、应用场景复杂、完全电气化难度大。从安全角度看，这类路径的意义不只在于减排，更在于用本土可再生碳源替代一部分必须依赖外部市场的石油产品。
需要强调的是，生物质替代石油并非在热值口径上与石油进行直接对比，而是围绕石油产品谱系重构本土可再生碳源供给体系。能源端侧重近终端保障和极端情形下的应急替代，化学品端侧重关键平台化学品的稳定供给，材料端侧重发挥天然有机骨架优势并提升资源附加值，三者共同构成由低端热值利用迈向高值分子利用的全方位技术体系。对我国而言，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不是把所有生物质都导向同一种末端用途，而是依据资源品类、收储半径、产业基础和安全需求构建分层分类的替代矩阵，使能源替代、原料替代和材料替代在不同区域形成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的组合。只有把这种分层替代逻辑纳入国家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框架，生物质才不会被误置于边缘补充地位，而是真正成为缓释石油安全约束的重要战略支点。
人工智能重塑生物质开发的技术路径
人工智能对生物质产业的赋能，本质上是运用数字新基建破解传统物理空间资源错配的系统性工程。生物质开发长期难以迈向高质量扩张的根本原因，在于原料端多源异构、工艺端变量耦合、场景端需求差异显著，仅凭人工经验和试错研究难以建立稳定、柔性、可复制的工业体系。人工智能的介入为其带来了革命性的技术转型路径。[12]
首先，人工智能把难以精确识别和高效配伍的被动型生物质转化为可计算、可预测、可调度的结构化资源。人工智能辅助方法能够显著提升生物基原料共处理过程中的识别、核算与控制能力，为更严格的绿色认证与碳核算奠定技术基础。[13]多源废弃物的组分波动判断、资源时空分布预测和分类识别等环节，由此得以在更高精度上实现动态管理。其次，人工智能推动生物质产业由经验驱动转向模型驱动的研究与应用模式。人工智能方法已用于材料设计、系统预警、产率预测和运行稳定性提升等关键环节。[14]对我国而言，这一变化的真正意义在于多源有机废物的大规模协同处理将使其具备更强的工程可控性和跨场景可复制性，过去难以稳定运行的工艺环节正逐步形成标准化、模块化的工程基础。华南农业大学生物质学院团队依托人工智能算法开展理性设计，实现了多元废物配伍与产气碳氢氧元素比的精准调控，创制了兼具高活性、高稳定性和抗积碳性能的多功能复合催化体系；在系统层面，基于“数据驱动—多目标优化—全流程人工智能管控”框架，在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某养殖场建成多元有机废物柔性制氢产醇中试系统工程。[15]再次，人工智能推动生物质开发由“按原料布局”转向“按目标产物布局”。人工智能的应用可使复杂产业体系实现资源重组、要素重构和组织方式升级。这一判断对于资源分散、场景复杂、产品多样的生物质领域尤为重要。按目标产物布局，意味着原料配伍、工艺选择、装备参数和市场需求不再彼此割裂，而是纳入同一套智能决策框架之中。最后，上述赋能均以国家算力、数据和标准基础设施为前提。《算力互联互通行动计划》提出加快构建公共算力资源标准化互联，推动算力设施、数据资源和规则体系协同发展。[16]对生物质领域而言，只有形成稳定的数据底座和可重复的验证平台，原料图谱、极端工况模型和数字孪生系统才能沉淀为真正的工业能力。
人工智能赋能并不意味着可以脱离工程实际独立运行。无论是原料识别、过程预警还是材料理性设计模型，最终都要接受真实场景、真实装置和真实成本的检验。未来值得更多重视的不是孤立的单点算法表现，而是能否形成贯通“原料图谱识别—工艺包选择—装备运行控制—产品切换优化—全生命周期核算”的系统能力，从而实现生物质从源头到终端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精准追踪，为我国在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等国际绿色贸易壁垒中增强数据支撑能力与规则参与能力。另外，则是使各类废弃物真正实现“按目标产物布局”的逆向工程设计，彻底终结传统受制于原料禀赋的被动转化模式。
面向石油安全的战略布局与政策建议
尽管生物质在缓解石油安全约束、支撑基础原料替代和促进绿色转型方面优势独特，但其战略价值尚未充分释放，主要存在四个短板亟待补齐。一是资源底数不清、分类不准、用途边界不明，一些地方仍将被动型生物质视为污染治理对象而非战略资源；二是开发方式碎片化、项目化，尚未形成与资源禀赋相适应的区域组织模式；三是高值化利用不足，优质资源仍大量停留在低端燃烧或粗放消纳环节[17]；四是人工智能赋能尚处于从实验室走向工程化的过渡阶段，数据标准、验证平台和产业接口仍显薄弱。当前的发展制约因素并非受制于资源匮乏，而是尚未构建起与被动型生物质资源高度适配的政策、工程及产业协同体系。
近期政策导向已开始释放明确信号。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18]国家能源局近期指出，发展绿色燃料产业有利于替代石油、保障能源安全，并将其定位为能源领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方向。[19]在这一政策语境下，发展重点已不在于“是否需要发展”，而在于“如何将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和制度优势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与安全保障能力”。面向“十五五”及更长时期，至少应从以下四个方面系统发力。
从国家资源战略高度重新界定生物质地位。要赋予被动型生物质明确的战略资源属性，纳入国家战略资源管理。建立覆盖资源调查、分类分级、空间映射、动态台账、用途边界和应急调度的治理体系。资源调查与动态台账必须前置：哪些县域适合发展生物天然气，哪些园区适合布局绿色甲醇和生物基化学品，哪些地区更宜以生物炭和农业增值为主，都必须建立在精细分类的资源账本之上。只有先完成资源观和治理观的提升，后续技术选择、示范工程和产业布局才能避免重复建设与低水平竞争。
以县域和园区为单元重构产业组织模式。要实现从被动消纳到主动开发的跨越，必须把“农业工业化”作为关键理论抓手。所谓农业工业化，即运用现代工业的先进制造模式、数智化资源管控与全产业链组织架构，对传统第一产业的资源循环与能源转化进行深度重塑，将其一举拉升至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升级的战略高度。要围绕种植、养殖、加工和人居系统中的有机物质流，建设资源池、数据池、场景池和收益池相耦合的农业代谢共生产业园，使生物质开发的同时，承担能源供给、化学品制造、污染治理、农业增值和区域韧性建设等功能。同时，要突破对农业产业园区传统的认知、边界和有关政策，在符合环保要求的前提下，允许在园区内或就近建设农林废物转化成工业产品工程，以便短流程、高效利用农林废物。只有把分散资源组织成稳定供给能力，把生态治理收益、产业发展收益和安全保障收益统一起来核算，生物质才可能真正成为能源强国的底层能力。
建立“平急两用”的应急保障机制。对边远地区、岛屿、关键园区和大型农业县，可结合本地资源禀赋布局生物天然气、生物甲醇和多联产装置，并与粮食、化肥、交通燃料和应急电源储备体系联动。平时按市场化方式参与绿色燃料、平台原料和生态产品供给，急时转入保民生、保物流、保农业生产和保关键产业链运行的状态，使生物质真正成为可调用的安全底座。
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牵引关键技术攻关。依托优势高校、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和地方真实场景，建设原料图谱数据库、极端工况数据库、催化剂与发酵过程数据库以及数字孪生验证平台，强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推动模型、软件、装备和工艺包协同突破。为顺应国家乡村全面振兴、“双碳”目标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高等教育体系需率先破题。例如，华南农业大学在“学院—学科—学位点—专业”一体化建设总体战略布局下，于2025年12月正式成立生物质学院，是率先以“生物质学”命名的学院。这正是探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之举，肩负着引领教学科研范式变革、涵养复合型领军人才、驱动绿色产业创新发展的历史使命。同时，以此类建制化科研为推手，建立涵盖石油替代效益、污染治理效益、碳减排效益、生态修复效益和应急韧性效益的综合评价体系，使生物质开发的系统收益能够获得稳定的制度保障，在“平急两用”的框架下形成可调用、可持续的国家安全支撑网络。
结语
“十五五”时期，能源强国建设的关键命题在于统筹发展和安全。当前，石油安全既是燃料问题，更是原料问题、材料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量大面广的被动型生物质（农林废物）兼具资源与污染源二重属性，兼备能源、化学品和材料三条利用路径，是我国本土可再生碳源体系中最具基础性的战略资源之一。在党中央深入实施能源强国战略的引领下，将这一资源纳入国家战略资源体系并加速其价值释放，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之需，也是回应时代命题的历史之责。同时，人工智能正赋予这一资源以按目标产物布局、柔性制造、全生命周期管控的技术条件。只要在国家层面完成资源治理重构、产业组织重构和技术体系重构，被动型生物质就完全有条件成为缓释石油约束、培育新质生产力和赢得安全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支点，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而持久的底层能力支撑。
（华南农业大学生物质学院执行院长、二级教授、博导谢君，助理研究员谭涛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2026年3月13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33.htm。
[2]《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6年2月28日，https://www.stats.gov.cn/sj/zxfb/202602/t20260228_1962662.html。
[3]陈晓红、蓝澜、周志方：《人工智能赋能未来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中国工程科学》，2025年第5期。
[4]尹海涛、王峰：《中国能源转型的主要挑战与智慧能源建设的发展趋势》，《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5年第14期。
[5]谢克昌：《面向2035年我国能源发展的思考与建议》，《中国工程科学》，2022年第6期。
[6]《特稿｜“如同投掷了一枚手榴弹”——美以伊战事如何搅动世界经济》，2026年3月20日，https://world.people.com.cn/n1/2026/0320/c1002-40685360.html。
[7]谢克昌：《新型能源体系发展思考与建议》，《中国工程科学》，2024年第4期。
[8]陈勇：《生物质能技术发展战略研究》，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第86～89页。
[9]T. Tan; Z. Zhang and Z. Huang et al., "Evaluating the Nutrient and Pollutant Flows of the Chinese Livestock Manure Management System from 1949 to 2050,"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2025(215).
[10]周彦名、王娇月等：《我国生物质资源能源开发利用潜力评估》，《生态学杂志》，2024年第9期。
[11]邬玉珊、王继大等：《生物质及平台分子催化转化制取高值化学品》，《中国科学（化学）》，2025年第1期，
[12]云慧敏、陈必强、谭天伟：《中国生物制造关键技术进展与未来趋势》，《科技导报》，2025年第23期。
[13]姜培学、金红光：《面向“双碳”目标的能源转化利用领域前沿交叉战略研究》，《科学通报》，2024年第34期。
[14]潘珊、盖庆恩、胡涟漪：《人工智能、职业技能结构与产业结构转型》，《管理世界》，2026年第2期。
[15]T. Tan; Z. Huang and Z. Li et al., "Introducing an Improved Rime Algorithm Combined with Gate Current Unit as an Innovative Stability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Model for Flexible Biogas-to-Hydrogen/Methanol System," Renewable Energy, 2025(247).
[16]《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算力互联互通行动计划〉的通知》，2025年5月21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505/content_7025968.htm。
[17]陈勇等：《农村能源供给绿色化及用能清洁化与便利化》，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113～116页。
[18]《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3月13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603/content_7062625.htm。
[19]《国家能源局召开绿色燃料产业发展专题座谈会》，2026年3月3日，https://www.nea.gov.cn/20260303/b1d2156bb3f0420fb7b623cfbf6f411e/c.html。
The Strategic Value of Biomass and the Pat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ment
Chen Yong
Abstract: China's external dependence on oil remains high, and intensifying geopolitical conflicts continue to exacerbate security risks across the industrial chain. Consequently, oil security has evolved into 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issue concerning fossil carbon sources. As the sole renewable resource capable of being converted into solid, liquid, and gaseous fuels, biomass possesses the dual attributes of both a resource and a pollution source. By synergistically substituting petroleum across three dimensions—materials, chemicals, and energy—it serves as a crucial carrier for constructing a localized renewable carbon source system. Current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propelling biomass development from an experience-driven paradigm to a model-driven one. It enables the structured management of raw materials, process optimization, and the targeted layout of terminal products, thereby overcoming the pain points of tradition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strategic value of biomass has yet to be fully unleashed. It is imperative to define its status at the level of national resource strategy, reconstruct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through agricultural metabolic symbiotic industrial parks, and establish a "dual-use for peacetime and emergency" mechanism. Relying on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o advance key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will transform biomass into a vital strategic fulcrum for alleviating oil security constraints and fost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words: oil security, biomas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gricultural metabolic symbiotic industrial park, strategic resources
责 编∕韩 拓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