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大众文艺是以非专业创作者为重要主体，依托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主生产、自发传播，大众共创共享的文艺实践。其以人民性为根本前提，具备轻量化、生活化的文艺属性。历经创作之变、传播之变、接受之变，新大众文艺在新技术条件下对既有要素加以整合、重组乃至超越，实现创作主体身份跃迁，释放文艺领域新质生产力，塑造了立足当下审美的文艺新形态。相较群众文艺、通俗文艺、流行文艺，新大众文艺打破传统文艺雅与俗、精英与草根的截然二分，推动不同审美层次、不同社会群体的文艺实践相互交融，在传承与发展中实现对既有文艺经验的辩证扬弃。繁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守住人民立场、价值底线与审美品格，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信，加强正向价值引领，塑造时代气象，推动新大众文艺从“高原”迈向“高峰”。
【关键词】新大众文艺 概念辨析 文艺大众化 人民性 文化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 I206.7/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6.06.004
【作者简介】胡智锋，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影视艺术与传媒文化，主要著作有《立论中国影视》《影视文化学》《电视美学》《电视传播艺术学》《传媒艺术导论》等。
在新媒介技术和产业变革推动下，一种依托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艺样态——新大众文艺应运而生。其包括但不限于短视频、网络文学、电子游戏、人工智能艺术等多元形态，在创作体量、传播影响力等层面形成不容忽视的文艺新景观。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聚焦这一新兴文艺现象，力图对其进行归纳与阐释，新大众文艺由此成为文艺创作和研究的热点。然而，从命名到命题，学界业界对于新大众文艺的认知见仁见智，亟须从内涵与外延、功能与特质等基本问题上加以辨析。
《延河》编辑部将“新大众文艺”概括为：“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各种新技术的兴起，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这就是新大众文艺。”[1]把握新大众文艺的基本内涵，至少需确立三个关键要素：其一，人民性是根本前提，其面向并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而非小众圈层或专业精英；其二，“新”体现在以新媒介技术为基础，对文艺创作、传播与接受全流程的结构性重组；其三，其具备文艺属性，区别于纯粹的信息、广告或功能性工具，呈现轻量化、生活化审美特征。因而，从狭义上看，新大众文艺特指以非专业创作者为重要主体，依托互联网与人工智能技术实现自主生产、自发传播，大众共创共享的文艺实践。
每一种文艺形态都有其历史阶段性和特定指向性，表征特定时代独有的审美风尚和精神气象。新大众文艺既与过往的文艺传统一脉相承，又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对诸多既有要素加以整合、重组乃至超越，释放出文艺的新质生产力。若要在学理上确立新大众文艺的独立地位，还需进一步厘清其“新”之所在，以及与我们所熟知的群众文艺、通俗文艺、流行文艺等概念的共性与差异。因此，立足当下文艺发展的现实需要，有必要对新大众文艺展开系统的概念廓清。
从大众文艺到新大众文艺
《延河》编辑部将新大众文艺称为一场创作者的革命、文体革命、语体革命、阅读革命。这意味着，新大众文艺之“新”，不仅在于媒介的迭代发展为文艺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更在于人民大众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文艺的创作、传播与接受全过程，进而塑造出立足当下审美的文艺新形态。传统大众文艺植根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被赋予鲜明的人民立场和价值取向。新大众文艺正是在这一历史经验的延展中确立了自身合法性，同时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实现创作主体身份跃迁。大众不再只是被表述、被教化的对象，而是实时在场、共创共享的交互主体。
创作之变。新大众文艺首先需要回应的，是“谁是大众，大众何为”的问题。受社会地位与文化素养制约，大众曾长期被置于特定艺术审美文化圈层之外。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为文艺从知识精英的小圈子下沉到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提供了语言基础。1928年《大众文艺》创刊，标志着“大众文艺”这一理论在中国本土正式落地。彼时，郁达夫借用“大众”一词的包容性和模糊性，试图在题材狭窄的日本大众小说和国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之间开辟一条新路，提出“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2]。20世纪30年代以降，在“左联”等力量推动下，大众文艺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普通民众紧密联结。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大众化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力求摆脱文艺的“贵族式”倾向，让广大工农兵群体成为文艺的欣赏主体与表现中心。如延安鲁艺师生参与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集歌、舞、剧于一体，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歌颂劳动人民的生产创造；歌曲《南泥湾》吸收陕北民歌曲调，旋律明快、歌词质朴，生动再现八路军垦荒生产，将南泥湾从荒山野岭改造成为陕北“好江南”的历程。
大众文艺使工农兵形象大规模成为作品主角，彰显其精神风貌与历史主动性，但文艺创作与生产仍由专业创作者主导。赵树理把《小二黑结婚》的初稿念给老乡们听，依据群众意见反复修改打磨；识字寥寥的高玉宝，塑造出“周扒皮”这一经典形象，并完成25万余字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小靳庄全村百余人在短时间内创作诗歌并结集出版……这些鲜活的案例充分表明，普通群众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够成为文艺创作生产的重要主体。但从整体上看，大众更多是文艺服务的对象，是被引导的角色。多数作品仍是专业创作者“放下身段”，以主动接近大众的方式对其进行启蒙和教化，大众的主体性与创造力仍处于有待“激活”的状态。
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得益于移动终端的普及和大众媒介素养、审美素养的不断提升。普通个体进入创作前端的门槛降低，“人人皆是艺术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现实。同时，创作主体结构从专业文艺创作者主导，转变为普通个体、人机协同乃至人工智能主体并存的复杂格局，传统意义上的“作者”边界被不断重写。各类民营文化工作室、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文艺组织大量涌现，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等新文艺群体日渐活跃。大众不再是被代言的对象，他们既是作品的创作者，也是内容的改写者、评论者与传播者，在持续的文本再生产中，自发构筑庞大而活跃的内容生态。大众文艺留给新大众文艺的宝贵经验，在于确立面向人民、贴近生活的文艺底色，强调文艺必须扎根现实、反对封闭于精英圈层的自说自话。新大众文艺也在技术赋能下，真正打开大众作为主体的创作空间，民间智慧与创意活力得以井喷式释放，汇聚成当下最具活力、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之一。
传播之变。媒介迭代与技术迭变深刻重塑文艺的传播生态。这一变革首先体现为从实体环境主导转向虚拟环境主导的场景空间变化。传统大众文艺的传播主要依托剧场、影院、报刊等媒介，以及街头、广场等日常生活空间，虽然面对面的现场观看易于激发群体共情，却始终受时空条件制约，难以实现更大范围的传播。相比之下，新大众文艺在新技术条件下不断拓展其传播空间，视频平台、社交媒体迅速成长为文艺作品生成与流通的主要传播阵地。网络影视精品佳作不断涌现，网络微短剧、短视频成为当下群众参与度极高的文艺样态。碎片化传播语境下，短、平、快的传播逻辑与可视、可听、可感的多模态传播，极大拓展内容传播的广度与深度，使文艺作品的传播突破时间、空间与圈层区隔，触达以往难以覆盖的社会群体。传统主流媒体亦顺势而为，主动调整传播策略与运行机制，以系统性变革适应新的媒介格局。传播逻辑的重构，体现为从传统大众传媒的广泛覆盖，转向基于用户画像的精准推送，平台算法机制使得内容能够高效深耕垂类圈层。与此同时，算法标签与个性化推荐不断强化“回音壁效应”，将网络世界分割为若干“信息茧房”，致使传播格局呈现无限广阔但又相对封闭狭窄的“孤岛效应”。
文本形态也因技术的变化，逐步走向开放生成。传统文艺作品一经定稿、出版或公映，文本内容便基本固定。而新大众文艺依托平台媒体的即时传播、算法推荐的精准触达，内容传播不再高度依赖传统媒体“把关人”的筛选机制；弹幕评论、互动剧情、二次创作等多种形式，使受众的参与反馈实时嵌入作品，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文本始终处于未完成的动态生成与持续建构之中。比如因短文《我的母亲》走红的农民工安三山、将诗歌写在田间地头的短视频博主沂蒙二姐吕玉霞，这些素人创作者的涌现与走红，既源于数字技术带来的创作平权，更离不开大众的二次创作、转发分享、点赞评论，在参与中为作品赋予新的文化意义与传播价值。可以说，新大众文艺真正实现全民共创共享，构建起内容丰富、开放多元、充满活力的新型文艺传播格局。需要警惕的是，无论传播媒介如何迭代、算法分发机制如何演进，新大众文艺都必须始终锚定“人民性”这一价值基点，警惕技术理性对人文精神的僭越。
接受之变。传统大众文艺在接受维度上，始终具有面向大众、贴近大众的自觉意识。文艺大众化的根本目的，是让民众能够读懂、听懂、看懂文艺作品，进而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无论是“大众化”还是“化大众”，均揭示出大众与文艺创作者并非截然二分，而是在文艺的跨圈层传播中互相影响、彼此塑造，通过题材选择、语言表达和风格调适实现情感共鸣。不过，这种“自上而下”的启蒙逻辑，若过度强调宣传教化功能，易陷入工具理性主导的创作单一化困境。尽管在形式上力求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大众在很大程度上，仍作为被动接受、静观欣赏的客体而存在。
新大众文艺从根本上重构了主客体关系，实现观演格局从“点对面”到“点对点”的转变。以互联网和移动终端为依托，文艺作品得以跨越时空限制，用户可以随时随地按需获取内容，呈现交互化、消费化与沉浸化等特征。在此过程中，传统受众转化为具有高度能动性的“交互主体”，点赞、转发、打赏等消费逻辑直接嵌入审美过程，弹幕评论、二次创作等参与方式融入内容再生产。作品意义不再由创作者单方面赋予，而是在多方互动中共创共生。受众角色也从单纯的欣赏者，转变为集消费者、评价者等多重身份于一体的参与主体，由此形成以用户为中心的内容消费生态。多种媒介互为补充，为受众带来更丰富的体验，深化其对作品内涵的理解与人物情感的共情。[3]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与混合现实（MR）等交互技术的运用，更将静态文化资源转化为可感可体验的多感官沉浸场景。这些新体验为文艺市场带来空前繁荣的同时，也对文艺创作的价值坚守与审美品格提出更高要求。如果创作一味迎合“爽感”，忽视对人之复杂、情之深度的呈现，则难免导致审美疲劳与价值弱化。“外卖诗人”王计兵、育儿嫂范雨素等素人创作者的作品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正是因其粗朴而真实的生活经验，突破了传统精英文艺的修辞壁垒，让底层叙事焕发出直抵人心的精神力量。这种源自民间的鲜活文化创造力，也引导专业文艺工作者走出“象牙塔”，扎根现实、贴近人民，创作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
新大众文艺与相关概念的关系辨析
在与新大众文艺相近的概念中，群众文艺具有集体性与公益性特征，通俗文艺以门槛低、表达浅显为基本特征，流行文艺则在特定时期内备受追捧、引领风尚。相较而言，新大众文艺突破了群众文艺依托物理空间的集体在场模式，走出了通俗文艺单向度的审美下沉逻辑，更摆脱了流行文艺短暂易逝的传播宿命。它打破了传统文艺雅与俗、精英与草根的边界，推动不同审美层次、不同社会群体的文艺实践相互交融、彼此渗透，既保留低门槛的技术属性与市场活力，又吸纳优秀文艺的审美品格，在传承与发展中实现对既有文艺经验的辩证扬弃。
“群众文艺”与新大众文艺。“群众文艺”在我国具有特定的历史与政治内涵，通常指依托工厂、农村、社区、地方文化站等基层公共文化组织（如合唱队、广场舞队、电影放映队等），由群众自发参与、集体开展的文艺活动。1949年后，我国群众文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孕育而成，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初期探索成长，在社会主义改革大潮中加速壮大，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面发展。[4]群众文艺最为显著的特征，在于人民群众以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方式参与精神文化生产，强调物理空间的在场与集体性的情感共振，在基层社会治理、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社会文化认同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乡村戏台的地方戏曲、城市社区中活力十足的广场舞，还是重大节日期间各地开展的社火巡游等民俗活动，群众文艺以面对面的集体活动为基本形态，常常形成万众参与、热闹非凡的景象。参与者往往拥有相似的地缘经验与情感记忆，共处同一现实公共空间，使文艺活动超越单纯的审美娱乐，升华为具有仪式感的生活体验，从而不断强化基层社会的凝聚力与归属感。
群众文艺所蕴含的文化凝聚力，为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指明方向。其始终尊重大众在文艺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打破专业文艺创作的壁垒，鼓励群众讲自己的故事、演自己的生活。在各类群体文化活动中，分散的个体情感汇聚为共同的价值认同。同时，基层群众文艺善于将世代相传的民间故事、传统技艺转化为集体歌舞、手工艺创作等鲜活形态，把抽象的文化传统转化为可感、可演的“活态”实践，持续扎根并激活地方文化资源。当然，群众文艺与新大众文艺在组织形态与空间属性上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群众文艺多以组织化群体为基本单元，以“集体在场”为主要参与方式；而新大众文艺则支持并鼓励个体以去中心化方式，在网络空间参与文本共创，参与者们彼此虽素不相识，却可依托兴趣标签形成联结。另一方面，群众文艺依托党的基层文化组织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具有鲜明的公益属性与价值导向功能；而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则深度嵌入平台资本与流量逻辑，呈现更强的个性化和自发性特征，点赞评论、广告投放等市场机制直接影响内容生产方向和创作者生存空间，大众参与和市场竞争在同一空间场域交织共生。
新大众文艺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实现从“送文化”到“种文化”的转变，有效激活个体的创作潜能。值得注意的是，缺乏组织引导的个体创作也容易陷入“野蛮生长”。在审美标准模糊、伦理边界不清的情况下，部分文艺生产会异化为“审丑狂欢”或非理性情绪宣泄，消解文艺的精神价值与审美品格。如何在去中心化的数字传播生态中强化价值引领，在网络空间培育新的共同体意识和文化认同，使文艺创作不止于个体休闲消遣，更成为凝聚共识的精神纽带，是新大众文艺发展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
“通俗文艺”与新大众文艺。“通俗文艺”一般以语言浅白、结构简明、接受门槛较低等为主要特征，旨在让广泛的社会大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通俗文艺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民间文艺的汲取，其善于从民间故事、地方戏曲、曲艺等形式中汲取叙事养分，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受众既可作为聆听者，也可随时参与文本的增删、改编与再创作。从“鸳鸯蝴蝶派”的市民通俗文学，到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创作的大鼓书词，均是以通俗化推动文艺下沉、拓展受众覆盖面的典型实践。老舍在《论通俗文艺》中曾将其特质概括为三方面：第一是“来自文字”，讲究“修词”与“喜用新词”；其次，结构精密，形式独出心裁；第三，承载新思想与新情感。[5]这表明，真正优秀的通俗文艺并非意味着审美降级，而是以通俗形式寄寓深邃思想与真挚情感，达至“通俗而不庸俗”的审美境界。
通俗文艺为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提供了两方面重要经验：其一是“俗白”的表达传统。老舍所倡导的“俗白”文风，既反对艰深晦涩，也拒绝低级趣味，主张用广大人民听得懂、乐于听的语言来表达严肃的思想。从抗日战争时期的评书、相声，到新时代的主旋律文艺作品，中国文艺实践始终在探索如何用贴近日常生活的内容承载更高层次的精神价值。新大众文艺在审美品格上延续了这种包容性，诸如情节紧凑的微短剧、记录日常生活的视频网络日志等都继承了这种通俗性传统，一批制作精良、审美价值较高的网络剧、网络电影、网络节目等在网络平台获得广泛传播，印证了通俗表达与思想深度、审美品质并非对立。其二是扎根民间文艺的丰厚资源。通俗文艺在形式和气质上高度继承民间文艺的口头性与集体性，而新大众文艺中的网络热梗、短视频段子、歌舞模仿等创作，实质上延续了这种口耳相传、即兴发挥、群体参与的传统，与此同时，媒介载体由现场转为数字终端，展演方式由面对面叙述变为在线互动。
新大众文艺与通俗文艺在追求创作内容通俗易懂、易于接受的取向上是一致的，但这并非一种“艺术迁就”。俗话说“高手在民间”，新大众文艺之中亦不乏实验性、先锋性的创作涌现，在贴近大众的同时不断追求更高审美境界。然而，通俗文艺在发展中暴露的问题，在数字媒介环境下被进一步放大，成为新大众文艺必须严肃直面的课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审美品格下沉的风险。感官刺激往往比思想深度更容易获得即时反馈，在流量算法与“爽感逻辑”驱动下，部分作品以猎奇、恶搞、粗鄙语言博取关注，甚至以“审丑”为卖点，这本质上是传统通俗文艺媚俗化倾向在新媒介条件下的变体。另有创作将通俗表达简单工具化、模式化，导致人物形象扁平、生活经验浅表，缺乏对人性幽微的体察，引发受众的审美疲劳与抵触。这类作品即便能在短期内获得较高的传播热度，也难以形成持久的艺术感染力。如何超越浅表化的感官刺激，在通俗易懂的基础上深化审美内涵，是新大众文艺需要持续探索的方向。
“流行文艺”与新大众文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化，一种与大众审美取向同频共振的流行文艺逐步走向时代文化舞台中心。相较于“通俗”易被片面理解为格调不高，“大众”常被标签化为非理性的“乌合之众”，流行文艺这一概念则为探讨文艺与市场的关系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因词义而引发的偏见与价值评判，避免了过多陷入雅俗、高低分野等无谓争论。[6]一般而言，流行文艺具有鲜明的时尚性与阶段性特征，往往在一定时期内引发大众追捧，形成轰动效应，却也易随新潮流的涌现而迅速式微。同时，流行文艺是市场机制和媒介技术深度融合的产物，是工业化、城市化和大众传媒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文化形态。作为一代人集体记忆的港台流行音乐、一度风靡校园的“青春疼痛文学”等，都是流行文艺在市场和媒介合力推动下形成的文化景观。
流行文艺揭示文艺与市场的共生逻辑。文艺发展并不排斥市场，合理引入市场机制不仅能有效释放文艺生产力，还能推动文艺摆脱单一供给模式，实现从“作品”向“产品”的转化与广泛流通。[7]作为文化出海“新三样”，网络影视剧、网络文学与网络游戏在海外市场迅速拓展，为讲好中国故事带来新机遇，也充分证明文艺可以在坚持审美品格的前提下与市场形成良性互动。同时，流行文艺始终是将技术转化为内容生产与传播优势的先行者，从录音磁带、MP3到电视、互联网，再到当下的虚拟现实影像，技术迭代持续拓展文艺的表现空间与传播边界。此外，流行文艺的风靡离不开资本运作与专业包装赋能，其凭借强大传播效应和消费号召力，展现出显著的社会动员和情绪感染功能，很大程度上为新大众文艺提升传播效能提供重要借鉴。但市场本身具有内在局限性，必须警惕其衍生的乱象、假象、怪象，不能一味鼓吹流行、盲从潮流，而要秉持理性的价值判断。在消费主义驱动下，流行文艺易出现生活世界过度娱乐化、商业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现实问题和精神世界的深度关切。特别是当“饭圈”逻辑渗透文艺评价体系，粉丝打榜助力偶像排位等现象极易引发非理性追星、群体对立乃至网络暴力，致使文艺空间被极端情绪和资本利益裹挟。
相较于流行文艺，新大众文艺既吸纳其传播维度的“流行”特质，善于依托技术赋能与市场运营打造热点议题与爆款作品，又并未因此消解自身的思想厚度与审美意韵。流行文艺更多指向一种阶段性传播态势或文化浪潮，而新大众文艺则指向一种整体性、结构性的文艺生态。新大众文艺既有集中涌现的潮流化内容，也有个性化、小众化创作长期存续。一部作品在一段时间内，既可以是新大众文艺，也可以是流行文艺；而当其市场热度消退后，其作为流行文艺的价值虽逐步弱化，却仍可归属于新大众文艺的范畴。新大众文艺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流行文艺“唯流量论”的价值偏向，以构建有质量、有品格、可持续的内容生态为旨归，进而肩负起提升公共审美素养、引领社会风尚的时代使命。
新大众文艺的价值审视
新大众文艺不仅是媒介技术迭代的产物，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发展迈入新阶段的重要表征。纵观历史，每一次文艺形态的兴起，都是一个时代精神风貌的集中投射，新大众文艺的勃兴也不例外。尚处于发展初期的新大众文艺，难免存在鱼龙混杂、良莠不齐的现象，需要在充分释放其创作活力、尊重其发展规律的同时，不断激浊扬清、巩固文化主体性、强化价值引领，推动其成为繁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支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关键力量。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新大众文艺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活力的集中体现，更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抓手。劳动人民从来不缺乏文艺创造力，顺口溜、山歌民歌、信天游、船工号子等原生态民间文艺，无不凝聚着大众的生活智慧和审美意趣。随着大众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文化消费自主选择权的提升，人民大众的文化表达获得前所未有的尊重与鼓励，原本分散于民间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得以持续迸发。“矿工作家”陈年喜用诗歌记录矿井深处的生命体验，快递从业者王二冬将奋斗者的梦想写进“包裹”里——他们身处体力劳动第一线，却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坚持文艺创作，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双重劳动者。真正打动人的，并非“素人”这一身份标签，而是其作品中投射的朴素而深沉的生命力量，是那种在困顿中向阳生长的坚韧与希望。新大众文艺绝非通俗化甚至庸俗化的浅层审美表达，其特质在于创作者以敏锐视角捕捉社会现实生活，让每一位受众都能在作品中照见自己的生活，实现个体经验向公共情感的升华。
新大众文艺着眼普通人的个性表达，让自我创造、自我满足、自得其乐成为一种普遍文化现象。过去被遮蔽的民间智慧、乡土叙事和草根幽默得以登堂入室，极大丰富了文艺的题材与样态，让文艺表达更接地气、更有生气。在加速社会的语境下，新大众文艺不仅填补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精神空缺，更为审美教育、知识分享与技能传播提供新的内容载体与路径选择。不同类型的新大众文艺作品，虽在文化厚度、价值意蕴上存在差异，但其共同价值在于提供悦耳悦目的感官愉悦，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公众的审美判断力和精神感受力，进而启发人们对生活本质、生命意义的深层体认。可以说，新大众文艺以丰富的产品供给，精准对接不同群体的精神文化需求，有效激活群众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地位，有力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推动人民群众实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深刻践行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巩固文化主体性，增强文化自信。置身全球化激荡的文化浪潮，新大众文艺是筑牢文化强国根基、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8]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发展历程，曾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面对欧美文化工业与日韩流行文化的强势冲击，国内文化领域盲目借鉴、亦步亦趋，由此产生文化焦虑。而今天，植根中国本土的新大众文艺在价值取向上呈现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国风国潮、非遗传承等主题短视频在海外平台持续“出圈”，微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以小体量的创作承载深沉家国情怀，助力中华文化传播，年轻一代正以自己的方式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百余年文艺大众化的发展经验表明，那些一味“食洋不化”的“欧化文艺”，或拘泥于形式复古的“古董文艺”，都难以真正赢得人民大众的认同；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才可能在新大众文艺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9]
新大众文艺的发展，内在契合“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根本要求，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比如，中国首款3A游戏《黑神话：悟空》取材于四大名著《西游记》，凭借一流的技术水准和美学表达，实现了传统叙事的创新呈现，成为向全球讲好中国故事、彰显文化自信的生动范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中，从《秧BOT》中身着花袄扭起东北秧歌，到《武BOT》里以刚柔并济的身姿呈现中华武术，机器人日新月异的发展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交汇的鲜活样本。可以说，新大众文艺之“新”，深深根植于国家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时代土壤，折射出中华民族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与单纯的模仿借鉴、被动跟跑相比，这种内生于本土的文化创造更具持久韧性，不仅构建起具有独特辨识度的中国文化形象，也有利于凝聚民族情感、涵养文化自信，为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注入持久而深厚的精神力量。
加强正向价值引领，塑造时代气象。作为新时代文艺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大众文艺理应成为塑造时代精神、传播时代价值、引领社会风尚的中坚力量。这就要求其在充分释放创新创造活力的同时，自觉承担激浊扬清、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的社会责任。尽管技术形态日新月异，但艺术作为人类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并未改变，其以非功利的审美追求观照现实生活，描绘人的喜怒哀乐、苦难与奋斗、理想与追求，满足人民群众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新大众文艺引导人们在平淡日常中发现不凡，在平凡琐碎中体悟美好，在陌生的熟悉感中产生情感共鸣，这种审美化表达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的无差别接纳，而是在价值甄别中去芜存菁。当前，网络空间中的文艺创作仍存在若干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部分作品存在调侃崇高、颠覆历史、以丑为美等倾向，本质上背离新大众文艺的人民立场和审美价值追求；二是版权意识淡薄，部分作品依赖对既有成功经验的简单复刻与拼贴，造成审美趋同、内容同质化与空洞化；三是算法推荐机制下的“信息茧房”效应易滋生情绪化、碎片化表达，放大社会负面情绪，侵蚀主流价值的凝聚力与引领力。
大众是“平均”的人，但审美却不能走向均质化。如果文艺表达丧失应有的复杂性与思想深度，只剩下感官刺激的堆砌，最终只会削弱文艺本身的审美感染力与价值引领功能。因此，新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统一，在守住人民立场、价值底线与审美品格的前提下，充分释放其在主体激活、文化创新与国际传播中的潜能。唯此，才能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在泥沙俱下的网络浪潮中淘洗出真正的时代金声，将新大众文艺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持续而深厚的文化力量，推动新大众文艺从“高原”迈向“高峰”。
结语
新大众文艺并非既有概念的简单延伸或形式翻新，而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文艺形态的辩证发展，从而为根植于人民群众、立足本土经验的文艺探索提供广阔生长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10]无论媒介形态如何更迭，文艺始终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守望者，以美的形式确证人的本质力量，引导受众在审美体验中认知世界、探求真理，涵养想象力与创造力。推动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需要进一步厘清其理论脉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构建有利于其发展的文化生态。唯有如此，新大众文艺才能真正担负起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历史重任，成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文化篇章的有生力量。
注释
[1]《延河》编辑部：《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2024年9月29日，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4/0929/c419351-40330571.html。
[2]郁达夫：《大众文艺释名》，《大众文艺》，1928年第1期。
[3]陈定家：《技术赋能与新大众文艺发展——人工智能时代网络文学的创作与传播变革》，《人民论坛》，2025年第21期。
[4]周建新：《建党百年视野下我国群众文艺的发展路径及其特点》，《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11期。
[5]老舍：《论通俗文艺》，《老舍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151～153页。
[6]李翔、宗祖盼：《新时代文艺与市场关系的再思考——兼谈主流文艺与流行文艺的关系》，《文艺争鸣》，2021年第12期。
[7]胡智锋、周建新：《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中国电视50年节目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8]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9]李遇春：《新大众文艺的概念、特质及未来》，《社会科学辑刊》，2025年第4期。
[10]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4年第20期。
From the "Plateau" to the "Peak": The Era Value of New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Hu Zhifeng
Abstract: New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is a literary practice where non-professional creators are the main body, and the creators rely on Interne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to achieve autonomous production, spontaneous dissemination, and mass co-creation and sharing. It takes people's nature as its fundamental premise, it is characterized by lightweight and life-oriented literary and artistic attributes. Through changes in creation, dissemination, and reception, new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integrates, reorganizes, and even transcends existing elements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new technologies, achieves a shift in the creative subject and release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literary and artistic field. It shapes a new literary and artistic form that is based on the present aesthetic. Compared with mass literature and art,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and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new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breaks the absolute dichotomy of tradition between elegant and folk culture, and elite and grassroots culture, and promotes the mutual integ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practices of different aesthetic levels and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It realizes the dialectical sublation of existing literary and artistic experiences in the process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Thanks to the prosperity of the Internet, new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must always prioritize social benefits, adhere to the people's position, guard the bottom line and aesthetic character, stimulate the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creation vitality of the entire nation, consolidate cultural subjectivity, enhance cultural confidence, strengthen positive value guidance, shape the era's atmosphere, and promote new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to develop from the "plateau" to the "peak".
Keywords: new popular literature and art, conceptual analysis, literary massification, people-orientation, cultural subjectivity
责 编∕张 贝 美 编∕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