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宋时期，文官士大夫群体对人生价值与理想的认知，愈益趋向积极和深刻。他们坚守立德、立功、立言的目标，不仅自觉秉持与践行儒家先贤主张的修身正心理念，而且大力倡导和贯彻积极进取的从政精神，讲求忠君爱国，为公利民，尽己之责，努力做事，勇于担当，追求人生的远大理想，实现自我真正价值。此外，文官士大夫们在从政中积累经验教训，逐渐形成一些正面的为官箴言理论，部分名臣更成为当时及后代的光辉典范。
【关键词】宋代 士大夫 为官从政 担当精神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两宋时期，文官士大夫群体在较长时间内扮演政治中坚的角色。士大夫官员从小接受良好的儒家文化培养，大多经由科举制度被选拔出来。部分士大夫力主实现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在从政为官后，不仅自觉秉持与践行儒家先贤提倡的修身正心理念，而且大力倡导与贯彻积极进取的从政精神，讲求忠君爱国，为公利民，尽己之责，敢于担当，努力做事，追求人生的远大理想，实现自我真正价值，部分名臣更成为当时及后代从政为官的光辉典范。文官士大夫们在从政中逐渐积累经验教训，并形成一些积极正面的箴言，其间闪耀的智慧光芒，历久弥新，值得深入挖掘。
文官士大夫对人生价值与理想的积极认知
传统儒家思想对个人处世品德和生命价值，以及与国家社会等关系问题，都有许多积极的思考和认识。这些在《礼记·大学》中得到升华总结，如“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认为只要自我心意真诚纯正，道德完善，一家亲族关系和睦，即能实现国家与天下治理太平的目标。两宋时期，儒家实现个体自我价值的传统观念获得新发展，其认知群体更加扩大，解读内涵也愈益丰富深化，大体表现在众多儒士对人生价值与理想的积极认知方面。
宋代许多文官士大夫对人生价值和理想的认知，更加趋向积极和深刻。人生在处世，起点为修身，处世必做事，正心是根本。南宋朱熹认为，正心、诚意、致知、格物，“此四者成就那修身。修身推出，做许多事。”①一些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官员终身以儒家文化自持，正心修身，从政为官，甚至部分学养深厚之人开宗立派，讲经传道，影响一大批追随者与后世子孙。譬如，关学大师张载提出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理想豪迈，胸怀大气，凛然磅礴，成为传统士大夫的精神信仰与价值坐标。邵雍《安分吟》曰：“安分身无辱，知几心自闲。”“德无尽利，善无近名。”主张道德修养与善行需超越功利，自内心生发，不刻意而为。
宋代众多士大夫官员怀有朴素的天下国家意识，表现出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怀。当然，古代文士的天下国家理想往往与忠君观念融为一体。范仲淹《岳阳楼记》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云：“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无不明确体现出为官立朝，必以国事为重的内在精神。苏洵在《管仲论》中提出：“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后来，王安石倡导变法，也与其个人浓烈的家国情怀紧密相关。他在《上人书》中说：“且自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在《答司马谏议书》中，他又忧心忡忡地对司马光提及当时不良社会风气，“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所以，他才勇于自任，试图努力革除衰弊，在宋神宗朝果决地倡导与推动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
文官士大夫奋发进取的从政精神与实践
对于儒家传统的修身正心之道，宋代众多文官士大夫认知深刻，并推动运用，弘扬践行。一些士大夫不仅是学者，而且是政府官员。他们做学问讲求“通经致用”，作文主张“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②，“言必中当世之过”③。为官从政以天下为己任，明确主张与倡导人生使命和担当精神。部分士大夫自觉秉持与践行儒家先贤提出的修身正心理念规范，入仕后大力传播并切实贯彻这种积极进取的从政精神，孜孜矻矻，奋发有为，显现出高度的责任感与责任意识。他们对这种修身正心之道的实践和推动，主要体现在治家、交游与工作三个方面。
文官士大夫们严于律己，严格治家，以儒家道德理念引导教育，规劝宗族子弟重德养性，端正品行，生活简朴，廉洁自律。北宋前期，在《乐善录》中，官至宰执的李昌龄曾告诫子弟，生活中需警惕“三失”，即贪图物质享受、不诵读经史与交往无学之友，而鼓励和教育其“能甘淡泊而务学问，近有德而远下流，则所知者圣贤之道，所闻者正大之言，所交者正大之士，所行者向上之事”。《宋史·杜衍传》载宋仁宗朝名臣杜衍，为官“清介不殖私产”，致仕后也不贪图享乐，给家人树以榜样，“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甚至过世前，“戒其子努力忠孝，敛以一枕一席，小圹庳冢以葬”。范仲淹严格要求家人，富贵后俸禄丰厚，但全家仍生活简朴，“诸子至易衣而出”，也不介意。④他一度将所得悉数捐出，购买田产，创立义庄，周济宗族，但却订立严规，如“诸房闻有不肖子弟因犯私罪听赎者，罚本名月米一年。再犯者，除籍，永不支米。”⑤包拯强调从政要清正廉洁，在所定《家训》中明言：“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给儿子写道：“俭则寡欲”“侈则多欲”。寡欲可以直道而行，远罪丰家；多欲则枉道速祸，败家丧身。奢侈放纵的品性极容易滋生更多贪念和欲望，很可能给家族带来祸殃，将影响后世的兴盛繁荣。
一些文臣士大夫不仅个人坚持立德修身，而且更注重其素养形成的示范效应，尽可能扩大个人活动的社会影响。寻求同道，与朋共勉。例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动情呼唤：“噫！微斯人，吾谁与归？”勉励好友被贬官的滕子京，不惧仕途挫折，坚守理想信念，努力实现人生远大抱负。王安石也曾作文《同学一首别子固》寄予曾巩，以志向高远“学圣人”劝励，“以相警，且相慰云。”苏轼《六一居士集序》所谓，在范仲淹等人的倡导与精神感召下，“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在众多文臣士大夫的热心推动下，当时宋朝政坛逐渐形成一股阳光刚劲的潮流。
当时，一些文官士大夫积极学习处理政务的经验方法，力图在位谋政，为国利民，尽己之责。苏轼《戏子由》诗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两宋时期，涌现出多种谈论官员行政治理的著作或文辞，如《官箴》《作邑自箴》《仕学规范》《百官箴》《州县提纲》等。这些源自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思考，较好地指导新任官吏快速适应工作，恰当应对与处理各类日常政务。
宋朝许多士大夫都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熏陶，在施政过程中，能够较多地考虑广大民众利益。不论高居庙堂之上，还是远处江湖之外，往往皆为改善百姓生计，维持社会安定，而不计较一己得失荣辱，试图努力有所作为。北宋政治家蔡襄认为，王朝颁布的政令，皇帝对百姓的恩惠，从中央与地方行政部门执行下去，“辅相天子，施政化德泽，自朝廷下四方而止于县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后周致于其民也。”⑥并明确指出基层官吏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欧阳修《丰乐亭记》说：“夫宣上恩德，以与民共乐，刺史之事也”，即地方长官的职责就是报效君主和国家，使百姓生活和谐，安居乐业。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仕宦不久的苏轼任凤翔府签判，所作文章《喜雨亭记》中，亦明显反映其与底层民众同忧共乐的思想。苏辙年轻中举，在《上枢密韩太尉书》里坦陈：“辙年少，未能通习吏事”，“使得悠游数年之间，将归益治其文，且学为政。”在等待选官期间，他把学习政事处理确定为主要任务之一。
从政为官的箴言文辞
宋代诸多文官士大夫努力做事，勇于担当，奋发进取，展现出高度的责任意识。因此，也有人专心用力，在实际政务活动中，冷静观察，总结经验，不断考究钻研，逐步形成一些从政为官的积极理念或箴言文辞，用来引导、鼓励同道后辈，以便使诸类政事得到妥当处理。这些理念箴言不仅在当时广泛流传，而且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例如，范仲淹倡导“作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⑦，主张勇于任事，敢于担当，甚至为公事不惜触怒龙颜或忤逆当权者的不合理意愿。包拯曾作《书端州郡斋壁》诗言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其主旨在于表明，为官必须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坚守正义，尽职任责。朱熹在《跋余岩起集》中回忆少时：“犹颇及见前辈而闻其余论，睹其立心处己，则以刚介质直为贤。当官立事，则以强毅果断为得。”李元弼在《作邑自箴》中总结：“公事如家事，官物如己物，岂有不集不惜者耶？”也就是说，官员要将国家公事当作私事尽心去做，将政府财物视同私家珍重爱惜，那么政务必会处理完善，也不会出现公物浪费现象。吕本中《官箴》所谓：“处官事如家事，然后为能尽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尽也。”
宋代士大夫们积极倡导的为官从政之道，主要以国家公事为重心，努力勇敢地追求正义光明，试图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两宋时期，涌现出众多杰出的士大夫文臣，其为官事迹与治国理政实践，成为当时以至后代的突出典范。《宋史·毕士安传》载，宋真宗时毕士安曾评价寇准“方正慷慨有大节，忘身徇国，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积，朝臣罕出其右者”。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冬，辽军大举南下攻宋，很快包围河北澶州等地，威逼京城，朝野汹汹，君臣震恐，一时之间迁都逃跑论调甚嚣尘上。时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寇准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南迁，力主英勇抗敌，促使皇帝亲往澶州前线，临阵督战，从而力挽狂澜，稳定军心，同仇敌忾，最终使敌军受挫，宋辽双方签订“澶渊之盟”。两宋之交，赵宋王朝的存亡几乎命悬一线，李纲、宗泽等人不顾个人安危与荣辱，挺身而出，奋勇抗争，为国尽忠。陆游、辛弃疾等人，则是南宋中期著名的爱国诗人或词人，他们长期在地方任职，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名句，读来令人深受触动。南宋末年的文天祥等人，更能用自己生命去践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不屈志节。正如苏轼《上神宗皇帝书》所云：“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士大夫忠心为国，尽心公事，自然反对因私而逐利弄权。司马光在《谏院题名记》中指出，朝廷谏官之职就应该摒弃私利，一心为国，“专利国家而不为身谋。”范纯仁是范仲淹之子，《宋史·范纯仁传》载：“纯仁凡荐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议，其人不知自纯仁所出。”意思是他推荐给朝廷的人才，目的都出自为国选才，非为私人恩惠而收买人心。欧阳修《镇阳读书》诗曰：“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
北宋中期以后，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与忧国忧民意识空前高涨。尽管当时诸多文臣士大夫之间政见不同，甚至冲突相当尖锐，但在本质上很多人却因受到忠君爱国精神的感召与鼓舞，豪情满怀，忠勇直前。例如，李师中《送唐介》诗句：“孤忠自许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对于这种社会风气，《宋史·忠义传》总结：“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
宋代部分文官士大夫倡导“以天下为己任”“先忧后乐”的处世精神，在现实社会中逐渐发展，上升成一种为官从政而坚守正义的鲜明特点。他们矢志不渝，一心向学，摒弃私心，尽己之责，努力至诚地应对处理各种政务，全心为民，忠君爱国。在宋廷面临危难时，他们又勇于任事，奋起抗争，甚至不惜以生命与国同存亡。虽然，两宋长期面临内忧外患的侵扰威胁，但最终却能绵延三百余年，这些无不与当时士大夫的独特精神气质，及高尚的志向追求之间具有密切关系。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两宋文士论兵风尚与军政变迁研究”（项目编号：23BZS040）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四《大学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②[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六八《与黄校书论文章书》，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③[宋]苏轼：《苏轼文集》卷十《凫绎先生诗集叙》，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④《宋史》卷三一四《范仲淹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⑤[宋]范仲淹：《范仲淹全集》附录六《清宪公续定规矩》，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⑥[宋]蔡襄：《蔡襄集》卷二九《送黄子思寺丞知咸阳序》，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⑦[宋]晁说之：《晁氏客語》，《全宋笔记》第1编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3年。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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