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镇政府大门接受联村工作以来，此起彼伏的声音便络绎不绝地传来。有反映农房建设邻里纠纷的，有诉说批基办理疑惑的，有对违章建筑拆除不满的……作为新入职的乡镇干部，我每日身处这“声音”的漩涡中心，时常感到迷茫困惑，无从下手。后得益于我的结对青蓝导师指导，让我深知，每一份诉求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急难愁盼；每一次矛盾调解，都是对基层治理能力的直接考验。如何将这些纷繁的“呼声”，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和声”，是我们必须答好的时代考题。
起初，我的工作近乎“坐堂问诊”。群众上门，我按政策解释；矛盾交来，我依流程调解。我以为，依法依规便是尽责。直到处理老章叔家的灌溉纠纷，让我碰了壁。纠纷源于水渠过水权争议，我多次协调水量分配，但双方始终不服，反复上访。一次，我跟着老章叔去他地里走了走。烈日下，他指着干涸的田垄，叹道：“你光叫我们互相让，可水不够，让啥？”我恍然大悟，症结不在“分水”，而在“来水”。我们立即与村干部协调资金，组织人手修复了上游渠段。水流畅通了，老章叔和邻居的争执也烟消云散。这次经历如醍醐灌顶。我明白，信访和矛盾调解，不能只当“消防员”，哪里起火扑哪里。治理的关键，在于从“被动接访”转向“主动寻访”，把工作台从办公室搬到矛盾产生的源头——田埂上、院落里、乡亲的炕头边。政策宣讲也不再是开会念稿，而是在调解完宅基地纠纷后，顺势讲讲土地管理法规；治理的“关口”前移了，群众的怨气自然就后撤了。
乡村是熟人社会，有时村干部或乡贤的一句家常话，胜过干部的十句政策文。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治理的“话筒”递给村民自己。一方面，我们大力规范和完善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等自治组织，赋予它们实实在在的议事权、监督权。另一方面，我们发掘和培育那些有公心、有热忱的“民间调解员”。将有威望的老人、有活力的年轻人等吸纳进调解志愿者队伍，颁发聘书，组织学习基础法律和调解技巧。让他们参与到村里大小事的治理中。村民自己解决自己的事，不仅效率高，而且执行好，因为这是他们共同认可的“公道”。
乡村治理，真正温暖人心、凝聚共识的，往往是那些不起眼的“小微服务”。我们意识到，政府的公信力、治理的号召力，正是在一次次为民解“小麻烦”中累积起来的。我们推行“网格微服务”，每个网格员不仅是信息员、调解员，更是服务员。张家的残疾证该换了，网格员提醒并帮忙跑腿；李家留守儿童功课无人辅导，网格员联系返乡大学生结对子；王奶奶的电视信号坏了，网格员上门查看并联系维修……事情虽小，却让群众感到“有人管、不孤单”。同时，我们搭建“线上线下一体”的参与平台。线下，设立“村情民意栏”和“回音壁”，每一条建议无论采纳与否，都公开反馈。线上，建立村民微信群，发布村务、征集意见、及时答疑。正是在这种零距离、家常式的互动中，干部与村民的心贴近了，也让大家明白了，政府不是“管理者”，而是“服务者”和“同行者”。
乡村治理，本质上是一场干部与群众的双向奔赴。当我们俯下身去，读懂泥土的厚重与乡亲的期盼；当我们放开手来，激发村庄内在的智慧与力量，那些曾经刺耳的“呼声”，终将汇成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磅礴“和声”。
（浙江省永康市石柱镇人民政府 金康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