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与理论背景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战略部署，释放出重农强农的强烈信号，为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北京市委十三届八中全会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结合首都功能定位，强调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首都农业向“高精尖”转型，打造都市型现代农业标杆。这一系列顶层设计，引发了一个关键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土地、水资源高度紧张，而科技、人才、资本高度集聚的超大城市，如何走出一条符合国家战略、契合城市功能、具有可持续性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传统农业现代化理论多聚焦于规模化、机械化等单一维度，难以完全适用于北京等超大城市的复杂现实。北京实践，主要是在资源约束较为突出的条件下，通过密集投入科技、人才等创新要素，推动农业向多功能、高科技、高附加值方向转型。本文认为，这一路径的重心在于构建“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维协同发展的体系，注重系统性推进。对这一“四维一体”模型进行总结，不仅有助于北京自身的农业发展，也可为其他超大城市探索农业现代化提供重要参考。
二、“四维一体”模型的理论构建与内在逻辑
“四维一体”模型并非四个维度的简单并列，而是一个具有严密内在逻辑的有机系统（见图1）。其理论重心是以价值创造与价值实现为主线，以破解超大城市农业的天然矛盾为靶向。
科技农业：价值创造的源动力与矛盾破解器。这是模型的起点和核心引擎。在耕地仅占市域面积约6%的北京，农业发展的根本矛盾是无限增长的城市功能需求与有限自然资源供给之间的冲突。科技农业的首要作用，在于通过知识、数据和智能替代传统的土地、水等稀缺资源，实现“要素替代”。例如，植物工厂技术使单位面积食物产量达到大田的数十倍，精准灌溉技术将水肥利用率提升至传统方式的2-3倍。以平谷“农业中关村”为代表的创新策源地，其使命正是通过生物育种、智能装备、合成生物等前沿技术的突破，从根本上重塑农业生产函数，将资源约束的“天花板”转化为技术创新的“舞台”。
绿色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基底与伦理遵循。这是模型的价值导向和约束边界。科技的应用必须置于绿色的框架之内，否则将重蹈“石油农业”的覆辙。绿色农业为科技划定了生态红线，确保技术进步的方向是环境友好和资源永续的。同时，它本身也在创造新的价值维度——生态价值。北京实践，如畜禽粪污全量化资源利用、农田碳汇机制的探索，正是将农业从单纯的索取者转变为生态系统的贡献者，其产出的清洁水、生物多样性、碳汇等生态产品，构成了农业对超大城市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公共价值。
质量农业：信任构建的价值基石与市场准入。这是连接生产与消费的信任纽带。在信息高度不对称的现代食品体系中，质量是建立消费信心的基础。以高于国标的地方标准体系、覆盖全链条的智慧监管和追溯系统（如“北京追溯码”）为中心的质量农业，通过制度和技术双重保障，将科技与绿色所创造的潜在价值“标准化”“可视化”，使之成为可被消费者感知和信任的承诺。质量农业确保了高附加值的实现可能，是品牌得以立足的生命线。
品牌农业：价值实现的市场媒介与价值放大器。这是模型的价值出口和最终体现。品牌是将科技创新、绿色承诺和质量保障凝聚而成的综合价值，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货币化转化的关键环节。“北京优农”区域公用品牌与“平谷大桃”等地标品牌的矩阵建设，通过叙事、设计和体验，将产品从同质化的商品升格为承载首都文化、科技与生态故事的价值载体。品牌化不仅创造了溢价（如部分品牌农产品溢价超过30%），更重要的是建立了稳固的消费者忠诚和市场壁垒，使整个体系的投入得以回报，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闭环。
这四个维度环环相扣：科技驱动价值创造，绿色界定价值方向，质量奠定价值信任，品牌完成价值实现。 它们共同构成一个从创新源头到市场终端的完整价值循环，实现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三、北京实践的机制创新与战略路径
在“四维一体”理论模型的指导下，北京通过一系列机制创新，探索出具有首都特色的实施路径。
战略平台牵引机制：打造“农业中关村”创新极核。借鉴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经验，北京在平谷区集中布局国家级科研设施、高水平研发机构和创新型企业，旨在形成农业领域的“创新增长极”。这一平台的核心功能是打破“产学研用”壁垒，通过物理集聚促进知识溢出和跨界融合，加速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进程，为整个四维体系持续注入前沿技术源泉。
政策协同集成机制：构建“四轮驱动”的政策工具箱。北京市委市政府通过跨部门协同，将原本分散的科技研发、生态补偿、质量监管、品牌推广等政策工具进行系统集成。例如，对集成应用智能装备、绿色技术并承诺达标生产的经营主体，给予“政策包”式的叠加支持。这种集成式政策引导，有效激励了经营主体自发地向“四维协同”的方向靠拢，避免了单一政策可能导致的扭曲。
市场价值发现机制：推动农业功能多样化与价值显性化。北京积极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使其价值超越单纯的农产品产出。一是发展体验经济，通过休闲农业、乡村文旅，将农田变为市民的“情感疗愈所”和“自然课堂”；二是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如农业碳汇交易试点，让“绿水青山”的生态贡献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收益；三是培育未来食品产业，在细胞培养肉、植物基蛋白等赛道提前布局，抢占价值链高端。这些举措共同拓宽了农业的价值边界，使其深度融入城市经济循环。
城乡融合共生机制：践行“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北京实践的根基在于独特的城乡关系。市委十三届八中全会强调的“大城市带动大京郊，大京郊服务大城市”，揭示了其内在逻辑：城市为农业提供了庞大的高端消费市场、充沛的资本投入和无限的创新创意；而京郊农业则为城市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应急安全食品、生态屏障和乡土文化载体。这种共生关系，为“四维一体”农业提供了稳定的需求侧支撑和功能定位。
四、北京实践的理论启示
北京实践表明，超大城市农业现代化并非传统路径的简单复制，而是在资源约束条件下，依靠科技、制度与市场协同推动的系统转型。“四维一体”模型概括了这一转型的内在逻辑：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绿色生态为可持续发展基础，以质量安全为信任支撑，以品牌建设为价值实现途径，在城乡互动中重构农业价值链。这一模型的运行依赖于若干现实条件：一是城市自身具有较强的科技资源与创新能力；二是存在对优质农产品及其衍生服务的稳定市场需求；三是政府能够进行有效的政策整合与跨部门协调。北京作为首都，在科技、市场、治理等方面具备一定优势，其做法也带有一定的特殊性。
北京实践为资源紧张的超大城市探索农业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行思路，即通过技术渗透、功能拓展和价值提升，推动农业从单一生产功能向生态、服务、文化等多功能融合转型。这对于国内外面临类似压力的大城市具有参考价值，说明农业在城市系统中可以成为科技应用的场景、生态服务的提供者和高品质生活的载体，而不仅仅是附属产业。
未来，北京实践仍需在数字技术与农业深度融合、生态价值市场化机制建设、农业科技伦理规范等方面继续探索，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完善，以更好地适配超大城市的发展阶段与实际需求。
（北京农学院经管学院/北京乡村振兴研究基地 何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