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企业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依然面临全球治理体系不完善、产业适配度不足，以及国内外标准体系存在差异等问题与挑战。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生态合作中的竞争力，需构建鼓励企业参与的多层次协同机制，营造良好的国际合作氛围，建立更具推广适用性的产业组织体系，降低企业参与治理的制度成本，创新投融资模式。
【关键词】生态环境 全球治理 “走出去” 中国企业 参与模式 【文献标识码】D815 【中图分类号】A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①近年来，中国企业在生态环境国际合作治理中，已覆盖气候变化、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个关键领域，初步形成“覆盖六大洲、深耕重点区域、辐射关键节点”的国际布局。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层面，治理不仅指政府的单向管理，而且包含企业、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多主体的协同行动。多层面、多主体参与，成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应有之义。
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模式
绿色装备与技术输出模式。以中国在新能源、环保装备等领域的产品优势为关键，向全球市场提供绿色设备、技术与解决方案，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基础型模式。近年来，中国企业更注重协同产品出海与服务出海，传统设备出口模式持续创新转型。从东南亚的雨林保护到非洲的光伏电站，从欧洲的电池技术合作到美洲的矿山修复，中国企业已不再局限于“产品输出”，而是通过提供从项目设计、建设到运维的全链条技术服务，构建起“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生态治理范式。
海外项目绿色化运营模式。该模式主要适用于“走出去”的基建、制造业企业，是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生态环境合作治理的优势型模式。一方面，中国企业注重上下游纵向合作，推动传统环保工程承包模式，向“规划—设计—投资—运营”全链条服务转型的创新升级。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推动跨行业横向技术融合，提升企业境外的环保产业经营整体效能。例如，中国电建投资、建设、运营的澳大利亚牧牛山风电项目，是中国企业在发达国家市场首个可再生能源项目，创新引入全球领先的鹰类监控系统（IDF），保护当地濒危鸟类楔尾鹰和白腹鹰，将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深度融合。②
参与全球环境规则标准协同模式。该模式以企业为主体，通过参与国际环境组织、行业协会的规则制定，或与国际企业协同推进绿色标准对接，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是中国企业参与治理的高阶型模式。例如，中国国家电网有限公司同国际能源署（IEA）、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合作，在全球能源转型、智能电网标准制定中提出“中国方案”。
跨境生态与环境公益合作模式。该模式由企业发起或参与公益项目，解决区域性生态问题，是中国企业参与治理的补充型模式。例如，有些企业在缅甸、老挝开展“森林修复”项目，通过种植珍贵树种、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当地生物多样性，为当地社区提供就业机会；有些企业联合发起“缓解海洋塑料污染”项目，与国际环保组织合作，在沿海地区建立塑料回收站点，用于生产环保包装材料，推动全球海洋塑料污染治理。③
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挑战
全球治理体系不完善，导致一些企业面对不确定性风险。全球环保治理体系由众多国际组织和协议构成，缺乏统一协调机制，导致部分工作重复、资源浪费，影响合作效率。例如，在应对海洋塑料污染问题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主要负责制定全球性的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与战略，国际海事组织（IMO）侧重于规范海上运输活动中的垃圾排放管理。此外，不同国际组织在资金分配、项目规划等方面也存在竞争关系，造成资源的重复投入与浪费，进一步削弱全球环保治理的整体效能。
环境保护议题正被一些国家政治化，可能转化为生态市场准入的政策壁垒。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环境保护这一曾被视为全球共识领域的合作，也被赋予更多政治属性。少数国家将企业环境生态业务与“地缘安全”绑定，通过政策限制，不断压缩市场空间。特别是固废处理、土壤修复和水务等领域项目，因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土地资源等本土资源，成为一些国家重点关注领域。
产业适配度不足，一定程度上存在技术领先与需求滞后的矛盾。中国企业在全球生态环境合作中的产业优势，主要集中于“重资产、规模化”领域，如光伏组件制造、特高压输电、大型风电整机研发等，④而部分国家的生态需求，更偏向“轻量化、本地化”。例如，对于东南亚、非洲等发展中经济体，主要生态需求一般集中于基础环境治理，如水资源净化、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等“民生型”生态领域，这类需求对技术适用性、低成本要求较高，使得一些企业的产业优势，难以完全转化为合作竞争力。
国内外标准体系存在差异，增加企业运营成本和难度。在产业技术标准上，中国企业生态技术研发多遵循国内标准，但这些标准与欧盟安全合格（CE）认证、美国产品安全认证（UL）等国际认证体系，在技术参数、检测方法上存在差异。在新兴领域，一些规则体系对接也尚在推进，如在全球碳资产定价定义和规则尚未兼容对接的背景下，企业在不同市场运营间切换，成本和难度都有所增加，影响生态环境市场国际合作。
资金保障存在瓶颈，全球绿色投入不足制约合作开展。生态环境国际合作项目，往往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回报周期慢，这对企业资金实力提出较高要求。目前，全球在这方面投入不足。发达国家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但在实际执行落实中情况不理想。资金不到位，导致发展中国家在建设清洁能源项目、提升环境监测能力、开展生态修复工程等方面，难以高效推进。同时，地缘政治冲突使得欧洲国家短期内增加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延缓绿色能源发展计划。
多措并举推动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生态合作
构建多层次协同机制。构建适合企业参与的政府引导、国际组织协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协同治理网络。在政府层面，加强政策对话和经验分享，通过建立绿色投资便利化通道，形成国际标准快速互认清单，降低企业参与成本。在国际组织层面，依托合作平台在海洋塑料治理、极地生态监测等领域，形成技术和输出标准；利用好国际能源署、全球可持续工商理事会等专业性平台，充分发挥其规则协调作用。
营造相互尊重、公平正义的国际合作氛围。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坚决履行好自身在国际环境治理领域，尤其是在环境国际公约履约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积极落实我国减排承诺，建设性推动《巴黎协定》实施细则遗留问题谈判，按时提交国家自主贡献进展报告。鼓励企业建立“环境合规官”制度，为企业海外项目配备专职环境顾问，确保项目全周期符合国际环境公约要求。
建立更具推广适用性的产业组织体系。注重“一区一策”设计，构建适应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生态环境合作的良好产业支撑。例如，在干旱半干旱地区，以水资源高效利用为核心，建立覆盖技术研发、设备制造、金融服务的全链条组织体系，纵向整合海水淡化膜技术研发机构、智能灌溉设备生产商及绿色信贷机构，横向联动农业合作社与工业园区，将节水技术嵌入不同产业加工环节。在热带农业带，以智能节水灌溉系统为切入点，注重水资源调度平台建设，用好其跨村落的生态补偿机制。在石化产业基地，以工业废水资源化利用为纽带，统筹废水处理、余热回收、固废再生等设施运营。在沿海经济带，以海洋塑料治理为突破口，形成“生态治理—产业升级—贸易增值”的良性循环。
降低企业参与的制度成本。在标准协同方面，积极整合各国环境标准，推动同欧美以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标准互认，重点在碳足迹核算、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实现突破，注重光伏、储能、荒漠化防治等优势领域的国际标准价值释放。在企业经营层面，聚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体系，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原住民权益保障等指标，⑤纳入投资决策流程，建立环境社会影响动态评估机制。协同披露口径，提升跨国企业环境信息的可比性，助力绿色投资决策。在财务制度层面，同有关国家合作，推动资产弃置或环境修复义务确认依据、折现率选择等关键参数的协同，降低跨境投资企业的会计调整成本。
创新投融资模式。鼓励企业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争取更多国际资金支持。引导国内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为企业海外生态环境项目提供多种融资渠道。例如，开发针对生态环保项目的绿色信贷产品，根据项目特点设计灵活的还款期限和利率；推动金融机构开展项目收益权质押贷款、供应链金融等业务，缓解企业融资难题。探索推动“生态补偿收益质押”融资模式，将林业碳汇、海洋蓝碳等生态资产，纳入国际交易体系，开发基于区块链的跨境碳资产交易平台。完善环境风险保险产品体系，开发覆盖碳关税、生态罚款等新型风险的保险产品，为海外项目提供全周期风险保障。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
②《中国电建彰显央企责任 助力全球绿色能源加速发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2023年1月18日。
③《阿里发起的“减碳友好行动”走进联合国，将带动更多消费品企业共促绿色消费》，中国日报网，2023年2月1日。
④《中国光伏组件出口潜力足》，央广网，2025年2月18日。
⑤张锐、于宏源：《以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全球环境治理》，《国家治理》，2025年第6期。
责编/程静静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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