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能社会治理的理论指引与创新趋向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王道勇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科学回答新时代高效能社会治理何以可能、何以可为、何以能为、何以善为等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在多个维度上具有原创性贡献：提出“社会治理”这一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阐释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基本关系，全面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包括正确认识社会治理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强调社会治理行动者之间是一种互构共生的辩证关系；科学处理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实现社会治理行为的内在统一性；有力协调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关系，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互融共生；积极处理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实现社会治理目标的内在统一性。推动构建党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不断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强调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关键在于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落脚点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提出高效能治理，明确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新目标。这些理论创新为推进新时代高效能社会治理提供理论指引，指明创新趋向，是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社会篇”的重要遵循。（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2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王道勇，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创新，主要著作有《社会合作论》、《党员干部关注的社会发展问题》等。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基本维度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 陈先红
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直接关乎国家形象塑造、国际话语权建设和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两千多年前管仲学派提出的“层级治国思想”，可以为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供一个兼具中华文化根基与当代实践意义的分析框架。
可基于管仲“家—乡—国—天下”层级治国思想和实践方法论，从民族国家叙事、城乡行业发展叙事、百姓日常生活叙事三个基本维度，建构大、中、小三个叙事层次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即：通过“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的大叙事，确立文明坐标，提供意义框架；通过“以乡为乡”的中叙事，建构经验证据，阐释发展理性；通过“以家为家”的微小叙事，激活情感共鸣，实现价值共振。在此体系中，“民族国家”大叙事划定叙事起点和基调，决定“说什么”；“城乡行业”中叙事提供叙事背景和路径，规范“怎么说”；“个体百姓”小叙事则是具体的叙事系统，明确“谁在说”和“对谁说”。大叙事打造“文明型国家”的元叙事，中叙事构建“发展型社会”的专业叙事，小叙事培育“情感型传播”的生活叙事，三者最终形成“文明机理—实践动能—人性温度”的立体化叙事实践系统。（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19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陈先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中国故事创意传播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国家叙事与国际传播。主要著作有《公共关系生态论》《公共关系学的想象：视域、理论与方法》等。
未来人类的意义构成
——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教授 杨庆峰
未来人类以增强性与超智能性为核心特征，其超越性通过功能增强、能动性变革、道德增强三个维度呈现，涵盖身体与精神层面的能力提升、从初级到超级能动性的进阶，以及适配超级能力的道德境界构建。技术基础方面，从传统会聚技术演进至以智能材料、神经技术、人工智能、记忆技术为核心的新会聚技术，推动人类从“增强人类”向“超级人类”跨越。
然而随着技术迭代，增强人类面临显著道德困惑：功能增强与道德境界不同步，人性缺陷可能引发严重后果；个体意识强于整体意识，存在被技术性或动物性主导的失控风险。对此，“智能契约”成为破局关键，其以积极契约为核心，强调人机自由平等、相互受益，摒弃被动应对的传统契约逻辑，为主体责任与权力分配提供新框架。智能契约的可能性已得到技术模拟与理论支撑，未来或将催生“共生权威体”等新型主体形态。同时，人类向超级智能“许愿”式提问虽能获得即时收益，却暗藏创造力下降等潜在代价。综上，“契约”应是未来人类的关键标识，基于契约伦理构建的积极伦理学，以及对“许愿”代价的提前审视，将助力构建人机良性关系，推动未来人类实现技术与自身的协同发展。（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2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杨庆峰，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教授、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记忆哲学、数据伦理与人工智能伦理等，主要著作有《记忆研究与人工智能》《现代技术下的空间拉近体验》《技术现象学初探》等。
适应“新环境”的未来人类及其演化逻辑和适应机制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李恒威
以科技创新为主导驱动力的人类活动，正从地质尺度和文明演进层面深度重塑人类的生存境遇，并引发一场具有高度反身性的变革。在物质维度，人类活动的印记已具备地质尺度的显著性。“人类世”“心智圈”等概念的提出，正是对这种地质学意义变迁的理论回应。科技创新正从行星尺度、社会结构、技术态势与星际环境四重维度，塑造动态复杂、高度不确定的“新环境”。该环境兼具深度耦合性、指数级变化、系统复杂性及多元行动者特征，导致人类“生物-文化”适应机制陷入“双重滞后”。
面对技术文明推动进入的“新环境”，人类无法再依赖自然演化的缓慢节奏，而必须通过系统性的技术赋能，主动重构自身的演化路径与适应机制。换言之，人类正在步入“后人类”的演化阶段，而“赛博格”作为生物有机体与技术系统的深度融合体，将成为人类突破生物局限、适应“新环境”的关键形态。其以脑机接口为核心，借助感知增强、认知增强、行动增强及智能形态创新，实现适应性跃升。这标志人类从“自然-文化”演化迈向“技术赋能”主导的后人类阶段，人类的存在形态也将由纯粹的自然生命体，演化为自然与人工深度融合的复合体，亟需在伦理、治理与精神层面达到同等的自我超越，以负责任地引领文明转型。（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2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李恒威，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导，浙江大学脑机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兼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认知科学哲学、意识的哲学-科学、技术与未来社会、认知科学与东方心学比较等，主要著作有《意识：从自我到自我感》《意识：形而上学、第一人称方法和当代理论》等。
“智能世界”重塑人类未来的哲学分析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成素梅
“智能世界”是指由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脑机接口等新一代技术的融合发展，共同创建的一个全新外部环境。“智能世界”的形成，标志着继自然、社会与精神世界之后“第四世界”的诞生，其具有自主运行逻辑，并与人类形成深度互构关系。智能世界的形成，既是技术革命的产物，也是深刻的哲学命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智能世界主要的“行动主体”是兼具工具属性与类人功能的智能体。智能体是介于工具与人之间的一类新型存在。这一特性能给生活在智能世界里的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推动劳动从“谋生手段”向“实现自我”跃升提供现实基础；为推动科技进步和实现认知普惠提供技术支撑；为推动社会治理从“粗放管理”迈向“精准善治”提供历史机遇。然而，机遇背后也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与挑战。
面对具备“准主体性”的智能体，人类的认知模式正从主客二分，转向新型主体间性的认知形态。这一转变开启了“人，成之为人”的第二个过程：从驾驭外部世界的“外在解放”，拓展到实现精神自觉的“内在解放”。“智能世界”的深层意义在于，促进文明的议题从如何高效地“做事”，升华为如何智慧地“为人”，由此推动人类重返尊严、道德与爱等不可量化的核心价值，最终完成从“自然之人”到“自觉之人”的哲学飞跃。只有立足“智能世界”这一新视域，审视其创造的机遇与带来的风险，才能超越工具论技术观，站在互动论技术观的地基上，重构面向人类未来的概念框架和治理体系，从而真正认识大力发展人文科学的时代价值。 （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2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成素梅，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哲学分析》杂志主编。研究方向为科学实在论、量子力学哲学、人工智能哲学、科技伦理、休闲哲学，主要著作有《理论与实在：一种语境论的视角》《量子论与科学哲学的发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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