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大国经济，我国的一个显著优势是能够形成国内大循环，并以此支撑国际循环。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需一体化推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扩大内需和建设强大国内大市场。突出强调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并非否定开放的重要性，而是要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内外联动，特别是要实现对国际环境的主动塑造。
【关键词】新发展格局 国内大循环 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①是我国“十五五”期间的重大任务之一。这既是对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十四五”规划的延续，又有了新的内涵和要求。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依然是重点工作任务之一。面对新的国内外形势和任务要求，特别是发展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国内市场与内需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高度。
立足于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最终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进一步凸显国内市场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既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主动选择，也是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应有之义。在此基础上，一体化推进扩大内需、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建设强大国内大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为我国应对外部不确定性不可预测性，主动运筹国际空间、重塑外部环境，奠定坚实的能力基础。
国际环境的不可预测性显著提升
“十五五”时期，我国面临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显著增多。这是整个世界经济底层逻辑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后，构成世界经济整体的国别或地区，在目标取向和行为模式上呈现趋同，共同追求效率和增长，分工合作和政策协调都更容易展开。此后，我们所熟悉的开放型世界经济才逐步形成，分布于不同地理位置、具有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以开放型市场为方向，整个世界经济的运行机制逐步趋同。
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转折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增长动力减弱，经济全球化指标显著下降，全球价值链扩张放缓，国际分工利益和全球化红利缩小。世界经济面临一系列新问题，包括全球进程中的国内收入差距问题；全球化利益的国别分配问题；大国围绕世界经济中权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展开的竞争博弈；灾害性事件冲击下的经济韧性和经济安全；地缘政治竞争、摩擦和冲突中的安全和稳定问题。
美欧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收入分配矛盾的不断累积与演变，对全球化的不满和对抗力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维度显露出来。随着不同经济体力量对比关系的消长变化，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欧发达经济体愈发关注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主导权的竞争，长期竞争优势的培育，以及国际权力资源的争夺。大国博弈、疫情冲击和地缘政治矛盾的叠加，使得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观念显著强化，美欧发达经济体不断加大对世界经济控制力的争夺，以及为重塑国际经济秩序而展开的竞争。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美欧发达经济体不断强化政府在国际竞争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是其政府行为背后的非经济逻辑显著上升。
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从关注绝对收益转向关注相对收益和力量对比。②在这样的逻辑之下，“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的思维开始体现在对外政策中。美国政府在特定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下的行为模式，蕴藏内在的不协调和不稳定，对国际间的分工合作以及政策协调难以形成稳定的价值判断。基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及其作为战后国际多边经贸秩序的倡导者和践行者的角色，美国对外政策的易变性和不可预测性，导致国际政策环境的认知困难和不可预测性。这将是我国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需要面临的国际政策环境。
不确定性是现实动态世界中的客观存在。面对未来状态或结果的未知性，可以利用历史数据和概念模型进行量化分析和预测。一旦能够赋予各种可能状态或结果特定的概率分布，不确定性就成为经济学理论中的风险。风险是可以定价的，进而可以进行分散、转移和管理。金融市场上层出不穷的衍生工具，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和管理风险。因此，对于经济主体的决策行为来说，风险不是真正的麻烦，主动承担风险甚至是一种追逐高收益的手段。真正麻烦的是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出现什么状态或结果？每种状态或结果的发生概率是什么？基于历史数据和理论模型都无法给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不确定性世界变得难以预测和分析。
不可预测性在本质上意味着未来的可能演变超出了人们的认知和经验范畴。极端状态或灾害性事件是否还是一种小概率分布？或者，是否还能被归入“黑天鹅”现象？无论是微观主体的消费、储蓄、投资和研发等决策，还是政府的各种政策选择，都是动态的选择行为，都依赖于对未来的判断或预期。如果所面对的环境是不可预测的，难以形成稳定的预期，微观和宏观决策行为都将面临困难。
作为大国经济，我国的一个显著优势是能够形成国内大循环，并以此支撑国际循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国际环境不仅是不确定性增强，而且是各种难以预料的因素显著增多。在不改变国际环境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期待高水平开放和拓展国际循环的成效。因此，一方面需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稳住我国整个经济的基本盘；另一方面需要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和重塑外部环境。
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提升国内大循环的动力和可靠性
在一个高度不确定难预测的环境中，需要找到一个能够稳住经济基本盘的基点。简单地说，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回归根本，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和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就是说，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程需要以内需、国内市场和国内大循环为着力点。
如何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这需要一体化推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扩大内需和建设强大国内大市场。一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二是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三是不断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夯实国内大循环的需求牵引力。四是加快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为实现供给和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提供保障。
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短期宏观经济运行中供强需弱的矛盾，扩大内需是增强我国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战略基点。扩大内需是重点，但是并不能笼统地说我国内需不足。在我国的总需求当中，投资需求并不低，明显偏低的是居民消费需求占比。2024年，我国的投资率为40.6%，虽然较2011年的历史高点下降了6个百分点，但是在国际横向比较中依然明显高于其他经济体。2024年，最终消费占我国GDP的比重为56.6%，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仅为39.9%。相比于2010年的历史低点34.6%提高了5个百分点左右。但是横向比较看，世界平均水平在55%左右，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在59%左右。我国内需的问题，一方面是消费需求不足，另一方面是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关系尚未形成。
“十五五”时期，我国需要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首先，消费具有较强的惯性和持久性，提升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有助于提高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其次，消费需求的变动将促使企业调整生产，推动实现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再次，消费需求的多样化和消费结构升级能够推动生产向纵深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产生持久的推动势能。最后，消费的合理增长也是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
强调消费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的重要性，并不是要弱化投资的重要性，而是强调优化投资方向和结构的重要性。消费增长依赖于高质量就业、高水平社会保障、新型城镇化以及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供给，这些都是供给侧问题。随着我国发展方式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动力转向创新驱动，不能仍将投资作为传统的短期需求因素、传统增长动能考虑，应该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逻辑下，通过优化投资方向和结构，推动供给结构的优化。把优化产业投资结构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结合，从而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促进供给结构升级。
如何才能提振居民消费需求？这涉及三个维度：一是有没有消费能力，也就是收入问题；二是有没有消费意愿，也就是信心问题；三是有没有适合消费需求的供给，也就是供给和消费需求之间的适配性的问题。对于大部分家庭，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报酬。劳动报酬的持续增长，依赖于通过投资创造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为了完善社会保障和提升消费信心，需要增加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资。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来改变生产结构，增加高品质、个性化商品及优质服务的供给，提升供给体系对居民消费需求的适配性。就业结构的改善和就业稳定性的提高，推进新型城镇化，都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消费意愿和消费信心。所有这些方面都反映出投资对消费的重要影响。
由此，解决居民需求不足问题并不是简单地回应需求侧问题，而是要以惠民生和促消费为导向，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将投资导向人的多维度需求、人的能力提升和全面发展以及创新和高质量增长，在民生改善和高质量增长之间，在宏观经济短期平衡和长期可持续增长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和相互牵引。
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的紧密结合，有助于破解居民消费增长困境。制约居民消费增长的不仅有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等影响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因素，而且还有投资结构和供给结构等既影响就业和收入、也影响供给种类的因素。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的结合，不仅能够培育和增加新的人力资本，而且能够更有效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激发创新潜力，夯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统筹消费和投资的良性互动，在本质上要求以美好生活为导向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实现有效匹配、动态平衡。不同的投资方向和结构导致不同的供给结构。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就是要把优化投资方向和结构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结合，从而提高投资的质量和效益，促进供给结构的动态变化。通过投资方向和结构的调整，推动国内供给结构更好地适应消费形态、消费方式、消费对象和消费目的的变化。
面对高度不确定难预测的外部环境，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把做强国内大循环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发挥我国在基本制度、市场规模、产业体系和人才资源上的综合优势，构建具有强劲内生动力和高度可靠性的国内大循环，以此夯实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盘，在不确定难预测的国际环境中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也只有这样才能提升我国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才能真正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塑造国际环境
突出强调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绝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封闭模式。强调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非否定开放的重要性，而是要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内外联动，特别是要实现对国际环境的主动塑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而是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应对国际经贸摩擦、争取国际经济话语权的能力还比较弱，运用国际经贸规则的本领也不够强，需要加快弥补。”③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④，并在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四个方面做出具体部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为我国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提供了有利条件。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不断增强，则是我国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底气和能力所在。在此基础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就是我国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具体策略。
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走向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又有着深刻的学理逻辑。产品国际分工的发展和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使得产品贸易、国际投资和服务之间的相互依存成为国际经贸交往的核心。随着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重要性的提高，特别是当服务贸易、国际投资以及人员流动等成为维系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必要条件时，边境内规则自然成为影响国际经贸交往的更重要的因素。⑤制度型开放本质上是从“边境开放”逐步走向“边境内开放”，在实现与高标准国际规则对接的过程中，争取引领全球经贸规则的重构。
通过调整外资准入政策特别是服务业和数字领域的开放、完善国内投资和竞争政策以及规范国内市场秩序等，大力吸引高水平外资企业来华投资，不仅能够直接增加高端产品和高品质服务的供给能力，而且通过竞争效应、示范效应以及与国内企业的直接合作，能够显著提升国内企业的供给能力和品质。综合在一起，共同促进国内供给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推动高质量、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增加，从而提升国内供给体系对消费需求的适配性。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加大力度扩大进口，既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又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立足国内市场的规模效应以及国内经济可循环的优势，以直接投资和跨境贸易等多样化形式把国外企业引入我国的创新应用场景，不仅让我国大市场成为全球大机遇，而且也能够助力我国的创新发展。
在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过程中，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为高质量吸引外资进入和拓展多元化进口创造统一、有序和高标准的制度环境。同时，加强国内各地区开放政策的统筹协调，避免政策碎片化，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对外开放格局。这不仅在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之间形成有机统一，而且真正能够向世界呈现一个统一开放的国内大市场。由此构建向世界分享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机遇和稳定可持续增长红利的制度基础。
通过自主开放、贸易创新、服务业开放等，把我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打造成全球共享的国际大市场，让世界各国分享我国的市场红利和增长机遇。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助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推动其本地产业、就业和收入的扩张。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既是中国之需、也是世界之盼。这一系列高水平开放举措，共同指向当前世界经济运行的痛点，即利益纷争导致的矛盾和“零和博弈”思维。我国践行的是，以自身开放促进共同开放，以利益分享和合作共赢引领国际经贸合作的深化，推动新型国际经贸规则的形成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真正体现我国在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从“跟跑者”向“领跑者”的角色转变。由此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为我国与世界的发展，塑造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环境。
对于我国来说，“十五五”期间的高水平开放将被赋予更多的内涵和意义。不仅仅是统筹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种市场，更为重要的是以我国的高水平开放推动形成全球合作共赢的新局面，由此引领世界经济底层逻辑的变化，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和重塑外部环境。这既是我国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体现我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使命担当。
【注释】
①《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25年10月29日。
②张宇燕、夏广涛：《贸易、权力与福利：大国博弈的国际经济政治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③《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年，第149页。
④《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新华社，2025年10月23日。
⑤于春海、雷达：《新地区主义与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协调》，《国际经济评论》，2014年第4期。
责编/孙垚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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