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作为亚洲文明的传承者与创新者，提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既是对亚洲传统智慧的浓缩和升华，又是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区域治理价值追求的回应。亚洲价值观源自亚洲深厚的传统文化，拥有和平合作的基因、开放包容的品格、互学互鉴的特质、互利共赢的理念。亚洲价值观承载着亚洲文明深厚积淀，开创文明互鉴与制度创新的新路径，为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构建赋予新内涵，为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亚洲智慧与实践方案。
【关键词】亚洲价值观 亚洲文明 内涵 理论 实践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亚洲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亚洲人民经过几千年的社会实践，创造和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思想智慧，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亚洲价值观。习近平主席指出：“亚洲各国人民要从悠久的历史文明中汲取养分，凝聚对亚洲价值的集体认同，拓展人文交流合作，夯实睦邻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把‘和’、‘合’的传统理念付诸彼此相处之道，把修睦合作的薪火世代传承下去。”①亚洲价值是亚洲各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世界人民思想宝库中的璀璨明珠，与其他地区文明价值互鉴会通，共同汇聚成全人类共同价值。
亚洲话语构建：创新理念引发集体共鸣
20世纪90年代，关于亚洲价值观在政界和学术界初有讨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引发国际社会关注，一些人认为儒家思想发挥很大作用。新加坡时任总理李光耀、马来西亚时任总理马哈蒂尔等政治家，认为亚洲人民不需要完全照搬西方价值观行事，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来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照样能成功。90年代中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亚洲奇迹受挫，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陷入低谷。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印度及东盟整体崛起，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再次兴起，儒家文化、中国模式、东亚文化与亚洲价值观等成为国际关系热频词。2019年，中国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演讲，倡议建设一个“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洲，将关于亚洲价值观的讨论推向新高度。2021年，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周年纪念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共同维护和弘扬亚洲价值观。2023年，习近平主席在向纪念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提出10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表书面致辞中，首次提出“弘扬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②，概括亚洲价值观主要内涵，亚洲价值观成为习近平外交思想关于周边外交理论的重要标识概念。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强调“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③，进一步丰富亚洲价值观内涵，凸显亚洲价值观在我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的重要性。
亚洲价值观作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新理念，为凝聚地区国家对亚洲价值、亚洲方式、亚洲传统的集体认同作出新贡献。这一理念认同度持续提升，在亚洲各国已引发广泛共鸣。近年来，中国与马来西亚、老挝、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都提及亚洲价值观。亚洲价值观正在以正式和非正式文件确定下来，成为指导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遵循。亚洲价值观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同，大大地提升亚洲文明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中的作用和影响。
深刻内涵：东方文明的哲学基因与当代转化
中国作为亚洲文明的传承者与创新者，提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既是对亚洲传统智慧的浓缩和升华，也是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区域治理价值追求的回应。和平、合作、开放、包容四大要素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紧密联系、相互渗透，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其内在逻辑体现亚洲文明的深层思维模式与实践智慧。
和平是亚洲价值观的伦理基石，是其他要素实现的前提。“和平”理念烙印在亚洲各国思想文化之中，深刻影响亚洲人民行为方式和社会价值观。儒家文化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主张通过道德约束而非武力扩张实现秩序稳定。道家提倡“无为而治”，坚决反对暴力和战争。佛教文化也强调和平与非暴力。“慈悲”是佛教教义的重要概念，即对所有众生的无私关怀和爱，强调众生平等、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伊斯兰文明崇尚和平，“伊斯兰”一词的意思就是“和平”。《古兰经》处处强调和平，共有155处讲到“色俩目”，即和平，要求人们“亲爱近邻、远邻”。缅甸人民建立和平塔，用来祈祷世界和平。朝鲜半岛学者提出“义命相敬”，阿拉伯学者主张“城邦（国家）合作”，都体现了和平外交的思想。④亚洲人民经历过殖民入侵战乱带来的痛苦，深知和平的宝贵，期待和平安宁的亚洲。20世纪50年代，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主探索出邻国间的相处之道，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就是亚洲和平文化基因的传承和发扬光大。
“和”的理念，对于今天中国处理周边外交、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创新性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发展与安全并重，通过合作与对话，实现普遍、平等、包容的安全，就是对传统“和合”思想的重要转化，为亚洲国家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提供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合作是亚洲繁荣的必由之路，是将和平红利转化为共同发展的路径。亚洲的哲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合作理念。儒家的“和而不同”，强调在保持个性的同时，追求和谐共存，认为个体之间存在差异，应尊重并欣赏这些差异，通过相互理解和包容，达到和谐共处的境界。道家的“道法自然”，认为万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强调在遵循自然之道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共处。佛教的“缘起性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缘起的、互相依存的，人与人之间的相遇、相知、相助，都是因缘际会的结果。印度教思想强调个体灵魂的修行和解脱，但在这个过程中，也离不开与他人的合作，要团结互助。
“合作”价值观强调在尊重个体基础上的集体协作。马来西亚谚语“遇山一起爬，遇沟一起跨”，强调面临困难时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共同克服。印尼谚语“甘蔗同穴生，香茅成丛长”，寓意团结一致才能共同繁荣。印度谚语“多一个铃铛多一声响，多一支蜡烛多一分光”。这种团结合作的精神体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之中。70年前，万隆会议以“团结、友谊、合作”为核心精神，提供了“求同存异”的东方智慧，通过宣言，共倡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十项原则，包含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全部内容，显示出亚洲“合作”价值观促进国际关系发展的实践伟力。
开放是亚洲进步的动力源泉，是保持生机活力的关键。任何一种文明，不管其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之中，都是流动开放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客观规律。亚洲文明之所以具有生命力，就在于其开放吸收其他文明的积极因子，彼此之间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共同进步。亚洲文明的开放性并非单向度的吸收或输出，而是基于文明自信的双向互动，共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伊儒会通”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交汇，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开放交流中融合发展。通过“以经诠儒”，伊斯兰教经学思想补充和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通过“以儒诠经”，吸收儒家思想解释伊斯兰教内涵，奠定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哲学思想基础。2019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⑤当今亚洲已经成为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显示出“开放”的亚洲文化价值理念的生命力。经济全球化以不可逆之势继续向前，亚洲国家积极敞开大门、主动融入世界。
包容是亚洲文化的价值内核，是实现和谐共处、和合共生的保障。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别。亚洲文明的包容性、共生性，是其数千年文明演进的重要特质。这种特质不仅体现在物质交换与艺术融合的表层，更深刻植根于不同文明对“他者性”的接纳机制与价值重构能力。包容的核心是“求同存异”，强调不同文化不因差异而对立，而是求大同而存小异，和平相处，文明共生。中国儒家“和而不同”的智慧，体现为多样共存。朱熹阐释“理一分殊”，将多样文明视为“天理”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具体展现和变化。这种认知模式促成东亚汉字文化圈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柔性处理。佛教讲究以佛释心和缘起性空，身心是相互影响的，自己对待他人与他人对待自己是一样的，所以要讲究包容与互相理解。⑥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宣扬“达摩”（即正法）观，提出“正法”随地域、时间、种姓而变，承认不同文明存在差异化的宇宙秩序。⑦这种相对主义伦理观，为东南亚印度教王国接纳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多宗教和谐共处提供哲学基础。
亚洲文明包容性本质，在于始终将“他者”视为自我完善的镜像而非威胁，从敦煌藏经洞的多语文献到新加坡组屋区的多宗教建筑，这种共生智慧为人类文明应对身份政治等现代困境提供历史参照。
理论突破：对西方国际关系范式的超越
任何社会科学理论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文化印记，国际关系理论也是如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从其文化中汲取营养，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也需要从文化中得到启迪，并在对话和论争中演进。⑧亚洲价值观源自亚洲深厚的传统文化，拥有和平合作的基因、开放包容的品格、互学互鉴的特质、互利共赢的理念，在助推亚洲发展过程中得到升华，成为国际关系“亚洲学”的重要概念。这一概念为深化亚洲区域合作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分析工具，为应对保护主义抬头、地缘冲突加剧、全球治理失范等挑战，提供亚洲解决方案。
认识论突破：从“原子本体”到“关系本体”。亚洲价值观的提出为国际关系本体论的讨论提供新视角，将“关系认知”引入国际关系元理论分析框架之中，从而挑战个体主义认识论根基。西方现代性科学背后的世界观是原子本体论视野下的世界观。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单位民族国家，就是这样的原子，每个国家都具有独立自在的身份。而依照“关系本体”的视角，构成世界的不是独立原子，而是万物众生的关联和互系。亚洲价值观的“关系本体”，消解了西方主权国家“孤立实体”预设，突破原子化个体窠臼，建构“天人共生”的整体思维。
西方价值观的个人主义过度强调个人自由，实现个人价值最大化，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疏远，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网络。新自由主义核心逻辑是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人潜能，推动市场和效率的提升。新自由主义造成“个体原子化”，促使人们日益脱离传统的群体联系，成为孤立个体，即使有合作，也是基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合作。这种认识论投射到国际关系领域，就是强调本国利益至上，集体主义精神消解。“没有永久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情感、意识乃至价值观的孤立，舍义而取利。
与西方思维不同，亚洲文化重视集体，并把以集体为重的思想作为价值观的重要理念。在亚洲价值观里，个人是家庭、邻里、社会关系环节中的组成部分，个人与集体是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远古时期起，亚洲各地区先人们就从农业生产实践中，认识到集体力量的巨大。中国历史典籍中所阐述的“民齐者强”“天下为公”，哈萨克斯坦谚语中所说的“一片土地的历史，就是在她之上的人民的历史”，印度的《奥义书》所劝诫人们的“抛弃各种私欲，跳出个人利益小圈子”，都是倡导人们要树立重视集体、克己奉公的思想。⑨东南亚文化认为个人幸福和成功离不开集体支持和帮助，强调社区和家庭的纽带关系。从“关系本体”视角看亚洲国家间关系，可以发现集体主义精神能够提振亚洲合作，这种精神强调义利结合、互惠互赢，成为国家之间处理不同利益的道义原则。
方法论创新：非对抗性治理的范式突破。亚洲价值观强调动态平衡，用“太极图式”替代“二元对立”思维，建立包含矛盾张力的分析模型，超越“零和博弈”的线性分析框架。“二元对立”是西方文化的思维传统，按照非此即彼的“标准”创造“西方与非西方”“守城大国与崛起大国”的对立范式。这种“零和博弈”关系惯性思维最终造成的是“中心—边缘”的文明分裂和“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国悲剧。亚洲价值观强调“美美与共”的文明发展新格局。所谓“和合共生”，富含对立统一的哲学思辨，反对“非此即彼”。中华文明“阴阳调和”辩证思维为亚洲价值观的提炼提供哲学基础。这种思维强调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既相互依存又动态转化。其核心概念包括“动态平衡”“互根互化”。阴阳的对立性体现在事物的两极属性上，对立面相互制约，形成微妙的张力，但阴阳的对立并不是简单的冲突，而是互补和共生。两者在彼此的制约和支持中共存。阴阳消长变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始终处于持续量变之中，这种此消彼长的变化维持着整体动态平衡。阴阳相互渗透、相互化生，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亚洲价值观传承亚洲文化“和合一体”的思想，主张和而不同，不走极端。儒家经典《礼记·中庸》强调“天人合一”的“中和之道”。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思想家提出的“非同非异”的“和诤”之说、“人与自然亲和”之说，也阐述了“天人合一”思想。印度《奥义书》中提出“梵我同一”，也体现“和合”思想。⑩“中道”是伊斯兰教的正道。“中正”一词是阿拉伯语“瓦索托”的汉译，具有“不偏不倚”之意。《古兰经》中蕴含着大量“中道”思想内容。“万事中为上”至今仍是阿拉伯人民恪守的做人做事的基本信条。“中和”处事方式表现为“协商对话，求同存异”。这种非零和思维是对西方现实主义权力观的扬弃，融入亚洲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之中，就是灵活通过差异化或者过渡期安排，寻求最大公约数。
价值论重构：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亚洲价值观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性，重构多极化世界的伦理共识基础，推动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的范式转型，为构建新型国际秩序提供东方智慧。
“普世价值”以西方民主制度为理论依托，所描述的民主、自由等核心价值，被奉为超阶级、超国家、超时空的，是一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在应对国际问题的过程中，所谓“普世价值”常常陷入二元对立思维陷阱。比如，制造“民主—威权”“自由—专制”的二元框架。“普世价值”在实践上内在性排他，推行制度输出，张扬意识形态渗透的合法性。“普世价值”以抽象的人性论为依据，借助强势话语霸权，将西方价值观说成是代表整个人类社会普遍利益，因此“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⑪这种虚伪性投射到国际关系，为推行霸权秩序提供合法外衣。
亚洲价值观强调共识、和谐、团结，关注的是大多数的人，考虑的是集体利益而不是少数人利益，主张亚洲人民应该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来指导经济和社会发展。亚洲价值观的探讨始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强调集体、自律责任、多元包容、协商共识、和谐有序。亚洲共同价值的觉醒，解构“个人本位”伦理，确立“和而不同”的国际关系伦理坐标。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亚洲的具象化。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地域、民族、肤色等差别，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交汇点，凝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所承载的核心价值理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大花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洲文明的突出特点是多元共生、和谐包容。亚洲价值观是对亚洲地区国家和人民共同价值的诠释和升华，传承亚洲悠久文明传统，体现亚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为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提供理念遵循。亚洲价值观不排斥世界其他地区的核心价值观，而是与其相互补充，共同丰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内涵。
实践创新：区域治理范式的变革
亚洲价值观承载着亚洲文明深厚积淀，不仅超越“普世价值”局限性，更开创了文明互鉴与制度创新的新路径。其以和平为根基、合作为路径、开放为动力、包容为特质，在百年变局中为新时代中国周边外交的理论构建赋予新内涵，为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亚洲智慧与实践方案。
发展安全协同：区域综合治理新突破。亚洲价值观通过重构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创造了不同于西方对抗性思维的治理范式。亚洲国家坚持经济与安全双轮驱动，形成以发展促安全、以合作促融合的新型区域治理理论框架，统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协同推进地区综合治理，共同迈向现代化。
上海合作组织深刻总结国际关系实践，创造性提出并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这一精神是亚洲价值的当代实践创新。20多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始终高举“上海精神”旗帜，开创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国家间团结协作、开放共赢、包容互鉴的全新合作模式。上海合作组织在成立时就明确将打击“三股势力”作为核心目标之一，现在这一合作从传统边境安全向数字经济、能源安全等发展领域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地区安全“稳定锚”和区域发展“加速器”。
澜湄六国秉持“发展为先、平等协商、务实高效、开放包容”的澜湄精神，渗透着亚洲价值。澜湄合作成立之初就确立“3+5”合作框架，即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合作支柱，以及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五个优先合作方向，三个支柱并行推进，五大领域协调发展。通过五年行动计划项目，澜湄合作将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建设与地区非传统安全治理统筹协调，对区域合作引领作用更加明显，已成为地区合作的“金色平台”。
秉持亚洲价值观，地区公共危机管理不断进行制度创新。一方面，突破传统国家中心主义范式，构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三维参与结构。比如，东盟灾害管理人道主义救援协调中心的运作，既包含成员国政府应急部门，又吸纳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与本土非政府组织。另一方面，突破临时性紧急援助，进入机制化合作新时代。中国与东盟强化应急领域合作，创立了中国—东盟灾害管理部长级会议机制，持续深化中国—东盟应急管理合作基地建设。
共同价值转化：凝聚区域合作新动力。亚洲价值观深刻影响亚洲区域合作方式，正在转化为推动实践合作的动力。
儒家“礼之用，和为贵”原则，强调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为地区合作提供了价值根基。东盟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要，创建独特的“东盟方式”（ASEAN Way）。其价值不在于实现地区的高度一体性，而在于强调以合作为出发点，在保持多样性的前提下，推进协商与合作。东盟通过每年组织各类会议，构建广泛和多层次的“沟通渠道与网络”。《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体现的“协商一致”原则，正是对传统“东盟方式”的现代转化。
关注各方舒适度的“中庸之道”，在区域合作中强调平衡、和谐与共赢。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坚持循序渐进、先易后难、求同存异、凝聚共识的原则，妥善处理三方利益诉求和敏感关注，以推动实现中日韩自贸区的早日建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尊重成员国多样性，充分考虑各成员国间的不同发展水平，给予最不发达成员国以特殊和差别待遇，最大限度兼顾各方诉求。
文化合作中彰显“和而不同”价值魅力。敦煌研究院与韩中文化友好协会以及韩国“一带一路”研究院联合举办“中韩缘·佛教艺术展”，展出中韩佛教美术作品，进一步加深中韩文化交流。中国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良渚论坛”等，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贡献亚洲智慧、激发精神力量。
共生融合路径：通向命运共同体必由之路。亚洲国家价值共识，既承载着历史传承，更关注着现实需求。从郑和下西洋的“和平互惠”到“一带一路”的“共商共建”，亚洲始终以文明互鉴为纽带，将文明差异转化为融合发展动力，迈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康庄大道。
亚洲国家在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构建起从次区域到跨区域的多层次合作机制，形成“小多边”与“大多边”互补的立体网络，为破解全球治理僵局提供灵活务实的可行方案。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跨文化交流机制，以“和而不同”的亚洲智慧为内核，通过构建文明交流对话平台，增强彼此理解，为化解全球治理中的文化冲突提供参考借鉴。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同共建国家成立一系列多边对话国际合作平台，树立跨文化合作典范。区域一体化深入推进，从互联互通到规则共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的标准化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引领的规则对接，标志着区域融合从物质层面向制度层面深化。
亚洲融合跨越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发展阶段，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社会制度差异，正在凝聚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今，周边命运共同体不断落地生根，中国已同周边17国达成构建命运共同体共识，在中南半岛和中亚地区形成命运共同体“两大集群”。⑫这些国家中既有人口大国，也有人口小国；既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非社会主义国家；既有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也有以佛教或基督教为主要信仰的国家。这充分体现中国双边命运共同体外交的包容性。双边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打下坚实基础。中国同周边国家政治互信与利益融合不断深化，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吸引力、感召力日益增强，亚洲价值观在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实践中熠熠生辉。
亚洲价值观反映出亚洲各国和地区发展与制度建设的亚洲文明性，是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基础。亚洲价值观通过激活文明基因、重构理论范式、创新实践路径，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系统性超越。其以关系理性突破原子化思维、以发展正义替代霸权逻辑、以和合共生重构文明对话实践，不仅为新时代关于周边外交的理论注入新内涵，更在世界变乱交织之际，为凝聚命运与共的共识、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东方智慧。
【注释】
①《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中国政府网，2015年11月7日。
②《习近平向纪念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提出10周年国际研讨会发表书面致辞》，新华社，2023年10月24日。
③《中央周边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5年4月10日。
④⑨⑩《加强对亚洲价值和东方智慧的研究》，《红旗文稿》，2016年第19期。
⑤《习近平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新华网，2019年5月15日。
⑥《构建人类共同新伦理》，《光明日报》，2014年5月28日。
⑦侯传文：《从〈摩诃婆罗多〉看印度以“正法”为核心的价值观》，《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3期。
⑧秦亚青：《文化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基于理性和关系性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4期。
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31页。
⑫《聚焦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努力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新华社，2025年4月10日。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李祥峰
声明：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社原创内容，任何单位或个人转载请回复本微信号获得授权，转载时务必标明来源及作者，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