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教育强国通过构建多层级传承体系、创新科技与跨学科转化路径、培育专业人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注入时代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在筑牢教育根基、塑造民族气质、丰富内容体系层面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多样思想文化资源。当前二者双向赋能仍面临理念认知、资源分配与各方协同机制等方面挑战。通过打造校园、校外、数字融合载体，健全“政府—学校—社会—家庭”的协同机制，构建多元评价、分层激励、动态反馈的保障体系，可以在实践层面探索教育强国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双向赋能机制。二者的深度融合，为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文化繁荣提供支撑，彰显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教育与文化协同共进的实践智慧，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关键词】教育强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双向赋能
【中图分类号】G621/G1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8.009
【个人简介】郭广银，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伦理学，主要著作有《伦理学原理》（主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丛书：爱国篇》（主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从严治党研究》（主编）、《应用伦理热点问题的探索》（合著）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将其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教育强国不仅承担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任务，更肩负着传承文明、创新文化的历史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其传承发展既是文化自信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的关键路径。教育强国建设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深厚根基，实现教育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建设教育强国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重要使命。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犹如车之两轮并驾齐驱、鸟之双翼协同奋进，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教育强国建设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赋予时代精神
教育作为文化传承的制度化载体，其现代化转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奠定基础。教育强国战略通过构建结构化传承体系、创新实践路径、培育专业化人才队伍，形成驱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发展的核心动能。
构建系统化传承渠道。教育体系的系统性特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提供了全方位载体。教育对文化的代际传递，本质上是通过制度化教育这一精神生产再生产的核心场域实现的。在基础教育层面，通过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融入国家课程标准，完成文化基因的全民性编码。例如，中小学课程中经典文本研读比重的增加，书法、国画、戏曲等非遗课程的普及，使青少年在认知图式形成阶段完成传统文化核心符码的认知内化。在高等教育阶段，学科建制化整合为传统文化传承提供学理建构。近年来，高校依托国学院、中华文明研究院等平台，以文史哲学科交叉为基础，通过学术话语的现代转化实现传统知识的现代知识体系嵌入，完成“传统资源向现代学术范畴”的范式跃迁。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的纵深发展进一步拓展传承的场域边界。职业院校以“产教融合”模式培育技术传承主体，消解技艺代际断裂的结构性矛盾；社区学院、老年大学的相关设置则构建起全龄化参与的文化实践共同体。这种多层级、立体化的教育通道，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印证“文化发展依靠人民”的本质规定性。
创新文化转化路径。教育强国建设的创新导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耦合提供制度化转化路径。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教育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不仅在于解释和传承，更在于通过创新转化使其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科技赋能构成教育驱动文化转化的技术中介。现代教育技术的迭代重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范式：虚拟现实（VR）技术对敦煌莫高窟、故宫等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建模，构建起沉浸式认知场域，使青少年实现从文化认知到情感认同的跃迁；慕课（MOOC）平台的标准化课程开发，依托知识图谱与智能推送机制，打破地域壁垒，形成全域覆盖的文化教育网络。这种技术赋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成从实体空间静态陈列到数字空间动态交互的转型，构建起“线下保护—线上传播”的协同生态。跨学科融合提供传统文化现代价值挖掘的方法论支撑。教育强国建设倡导的学科交叉理念，本质是知识生产模式的革新。高校通过设立交叉学科方向、实施跨学科研究项目，引导研究者以系统论视角重构传统文化的价值维度：将“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谱系与现代公民素养培育相对接，将“和合共生”的哲学智慧与社会治理现代化相融合，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文本的抽象概念转化为可操作的现代实践方案，实现其价值张力在当代语境下的有效激活与充分释放。
培育专业传承人才。人才是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教育强国建设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提供了专业化的人才支撑。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专业人才的培养本质上是通过教育塑造符合文化传承需求的社会关系承担者。专业型研究人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提供学理保障。高校通过博士点、硕士点建设，培养了大批传统文化研究人才，涵盖文献整理、历史考证、思想阐释等领域。这些人才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更是文化精神的诠释者，他们通过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等形式，将深奥的传统文化知识转化为大众可理解的内容，架起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的认知桥梁。技能型传承人才使传统技艺得以延续。职业教育和“师徒制”相结合的培养模式，为传统技艺传承提供了保障。在昆曲、京剧等传统戏曲领域，戏曲院校通过系统的科班训练，培养了大批青年演员；在传统手工艺领域，职业院校与非遗传承人合作开设专业，实现“技艺＋学历”的双轨培养。这种专业化培养既保留了技艺的精髓，又通过现代教育方法提升传承人的文化素养和创新能力。复合型传播人才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教育强国建设中的国际化教育，培养了一批既懂传统文化又通国际传播的复合型人才。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筑牢文化根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其传承发展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根基和独特的价值引领，通过筑牢立德树人根基、塑造教育独特气质、丰富教育内容体系，支撑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
筑牢立德树人根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这一任务的实现提供了价值源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3]，二者为立德树人提供深厚文化土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思想为德育提供了丰富资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逻辑，“仁、义、礼、智、信”的道德准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构成了中国传统德育的核心内容。这些思想通过教育融入学生的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相呼应，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实践智慧为劳动教育提供素材。“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劳动观念，“格物致知”的实践精神，与现代劳动教育理念高度契合。教育过程中引入传统农耕文化、手工艺制作等内容，不仅让学生掌握劳动技能，更能理解劳动的价值和意义。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农耕体验”课程，让学生通过种植、收割等劳动，体会“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的道理，培养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的品质，这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支撑劳动教育的生动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为生态文明教育提供了支撑。“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相呼应，为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提供了文化基础。通过讲解《庄子》中的自然观、古代“环保制度”，如商周时期的“草木零落，再入山林”，引导学生树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形成深层的生态自觉，为建设美丽中国培育认知根脉。
塑造教育独特气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中国教育独特的民族气质，使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牢牢守住文化主体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理念，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注入了丰富内涵。“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观、“因材施教”的个性化教育观、“教学相长”的师生关系观等，与现代教育理念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这些理念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中国特色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育思想塑造了独特的审美教育体系。“中和之美”“气韵生动”等审美标准，与现代美育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美育模式。通过书法、国画、传统音乐等艺术教育，学生不仅能提升审美能力，更能理解其中蕴含的民族情感和哲学思想。传统文化中的师生伦理构建了和谐的教育生态。“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的教师定位，与现代师生平等理念相结合，形成既有礼仪又有温度的师生关系。在教育实践中，这种伦理关系表现为教师的责任担当与学生的感恩之心的相互呼应，构建了稳定而积极的教育生态，为教育质量提升提供良好环境。例如，国画中的“留白”艺术蕴含着“有无相生”的辩证思维，古琴曲中的“淡和”意境体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美育超越了单纯的技艺训练，上升到精神涵养的层面，使中国美育具有了区别于西方美育的独特气质。传统文化中的师生伦理构建了和谐的教育生态。
丰富教育内容体系。“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对现实世界和人生的思考，积淀形成了浓厚的人文精神”[5]，在此意义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教育内容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从而形成更加全面、多元的内容体系。中国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体系化建立在自身文化传统基础之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科技智慧拓展了科学教育内容。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天文历法、医学成就、水利工程等，不仅是科技史的重要内容，更蕴含着独特的科学思维方式。将这些内容纳入科学教育，能够让学生认识到中国古代科技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的贡献。儒家的“中庸之道”、道家的“辩证思维”、法家的“制度理念”等，为人文教育提供了深厚的思想资源。通过哲学导论、思想史等课程，学生能够理解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培养辩证看待问题的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活智慧丰富了综合实践课程。传统节日、民俗礼仪、饮食文化等生活层面的文化元素，通过综合实践课程进入教育领域，使学生在文化体验中理解文化内涵。例如，通过春节、端午等节日的主题活动，了解其中的民俗知识和精神寓意；通过传统饮食文化学习、理解“药食同源”的健康理念。这种生活化的教育内容，弥补了学科课程的抽象性不足，使教育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又如，“祸福相倚”的辩证思想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挫折观，“和而不同”的理念有助于培养包容精神，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相结合，形成了更具包容性的人文教育内容。
教育强国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双向赋能的现实困境
虽然教育强国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之间具有相互促进、双向赋能的内在逻辑，但在当前的社会具体实践中，仍然面临不少现实的困境。这些困境主要集中在理念认知、资源分配与各方协同机制等三个维度。
理念共识不足，评价体系有待完善。一方面，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教育领域与优秀传统文化领域之间依然存在着一定的认知偏差。教育领域的工作者通常将传统文化视为教学知识的附加内容，未能将之上升到教书育人的核心组成部分，这就导致课堂教学中（如“体验汉服”“诵读经典”等活动）容易出现拘于形式的表层化倾向，忽略对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传承发展。类似的，优秀传统文化领域的工作者又通常将教学技能视作传统文化技艺的附加内容，未能深入挖掘技艺背后的教育价值，这就导致传统技艺传承也忽视对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传承发展。究其缘由，上述两个领域中认知偏差根源于各自的属性差异，教育领域注重学理性与创新性，而文化领域则更强调技艺性与稳定性，这导致双方未能在“创造性转化”的认知框架下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当前社会评价机制缺乏“教育文化双向赋能”的科学评价指标，难以有效评价二者之间的实际互动效果。当前实践中，评估多聚焦短期量化指标（如课程数量、活动参与人数），缺乏评价长期效果的体系机制。究其缘由，这一困境根植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二元张力：现行评价体系常侧重于易量化的知识技能传授（如传统技艺掌握程度），故而难以有效衡量文化浸润、价值认同、人格塑造等深层赋能成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许多精髓（如“家国天下”观、“修齐治平”理想）的转化，本质上关乎理念层面的“精神调适”与“价值内化”，而这类维度在缺乏长效机制的评价框架中极易被遮蔽，进而导致双向赋能过程中的价值理性被工具理性所消解。
双向赋能的要素供给失衡。其一，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未能有效地转化为适合教育领域的教学内容，存在转化效率低下的问题。例如，在当前的社会实践活动中，许多非遗文化项目在教学过程中，常常止步于简单的文化符号引介，未能形成专业化、体系化的课程设计内容，故而难以帮助学生深入学习传统文化资源背后的知识结构及其价值理念，导致传统文化沦为缺乏生命力的知识碎片，因此使得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难以高效转化为能够让学习者内化吸收的教育内容。其二，教育领域内部支撑传统文化教学的专项资源亦存在不足。师资力量是其中的突出问题，当前教育实践活动中仍然缺乏既精通传统文化理论又深谙教学方法的复合型人才，许多一线教师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理解不够深入，而非遗传承人、技艺大师等虽然拥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精湛的实践技艺，却又往往缺乏系统的教学知识和授课技巧。此外，配套的专项资金、专用的教学设施以及现代化的教学场地器材，在许多学校仍然存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以上资源要素的供给失衡，较为直接地影响教育与文化双向赋能的开展质量，使得现实生活中的教学实践活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之间难以形成良性互动。
双向赋能的主体联动薄弱。实现教育强国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之间的双向赋能，需构建政府各部门、各个社会机构和社会组织等多方主体团结协作的联动网络。目前，联动网络尚不完善，双向赋能所面对的困境具体体现为多方主体协同不足及其所引发的一系列现实问题。首先，部分政府部门在推动教育与文化双向赋能的工作进程中，缺乏统一的规划与协调，“各自为政”的现象仍较为普遍，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规划和政策合力，削弱了教育与文化之间双向赋能的整体效能。其次，以学校、博物馆、艺术馆等为代表的社会教育主体的公共教育优势尚未全面激活。一方面，双向赋能的具体工作尚未在公共教育的诸多环节充分开展，文化教育场所举办的相关活动种类单一、数量较少，难以激发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另一方面，尚未构建起各类文化教育场所之间的常态化联动机制，合作松散使得彼此之间的资源依赖不能通过制度化路径实现互补优化，如文化传承人的身份认同困境及相关文化活动难以走进校园等问题。再次，企业与其他相关社会组织在双向赋能工作中参与热情不足。由于市场机制潜力未被充分激活，企业的逐利本质使其无法将大量资金注入双向赋能工作的各个环节，因而无法协助推动规模化、持续化的双向赋能的时代浪潮。目前，互联网、区块链、VR/AR等技术为文化数字化等难题提供了解决方案，但多数项目仍处于初步阶段，未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构建双重赋能的多方主体协同的联动网络仍需要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政策优惠，鼓励企业的参与热情，实现双向赋能的系统性与可持续性。
教育强国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双向赋能的实践路径与保障机制
教育强国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双向赋能，最终需要通过具体的教育实践来实现。通过打造融合实践载体、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完善评价激励体系，将双向赋能从理论命题转化为实践成果，形成二者协同共进的生动局面。
打造融合实践载体。实践载体是双向赋能的物质依托，通过实体空间与虚拟平台的结合，为教育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提供场域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6]教育与文化的互动需在问题意识中深化，其融合载体构建是关键。一方面，校园文化载体营造沉浸式场景。学校通过校园建筑的传统风格设计如亭台楼阁匾额楹联等、文化长廊的传统文化展示、学生社团的传统技艺活动等，营造了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这种环境教育使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文化熏陶，同时也使校园成为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空间。打造具有传统文化内涵的校园景观让学生沉浸式体验“移步换景”的审美趣味，成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融合的象征，承载着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的双重功能。另一方面，校外实践基地拓展了融合空间。学校与博物馆、文化馆、非遗工坊、历史古迹等合作建立实践基地，使教育走出校园，在文化现场开展教学活动。学生通过参与文物修复、非遗技艺制作、历史场景演绎等活动，将课堂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同时也为传统文化传承注入青春活力。此外，数字文化平台打破了时空限制。“在当前数字技术的应用环境下，无论是在线上平台还是线下场景，最新的技术进步已能够让文化展示形式更为生动、立体，极大地增强了受众的沉浸式体验。”[7]利用“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文化”的模式，构建数字文化教育平台，整合优质传统文化教育资源，实现线上线下融合传播。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的“传统文化”板块，汇集了全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资源，使偏远地区学生也能享受高质量的文化教育；“云端非遗课堂”通过直播形式，让非遗传承人在线传授技艺，学生可以远程学习并互动交流。这种数字载体不仅拓展教育的覆盖面，也创新传统文化的传播方式，使双向赋能突破地域和时间的限制。
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双向赋能需要多方主体的协同配合，通过构建政府主导、学校主体、社会参与、家庭协同的联动机制，形成推动教育与文化融合的合力。政府主导的顶层设计提供制度保障。通过出台政策文件、设立专项基金、制定行业标准等，为教育与文化融合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部门协同联动，有助于避免政策碎片化，形成工作合力。例如，文化和旅游部与教育部联合开展的“非遗进校园”活动，通过部门协作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教育资源，明确学校、非遗传承人、文化机构的职责分工，确保活动有序推进。校社协同的资源整合机制提升实践效能。学校与文化企业、社会组织、科研机构等建立合作关系，形成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合作模式。高校与文化企业合作开发传统文化教育产品（如动漫、游戏），将教育内容转化为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传统文化研究会等社会组织为学校提供志愿者服务和专业指导，弥补学校师资不足的短板。这种协同机制使教育资源与文化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提升双向赋能的实际效果。家校协同的育人机制形成教育合力。通过家长学校、亲子活动等形式，引导家庭参与传统文化教育，形成“学校主导、家庭配合”的育人格局。学校引导家长开展家庭传统文化实践，家庭则通过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实践，巩固学校教育成果。这种协同机制使教育从学校延伸到家庭，构建了全方位的文化育人环境，确保双向赋能的持续性。
完善评价激励体系。科学的评价激励体系是推动教育与文化双向赋能的“指挥棒”。通过建立多元评价标准、健全激励机制、完善动态反馈，引导融合实践向纵深发展。建立多元评价标准以校准融合方向。将传统文化教育成效纳入教育评价体系核心维度，从学生、教师、学校三个层面构建立体指标框架：对学生的评价，突破“唯分数”局限，既考察传统文化知识掌握程度，更侧重文化素养、实践能力和创新成果；对教师的评价，将传统文化教学能力、相关课题研究、校本课程开发等纳入考核权重，推动教师从“知识传授者”向“文化传承者”转型；对学校的评价，重点考察传统文化教育的课程体系完整性、活动覆盖面及社会影响力。这种多元评价体系既为教育注入“文化育人”导向，也为传统文化传承提供可量化的实践目标。健全分层激励机制以激活参与热情。针对不同主体设计差异化激励方案：在教师层面，将传统文化教学成果纳入职称评审加分项、设立“传统文化教育名师”专项表彰，鼓励教师深耕传统文化教学创新；在学校层面，评选“非遗传承教育基地”“传统文化特色学校”，并配套专项经费支持课程研发与设施升级；在社会组织与个人层面，对参与校园文化传承的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等给予税收优惠或“文化传承贡献奖”，吸引社会力量深度参与。通过物质奖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形成“政府引导、学校主导、社会协同”的激励生态。构建动态反馈机制以保障持续优化。建立“实际—评估—调整”的闭环管理模式：组建由教育专家、文化学者、一线教师、家长代表组成的评估委员会，每学年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成效专项评估，重点监测学生文化认同感、教师教学能力、课程实施质量等核心指标；开通线上反馈平台，实时收集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对文化教育活动的意见建议，如通过“校园文化建言箱”吸纳对研学路线设计的优化方案；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政策，组织专家编写分级教材。这种动态调整机制确保双向赋能始终与时代需求同频，推动教育强国建设与传统文化传承在实践中不断校准方向。
教育强国建设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双向赋能，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教育与文化协同演进的核心命题，其内在逻辑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品格。教育通过构建传承机制、创新转化路径、培育专业人才三重维度，为传统文化赋予可持续发展动能；传统文化则以筑牢价值根基、塑造民族特质塑造、丰富内容体系为三维支撑，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深层文化滋养。二者的辩证统一，不仅驱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与文化繁荣的共生共进，更在实践中强化民族凝聚力与文化自信，其深刻契合文明传承与国家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精神根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专项“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VWB005；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韩玉胜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6、501页。
[3][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5]刘建军：《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概括提炼及其理论启示》，《文化与传播》，2025年第1期。
[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4页。
[7]曾振华、桑学成：《数字技术赋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优势、困境与进路》，《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
责 编／韩 拓 美 编／周群英
The Two-Way Empowerment Between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and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Guo Guangyin
Abstract: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injects a contemporary spirit in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y constructing a multi-level inheritance system, innovating technologic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 pathways, and cultivating specialized talents. In tur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ovides divers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for strengthening the foundation of education, shaping national character, and enriching the content system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urrently, this two-way empowerment still faces challenges in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on mechanisms. By creating integrated carriers spanning campuses, beyond-school environments, and digital platforms, improving the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involving government, schools, society, and families, and establishing a support system featuring diversified evaluation, tiered incentives, and dynamic feedback, practical mechanisms for two-way empowerment between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an be explored.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two supports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prosperity, demonstrates the practical wisdom of synergistic progress between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and advances the historical course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wo-way empower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