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就业群体是数字技术深度变革劳动关系的时代产物。加强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仅是传统党建向新兴领域延伸的工作需要，更是赢得青年、赢得民心、赢得未来的战略工程。新就业群体原子化、流动化、网络化的生存形态，对依托单位制的传统党建工作形成现实挑战。应以互联网思维精准把握和匹配群体特质，以系统思维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以创新思维探索组织与管理的有效方式，通过组织再造、管理协同与功能重塑，将原子化个体整合为治理共同体，巩固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执政基础。
【关键词】新就业群体党建 平台经济 青年群体 组织生活
【中图分类号】D26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8.003
【作者简介】郑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统一战线教研部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基层党建、国企党建、党员队伍建设，主要著作有《基层党组织与基层治理》、《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基本经验》（论文）、《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的内在逻辑及实践路径》（论文）等。
新就业群体党建是中国共产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中，面对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党建领域亟待突破的前沿性课题。这一课题的破解既面临前所未有的现实挑战，也蕴含创新升级的战略潜能。《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要“探索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1]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实践探索指明方向。各地区各部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谋深抓实，探索形成很多经验做法。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新就业群体党建的现实挑战和优化路径，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数字经济时代健全党的组织体系、厚植党的群众根基、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做好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时代意蕴
新就业群体是伴随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市场新形态出现而兴起的一类劳动者，重点涵盖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此外，在网络直播、网约家政、社交电商等行业就业的群体，也越来越受到关注。[2]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3]其中的“新就业形态”，从生产力角度看，是新一轮工业革命（尤其是工业4.0）带动的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的工作模式，既可以是基于网络平台的工作方式（如：网络主播、在线学习服务师等），也可以是通过互联网实现供需有效对接的工作方式（如：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等）；[4]从生产关系角度看，是伴随互联网技术进步与大众消费升级出现的，去雇主化、平台化的就业模式，体现为自由职业者、多重职业者、劳务型岗位等多种形式。[5]
在中央社会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突出抓好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6]加强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不仅是传统党建向新兴领域延伸的工作需要，更是赢得青年、赢得民心、赢得未来的战略工程。
赢得青年。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新就业群体中，青年占比很高。2020年，一项针对新就业群体青年的全国性调查表明，新就业群体受访者中，21至30岁占比超过一半，其中电子竞技员、网络主播、全媒体运营人员30岁以下占比超70%，网约配送员30岁以下占比55.4%。[7]2022年开展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男性青壮年为主。[8]2023年，一项针对短途货运司机的全国性调查结果表明，司机的平均年龄34岁，其中81.28%的司机年龄在40岁以下，26至35岁群体几乎占总体的一半。[9]2025年7月美团发布的报告显示，其月活跃骑手中，青壮年占七成，其中“00后”增速明显。[10]青年人将新就业形态作为职业选择，一方面，是因为“互联网原住民”身份使其天然熟悉平台逻辑，与网络相关的工作更符合个人兴趣；另一方面，“收入高”“更灵活”“不拖工资”等职业特征具有较强的吸引力。[11]当代青年群体伴随中国快速发展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成长，视野更加开阔、心态更加自信，但其价值观尚未定型，易受各种思潮或网络杂音的影响。[12]在信息时代，更需要在青年群体中加强党的建设，让青年一代融入时代主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最富活力的青年力量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赢得民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我们的社会群体正在细化分化，对这些年出现的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等，在管理服务上要跟上，填补好这个空白。要既有管理，又有服务。”[13]对于新就业群体而言，弹性灵活的劳动关系看似能够实现“劳动自由”的美好想象，但已有研究指出，这种“选择的自由”更多取决于劳动技能的高低。技能水平和技能门槛要求高的工作，比如咨询顾问、设计师、程序员等，平台加速技能知识体系的市场化流动，高技能劳动者具备较好的议价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可部分实现工作自由；而技能水平和技能门槛要求较低的工作，比如网约配送员、网约家政服务员等，平台有可能通过垄断工作机会来强化劳动者对平台的依附，进而加剧平台与劳动者的矛盾。[14]虽然新就业群体中不乏高技能劳动者，但低技能劳动者仍占大多数。当前，我国的新就业群体中，特别是网约配送员、快递员、货车司机等职业岗位，不同程度存在工作压力大、收入不稳定、相关保障欠缺等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应不断加强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着力加强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不断提升该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15]把这支规模庞大的劳动者队伍转化为新时代最具活力的进步力量。
赢得未来。数字经济时代，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扩大。目前，全国职工总数4.02亿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8400万，占职工总数的21%。[16]近年来，这一数量还在不断攀升。以美团为例，2022年美团平台月均有单骑手为238.2万，2023年增长至289.7万，2024年发展到336.3万，[17]年均增长率高达19%。网约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在吸纳更多劳动者的同时，其他类型的新就业形态还在不断涌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自2019年以来共发布7批110个新职业，其中大量职业依托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快速发展。新职业中，打破传统雇佣方式，与互联网相关的新就业形态占多数。[18]此外，伴随新旧动能转换，传统制造业加速智能化，大量劳动者可能由此转向平台经济领域。有学者提出，新就业形态代表着社会的发展方向，未来可能进入“自由职业社会”：工作方式更加去结构化、去体制化，职业发展与兴趣、情感、生活方式的联系更加紧密。[19]由此，必须加强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主动顺应并引领劳动力市场由传统雇佣制向多样灵活用工变革，在数字经济时代不断巩固党的群众基础与组织基础。
加强新就业群体党建的现实挑战
传统党建主要基于单位制的社会结构，依托固定的单位、区域，形成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管理方式，把党员有效组织起来，形成坚强战斗堡垒，把广大群众组织起来，凝聚成推动各项工作的磅礴力量。然而，面对新就业群体原子化、流动化、网络化的生存形态，党建工作在实践中面临以下挑战。
因劳动关系多元化形成的网络结构与科层体系之间的张力。组织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重要的武器。党的四大提出，“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应是以产业和机关为单位的支部组织……不能以机关为单位组织支部时，则可以地域为标准”，[20]确立了单位为主要建制、区域为兜底补充的党组织设置原则。
党的组织形态与单位制的科层体系在组织结构上高度同构。人员方面，《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每名党员，不论职务高低，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党员的组织隶属关系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在层级上，党的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这里的“服从”是单向的、不可交叉的，即从党的组织关系看，任何党的组织只能有一个上级组织，对其建立撤销、重大决策、人事任免、考核评议等具有最终决定权。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双重领导”等情况，仅限于工作机制，不改变组织隶属关系。因此，党的组织结构是严格的单线隶属，通过纵向层级形成金字塔形的科层结构，这一结构与单位制高度适配。比如，国有企业通过在企业建党委、部门建支部、班组建党小组，将党的组织体系融入企业生产经营架构。在党员管理上，通过党组织关系与劳动关系的一致性，在支部管理党员的同时，依托企业的行政权力，进一步提升党组织管理党员的效能。
新就业群体呈现明显的“去单位化”特征。新就业群体与平台企业之间，大多通过签订服务协议等形式建立灵活的工作关系，一个司机或外卖小哥可以注册多个不同平台，这就使传统单位与员工之间的“编制型嵌合”关系，转变成平台与劳动者之间的“任务型耦合”关系，劳动者不再为单一雇主服务，单位内的职务晋升阶梯也随之被打破。因此，新就业群体所形成的组织形态，不再是纵向分层、命令传导的科层结构，而是一种节点平等、链路多元、边界随任务而动的扁平化网络结构。有学者提出，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驱动下，未来劳动力市场将迎来结构性变革，从过去的金字塔形结构转向“金字塔-网状”结构，底层是大模型支撑的标准化服务，这一转变将使过去层级化的价值传递，转向网络化的价值共创。[21]
面对这一挑战，各地压实行业或平台企业的党建责任，扩大党组织在新就业群体中的覆盖面。例如，针对网约配送员，依托市场监管部门在市县两级建立网约配送行业党委，在乡镇（街道）市场监管所设立党建指导站；在平台企业（如美团、饿了么等）内部建立党委-支部，并要求延伸到骑手群体中，实现党的组织全覆盖。然而，行业党委或平台企业党组织依然遵循科层党建的组织逻辑，难以有效嵌入新就业群体多元化、网络化的劳动场景中，党组织末梢悬浮等问题依然存在。
职业高度流动性增加党员组织管理的难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组织生活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和载体，是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22]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一个重要原因是发挥支部“管到人头”的优势，通过定期开展党的组织生活，不断强化和提升党员的党性意识。在单位制下，基于党员工作时间相对固定、工作场所相对集中的特点，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谈心谈话等面对面的组织活动，既可以使党组织了解党员的思想状况和工作情况，又可以帮助党员在组织的引导下将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价值坐标，把纪律规矩内化为行为准则，将宗旨意识升华为服务自觉。
新就业群体具有职业流动性高的特征，在开展组织生活的过程中面临以下困难。首先是时间协调难。新就业群体党员的工作时间不固定，呈现碎片化、弹性化特点，不同行业的工作高峰时间各不相同。传统党组织依赖集中、统一、周期性的活动模式，与劳动者高强度、异步化的工作节奏难以同步，一些精心策划的活动因党员工作繁忙参与率不佳，难以实现预期效果。其次是属地兜底难。在单位党组织不健全的情况下，党员管理往往依靠属地兜底，如楼宇党建、园区党建。新就业群体的工作半径打破传统的地域界限，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可能在一天之内往返于不同的区域，即便是有相对固定的服务片区的快递员、家政服务员等，有时也覆盖多个不同的行政区域，难以有效纳入对应的属地行政区划。新就业群体工作变动也相对频繁，增加属地兜底的难度。再次是严格管理难。即便参与行业或属地的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员也较少进行组织关系转接，一些党员的组织关系仍在户籍地或人才市场。然而，党费收缴、评先选优、组织处置等均由组织关系所在的支部进行。这使新就业群体党员管理中，“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问题难以解决。此外，还有少数党员处于“隐形”“失联”状态，增加党员管理的难度。
面对上述困难，多地在党群活动中心、驿站、站点等便利场所，利用午休、交接班间隙等时间，开展短而精的线下组织活动，同时，针对新就业群体长期“在线”特点，创新推进线上党建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区的数字化探索仍囿于建立微信群组、推送学习资料等浅层互动方式，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强化党组织与党员的联系，但在教育内化、行为引导等实质影响上收效甚微，党员教育管理存在“有联结无效能”的困境。
新就业群体党组织对内聚合力不足与对外整合力不强，战斗堡垒作用面临结构性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战斗堡垒的特点是进可攻、退可守，具体到工作中，即对内要发展和教育管理党员，对外要密切联系群众，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党组织内部凝聚和外部整合两个维度的功能同等重要。
相较传统单位，新就业群体中党组织对党员的凝聚力偏低。在传统单位中，个人利益与单位或部门利益高度相关，党员对组织的向心力强。新就业群体中，不同职业间党员的学历、背景、利益诉求差异甚大，即使同一职业，如外卖骑手，由于存在专送、众包、乐跑等细分类型，难以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团结基础。此外，新就业群体大多以个体形式开展工作，与其他从业者之间缺乏稳定的合作关系，难以形成统一的群体意识。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单位中的党组织在干部选拔、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新就业群体中，党组织对党员个体职业发展作用有限，这对党组织凝聚力造成一定影响。
党组织在新就业群体中的政治引领力和社会号召力有待加强。新就业群体中党员比例较低，加之流动性强、组织关系复杂等因素，党组织覆盖率较低，劳动者在工作场景中往往“只见平台、不见党旗”，组织存在感较弱。即便在一些站点、驿站已建立起流动党员党支部或行业党支部，支部也更关注党员的教育管理，缺乏对非党员的广泛联系。工作中出现劳动争议、安全事故、矛盾纠纷时，劳动者更倾向求助平台客服而非党组织。由此，一些党组织既缺乏“在场”的物理标识，又缺乏“在线”的情感链接，更缺乏“在事”的功能支撑。
对内凝聚力和对外整合力还有可能相互影响：内聚力不足削弱党组织的行动能力，导致服务群众力量有限、载体缺位，难以建立外部权威；对外缺乏影响力也会使党组织丧失吸引力，党员身份感和价值感降低，加剧内部离散。面对这一问题，多地积极打造多层次的服务体系，例如，设立各类驿站，提供饮水、休息、充电等基础服务；在重要节日或时节，开展暖心慰问活动，赠送春联、粽子、清凉礼包等物品；推动友好社区建设，解决进门难、吃饭难、停车难等实际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服务能够成为团结党员、凝聚群众的有效切入点，但应规避以单一功利性导向为主，注重价值注入，推进“利益聚合”跃升为“意义聚合”，提升新就业群体对党组织的价值归属和政治认同。
加强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的优化路径
新就业群体对传统党建工作的挑战远非“冲击-回应”式的线性调适，而是一场系统性的变革：一定程度上解构工业时代单位制下党建工作确立起来的组织方式、管理模式与功能定位。应以互联网思维精准把握和匹配群体特质，以系统思维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以创新思维探索组织与管理的有效方式，通过组织再造、管理协同与功能重塑，将分散的原子化劳动者整合为具有强大内聚力的治理共同体，进而巩固党在数字经济时代的执政基础。
织密党群组织网络，实现动态灵活覆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已有的组织基础，持续推进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建会入会工作，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23]当前，新就业群体的组织覆盖不仅指党组织，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也是在新就业群体中实现再组织化的有效载体。
先进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内在地要求无论时代环境如何变迁，从党员发展到后续管理，都必须坚守基准要求，决不容许在政治标准和先锋模范作用上有任何降格。这意味着在新就业群体中，不能以破坏党的组织设置原则来适应群体的行为特征。由此，可以构建“一核多元”的党群组织网络，破解传统科层化党组织的适配困境，即以党组织为核心，群团组织为外围，社会组织为弹性支点，构建横向网络结构，突出党组织在网络中的领导地位，并以党组织为接口与上级组织链接，进而形成“金字塔-网状”的组织架构，既能够适应新就业群体的网络化存在方式，又可以与既有科层化的党组织结构有效耦合。
不断提升党组织覆盖质量。进一步压实行业和平台企业党建责任，推动建立行业党委和平台企业党组织，督促平台企业沿着业务链，加强合作加盟商、末端网点站点党组织建设，不断向基层一线延伸党组织“触角”。依托平台企业、属地党组织动态摸排新就业群体党员情况，根据行业和党员特点，从有利于开展工作的角度，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差异化创设与动态调适，可以通过企业单建、区域统建、行业联建等方式，设立实体型党支部、临时党支部或流动党员党支部等多种组织形式，尽可能提升党组织的覆盖面。
加强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建设，构建三级同心圆网络结构。按照“平台企业应建尽建、商圈园区全面兜底、流动站点灵活嵌入”的原则，同步成立工会组织、团组织和妇女组织，将其作为党组织的外围组织，延伸到更广泛的新就业群体中。同时，孵化或链接一批兴趣爱好、技能提升、专业服务等类型的社会组织，把原子化个体先吸引到兴趣圈，再导入群团，最后凝聚到党组织周围，形成“党组织为核心—群团组织为外围—社会组织为支点”的三级同心圆网络结构。
突出各自优势，避免同质化倾向。在党群组织网络中，党组织是核心，对接上级党组织的政策要求，也向上反馈新就业群体的具体需求。党组织要突出纪律刚性，更好地体现先进性与组织性，进而巩固自身在网络中的核心地位。群团和社会组织准入门槛较低，通过弱制度约束与非排他性参与机制，构建开放、弹性的活动方式，尤其是社会组织要尽可能弱化身份标签，实现活动场景的多样化，更好地融入新就业群体的工作生活中，提升对新就业群体需求的敏感性，将差异化的诉求转化为组织化表达，进而以服务黏性不断扩展在群体中的组织覆盖面。
网上网下双轨运行，强化党员全过程管理。新就业群体因网而生、借网而兴。新就业群体党员组织关系所在地与劳动发生地存在时空错位，传统支部“管到人头”的效能降低。加强新就业群体党员的管理，应借助数字化技术，把算法的技术逻辑、劳动者的现实场景和党组织的政治要求三者有机整合，构建网上网下深度耦合的治理方式：线上依托数据轨迹与算法平台，实现身份认定、任务推送和精准管理；线下则通过实体空间与情境化服务，强化情感黏合与政治认同。充分发挥网上网下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协同发展，使党建工作更加贴近新就业群体党员的实际，实现对党员的全过程精准管理。
构建智能化党建管理平台，创新数字化党员教育管理。充分发挥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中枢功能，通过注册信息与党籍数据的交叉核验，精准发现并标识新就业群体中的党员；同步建立组织关系隶属支部与实际参与活动支部之间的线上协同通道，实现“人—籍—岗”三方衔接。开发智慧党建系统平台，整合党员信息管理、组织生活管理、党费收缴等功能，详细记录党员的基本信息、学习情况、活动情况等，建立党员数字档案，实现精准化管理。同时，平台可以开发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内容，方便党员利用碎片时间灵活学习；建立线上学习社群，鼓励党员之间交流学习心得，形成良好学习氛围。
打破数据壁垒，加大技术赋能党建工作的力度。新就业群体在工作中产生大量数据资源，包含活动范围、行为特征、需求偏好等，平台企业利用这些数据，不断优化派单效率。这些数据资源对于开展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同样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党组织当前对其的整合利用能力不足。应强化技术赋能，把党建任务嵌入党员的工作场景中，利用数据算法提升党建工作的智能化水平。例如：根据新就业群体党员的工作轨迹和分布特点，优化党组织设置；根据党员的偏好和需求，投放个性化的学习内容；在空闲时段，提供带有积分性质的活动任务；将党建要求具象化为任务包，以打卡完成的方式嵌入平台场景，等等。
强化网上网下联动，打造有温度的组织活动。新就业群体党员组织关系复杂，应按照组织关系一方隶属、参加多重组织生活的方式，就近就便参加组织生活。线上依托全国党员管理信息系统和平台算法，实时捕捉并更新党员的身份、位置、活动轨迹，基于地理位置推送就近党组织活动信息；线下行业或平台党组织、属地党群服务中心按图索骥，定期走访、慰问，把算法推送的“冷数据”转化为面对面的“热关怀”。活动开展亦可以先在云端发布议题、开放报名，以算法匹配时空可行度，扩大推送半径；线下按预约节点落地实施，并将现场影像即时回传网上，既可以将党员参与活动的情况反馈组织关系隶属支部，又可以二次扩散至未到场的党员和群众，形成“数据—场景—情感”持续迭代、线上线下无缝衔接的党建生态。
思想引领与服务凝聚双轮驱动，提升政治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关注新业态发展，坚持网上网下结合，做好新就业群体的思想引导和凝聚服务工作。”[24]服务凝聚是政党获取“功能性在场”的前提基础，思想引领则是实现政党“价值性主导”的决定性跃升。当前，在新就业群体中开展党建工作，既要有服务凝聚，针对具体需求提供有效服务，更需要思想引领，解决“信什么，跟谁走”的根本问题，使服务超越工具理性，升华为凝聚新就业群体的政治密码。
整合服务资源，突出党建标识。党组织牵头，整合政府部门、群团组织、行业协会、街道社区等多方资源，形成“党建引领、多方参与”的服务格局，将各类服务资源、活动项目整合至党建平台，以党组织名义提供有效服务。在服务场景中注重融入党建标识。例如，在驿站等实体阵地中布置宣传栏、电子屏，摆放通俗易懂的政策解读、榜样故事等资料，自然嵌入价值引导，使新就业群体在获得服务帮助的同时，接受精神洗礼。
融入基层治理，提升社会认同。应注重将新就业群体从单向度的受助者转变为共建者，使其真正“被看见-被需要-被尊重”。一方面，把治理岗位嵌入工作流程。例如，在配送路径上增设“助老闪送”微岗位，在接单界面开发“随手拍”一键直报功能等，倡导基于工作场景的点滴善行，通过渐进式参与，引导新就业群体逐渐从被动旁观转向主动作为。另一方面，及时在线上线下点赞宣传各类善举，开展积分兑换活动，持续放大激励效应。在全社会积极宣传新就业群体中见义勇为、匠心服务的典型事迹，着力彰显其时代风采与职业价值，在全社会营造尊重新就业群体的良好风尚，提升社会认同度和职业荣誉感。
维护合法权益，加强政治整合。在党群服务中心设立“争议调解中心”，不定期组织新就业群体参加恳谈会、座谈会，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利益协调机制，及时发现并回应新就业群体的合理诉求，通过集体协商、行业规约、出台政策等方式，在新就业群体、平台、商家、消费者群体中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聚焦新就业群体中的“关键少数”，对高技能、高影响力人才进行重点培养，推荐参评青联委员、劳动模范、“两代表一委员”等，实现从广泛的团结凝聚到有重点的政治整合。新就业群体在工作生活中能够体验到主体尊严与社会价值，并且有制度化的、较为清晰的政治发展路径，在与党组织的互动中就更容易激发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进而在工作生活中主动维护党组织的权威。
结语
新就业群体的不断壮大是数字时代劳动关系深刻变革的缩影，其背后涌动着技术革命、产业升级与个体解放的浪潮。当前，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网络主播等职业不断涌现，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将催生出更多新职业，使这一群体持续壮大。未来，应不断在理论和实践中探索创新，使党建工作适应新就业群体的特点，在数字经济的浪潮中把最活跃、最具创造力的“新力量”转化为党最坚实、最可靠的“新基石”，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
［本文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研究专项“探索加强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有效途径”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4ZXSZ070］
注释
[1]《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第45页。
[2]吴储岐：《积极回应新就业群体期盼》，《人民日报》，2025年1月20日，第14版。
[3]《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5页。
[4]姚建华：《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与对策》，《当代传播》，2018年第3期。
[5]张成刚：《中国新就业形态发展：概念、趋势与政策建议》，《中国培训》，2022年第1期。
[6]《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 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11月7日，第1版。
[7]朱迪：《新业态青年发展状况与价值诉求调查》，《人民论坛》，2022年第8期。
[8][16]《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人民日报》，2023年3月27日，第1版。
[9]廉思、张宪：《重新认识平台：高机动性群体与交互式治理》，《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第9期。
[10][17]《美团骑手年度职业报告（2024-2025）》，2025年7月，https://s3plus.meituan.net/v1/mss_f5ecef526b384cbaa1117230d53b4bd6/smart/《美团骑手年度职业报告（2024-2025）》_h4vy9d.pdf。
[11]孙萍：《过渡劳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13～115页。
[12]李春玲：《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新生代与中国发展新时代》，《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3期。
[13]《给新就业群体更多暖心服务》，《人民日报》，2025年3月10日，第11版。
[14]王星：《零工技能：劳动者“选择的自由”的关键》，《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7期。
[15]李德：《以党建引领激发“三新”领域社会治理活力》，《国家治理》，2025年第13期。
[18]甘霖、陈科比等：《业态创新视角下的新就业形态与空间规划响应》，《城市发展研究》，2023年第5期。
[19]朱迪：《新业态群体的成长与共同富裕》，《学海》，2022年第1期。
[2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9页。
[21]张成刚：《“金字塔-网状”结构：生成式人工智能驱动劳动力市场结构变革》，《探索与争鸣》，2025年第3期。
[2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59页。
[23]习近平：《组织动员亿万职工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求是》，2024年第9期。
[24]《筑牢理想信念根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留下无悔的奋斗足迹》，《人民日报》，2022年3月2日，第1版。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梁丽琛
The Log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Approach to Party Building Among New Employment Groups
Zheng Qi
Abstract: New employment groups are a product of the era in which the digital technology profoundly reshapes the labor relations. Strengthening Party building among new employment groups is not only a practical need for extending traditional Party building to emerging fields, but also a strategic project for winning over the youth, winning the people's support, and securing the future. The atomized, mobile, and networked living patterns of new employment groups poses a real challenge to traditional Party building work that relies on the work-unit system. To address this, it is necessary to accurately grasp the group's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Internet thinking, strengthen cross-departmental interaction through systems thinking, and explore effective organizational and management methods through innovative thinking. By means of organizational restructuring, management coordination, and functional reshaping, atomized individual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a governance community, thereby consolidating the Party's governing foundation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Keywords: Party building among new employment group, platform economy, youth groups, organizational lif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