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公园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实践，也是全球自然保护领域的创新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已于2025年9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并于2026年1月1日起实施。学习贯彻国家公园法，本文从世界意义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中国国家公园十年建设的实践路径，总结其在生态保护、治理体系、社区共享、国际合作等方面的突破性成果，论证其作为“国家代表性”与“世界影响力”自然保护地典范的独特价值，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一、从跟跑到引领——中国国家公园的全球坐标
自然保护地是人类应对生态危机的关键屏障。自1872年美国黄石国家公园诞生以来，全球已建立超过25万个自然保护地，其中符合IUCN II类标准的国家公园约有6,555个，各个国家虽情况不同，但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保护碎片化、管理低效化、社区矛盾突出等挑战。中国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重点依托自然保护地实现有效保护。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是一场深刻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其发展历程是：
——探索与试点前的准备阶段 (2013年以前）。
在这个阶段，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主要由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不同类型组成，管理模式分散，存在“九龙治水”、交叉重叠、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
理念引入： 早在20世纪，中国就有学者引入国家公园理念。
地方实践： 云南省率先进行了地方性探索，于2006年建立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地方性国家公园——普达措国家公园。但这并非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
问题暴露： 原有的保护地体系无法有效解决“一个保护区，多个牌子”、管理目标冲突等问题，亟须改革。
——顶层设计与试点启动阶段 (2013—2017年）。这是中国国家公园体制的奠基阶段，中央层面开始强力推动。
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在中央层面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这标志着国家公园建设从地方探索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3部委联合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启动了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作。
2016—2017年，试点陆续确立，先后确立了三江源、东北虎豹、大熊猫、祁连山、海南热带雨林、神农架、武夷山、钱江源、南山、普达措等10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覆盖了全国12个省份，总面积超过22万平方公里。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体制试点”，即探索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
——从试点到正式设立的跨越阶段 (2017—2021年）。
试点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后，国家公园建设进入了标准化和正式设立的新阶段。
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这是中国国家公园从地方性探索、分散试点走向全国性、系统性建设的转折点。它构建了中国国家公园体制的“四梁八柱”，为后续第一批正式国家公园的设立和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2018年，机构改革，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林草局）成立，并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牌子，实现了自然保护地统一管理，从体制上解决了“九龙治水”的难题。
2019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这是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纲领性文件，明确了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并提出了发展蓝图。
2021年，里程碑式的突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宣布，中国正式设立第一批五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青海、西藏）、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陕西、甘肃）、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吉林、黑龙江）、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海南）、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江西），覆盖近30%的陆域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种类，保护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这标志着中国国家公园体制从试点阶段进入了高水平建设的新阶段。
——高质量建设与发展新阶段 (2022年至今）。
第一批国家公园正式设立后，工作重点转向了巩固成果、完善制度并稳步推进新的国家公园创建。
制度建设：陆续出台和修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管理办法，如《国家公园法（草案）》的起草和征求意见，出台《国家公园管理办法》，使国家公园管理有法可依。
空间布局规划：发布了《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在全国遴选了49个国家公园候选区，计划到2035年基本完成国家公园空间布局建设任务。这49个候选区全面涵盖了我国最具代表性的生态系统、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从2013年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到2021年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中国国家公园的建设发展历程，是一个从理念引入、地方探索，到中央顶层设计、开展试点，再到正式设立、体系化推进的清晰过程。它反映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坚定决心和系统性思维，旨在为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遗产。这不仅是生态保护的“中国行动”，更是全球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中国方案”——它既扎根于中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生态哲学，又回应了国际社会对“系统性保护”“公平性治理”“可持续共享”的迫切需求，成为兼具国家象征意义与全球示范价值的自然保护地典范。
二、国家代表性——守护“国之大者”的生态核心区
中国国家公园的首要特征是其“国家代表性”——聚焦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关键区域，保护最珍贵、最独特、最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性，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压舱石”与“基因库”。
——锚定生态安全屏障的关键节点。
中国国家公园的选址严格遵循“国家代表性”原则，优先覆盖青藏高原、长江黄河流域等生态安全极重要区。例如，三江源国家公园地处地球“第三极”，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华水塔”，其草地、湿地生态系统直接影响下游10亿人口的用水安全；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串联起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栖息地，保护着全球野生大熊猫约80%的栖息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则守护着中国最南端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是海南长臂猿等极小种群物种的最后庇护所。这些区域不仅是自然生态的“精华区”，更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命脉线”。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诺亚方舟”。
中国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而国家公园正是濒危物种的“最后家园”。数据显示，第一批五个国家公园内分布着大熊猫、东北虎、海南长臂猿、藏羚羊等旗舰物种，其种群数量均实现历史性恢复：国宝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达到1900多只；东北虎、东北豹分别从试点初期的27只、42只增长到70只、80只左右；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从40年前的2群不足10只恢复至7群42只，成为全球灵长类保护的成功范例；藏羚羊从20世纪90年代不足7万只增至30万只。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物种的保护并非孤立进行——国家公园通过建设生态廊道（如大熊猫国家公园的6条廊道）、连通栖息地碎片（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天空地”监测体系引导迁徙通道恢复），实现了从“单点保护”到“系统复壮”的跨越，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种群连通性”的中国经验。
——传承中华生态文化的活态载体。
中国国家公园不仅是自然的宝库，更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生态观的物质载体。武夷山国家公园保存了全球同纬度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同时也是朱熹理学发源地、世界红茶与乌龙茶发祥地，其“山水—文化—生计”的复合遗产模式，生动诠释了中国人“敬畏自然、和谐共生”的传统智慧；三江源地区流传的“牦牛背上的生态伦理”、海南黎族“山栏稻种植与雨林共存”的农耕智慧，均通过国家公园的社区保护机制得以活态传承。这种“自然遗产+文化遗产”的双重价值，使中国国家公园成为全球少有的“生态—文化复合型”保护地典范。
三、世界影响力——全球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创新贡献
中国国家公园的魅力不仅在于“保护了什么”，更在于“如何保护”——其通过治理体系重构、社区共建共享、科技赋能管理等创新实践，为全球自然保护提供了可复制的“中国模式”。
——治理体系：从“九龙治水”到“统一高效”。
长期以来，全球自然保护地普遍面临多头管理、权责不清的困境，我国更是如此。中国国家公园率先破解这一难题：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由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管理局）统一管理，通过组建中央直接管理（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由国家公园管理局垂直管理）或央地共管（如三江源、大熊猫国家公园实行中央与省级联合管理）的管理体制，彻底打破原有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部门分割的格局。同时，建立“国家公园法+专项办法+地方条例”的法治框架（如《国家公园法》明确核心保护区禁止开发、一般控制区限制活动），并设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如三江源聘用2.3万原住民为管护员，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通过生态补偿支持社区发展），实现了“保护责任有主体、管理行为有依据、民生保障有支撑”的闭环。这种“中央主导、央地协同、法治保障”的治理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破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
——社区共享：从“排斥”到“共建共赢”。
全球许多自然保护地因严格限制人类活动，导致周边社区陷入“保护—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国国家公园则创新提出“生态保护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在三江源，万名牧民转型为生态管护员，年均增收1.5万-2.1万元，实现了“一人护生态、全家奔小康”；在武夷山，通过“生态茶园”认证（茶叶溢价率30%）和“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牦牛肉有机认证后牧民收入提升25%），推动绿色产业替代传统生计；在海南热带雨林，通过旅游公路建设（如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串联沿线村庄）带动乡村旅游，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更关键的是，中国国家公园普遍建立“社区共建委员会”，让原住民参与保护决策（如大熊猫国家公园的3180名居民成为保护志愿者），真正实现了“保护为了人民、保护依靠人民”。这种“保护—发展—共享”的良性循环，为全球自然保护地的社区治理提供了“包容性增长”的中国样本。
——科技赋能：从“经验驱动”到“数字治理”。
面对广袤复杂的生态系统，中国国家公园率先运用数字技术提升管理效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布设2万台红外相机，还融合了卫星遥感（天） 和无人机巡护（空），与地面监测（地）协同工作，构成了一个立体的监测网络。多数红外相机配备了实时传输模块，监测到的虎、豹影像能在几秒钟内回传到公园的监测与管理中心，极大地提升了科研和保护的效率。正是依靠这个强大的监测网络，公园获得了旗舰物种种群恢复的权威数据，而且结合AI识别技术实现东北虎、东北豹的精准定位与人虎冲突预警。武夷山建成智慧管理中心，整合卫星遥感、物联网、无人机数据，将执法人力投入减少80%。大熊猫国家公园运用声纹识别技术自动识别30种鸟类鸣声，为生物多样性监测提供“数字档案”。更前瞻的是，中国正建设“国家公园感知系统”，计划2025年实现重点区域监测覆盖率100%，并通过数字孪生平台（如武夷山的“野外博物馆”VR体验）推动“云游国家公园”，让全球公众共享生态保护成果。这种“科技+管理”的深度融合，不仅提升了保护效率，更重新定义了自然保护地的“智慧形态”，为全球数字化保护提供了“中国技术”。
——国际合作：从“引进吸收”到“主动引领”。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始终秉持开放共享的理念：与英国合作开展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研究，引入英国湖区国家公园的社区规划经验；与中欧联合举办“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研讨会”，在气候行动、立法标准等领域深度交流；2025年将承办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论坛，主导制定《亚洲山地国家公园保护标准》。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生态合作，在非洲、东南亚等地分享国家公园管理经验，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适合本地的保护体系。这种“互学互鉴、合作共赢”的姿态，使中国从全球自然保护的“学习者”转变为“贡献者”，为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注入了中国力量。
四、典范意义——为全球自然保护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国家公园的十年实践，回答了全球自然保护领域的三大核心命题：如何在发展中保护？如何让保护成果惠及人民？如何构建公平高效的治理体系？其答案凝练为“四个统一”：
——统一于“生态优先”的底线思维。始终将保护最珍贵自然资产作为首要目标，通过系统性保护恢复生物多样性，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统一于“人民中心”的价值导向。通过生态管护岗位、绿色产业培育、社区共建共享，让原住民成为保护的“主人翁”，实现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的双赢。
——统一于“创新驱动”的发展路径。以法治建设规范管理、以数字技术提升效能、以科学监测支撑决策，推动保护方式从“经验依赖”转向“精准治理”。
——统一于“全球责任”的担当胸怀。通过经验输出、技术共享、国际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可借鉴的模式，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如“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实现贡献中国力量。
从三江源的雪山草原到武夷山的碧水丹霞，从东北虎豹的密林幽径到海南长臂猿的热带雨林，中国国家公园以其独特的“国家代表性”与“世界影响力”，走向世界舞台的自然保护中国范式，已然成为全球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璀璨明珠。它不仅是中国的生态名片，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在这里，自然与人文交融、保护与发展共生、中国与世界对话。展望未来，随着《国家公园法》的正式实施、49个候选区的逐步设立（到2035年建成全世界最大国家公园体系），中国将继续以“中国智慧”破解全球生态治理难题，以“中国方案”引领自然保护新潮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生生不息的美丽星球。
（作者:张希武，系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委员会主任、原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护区管理司司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