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纪检监察学院教授、博导 何虎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的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转折点，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更是世界人民的胜利，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和人类正义事业的史册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前赴后继、英勇抗争，为捍卫民族独立和争取人民解放作出重要贡献，书写了气壮山河的民族史诗。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高度评价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篇章，深刻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意志，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历史新征程！”[1]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从抗日战争伟大胜利中汲取力量，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心聚力、砥砺前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动力和历史借鉴。
抗日战争与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2]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救亡图存为己任，于民族危亡之际毅然奋起，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始终战斗在抗战最前线，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军不战而退，东北大片国土沦陷。举国震怒之时，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维护者，率先高举抗战旗帜，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深刻揭露日军的侵华野心，严厉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号召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3]于1935年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4]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屡次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图谋，为持续凝聚抗战力量作出卓越贡献。
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强调宣传群众、动员群众，“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把“使已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6]视为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剖析中日双方的基本国情和战争特点，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最后胜利必将属于中国，并指出抗战要经历三个阶段，有力批驳了“亡国论”“速胜论”的错误论调，为全民族抗战指明了方向。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贯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此后，党在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等地区开辟了数十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持续开展游击战争提供坚实依托。敌后战场在战略相持阶段逐步上升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有效牵制了大量日军兵力，使其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战略困境。中国共产党始终将人民群众作为抗战的根本力量。“只有广大群众的革命铁拳，才能制止帝国主义的暴行，驱逐帝国主义滚出中国！”[7]在各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组建农救会、工救会等团体以整合群众力量，制定减租减息等政策以减轻群众负担，开展民主建设和“三三制”政权建设，为持久抗战筑牢坚实的群众基础。此外，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上通过整风运动凝聚思想共识，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组织建设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广泛吸纳党员，严格党的纪律；在作风建设上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推动党员干部深入群众、以身作则。党的建设使其成为思想统一、组织严密、作风优良的领导核心，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首先，中国共产党是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先，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持续壮大，加之日本侵略者实施政治诱降手段，国民党内部再度涌起投降反共的逆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度面临崩溃危险。在此关键之际，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8]的方针，坚持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成为巩固团结、凝聚力量的中流砥柱。其次，中国共产党是坚持全面抗战和持久抗战的中坚力量。与国民党政府推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唤起民众”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唯一道路，主张全民动员、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力量格局，党领导的游击队伍成为东北地区坚持抗战的重要力量。党在实践中总结和发展出系统的人民战争战略战术体系，增强了全民族抗战的信心与决心，为夺取抗战胜利指引正确方向。再次，中国共产党是凝聚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核心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9]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引领力和群众凝聚力，团结起最广泛的爱国力量，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乱局，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和民族气节，铸就了中华民族齐心抗战的精神灯塔，实现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首先，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有效凝聚社会共识，夯实了民族团结的思想根基。抗战爆发前，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地域隔阂、阶层分化与党派纷争的复杂局面，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民众对民族共同体的整体认知。抗日战争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中华民族”成为凝聚社会力量的精神纽带，民众的民族观念得以重塑。中国共产党切实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肩负起凝聚民族力量的重任，“吸收最广大的群众到斗争中来”，[10]推动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及海外侨胞在内的广泛抗战联盟，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为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其次，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根据地不断探索政治、经济与社会建设，为现代化发展积累宝贵经验。党在根据地推行民主建设与改革实践，“三三制”原则既保障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又兼顾不同阶层的政治诉求，为根据地政权建设提供经验范本。减租减息运动与大生产运动有效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打破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夯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基点，推动经济社会有序发展。再次，中国共产党淬炼民族精神，铸就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抗日战争是淬炼中华民族精神的熔炉，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展现出的坚韧不拔、英勇抗争精神，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重塑与升华。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有效打击了日本侵略者，重塑了中华民族坚韧、勇敢、团结的精神品格，正是这种在抗战中淬炼出的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战胜一切困难、实现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的重塑
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显著提高了中国国际地位，更以坚守文化民族性与拥抱世界文明的辩证统一，为中华民族塑造了面向世界的现代胸襟，奠定了中华民族参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政治身份与精神根基。
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毛泽东同志指出：“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11]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大决战，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其中抗争时间最长、战争功绩显赫、民族牺牲巨大。
从时间维度看，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辟最早、历时最久的战场。早在英、美、法等国仍对法西斯奉行绥靖政策时，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各战场中，欧洲战场于1939年9月开辟、苏德战场于1941年6月开辟、太平洋战场于1941年12月开辟，战斗时长从三年八个月到五年八个月不等。相较之下，中国战场自1931年9月开辟，至1945年9月取得胜利，历时近十四年，远超苏、美、英等主要盟国的战争时长，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单一战场。
从空间维度看，中国是亚洲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力军。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进行了淞沪、太原、武汉等会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在广袤国土上共同打击日寇。截至1938年，中国战场抗击了日本陆军师团所有兵力的94%；在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被迫多线作战的1943年，中国仍独立抗击着54%的日本陆军师团。[12]这表明中国是亚洲大陆上牵制、消耗、拖垮并最终击败日本法西斯的最主要力量。
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作出巨大的民族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总数高达3500万人以上；按1937年美元计算的直接经济损失达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更高达5000亿美元。[13]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富，对沦陷区工业企业进行系统性破坏或掠夺，甚至丧心病狂地破坏民居农田，致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阻滞。中国人民以堪称伟大的民族牺牲为代价，直接杀伤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人，[14]消磨日本侵略者国力，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覆灭，使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具有伟大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深刻影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进程，鼓舞亚洲民族解放运动，推动战后国际秩序重构，对亚洲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配合支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他战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粉碎了日本速决图谋，持续将日军主力钳制在中国大陆，使其始终无法实现兵力的战略集中与有效机动。这不仅迫使日本无法“尽快从中国撤出手来以便整顿对苏战备”，[15]间接支援了苏联对德作战；而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令日本无法在华有效“开发并取得重要国防资源”“确保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16]有力支援了英美对日作战。此外，中国战场还成为亚太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为维系盟军在东南亚作战能力、实施“先欧后亚”战略提供重要保障，从战略高度成功配合各反法西斯盟国。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鼓舞亚洲各民族人民的解放斗争。作为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同日本法西斯浴血奋战长达十四年，本身就是对亚洲乃至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的巨大精神感召。此外，中国还直接为越南、朝鲜、缅甸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提供了宝贵支持。抗日战争中，胡志明等越南革命者长期以中国为基地从事越南抗日革命活动，最终实现国家独立；金日成等朝鲜革命者参加残酷艰苦的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为朝鲜革命培养了坚强的干部队伍；缅甸民族独立斗争则得到了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直接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不愧为引领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一面光辉旗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推动战后国际秩序深刻重构。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深度参与了系列奠定战后秩序的国际法文件的制定。中国与美英两国共同发表的《开罗宣言》不仅明确“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恢复了中国领土主权；而且明确日本将被逐出其“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并将“使朝鲜自由独立”。[17]《开罗宣言》的条件在《波茨坦公告》中得到确认，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对日本殖民占领合法性的根本否定普遍化为战后国际法基本原则，极大地推动了全球非殖民化进程和战后国际秩序重构。
抗日战争为中国国际地位跃升奠定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大国地位，中国人民赢得了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尊敬，中华民族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18]中华民族在抗日战争中的出色表现所彰显的文明韧性，不仅迫使国际社会重新评估中国实力，接纳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平等主权成员，而且深刻塑造了现代中华民族兼具民族本位与全球视野的开放胸襟。
抗日战争显著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以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先后废除了同日、德、法、英、美等国签订的系列不平等条约，部分地收回司法、关税等主权，在国际法理层面完成了从半殖民地国家到主权国家的身份转型，以战胜国身份摆脱了百年民族屈辱，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在国际关系中的被动局面。1945年，中国作为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国家，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实现了从国际体系边缘到中心的实质性转变，重新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根本性跃升，奠定了中华民族参与战后国际秩序的身份基础。
抗日战争深刻形塑民族的国际胸襟与全球视野。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中华民族争取自身独立自由、民族解放的战争，而且是中华民族积极反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19]的共同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中华民族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民族目标与“保全其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权和正义”[20]的国际追求结合起来，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天下责任感，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国际广度与全球高度。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外在地位提升与内在品格塑造的辩证统一，奠定了中国以积极、平等姿态参与战后国际事务的物质与精神基础，书写了当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一步提高国际地位的深层历史动因。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塑
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与政治的较量，更是对民族精神的重塑和淬炼。作为抗战胜利的深层密码，伟大抗战精神将文化认同转化为强大的现实力量，将分散的社会力量凝聚为协同抗敌的整体效能，将民族自信熔铸于中华儿女的精神血脉，在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伟大抗日战争铸就伟大抗战精神。伟大抗日战争弘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基础。面对空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上升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从政治层面的国共两党合作，到各民族的协同抗敌；从国内各阶层的携手奋战，到海外华人华侨的鼎力支援，全体中华儿女“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21]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凝聚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伟大抗日战争坚守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在英勇抗战中捍卫民族尊严与精神独立性，构筑起中华儿女“抗争到底”的精神防线。这种抗争不仅是军事层面的抵御，更是民族生存意志的集中彰显。这种民族气节打破了近代以来民族抗争中的心理弱势，重塑了民族自信的精神内核，将分散的群众力量凝聚为集体意志，将民族认同、家国情怀升华为“抗战到底”的价值共识，为持久抗战注入精神动力，最终推动抗日战争从精神觉醒走向胜利实践。
伟大抗日战争彰显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抗争意识，依靠顽强斗争开辟新胜利。这种气概将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转化为直面强暴的现实力量，形成了“以斗争求存续”的生存智慧。从平型关大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到敌后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战略，再到台儿庄战役“用血肉填满壕沟”的阵地坚守，充分展现了不退缩、不妥协、不动摇的斗争精神，引领中华民族不断开辟新的胜利。
伟大抗日战争增强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和精神基石，在破局开路中把握历史主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科学研判战争演进规律，构建起“持久抗战”的实践路径，一步步积累局部优势，叠加聚变为全局胜势，支撑中华民族在战略上从被动转为主动，实现化劣为优、以弱胜强、反败为胜，在绝境中存续、于困厄中奋进，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伟大抗战精神是抗日战争胜利的精神密码。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团结抗战的精神指引。中国共产党既是夺取抗战胜利的中流砥柱，也是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先锋力量。回望民族救亡的艰难历程，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磅礴伟力，认识到“只有团结与统一工人、农民及一切劳苦群众，才是民族抵抗的力量与胜利的保证”。[22]为此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和宣传工作，唤醒了民众的民族意识，彰显了党和群众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结，将潜在群众资源转化为现实抗争力量，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群众基础。在伟大抗战精神的引领、感召和激励下，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华儿女加入抗战队伍，在党的领导下投身抗日救亡的时代浪潮。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华儿女团结一心、顽强抗争的精神根基。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暴行带来深重民族灾难，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内部分裂和隔阂，促使“民族存亡”成为超越地域分野与阶层差异的核心共识，唤醒了中华儿女共同的民族意识。在伟大抗战精神的驱动下，全国人民齐心参与到“共御外敌”的历史进程中。伟大抗战精神将个体意志整合为民族抗争的整体动能，成为中华民族在艰苦抗战中团结抗争、永不屈服的精神根基，支撑中华民族最终夺取抗战胜利。
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战胜磨难、浴火重生的精神支柱。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中华民族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在抗战中铸就的伟大抗战精神，凝聚起中华民族的团结力量，使全民族在抗争中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抗战胜利不仅洗刷了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更实现了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觉醒和升华。伟大抗战精神所蕴含的坚韧不拔、团结奋进、爱国奉献等品质，成为中华民族在战后重建家园、推进国家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始终保持昂扬斗志，助力中华民族不断战胜磨难、实现浴火重生。
伟大抗战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强化文化认同，凝聚全民族抗战的实践合力。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心理认同基础，然而在近代初临列强侵略的危难时刻，这种文化认同尚未完全转化为现实的抗争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黄河大合唱》等文艺创作为媒介，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爱国理念与抗战的现实需求相结合，激发民众深层的文化认同与爱国情怀。同时，在根据地广泛开展组织动员活动，将文化认同和救国热情切实转化为抗战行动：工人生产武器弹药支援前线，农民踊跃缴纳公粮、送子参军，知识分子热情投身抗战宣传，由此形成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强大合力，实现了中华民族精神从文化心理层面到实践层面的升华。
打破传统隔阂，实现超越阶级党派的团结联合。抗战前，中国存在着阶级、党派、地域等多重隔阂，严重阻碍民族力量的整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统一战线内部，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突破传统阶级壁垒与党派藩篱的束缚，在“抗战救国”的核心目标下整合不同阶级党派的力量。这种超越阶级党派的团结联合，在精神层面重塑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集体意识，在实践层面构建起覆盖全军全民的统战体系，不仅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中华民族精神注入新的内涵，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开展深度宣传，激发民族自信和精神觉醒。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诸多以弱胜强的辉煌胜利，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经典战例。同时，中国共产党创新开展宣传工作，通过新闻报道、文艺创作等方式广泛传播胜利信息，具象化展现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坚韧力量，向全国民众清晰勾勒出“最后胜利是中国的”的光明前景。这极大鼓舞了民族士气，唤醒了长期以来因列强侵略而备受压抑的民族自信心。这种民族自信的觉醒成为中华民族精神重塑和升华的重要标志，激励中华民族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奋勇前进。
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塑
抗日战争最深远的意义，在于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推向历史前台。在这场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两党围绕抗战建国方略展开激烈较量，实质上是两个截然不同“中国之命运”的全方位斗争，其胜负不仅为战后中国选定了发展道路，更决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走向，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
两个“中国之命运”之争体现两种抗战建国方略的根本对立。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并非单纯的理论论辩，而是在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层面的全面碰撞。这场较量始源于顶层设计的根本对立，表现为截然不同的实践路线，最终选择取决于中国人民的人心向背。
两种抗战建国方略首先在思想理论的顶层设计上对立。194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尝试回答“中国向何处去”[23]的问题，构想了“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24]即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前途。与此相对，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实质上以“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国民党即中国，中国即国民党”[25]为中心思想的《中国之命运》，抛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建国方案。这两种构想在国家前途的根本问题上呈现零和格局。
顶层设计的截然对立必然在实践中具体化为两条路线的激烈较量。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在国统区维持高压统治、压制民主权利、扩张官僚资本，导致国统区吏治腐败、经济凋敝，军队士气低迷，豫湘桂战役的溃败即为其系统性危机的集中爆发。而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26]坚定执行全面抗战路线，通过群众动员、开辟敌后根据地以及民主建政与发展生产，凝聚起支持抗战的强大力量。到党的七大时，中共党员发展到121万，解放区人口发展到9550万，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民兵发展到220万。[27]以上情况展现出两种方略在实践中的巨大差异。这场全方位的实践较量最终以民心向背为裁决。政治黑暗、经济崩溃、军事溃败的国民党在抗战中逐渐丧失民心。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抗战功绩不愧“八载干戈仗延安”，真诚的民主实践堪称“只见公仆不见官”，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广泛拥护。抗战结束之际，人心向背大势已然明朗。以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通过若干迈向民主联合政府的协议为标志，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建国方案在道义和人心上已然破产，表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实际影响下选择了通往新民主主义的建国道路。
两个“中国之命运”之争为中华民族找到正确的复兴道路。抗日战争中两个“中国之命运”之争是一次深刻的道路选择，真正开启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进程。
选定新民主主义道路，其首要意义在于终结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政治方向上的迷茫。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提出的救亡方案纷纷破产。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使中国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28]新民主主义道路在抗日战争血与火的严酷考验中最终胜出，证明了其作为唯一有效路径的历史合理性。正是理论选择与实践检验的紧密结合，使其成为得到人民信赖的最终选择，从而终结了近代中国的百年道路迷茫，为中华民族的未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确定性。
选定新民主主义道路，其历史意义在于确立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国民党政权依附于英美帝国主义，无意更无力改变中国的半殖民地社会性质。相反，中国共产党依靠生产关系变革与广泛社会动员打破经济封锁，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毛泽东同志提出党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29]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理论与实践，预示了新民主主义道路必然导向独立自主的现代化模式，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沦为外部势力附庸的命运。
选定新民主主义道路，更深远的意义在于结束近代中国“体用分裂”，即无法将近代化之“用”与封建腐朽之“体”相融合的困境。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30]的历史性命题。据此，中国共产党总结并承继了“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珍贵文明遗产，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开创革命的中华文明之新“体”，标志着中华文明首次在革命实践和科学理论基础上走向“体用结合”，开启了新的自我扬弃和现代化转型的伟大进程。
两个“中国之命运”之争实现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层重塑。抗日战争中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历史博弈，系统性、根本性重塑了中华民族的命运，终结旧有的政治传统，颠覆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劳动人民成为历史主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根基。
这场斗争重塑中华民族的政治命运。国民党政权由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之官僚体系腐化无能，不得不延续“皇权不下县”的“代理政治”，在抗战中暴露出无法有效整合国家、动员全民的深重弊病。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组织化、纪律化与群众化的根据地建设实践，初步锻造出一个具有强大组织动员能力的政治共同体，彻底终结了中国精英“代理政治”的传统，实现了对群众的普遍组织与深度动员，并随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推向全国，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共同体由此形成。
这场斗争改变中国社会的演进方向。在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下，广大劳动群众长期处于失权失语的被动地位。中国共产党在《评〈中国之命运〉》中指出，“我们这民族的绝大多数”是“工农群众”，“只有劳动人民至上才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彻底扭转了“一切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总是盗窃民族为私有”[31]的历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为工农大众赋权，使劳动人民首次作为决定民族命运的主体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由此实现了将中国社会演进方向确定为实现最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的历史性转向。
这场斗争推动国家功能的范式转换。中国历史上一切旧的国家机器，其根本职能是维系少数统治阶级的阶级压迫。而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方案则赋予国家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带领全体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这一根本转变，使我国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地位历史性地超越政治统治职能，国家随之成为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建设性力量。上述三重维度的结构性变迁，最终彻底重塑中华民族的发展命运，使其历史性地走向伟大复兴，抗日战争也由此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注释
[1][2][9][18]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77、277、279、276～277页。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八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48页。
[4][10][21]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第15、263、18页。
[5][6]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第36、35页。
[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十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51页。
[11]《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5页。
[12][13][14]刘庭华：《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第176、179、179页。
[15]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上，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4页。
[16]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下，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页。
[17]人民出版社编：《台湾问题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页。
[19][20]王铁崖、田如萱、夏德富编：《联合国基本文件集》，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页。
[22]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120页。
[23][24][26][3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2、675、511、534页。
[25][31]解放社编：《评〈中国之命运〉》，邯郸：华北新华书店，1949年，第25、6页。
[27][2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26页。
[2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3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