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保障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刘云中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需充分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优化生产力布局，构建“更高水平、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格局。当前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动态演变，南北发展差距取代东西差距成为新焦点，其形成源于自然禀赋、要素流动、政策制度及地域文化等综合因素。优化布局需多措并举：通过要素流动优化、统一市场建设和财政转移支付完善缩小区域差距；迭代升级“3＋N”主体功能分区体系，推动功能区动态复合化发展，如城市化地区强化科创策源、农业区拓展“大食物观”产业链，并将空间治理精度下沉至乡镇单元，巩固“两横三纵”城市群、“七区二十三带”农业带及“两屏三带”生态安全骨架。
强化空间动力需着力提升沿海引擎作用，对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鲁闽辽三省，应通过科创产业融合、湾区联动和制度型开放增强国际竞争力。同步推进32个都市圈同城化发展，重点突破社会保障壁垒，依托轨道交通“四网融合”与“总部+基地”产业协作促进要素畅通；激活粤湘赣、苏鲁豫皖等省际边区潜力，探索税收共享型飞地园区模式培育新增长极。同时，需重构地方竞争机制，从GDP竞赛转向营商环境、创新生态与社会治理效能比拼，并在中西部构建基于复杂网络模型的次区域韧性网络，形成均衡安全的国土空间格局。（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刘云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研究室主任。长期深耕区域经济发展、空间规划与政策创新研究领域，撰写《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的行政区划调整》等政策报告产生重要决策影响。
区域和空间发展战略的系统回顾与展望
——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董煜
我国构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与新型城镇化战略形成的复合体系，面临多重战略协同增效的核心命题。当前区域发展面临挑战：产业同质化竞争持续削弱资源配置效率，区域间绝对发展差距呈现扩大趋势，人口经济集聚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产生系统性错配，政策碎片化现象与行政区划壁垒严重制约区域协调发展效能。
破解困境需建立以居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人口分布与经济布局动态均衡、人类活动与自然承载力深度协调的目标坐标系；深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精度，将空间治理单元下沉至基层行政层级，强化城镇化战略格局、农业生产格局与生态安全格局三大空间骨架的有机衔接；通过培育西部战略纵轴腹地、构建多极联动区域增长新体系、创新国土空间全周期监测治理机制，全面激发战略融合新动能。
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亟需构建国家空间发展战略体系：聚焦三大空间格局优化升级，建立响应人口结构变化的城镇规模动态调控机制；遵循大食物观重构农产品生产与流通体系，推进生态源头系统性保护与韧性修复；建立全国统一的空间分类标准与差异化治理政策工具箱，完善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与决策支持系统；深度推动空间治理学科交叉融合，培育兼具宏观视野与实操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队伍，最终形成精准适配高质量发展内在要求的国土空间现代化治理范式。（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董煜，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宏观政策、发展战略与规划。主要论文有《读懂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领域的改革任务》《全面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等。
区域间联动融合发展的难点与路径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政策研究部主任 鲍家伟
探索区域间联动融合发展，破除区域壁垒和市场分割，推动资源要素高效流动集聚，促进区域间科创产业对接协作、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实现互融、互促、互利、共赢，有利于更好释放区域战略多重叠加效应，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建议进一步明确区域间联动融合发展的主要思路，坚持以全球化视角协同推进区域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区域战略与其他国家战略协同推进，坚持区域战略之间的对接联动，发挥产业集群带动作用；聚焦区域间联动融合发展的重点领域，推动产业对接协作、科技创新协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共治共保。同时，优化完善区域间联动融合发展的路径举措，统筹推进四大板块发展，深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推动不同主体功能区差异化发展，深化区域间合作机制，健全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完善区域间合作保障机制。（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鲍家伟，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政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区域经济。著有《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推进机制分析》《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举措》《更加注重高质量发展推动城镇化行稳致远》等学术论文。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策略与重点
——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徐康宁
制度型开放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其特征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扩大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对外开放进程必然经历的新发展阶段，是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举措。目前的主要任务是从更深层面审视国内经济制度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异同，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相通相容，以适应新的发展需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应同时实施向内向外维度的双向推动策略。一方面，向内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升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相容度，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另一方面，向外积极推动国际经济制度建设，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从制度的接受者、接轨者转向制度的提供者，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提供更多制度性公共产品。
基于制度型开放的双向推动策略，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在稳步实施的前提下，积极扩大制度型开放：第一，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促进重点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第二，建设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标准，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第三，扩大自主开放，进一步推动商品、服务、资本、劳务市场开放；第四，积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第五，有效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建设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第六，积极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为完善国际货币制度增加中国分量。（选自《学术前沿》2024年第22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徐康宁，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东南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长期从事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学、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发表论文300余篇，在《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数十篇理论文章。
数字贸易异质性与国际竞争新优势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沈玉良
数字贸易的出现及其异质性正在改变国家竞争格局，成为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的新动力。现有的贸易理论能部分解释数字贸易的来源，但由于数据的特征以及数字企业的范围经济使数字贸易来源更具多样性和差异性。其中，数据科学家在国际竞争优势的形成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正改变全球价值链格局，数据要素已经成为国际竞争格局的新要素。与同等经济发展阶段和规模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在数字贸易上具有明显优势，为提升国家竞争优势提供了机会。
要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首先，要加快研发数字核心技术，瞄准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前沿趋势，充分利用中国广阔的应用场景优势，吸引国内外一流科学家，培养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数据科学家，并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生物信息科学等领域进行超前研究。其次，要攻克芯片和基础软件等技术难题，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数字核心技术领域的差距。再次，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数字标准、规则的制定，使中国在数据领域的优势转化为数字贸易的优势。此外，要加快国内数字贸易法律体系建设。以数据服务、货物贸易数字化、服务贸易数字化为依据，针对细分行业，形成与国际数字标准和规则相匹配的具体领域的国内数字规则。（选自《学术前沿》2024年第24期，详见全文）
作者简介
沈玉良，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长期从事国际贸易理论规则与政策、数字贸易理论、规则和政策等研究工作，出版《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研究》等五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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