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共同富裕”概念提出后，海外学者围绕中国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展开深入研究，近年来呈现出研究成果丰富、研究视角多元、研究来源广泛的整体特点。海外学者主要从价值内核、概念演变等方面开展理论背景研究，从政策取向、现实进路等方面开展内容特征研究，从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与世界不平等治理的角度开展价值意义研究。未来，国内学界应加强基础理论体系阐释，避免共同富裕的标准被曲解；进一步探索共同富裕实践规律，回应海外研究关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答好共同富裕这道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时代必答题，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促进中国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的体系化研究阐释与国际化传播交流。
【关键词】海外研究 共同富裕 现实启示 国际传播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4.011
金伟，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博导。研究方向为海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主要论文有《中国式现代化的对外传播探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探析》《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话语构建研究》《近年来海外全过程人民民主研究述评》《习近平关于发展环境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的原创性贡献》等。
共同富裕是人类文明发展中的美好理想，然而，一些国家在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同时，也长期存在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问题。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1]推动共同富裕的中国方略，既是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也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由此，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迅速成为备受海内外关注的学术议题与政治议题。梳理近年来海外关于中国共同富裕的讨论与研究，把握海外学界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富裕的主要关注点与基本观点，不仅能为提高中国式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的认知度和认可度提供理论关照，也能为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建设与实践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近年来海外关于中国共同富裕研究的现状及特点
研究成果在数量和质量层面均显著提升，研究视角由单一学科转向多维度的理论框架构建。学术论文成果主要发表在《中国与世界经济》（China & World Economy）、《经济分析与政策》（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国际思想评论》（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等杂志。《中国与世界经济》主要从社会政策、劳动力市场、城乡差异、收入分配以及相关实证视角展开研究，其中与中国共同富裕直接相关的研究发文有2022年第1期新南威尔士大学卡克瓦尼教授（Nanak Kakwani）参与撰写的《中国的增长与共同富裕》、[2]2021年第6期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龚斌磊教授参与撰写的《收入趋同与共同富裕：来自中国的实证》[3]等；《经济分析与政策》直接关联中国共同富裕的研究发文有2023年总第79期日本东海大学国际研究院赫萨里教授（Farhad Taghizadeh-Hesary）参与撰写的《迈向可持续发展目标：共同富裕是否与减碳相矛盾？》[4]等；《国际思想评论》在2022年第1期发表了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唐迈教授（Michael Dunford）的《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5]等；《世界政治经济学评论》发表了由英国社会主义政治活动家、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Ross John）所著的《为何共同富裕有益于社会主义和中国经济》[6]等。从著作成果看，近年来海外直接出版的以中国共同富裕为题的著作不在少数，其中包括：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所著的《共同富裕：包容性增长的中国方法》、[7]美国作家凯尔·费拉纳（Kyle Ferrana）出版的《世界为何需要中国：发展、环保和共同富裕》[8]等。政策研究报告等成果主要从政治学、经济学、地区研究与国际关系等视角展开，相关研究报告均聚焦“共同富裕”。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中国“共同富裕”评析》[9]报告解读了“共同富裕”概念在中国共产党政治理论中的形成过程，并评价了共同富裕在消除中国绝对贫困历史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与作用，然而，相关论点受该学会的资助结构及意识形态倾向影响较为明显；大西洋理事会发布的《什么是共同富裕，它将如何改变中国及其与世界的关系？》[10]报告在对相关概念作出解读的同时，也客观评价了相关政策对中国经济结构、世界经济格局可能产生的影响；日本综合研究所发布的《习近平倡导“共同富裕”的现实意义》[11]分析了政策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并将“共同富裕”同“高质量发展”相联系。
研究学者的学术能见度均较高，具备国际学术话语权。目前，华人及华裔学者仍然是境外开展关于中国共同富裕研究的主力，许多学者来自新加坡、美国、英国、中国港澳台地区，如原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等。同时，海外本土学者对于中国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的关注也有所增加，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编辑林赛·梅兹兰（Lindsay Maizland）、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瓦西里·米赫耶夫（Vasily Mikheev）、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劳伦·约翰斯顿（Lauren Johnston）、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德克斯特·迪夫·罗伯茨（Dexter Tiff Roberts）等。从研究领域上看，有多年持续关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学者，如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唐迈（Michael Dunford）、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伯特·霍夫曼（Bert Hofman）、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Robert Lawrence Kuhn）、英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凯瑞·布朗（Kerry Brown）等。这些研究者或评论员在各自国家均具备较高的学术影响力与社会知名度，有较长时间在中国或亚洲地区生活及工作的经历，长期关注中国问题，拥有相对广泛的读者群体，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中外交流中的突出理论问题。
研究主体的构成呈现出多样化特征。目前，海外关于中国共同富裕的研究主要来自美国、俄罗斯、法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国家。其中著名的国家智库、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美国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美国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日本综合研究所（株式会社日本総研）等。同时，海外主流媒体、报刊也高度关注中国的共同富裕理论和实践，在新闻报道和社论文章中对这一战略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评论，包括彭博社（Bloomberg）、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国际媒体组织国际新闻网（INEWS）、英国《论坛报》（The Tribune）、英国广播公司（BBC）等。海外新闻评论总体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的特点，主要差异体现在其评论立场与目的上。许多海外新闻从业者具有政府相关的工作背景，他们对于时政事件的评论往往体现本国政策导向与意识形态倾向，这类评论本质上服务于本国政府和特定资助方，对待这类新闻评论，应当保持清醒认知并进行具体分析。此外，面对各国高校、研究机构、媒体和民众对中国共同富裕实践的关注和评论，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中国日报（China Daily）等主流国际传播平台及其下属的融媒体矩阵，正积极开展相关的宣传和阐释，刊发如《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建立福利国家》[12]等外文理论文章，通过多语种、多形态的内容生产，向世界讲好新时代中国共同富裕的故事。
总体而言，中国共同富裕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路径已受到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这一话题吸引了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及地区的广泛学术参与，其中，华人或华裔学者、高校研究机构以及高端智库等传统海外中国学研究力量仍是研究的主体力量。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增强、全球贫富分化加剧以及中外经贸合作深化，关注和研究中国共同富裕问题的海外学者和机构数量仍将增加，研究的视角仍将拓宽。但需要指出的是，面对国外相关研究的多元复杂态势，我们应当保持清醒认识，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其中具有建设性的观点，要积极吸收借鉴；对于负面意见也要冷静分析，深入挖掘国外学者产生误解的根源，以便进一步推进我国共同富裕的理论发展与实践进程。
近年来海外关于中国共同富裕研究的观点解读
当前，海外学者对中国共同富裕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已经越过起步阶段，处于深化发展的进程中，主要关注中国共同富裕的理论创新与政策导向，同时展开对于中国共同富裕的实践机制、实践效果的实证研究。通过对现有材料进行分析，根据“挖掘理论源流、探索现实进路、考察价值意义”的研究逻辑，可以将近年来海外关于中国共同富裕的研究归纳为三个方面。
关于共同富裕概念及其演进的研究。整理发现，海外观察者对于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从何而来、向何处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共同富裕’的概念深深根植于中国共产党。”[13]国际学术界对于共同富裕在中国共产党政治语境下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考察研究，主流观点多以事件或概念为主要线索展开分析。
在价值内核维度上，部分海外学者认为，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这既展现马克思主义政党追求公平、避免两极分化的价值目标，也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有学者提出，考察共同富裕的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这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4]。共同富裕所蕴含的公平、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承诺，尽管受到全球局势变化与疫情的冲击，中国推动共同富裕的行动从未停止。[15]“与西方不同”是海外观察者所关注的关键词。有学者认为，从毛泽东同志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尝试融合社会主义与中华文明所共有的价值观念，共同富裕便是融入中国传统平等观念的社会主义社会愿景，这将带领中国走向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16]类似的观点也认为，在西方社会两极分化问题日趋严峻的背景下，共同富裕不是复制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而是中国共产党实现自身价值目标的全新模式。[17]总体而言，这些海外学者认为共同富裕源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伟大追求，当下中国正在将其打造成为一个具备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公共产品，为解决资本主义世界越陷越深的不平等问题提供中国方案。[18]
在概念演变维度上，部分海外学者以共同富裕概念在新中国发展历程中的提出及演进来划分历史阶段，进而说明共同富裕概念在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及决策中一脉相承的理论发展逻辑。有学者认为，共同富裕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1953年9月25日在《人民日报》刊发的题为《社会主义的路是共同富裕的路》的文章，文中明确提出“共同富裕”一词，直至1999年中国开始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探索解决城乡差距的路径，再到2020年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立，中国开始以强有力的措施限制资本的无序扩张，标志着中国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新方案正式付诸实践。[19]有学者运用类似的方法，指出1979年共同富裕概念经历了“只有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结合过程，这种对概念的进一步阐释在那个年代激发了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20]整理研究发现，海外观察者们普遍想要了解，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是否依然在坚持改革开放之初的政策取向？当前的共同富裕在内涵和外延上是否发生了变化？对此，有学者提出，当下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共同富裕继承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政策取向，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调节过高收入，重新界定和清理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在全社会的比重”，是对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的充分发展与制度设计。[21]从概念的生成与发展维度来看，当前这些海外学者对共同富裕的深化阐释，正如彭博社的一名高级记者所描述的，“毛泽东同志对平等社会的追求，使他将共同富裕写进了党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同志指出先富带动后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帮助后面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重新强调共同富裕的初心使命与最终目标”。[22]
关于中国共同富裕的政策进路研究。国际学术界立足对共同富裕历史内涵的分析，逐渐将目光转向中国近期的政策变化。有海外观察者认为，中国正在寻找调节政府与市场、党与社会、发展与稳定之间关系的路径，同时审慎规避这样的变革可能对投资环境、社会稳定与高质量发展的不良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在稳增长中调结构，从而实现共同富裕，成为当前许多海外观察者重点关注并试图从多个视角进行解读的议题。
在完善社会保障的政策取向上。海外观察者普遍认为，实现共同富裕并不仅关乎经济问题，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政策和实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通过提振中国经济，最终实现提高国内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目的。这种观点认为，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具有“生产性、发展性”社会福利体系，其主要特点是追求经济发展与社会福利的平衡。[23]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也改革和重建民生保障体系，特别是进入21世纪，中国民生保障事业突飞猛进。短时间内，中国基本摆脱低福利国家的局面。[24]通过对海外研究文献的系统梳理可以发现，海外观察者对于中国共同富裕的前提达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即中国改革使得数亿人脱离绝对贫困，这是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即使是对中国最苛刻的评论家也承认其在物质生活水平上的巨大提升，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为自身、为世界大幅度减少贫困方面的成就值得称赞”。[25]部分海外观察者认为，中国近期政策变动的目的是为解决住房、医疗、教育等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亚洲社会政策研究院报告提出促进共同富裕的具体措施，包括扩大公共服务，特别是向退休人员等低收入群体倾斜，同时进一步推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26]有学者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中心方向是筑牢扩大中产阶级的制度保障，根据“双循环”的新经济战略，更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对于扩大国内消费和市场至关重要，将扩大国内市场作为增长引擎，实施自力更生，减少对出口和海外投资的依赖。[27]与此同时，运用新兴科学技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也是海外学者关注的重点。有学者主张，通过数字技术与财政融合来调节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数字化拓宽融资渠道，从而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以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28]在社会保障方面，运用信息技术，使民众能够公平地享受到更优质的公共服务，大幅提高养老、卫生、学校教育的数量、质量和可行性，通过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初次分配差距，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做强国内大循环。[29]
在第三次分配的现实进路上。有海外学者指出，如果政府想要纠正一些不平等现象，从根本上说有两个选择：重新分配或改善市场结果。[30]欧洲国家广泛采取的是第一个路径，也就是市场结果在更高程度上的再分配，但这种欧洲模式也带来了“福利陷阱”，如社会活力减弱、维持福利政策的财政支出巨大等。日韩国家采取了另一个路径，即通过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使市场平衡的结果更加符合预期，这种政策的再分配相较于欧洲模式更加可操作、可持续，既确保了市场结果的公平性，也更加温和。然而，中国似乎选择了第三条道路，“中国为了实现2035年的目标，启动了‘第三次分配’”。[31]第三次分配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重要补充，其特点是社会成员基于道德自觉与社会责任，通过公益形式实现资源自愿配置。有海外学者对此评价道，无论中国在分配方式上如何选择，所有的政策都必须得到精准数据与科学分析的有力支持，这样才能实现正确决策，因此政策研究人员获取准确的居民基本收入数据至关重要。[32]部分海外观察者认为，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更大的政策空间来践行这第三条道路，但需要注意一些现实问题，也就是协调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还有观点认为，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有必要在政策管理中平衡效率和公平，在公平和透明的规则下协调所有阶层的利益，同时最大限度地增强市场活力。[33]同时，有智库预计，企业在第三次分配中将发挥关键作用，企业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共同富裕事业，如设立二级基金或慈善信托，甚至成立慈善组织，共同富裕政策将鼓励企业家把自身企业同社会相联系。[34]可见，只有在做好初次与再分配的基础上，第三次分配才能更好发挥作用。同时，做好第三次分配，也有利于初次和再次分配，还能促进社会体制健全，改善市场环境，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等。因此，要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就必须把三次分配都做好。
在对资本市场有序发展的监管上。长期以来，资本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中国在切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严格措施遏制资本无序扩张，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以明确的规则、有效的法律和更大的政策透明度来指导和监督中国的企业”[35]，应对新时代资本要素监管和金融稳定的重大挑战。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其无序扩张的内在驱动力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资本运作的内在逐利性，二是资本通过扩张提升竞争能力，三是资本企图规避监管。许多海外观察者认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大部分调节政策都属于为推进共同富裕而采取的行动，“西方国家的监管只是试图克制可能破坏市场稳定的做法，中国的监管旨在为经济发展注入一种公平感”，[36]“在资本无序积累、垄断和投机得到控制的情况下，富人可以继续富，穷人就不能继续穷了”。[37]英语世界的研究机构分析了中国资本监管体系建设的可能走向。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报告认为，中国在新发展阶段“要从国家、监管部门和资本体系等层面重新认识资本的功能和地位”，并尝试建立一个“要素凸显、运作合规、成本收益合理、监管有效、保障有力的资本要素市场及其监管体系”。[38]伦敦政经相关报告认为，更严格的监管审查，尤其是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监管审查是一种全球趋势，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共同富裕要达成遏制资本无序扩张的目标就必须设立横跨市场监管、网络空间、金融监管、税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多个机构的监管权，形成集中又分散的新型监管制度。[39]
关于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价值意义研究。长期以来，海外观察者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与立足点，在评价中国经济发展及社会建设实践时，往往戴着“有色眼镜”。究其本质，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于中文文献材料的理解不够深入，另一方面则是因其囿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立场的藩篱。然而，也有一些秉持实证精神的海外学者和评论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在研究中避免对中国独特性及政治经济社会实践的过度解读，同时对中国经济政策与社会治理实践作出相对公正客观的评价，并进行合理性论证。
国际学术界部分观点认为，中国在新的时间节点重提共同富裕，旨在应对新时代所面临的一系列现实课题。其一，这是对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动作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仍然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共同富裕成为中国新发展阶段的战略举措。部分海外研究者提出，共同富裕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社会不平等问题的关注。有学者分析数据提出，在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而在收入分配领域的挑战日益显现。[40]美国相关智库报告称，“中国在消灭绝对贫困中取得了可喜的成功”，但在应对社会收入与消费水平的鸿沟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41]“面对这些仍然存在的挑战，中国领导层自2021年以来一直提倡共同富裕”，“这反映出减少收入不平等的意图，同时帮助人们实现更好的生活水平”。[42]共同富裕是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不平等问题的卓越创新方案，这一方案不仅能克服低生活水平的整体贫困，也能驱离资本的无序发展，其本质是对中国经济结构的合理利用。[43]其二，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些海外学者认为，扩大内需成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主引擎，而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这一方案应为形成和启动新的“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作出重大贡献，最终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贡献。[44]“让橄榄更丰满”，通过调节财富两极分化的现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最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45]“共同富裕旨在提高收入，最终使中国人民更充分地参与经济生活”，[46]同时减少对债务推动经济发展的依赖。相同的观点认为，“共同富裕将会通过基本和全面的生活保障提升消费倾向，促进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同时通过加强人力资本，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经济发展质量”。[47]其三，在改革过程中突出党的领导与制度优势。有学者关注到共同富裕之于新时代党的领导的重要性，[48]中国领导层正在将工作重点转向改善民众生活质量，并将其作为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破口。[49]
共同富裕的答案需要在下一步的行动路径而非理论预设中来寻找。[50]正如有观点指出，“共同富裕的概念需要后续发展的进一步评估，而不是现在就下结论”。[51]但立场、方法深刻影响着海外观察者对中国共同富裕进程的认知和态度。部分海外学者在对中国政策文本的解读中，存在选择性引用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对共同富裕的政策主张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产生碎片化、片面性的认知。个别海外观点认为，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私营企业，或将面临较大的转型压力，[52]将这一政策进程视为旨在加强对私营企业的管控力度。[53]这样的论调将共同富裕曲解为“劫富济贫”与“平均主义”。面对这样的主观臆断，有许多海外学者提出了反驳，“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共同富裕的推进没有深入理解其制度基础、历史语境，存在着断章取义的问题”，[54]“改革监管绝不是中国独有的，美国的监管改革也不见得对市场造成负面影响”。[55]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愿望，是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经济基础，也是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制度保障，中国的高速发展证实了这一点，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是必要的制度安排。[56]“事实胜于雄辩”，有学者如是说，在部分海外政治媒体以及少数经济学者对中国共同富裕持负面态度的同时，流入中国的外国投资也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57]有智库研究报告建议，决策者不要根据对中国经济失败的虚构假设来制定政策，同时应当认识到，通过双边贸易和投资政策向中国施压的效果将越来越弱，而多边贸易激励被证明是更为有效的策略。[58]新自由主义叙事在西方主流学术场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些观点暴露出他们已经无法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而再次陷入了仅在‘个人-市场’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思维模式下考虑其有效性的迷思”。[59]
相比于部分海外学者的误解与误判，共同富裕正被越来越多的海外研究者视为中国以负责任的态度为解决不平等问题提出的中国方案。“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共同富裕不仅对中国本身意义很大，而且对世界、对我们现在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备很大贡献”。[60]有海外研究者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式现代化的显著区别就在于各自的价值取向，东方的共同富裕与西方的两极分化形成了鲜明对比。[61]中国正在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共同富裕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初心，“共同富裕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承载着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62]有智库报告指出，共同富裕强调解决的恰好是西方政府长期以来面对的社会两极分化问题，这不失为应对此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还有学者提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相比西方国家的相对成功将证明其政治体制在所有制度、物质、道德甚至精神等方面的优势，可视为将中国智慧推向全球的有力支撑。[63]
近年来海外关于中国共同富裕研究的总结与启示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一大批海外学者围绕“共同富裕”这一中国表述进行了包含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多学科在内的广泛研讨，他们或采取实证分析式的研究，或以理论阐释，又或进行比较性研究，取得一系列具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构成海外关于共同富裕研究的初步基础。事实上，共同富裕作为一个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的研究课题，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发展，内涵不断丰富，逐步成为海外关注中国政策的“显学”。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正在新时代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其不仅内蕴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更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中国，与21世纪的世界融为一体，中国的发展在造福本国人民的同时，也为世界发展进步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64]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学术界对共同富裕议题的关注度持续升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当前，海外观察者、国际舆论场关于共同富裕议题的讨论掺杂着各种政治因素与意识形态的考量，存在着个别不同程度的误判甚至恶意的宣传。对此，我们需要保持清醒认识，辩证看待这些研究成果，并从中获得推进共同富裕历史进程的思考与启示。
加强基础理论体系阐释，避免共同富裕标准被曲解和误读。在将中国共同富裕理念和实践置于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开展横向比较与评估时，明确其理论框架和评价标准至关重要。为了促进海外观察者和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共同富裕的深刻理解，我国学者应当更加积极加强对外理论概念阐释，推动形成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共同富裕评价标准，从而推动国际学术交流更为顺畅。其一，进一步明晰共同富裕研究的理论概念。部分海外学者能够从渐进富裕的过程视角理解共同富裕，但是对其适用范围理解不一，多数海外学者尚未充分认识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涵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共同富裕，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互融合、协调发展的共同富裕，同时也没有关注到共同富裕与新发展理念的内在统一性，将共同富裕视为单独的政策。因此，如何面向世界深入阐释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并进行多维度解读，将成为同国际学术界交流的重点论题。其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话语体系。部分海外学者习惯采用新自由主义视角来评判中国共同富裕实践，将是否遵循资本逻辑作为能否达成富裕的前提，这往往导致他们作出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判断。这一现象也向国内学界提出了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话语体系、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话语权的时代任务。其三，提高中国共同富裕理念的国际对话能力。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与实践经验为国际社会重新审视不平等与两极分化问题的原因提供新的视角，共同富裕不仅关乎物质层面的富裕，而是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个维度。同时，我国也应关注并尊重不同国家在消除两极分化与不平等问题中的探索与实践，共同探寻建立更加全面、多样、公平的消除贫困标准，促进国际间开展更具可比性的交流与合作。
进一步探索共同富裕实践规律，回应海外研究关注。当前，海外关于中国共同富裕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聚焦实践层面，他们往往将增长率、居民受教育程度、公共卫生健康水平、劳动力人口结构等视为衡量共同富裕水平的关键维度，并善于通过具体案例考察中国共同富裕的实践成效。相比而言，国内学界则更多选择采取理论分析方法研究共同富裕，对于实践工作的实证研究还有待加强。为提升中国共同富裕的说服力，国内学界应更加注重实证研究方法的应用，积极增加对外实践议题的交流。其一，从农村及城乡社区共同富裕实践中挖掘研究问题。底层贫困是各国消除不平等实践的共同话题，而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与基层治理方面的经验极为丰富，如基层自治、城乡融合等。因此，我国学者可以更多分享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在推进共同富裕历史进程中的价值功能与运行方式等，与海外观察者共同探讨消除三大差别的创新与发展，帮助其从基层治理实践中理解共同富裕。其二，因地制宜探索共同富裕的实现机制。我国各地区资源禀赋各不相同，通过立足本地实际探索有效路径并总结经验，能够形成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指导原则，进而推动共同富裕实现机制不断完善。如浙江以经营主体多样性、较强科技创新能力、高水平的社会治理体系为基础，在推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上先行先试，为欠发达乡镇加快走好绿色发展、生态富民、科学跨越道路提供了实践示范，相关经验尤其值得同海外分享。其三，从历史实践中提炼理论议题。中国的共同富裕概念经历了长时间的演进，可以从历史事件、政策演变以及社会实践中提炼理论观点，深化对共同富裕的理论研究，如从“耕者有其田”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到“先富带动后富”等。这都有助于将中国实践同国际理论框架更好结合，为国际学术界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观点。通过以上方法，中国学者能够更为深入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言之有物地分享共同富裕的成功实践，促进中国共同富裕的国际交流合作。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答好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时代必答题。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本质体现，还是衡量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准，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中国的共同富裕历史进程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脱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单独存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65]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定阶段，能够通过改良手段较为有效地处理“公平”和“效率”的背反，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共同发展、共同享有，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共同富裕的实践就是一条确证，其不仅破除了海外近年来对于中国走“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的攻讦，也破除了海外关于社会主义的种种错误论调。事实胜于雄辩，面对旁观者的质疑，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实践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同时进一步诠释“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6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中国正在走一条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的道路，也是不断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开拓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海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状况与分析”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ZD004；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梓齐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释
[1][66]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19、14页。
[2]N. Kahwani; X. Wang; N. Xue et al., "Growth and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022, 30(1).
[3]Z. Qian; L. Yuan; S. Wang et al., "Epidemics, Convergence, and Common Prosperity: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021, 29(6).
[4]Y. Liu; K. Dong; J. Wang et al.,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Does Common Prosperity Contradict Carbon Reduction?"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 2023, 79.
[5][19][29][37][56]M. Dunford, "The Chinese Path to Common Prosperity," 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 2022, 12(1).
[6]R. John, "Why Common Prosperity Is Good for Socialism and for China's Economy,"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2, 13(1).
[7]Y. Zheng, Common Prosperity: A Chinese Approach to Inclusive Growth, trans. by J. Liu, Palgrave Macmillan, 2024.
[8]K. Ferrana, Why the World Needs China: Development, Environmentalism, Conflict Resolution & Common Prosperity, Clarity Press, 2024.
[9][13][41][50]R. Hass, "Assessing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Campaign," 9 September 2021, 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assessing-chinas-common-prosperity-campaign/.
[10][46]Atlantic Council, "What Is 'Common Prosperity' and How Will It Change China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World?" 16 December 2021,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issue-brief/common-prosperity/.
[11][47]Y. Miura, "The Reality of 'Common Prosperity' Advocated by the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28 March 2022, https://www.jri.co.jp/en/reports/rim/2022/83/.
[12]S. Yu, "Common Prosperity Doesn't Mean Building a Welfare State," 22 October 2022, https://global.chinadaily.com.cn/a/202110/22/WS6171f656a310cdd39bc70721.html.
[14]R. L. Kuhn, "Common Prosperity: What It Means and Where It Is Going," 30 June 2022, https://news.cgtn.com/news/2022-06-30/Common-prosperity-what-it-means-and-where-it-is-going-1bhvB8L1Ebe/index.html.
[15]D. Bruce; X. Kailing; B. Kerry et al., "Common Prosperity: What Next for China?" 6 July 2022, https://www.chathamhouse.org/events/all/members-event/common-prosperity-what-next-china.
[16]W. A. Callahan, "History, Tradition and the China Dream: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in the World of Great Harmo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5, 24(96).
[17]K. Vaswani, "Changing China: How Xi's 'Common Prosperity' May Impact the World", 7 October 2021,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8784315.
[18][26][63]G. Wu,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Program: Causes, Challenges, and Implications," 31 March 2022, https://asiasociety.org/sites/default/files/2022-03/ASPI_ChinaCommonProsp_report_fin.pdf.
[20]D. Bandurski, "A History of Common Prosperity," 27 August 2021, https://chinamediaproject.org/2021/08/27/a-history-of-common-prosperity/.
[21][30][32][48]B. Hofman, "Common Prosperity Did Not Fall from the Sky," 5 October 2021, https://merics.org/en/comment/common-prosperity-did-not-fall-sky.
[22]J. Paskin, "What 'Common Prosperity' Means and Why Xi Wants It," 3 September 2021, 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1-09-03/What-common-prosperity-Means-and-Why-Xi-Wants-It-Quicktake.
[23]I. Holliday, "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 Social Policy in East Asia," Political Studies, 2000, 48(4).
[24]王绍光：《中国仍然是低福利国家吗？》，《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第22期。
[25]P. Sweeney, "China Swaps its Poor for the Merely Miserable," 20 December 2019,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breakingviews/breakingviews-china-swaps-its-poor-for-the-merely-miserable-idUSKBN1YO0AN/.
[27]J. C. Leung, "Common Prosperity: A Conundrum for China," 21 October 2021, https://www.asiaglobalonline.hku.hk/common-prosperity-conundrum-china.
[28]X. Ji; K. Wang; H. Xu et al., "Has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Narrowed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The Role of Entrepreneurship in China," Sustainability, 2021, 13(15).
[31]N. Berggruen; N. Gardels, "How Universal Basic Capital Can Help China Achieve Its 'Common Prosperity' Goal," 11 September 2021, https://www.nicolasberggruen.com/writings-blog/how-universal-basic-capital-can-help-china-achieve-its-common-prosperity-goals.
[33]C. H. Kwan, "China Aims for 'Common Prosperity' — Increasing Rural Incomes and Secondary Distribution Reform as the Key," 5 January 2022, https://www.rieti.go.jp/en/china/22010501.html.
[34]T. Ng, "'Common Prosperity' In China: What Does It Mean For Philanthropy?" 18 May 2022, https://www.ifcreview.com/articles/2022/may/common-prosperity-in-china-what-does-it-mean-for-philanthropy/.
[35]Y. Gupta, "Reducing Income Gap in China," The Tribune, 10 September 2021.
[36]S. Hsu, "China's Communist 'Common Prosperity' Campaign," August 2021, http://www.thediplomat.com/2021/08/chinas-communist-common-prosperity-campaign/.
[38]J. Zhaohui,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Capital: Performance, Risks, Root Causes, and Responses," 5 March 2022, https://interpret.csis.org/translations/disorderly-expansion-of-capital-performance-risks-root-causes-and-responses/.
[39]X. Sun, "Decoding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Drive," 7 April 2022, https://www.lse.ac.uk/ideas/publications/old-updates/decoding-china's-common-prosperity-drive.
[40]S. Jain-Chandra; N. Khor; R. Mano et al., "Inequality in China-Trends, Drivers and Policy Remedi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8, p. 19.
[42]D. Emmers; S. Rozelle, "Common Prosperity Should Start Early," 3 November 2023, https://sccei.fsi.stanford.edu/news/common-prosperity-should-start-early.
[43][57]J. Ross, "Why Common Prosperity Is Good for Socialism and for China's Economy," 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2022, 13(1).
[44]V. V. Mikheev; S. A. Lukonin; I. V. Vakhrushin, "China: Is Common Prosperity Possible?" Mirovaia ekonomika i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2023, 67(11).
[45]M. Ravallion; S. Chen, "Fleshing Out the Olive? On Income Polarization in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29383, October 2021.
[49]A. Smith; R. Hu, "China Created More Billionaires Than the U.S.," 5 September 2021, https://www.nbc.news.com/news/world/china-created-more-billionaires-u-s-now-it-cracking-down-n1278438.
[51][55]C. K. Ping, "Crackdown Sinks China Shares," Wall Street Journal, 21 August 2021.
[52]W. C. Kirby; N. B. Truwit, "Common Prosperity? China Shifts Left," January 2022, https://www.hbs.edu/faculty/Pages/item.aspx?num=61907.
[53]W. W. Lam, "China. Implications of Xi's Revival of the Maoist Slogan 'Common Prosperity'," 27 August 2021, https://theglobaleye.it/china-implications-of-xis-revival-of-the-maoist-slogan-common-prosperity-the-jamestown-foundation/.
[54][59]S. R. Gelfenstein, "Toward Common Prosperity," 14 September 2021, https://mronline.org/2021/09/14/towards-common-prosperity/.
[58]D. J. Bulman, "'Common Prosperity' and China's State Capitalist Welfare State," https://www.wilsoncenter.org/publication/common-prosperity-and-chinas-state-capitalist-welfare-state.
[60]郑永年：《共同富裕是新时代的新使命》，《中国经济时报》，2021年10月25日，第2版。
[61]A. Durrani, "Chinese Modernization Agenda Offers Hope for the World," 25 October 2022, https://news.cgtn.com/news/2022-10-25/Chinese-modernization-agenda-offers-hope-for-the-world-1eoybhJrjl6/index.html.
[62]K. Vaswani, "Changing China: How Xi's 'Common Prosperity' May Impact the world," 7 October 2021, https://www.bbc.co.uk/news/business-58784315?amp%3Bat_campaign=KARANGA.
[64]姜辉：《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世界意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
[65]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02～503页。
责 编∕邓楚韵 美 编∕梁丽琛
A Critic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on China's Common Prosperity Policy
in the New Era
Jin Wei
Abstract: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mmon Prosperity concept, overseas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research on China's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s, demonstrating three distinctive trends in recent years, exponential growth of academic outputs, diversification of analytical perspectives, and expansion of research sources. Current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primarily investigates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through examining value orientation and conceptual evolution, policy characteristics via analyzing governance direc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by assessing domestic economic impacts and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nequality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Chinese academia should prioritize three strategic initiatives: First, strengthen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fundamental theories to prevent conceptual misinterpretation of prosperity benchmarks. Second, deepe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into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to address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cerns. Third, uphold socialist principl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rough developing globally resonant conceptual frameworks that respond to this era-defining imperative. Such efforts will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grated research paradigm for Common Prosperity studies while enhanc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alogue through institutionalized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channels.
Keywords: overseas studies, common prosperity,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