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全球南方国家面对结构不平等、利益分配不均的国际秩序时，谋求自身发展并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时经常遭遇三重经典困境，即如何接受国际经验、如何推动国家发展、如何对外提供发展资源开展国际合作。中国式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有效融入国际秩序并保持自身独立发展的新路径，为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协同发展的新模式提供了新探索，为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发展治理机制提供了新示范。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全球南方 发展知识 全球发展治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D815/D82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3.009
【作者简介】徐秀丽，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院长、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国际发展理论与实践、中非合作与对外援助，主要著作有《发展援助体系——美国、英国、日本国际发展合作多元主体的构建》《处在十字路口的坦桑尼亚：历史遗产与当代发展》等。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发展与非洲发展、贫困研究，主要著作有《发展援助的未来》《贫困的终结》《新发展的示范：中国援非农业示范中心的微观叙事》等。
中国式现代化是推动中国第三次学术转型的重要力量。[1]它意味着新时代研究者们需要超越传统全球知识版图中“中心-边缘”的依附状态，以全新的主体自觉和问题意识关照中国发展的生动实践，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学术议程的设定和新型学术理论的对话。[2]具体到发展研究领域，中国式现代化为破解全球发展理论中的三重经典困境提供有益启示。这三重困境分别是：第一，如何在一国独立发展与融入国际社会之间寻求平衡；第二，如何处理一国内部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既形成合力又保持彼此张力；第三，如何破解既要“走出去”参与发展合作，又超越殖民范式和霸权范式，建立一种更为平等互利的发展共同体的困境。[3]
上述三重经典困境是后发国家面对结构不平等、利益分配不均的国际秩序时，谋求自身发展并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时经常遭遇的场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探索的方案与路径“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4]有助于全球发展学者不断拓宽人类理解、推进和衡量发展的知识边界和思想版图，创新既有发展知识体系，推动全球发展倡议的实践创新和理论探索。
融入国际秩序并坚持独立自主发展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在经济领域表现为技术、人才、市场等多方面的不平衡，在政治领域则体现为军事、组织与话语力量的不均衡。这种不平衡的国际秩序往往使发展中国家容易陷入“结构封锁”，[5]形成边缘位置的路径依赖，因而他们要么推行孤立主义，要么以牺牲主权为代价融入国际体系，这构成了发展研究中的经典二元困境。[6]源起于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论和结构主义正是对这一困境的理论回应，而20世纪60年代在发展中国家广泛推行的“进口替代”政策则是实践层面的尝试。自20世纪末以来，有关援助陷阱和全球价值链（GVC）的相关论述则进一步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对这一困境的深刻反思。[7]在此思想的指引下，许多贫困国家对国际秩序体系持怀疑态度，秉持保守的国际合作理念，甚至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投资、贸易和援助也持谨慎心理，导致其易失去发展机遇。
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表明，融入国际体系与丧失发展主权之间的对立是可以被超越的。只要坚定推进持续深入的改革开放，注重设计和利用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工具，秉持“选择性学习”理念，[8]发展中国家便可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同时，结合自身国情，汲取与自身相适应的因素，在双向社会化的国际实践[9]中不断积累自身的发展资源和发展动力，从脆弱依附型向独立发展型转变。
回顾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增强自身有效转化国际经验的能力一直是改革开放的核心要义。这一能力的核心要素包括务实的渐进式学习和掌握自身发展进程的主导权，前者是融入国际体系的方式，后者则是融入过程中所坚持的价值。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时表示，“中国下决心要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有国际社会的帮助，中国实现这些目标会更快、更有效率；没有，我们也照样要做”。[10]在实际合作中，我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战略机遇，从农村到城市、从东部到中西部、从技术到管理，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同时始终坚持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把握发展进程的主动权，通过将国际合作重点纳入国家五年发展规划，将合作优先顺序与国家发展战略部署紧密结合，以及将执行主体激励纳入政府行政体系等机制，自主地引导国际资源本土化转变，实现“为我所用”。
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中国着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在世界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和价值链中的受益能力，争取开放发展中的战略主动，从而避免陷入援助依赖和外商直接投资依附的困境。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有效融入国际秩序与保持独立自主发展之间往往陷入选择困境。以非洲国家为例，自独立以来近70年的发展历程中，其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实践始终受到国内外多种因素制约。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非洲大陆有超过30个国家处于追求独立发展的探索初期，曾试图直接复制西方主流发展经济学理论和工业化战略，以实现国家建设目标。[11]然而这些战略过于依赖“涓滴效应”，往往忽视了贫困人口的福利改善和工农业等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等根本性问题。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使非洲国家进一步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为摆脱危机，1980年，非洲统一组织推出《拉各斯行动计划》，强调自力更生、自主发展与经济合作，指出减少对外部的依赖是非洲国家走出经济困境的关键。尽管该计划重点关注人力资源开发、农业自给自足、科技自立以及本土工业发展等领域，体现了非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集体智慧和共同愿景，但由于巨大的资金压力，该计划难以有效落地。[12]因此，为获取外部资金援助和贷款支持，非洲国家不得不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结构调整方案》，并按照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规则、标准和方案进行经济建设。这导致大多数非洲国家推行国营企业私有化、经济市场化和贸易自由化改革，放松政府管制，反对各种形式的政府干预，并在财政、金融、农业、工业和外贸等方面进行了结构调整。[13]
然而，结构调整方案实施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非洲经济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反而遭遇了独立以来最为广泛和严重的经济危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后，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非洲的传统农业和民族工业丧失了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如尼日利亚的经济增长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高度依赖世界石油市场，推行了去工业化和去农业化的发展战略。随着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石油产业进入萧条期，该国经济增长开始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典型的“荷兰病”现象凸显。[14]其次，结构调整实施后，非洲国家的债务不减反增。据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统计，非洲大陆的债务从1980年的1269.2亿美元激增至1990年的2719亿美元。[15]再次，随着结构调整的推进，非洲国家的财政预算愈发依赖国际援助。相关统计显示，20世纪60年代，非洲接受外部援助年均30亿美元，而到20世纪90年代初，该数据已攀升至180亿美元。[16]非洲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3%，但在1993年国际金融机构和联合国提供的援助中，非洲占比达45%；在欧洲联盟提供的援助中，非洲占比达64%。[17]最后，结构调整还引发了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政府的反贫困职能被削弱，甚至引发了“城市暴动”等社会政治危机。据统计，因推行私有化改革，非洲国家的失业率上升了15%，进一步加剧了非洲国家的社会动荡和贫困。[18]
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脱钩”战略的影响下，选择孤立主义的发展道路，容易陷入“逆全球化”的困境。与西方现代化理论不同，依附理论主要基于第三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的发展经验提出。该理论认为，第三世界经济落后的根源在于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和外部环境，主张摆脱“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19]并倡导通过“脱钩”摆脱发达国家在现行世界体系中的霸权控制，反抗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以实现民族独立、自力更生和创新发展。在实践层面，许多发展中国家逐步探索实施“进口替代”政策，旨在通过本国工业产品替代制成品的进口，实现经济自主。[20]
在发展初期，这一战略模式通过限制进口、提高关税等手段使得部分发展中国家降低了外部依存度，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然而，随着“脱钩”政策的极端化实施，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只有切断联系并完全摆脱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才能实现经济上的自主发展。[21]这种观点违背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同时忽视了“进口替代”模式带来的效率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力以及易引发地缘政治危机等弊端，其可持续性受到质疑。如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墨西哥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建设的方针，实现从农业国到拥有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新兴工业国的转变，被称为“墨西哥奇迹”。然而，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其弊端逐渐显现：墨西哥外贸和国际收支出现巨额赤字，美国提高利率导致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本币贬值、资本外流，1987年通货膨胀率飙升至131.8%，[22]难以完全摆脱对美国经济的高度依赖。相较之下，委内瑞拉与美国的冲突更为激烈。为实现石油国有化并摆脱美国的经济控制，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采取了与美国断交、推行企业国有化、打击外资和国际贸易等激进措施。[23]然而，面对美国的经济制裁和国际石油危机，查韦斯的民粹主义经济理念导致委内瑞拉陷入长期超级通货膨胀、经济大幅波动和社会动乱的困境。
综上所述，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将坚持独立自主发展作为核心目标，既不以激进的方式全面否定现有国际秩序，也积极寻求通过自力更生、灵活务实的方式融入世界体系。在发展方向上，应坚定地融入现有国际体系。孤立主义难以提升国力，尤其在第四次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的当下，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容易导致固步自封，从而错失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在战略选择上，应坚持独立自主，同时根据自身发展阶段和发展优势，制定符合国情的发展战略和规划，明确国际资源本土转化的具体诉求，主动与援助方或投资方进行需求对接，掌握发展的主动权，开展有准备的国际发展合作。在实践路径上，应循序渐进，允许试错。明确不同发展阶段与不同国家开展国际合作的重点和优先顺序，在试点区域积累经验，待时机成熟后再大规模推广，从而加强底线管理，探索智慧灵活的开放合作新模式。
政府、市场和社会多方协同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为建立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协同发展的新模式提供探索经验。在经典发展研究中，政府、市场和社会等不同力量在推动发展中的作用常被割裂，形成新自由主义、发展型国家理论、结构主义等不同理论范式，这些范式更多体现不同力量之间的对立。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欧和美国经历了早期的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阶段，逐渐形成了以自由市场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以民主政治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以及以市民社会为支柱的社会制度。这三者相互独立、相互制衡，成为西方现代化的典型模式，并随着全球化扩散至非西方地区，形成了全球发展规范。然而，过去70多年来，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依靠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分离甚至对立机制获得发展的可能性极为有限。[24]
中国式现代化为整合政府、市场、社会三重力量的发展模式提供了新思路。作为后发国家，中国面临资源有限与发展需求多样的双重挑战：一方面，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资源相对匮乏；另一方面，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发育、教育投资、卫生环保等领域面临诸多任务。在此背景下，需要整合性的领导力量锚定发展总体方向，确定一定时期内发展的优先顺序，以便统筹有限资源。后发国家还须通过不断完善市场机制，促进微观主体的多方协作与创新，渐进式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由此，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充满了试验示范和有组织的基层创新，形成上下整合与制衡、左右竞争与协作的格局，促成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发力、共生演进、互动合一的发展模式。[25]
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是中国的减贫进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扶贫减贫工作，从早期的制度性扶贫到改革开放后的救济式扶贫、开发性扶贫，再到21世纪的精准扶贫，中国减贫治理经历了从区域瞄准到县、村、户瞄准的逐步细化过程，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多方力量，尤其在精准扶贫中，通过“五级书记抓扶贫”等治理方式，确保资源下沉到最基层，有效解决了减贫“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相互嵌入而非分离，往往是应对资本短缺、科技不足等局限条件的一种替代机制，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三者之间的互动模式也会进行有机调整。
在有的发展中国家中，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之间的关系并非有效协同合作，而是呈现对立紧张的态势。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能够推动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市场并非天然成形的现代建制，而是需要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培育。特别是在道路交通等硬件基础设施和信息交换、法律法规、管理体制等软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的干预与支持至关重要。有效市场的前提是有为政府的治理。若过度强调“大市场、小政府”，忽视政府的监管和统筹作用，市场的逐利性就会泛滥，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如阿根廷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农牧养殖业，被誉为“世界粮仓”，经济增长率曾连续43年高于6%，并在20世纪初期一度发展成为世界第七富有的国家。然而，如今的阿根廷失去了昔日辉煌，国内贫困率超过40%，通胀率高达142%，深陷中等收入陷阱。[26]阿根廷衰落的根源在于自由市场的发展无法得到政治制度的有效保障。该国缺乏强有力的政府，频繁发生军事政变和政权更替危机，几乎探索了发展中国家所有可能的政治选择：从最初的寡头统治下的自由民主制，到贝隆的民众主义、反民主的官僚威权主义，再到自由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27]政治的失序导致经济政策缺乏连贯性和稳定性，经济发展在贝隆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反复横跳，国家陷入钟摆式发展的怪圈，不断加剧贫富差距、阶级分化、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等现实危机。
除了政治和经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失调外，有的发展中国家还存在政府和社会力量协同不足的问题。在这些国家中，传统力量和社会组织较为活跃，对其政策制定和执行发挥着重要影响，但由于缺乏建制性和系统性，这些社会力量难以独自承担起维护国家秩序的重任。如许多非洲国家只是千百个不同种族或部落组成的碎片化集合体，大部分的权力建制未能彻底渗透到基层村社的管理层面。部落的酋长、武装游击队、分裂势力和大量非政府组织力量非常强大，导致非洲人民并未真正形成对国家的整体认同。[28]有的非洲国家还存在国家职能不足的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分权理论的影响下，央地关系日趋分裂，政府缺乏权威，执政效能低下，难以保障基本安全秩序，并提供强有力税收制度以及社会福利。而大量的社会组织则呈现活跃状态，如南非的“非洲争端创造性解决中心”、肯尼亚的“非洲倡议计划”、津巴布韦的“农村协作进步机构”“埃及人权组织”“埃塞俄比亚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等3776个有较大影响的非洲本土社会组织，遍布非洲45个国家。[29]这些社会组织在维护当地民众权益、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方面具有一定作用，但在尚未完成民族国家建设的非洲国家中，若其遵循“国家-社会”对立和冲突型理念，而非互补和协作型理念，就容易影响国家发展进程。客观上，社会组织在一国发展早期若发挥对抗性力量，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民众对政府权威或中心秩序的认同，不利于发展型国家的形成和具体公共政策的落实，甚至可能带来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扩大等一系列问题。
因此，实现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的协同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这需要国家加强自身的统筹协调能力，积极发挥三者的协同合力，在三方力量的动态平衡中谋求共同发展和协同进化，具体经验启示包括：突破传统发展理念，重构国家、市场和社会三者之间的整合关系，建立适合自身的发展型政府或发展型社会，设立凝聚各方的发展目标，找到团结各种力量的最大公约数。在现代化发展实践中，围绕特定发展阶段的“优先事项”，促进各种力量相互协作，形成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力社会的整体格局。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尤其要注重新思想、新科技与新管理经验的引进与消化吸收，重视专家智慧和科学力量，注重新型现代化人才培养和专业化队伍建设，从而建立起符合国家发展阶段、内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体系。
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发展治理机制
与传统的殖民和霸权发展合作范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为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型全球发展治理机制提供了新示范。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典发展研究中逐渐形成了“大发展”与“小发展”的二元区分。[30]其中，“大发展”主要指发达国家以发展援助为干预手段，引导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和模式实现现代化；而“小发展”则泛指一国或一个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内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长期变迁进程。这种划分方式凸显出发展主体开始出现“自我”和“他者”的区分概念，体现出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和超越。然而，两者的内在属性界定仍然以欧美现代性为前提假设。当今全球发展治理的规范也仍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为核心逻辑，在此逻辑下开展跨国合作、走入他者的世界，意味着自由主义秩序实现海外拓展，在传统现代化理论的指引下，世界体系中不同区域和国家的多样文化和体制将不断趋向一致性。
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在于注重“和而不同”，强调和平发展，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新治理观，致力于超越西方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和“强国必霸”的发展范式。中国在国际社会持续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注重与其他国家共享机遇、共谋发展，主张构建一个更加公正、美好的世界秩序，承认差异和多元性，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31]
随着中国逐渐走向国际舞台的中心，新型南南合作范式发展进程不断推进。当前，中国已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合作伙伴，并推动建立了中非、中拉、中阿、中国-东盟、中国-中东欧、中国-中亚等多个“1＋N”的区域合作平台。此外，中国还设立了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发展机构，并通过新设全球发展促进中心、全球发展与南南合作基金、丝路基金、中非发展基金等合作平台和金融工具，以及打造进博会、服贸会等促进互利合作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国际合作。近年来，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基础上，陆续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与全球文明倡议，重点推进减贫事业、粮食安全、气候变化、绿色发展、和平与文明等领域的合作与对话，顺应国际社会需求、助力解决全球发展困境、安全困境和信任困境，从全球治理顶层设计上为解决发展赤字、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贡献中国智慧，为世界发展知识库提供新思路和新要素，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国际多边组织等国际社会多方主体的互动与协调，并推动建立共享的全球发展知识体系。
中国基于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倡导与合作国共商共建共享，并遵循“边干边学”“在实践中逐步完善”的渐进式发展方法论和“平行经验分享”的双向现代化理论，不断推动共同进化的务实主义[32]学习进程。具体表现为：一是分享的经验是符合当地发展阶段的、务实的、可及的，而非超前于其发展阶段的、高度抽象建构的、价值观主导的；二是分享的模式是双方共商共建互动产生的，蕴含双方互相学习与启发的过程，而非单方提供固定模式和模板；三是分享双方形成平等互利、互相成就的伙伴关系，而非单向的给予和接受关系，尊重合作方的自主性与拥有感，注重创新与共赢。
当前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渐上升，而新兴国家既是国际体系中的受援者，也是援助者，这种双重身份使其在处理对外提供发展资源时具备独特经验，能够深刻理解受援国在接受外来资源时所面临的挑战和考量，从而更好地保持独立自主的平等性，在经济上实现互利共赢，在文化上增强对共同身份的敏感性。然而，由于自身在国际体系中受到诸多限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走出去”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仍缺乏足够的动力。如在应对气候变化、环境危机、金融危机和全球卫生等全球性挑战时，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源，难以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全球公共政策，从而无法积极引导形成有利于自身的局面。尽管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的历史同样悠久，但长期以来，南南合作尚未形成诸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统一的协商对话平台，导致其影响力相对有限，并呈现波动性和脆弱性。
由此可见，中国开展新型国际发展合作实践的探索经验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重要启示：首先，应认识到全球治理中多重价值与规范共生，尤其要注重利用南南合作所倡导的“不附加政治条件”“互利共赢”“和而不同”等理念所带来的发展机遇。在理念与战略对接、政策与公共管理对话、具体经济技术项目合作等层面，建立更具针对性的合作计划和组织体系，从而提升新型发展合作的有效性。其次，应注重平行经验分享与对接，重点关注南南合作中蕴含的发展空间的让渡性、发展过程的陪伴性和发展结果的互利性等维度，不断提升自身参与共商共建共享的国内外组织管理、协调与行动能力。同时，应注重参考与筛选适合自身发展阶段的发展经验，并加强本土化运用。再次，作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全球南方国家应继承和发扬“联合自强”的历史传统，肩负起当代使命。在探索自主发展道路的同时，以自身发展经验和国际合作力量化解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成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强大力量。近年来，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泰国、哥伦比亚在内的许多国家纷纷设立国际发展合作署，并加强南南合作的理论建设与政策实践创新，这充分体现了全球南方国家正通过国际发展合作积极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和全球区域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有效分享减贫经验的模式与策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1&ZD180）
注释
[1]王学典：《迎接第三次学术转型》，《中华读书报》，2022年5月4日，第5版。
[2]徐秀丽：《从受援者到援助者的知识自觉》，《区域》，2021年第9辑，第230～254页。
[3]徐秀丽、李小云：《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中国启示”》，《环球时报》，2022年11月24日。
[4]《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第1版。
[5]张杰、刘志彪：《需求因素与全球价值链形成——兼论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封锁型”障碍与突破》，《财贸研究》，2007年第6期。
[6]G. Gracho et al., "Origins, Evolution and Future of Glob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he Role of th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DAC)," Bonn: DIE, 2021.
[7]威廉·伊斯特利：《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总是收效甚微》，崔新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年；丹比萨·莫约：《援助的死亡》，王涛、杨惠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李小云、王妍蕾、唐丽霞：《国际发展援助：援助有效性和全球发展框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年。
[8]X. Xu and L. Cabral et al., "Selective Learning: China, the CGIAR and Global Agricultural Science in Flux," IDS Bulletin, 2021, 52(2).
[9]朱立群：《中国与国际体系：双向社会化的实践逻辑》，《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10]林重庚、苏国利、吴素萍：《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
[11]刘建飞、郑嘉伟：《全球贫困治理的基本状况、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12]舒运国：《非洲经济改革的走向——〈拉各斯行动计划〉与〈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的比较》，《西亚非洲》，2005年第4期。
[13]徐磊田：《反思非洲经济的调整改革方向——比较〈结构调整方案〉与〈替代方案〉》，《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9年第9期。
[14]张复明、景普秋：《资源型经济及其转型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15]黄梅波、张晓倩、邓昆：《非洲国家的债务可持续性及其对策分析》，《国际经济评论》，2020年第4期。
[16]V. de Walle and T. A. Johnson, Improving Aid to Africa, Washington, D.C.: 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 1996.
[17]舒运国：《外援在非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西亚非洲》，2001年第2期。
[18]舒运国：《从结构调整看经济全球化对非洲国家的负面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9]查尔斯·K. 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问题的政治经济学》，高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15页。
[20]苏振兴、张勇：《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拉美国家工业化模式的转型》，《拉丁美洲研究》，2011年第4期。
[21]许鹏：《脱钩：去依附战略与“逆全球化”思潮之辨》，《当代经济研究》，2023年第2期。
[22]数据来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和数据文件。
[23]徐世澄：《委内瑞拉查韦斯“21世纪社会主义”初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0期。
[24]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蔡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25]黄宗智：《从二元对立到二元合一：建立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开放时代》，2022年第4期；黄宗智：《国家-市场-社会：中西国力现代化路径的不同》，《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1期；顾昕：《走向互动式治理：国家治理体系创新中“国家-市场-社会关系”的变革》，《学术月刊》，2019年第1期。
[26]World Bank, Poverty and Inequality Platform, Data Are Compiled from Official Government Sources or Are Computed by World Bank Staff Using National (i.e. Country–Specific) Poverty Lines.
[27]金晓文：《阿根廷民众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拉丁美洲研究》，2017年第4期。
[28]罗建波：《非洲国家的治理难题与中非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西亚非洲》，2015年第3期。
[29]罗建波：《非政府组织在非洲冲突管理中的角色分析》，《国际论坛》，2008年第1期。
[30]M. Cowen and R. W. Shenton, "The Invention of Development, in Power of Development," Edited by J. Crush, London: Routledge, 1995; G. Hart, "Development Critiques in the 1990s: culs de sac and Promising Path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5, 4(2001).
[31]肖恩·布雷斯林、冯瑾：《“中国模式”与全球危机：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到中国治理模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1期。
[32]徐秀丽、李小云：《平行经验分享：中国对非援助理论的探索性构建》，《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X. Y. Tang, Coevolutionary Pragmatism: Approaches and Impacts of China-Africa Economic Cooper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ovides Empirical Enlightenment for Global South Development
Xu Xiuli Li Xiaoyun
Abstract: When countries of the Global South confront structural inequality and an in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hey often face three classic dilemmas in pursuing their own development and supplying global public goods: how to draw 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how to advanc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how to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y providing external development resources. Chinese modernization offers developing nations a viable path to integrate effectively into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hile safeguarding their own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pioneers a new model that coordinates the synergy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and exemplifi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global development governance mechanisms based on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Key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Global South, development knowledge, global development governance mechanisms
责 编∕杨 柳 美 编∕ 梁丽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