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城市的高质量发展之路，需要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持续驱动，更离不开空间治理体系和秩序的重构，空间治理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目前实践中空间治理滞后已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站在城市转型发展的关键节点，应从空间规律与价值的重新识别、空间供给配置逻辑的调整、空间利用管控体系的动态优化、空间价值实现机制的高效搭建、空间政策设计的全面支撑等方面入手，进行空间治理逻辑的系统变革，从而以空间治理创新助力中国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
【关键词】城市高质量发展 城市转型发展 空间规划 空间治理创新 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11.002
【作者简介】张京祥，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导，南京大学空间规划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城市发展与规划、城市与区域治理。主要著作有《城镇群体空间组合》《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全球化世纪的城市密集地区发展与规划》《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等。
引言
城市是人口聚集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载体，[1]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城市的高质量发展。纵观人类文明进程，城市始终承载着重要的功能，工业革命后更是成为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交汇融合、创新跃迁的中心场所。面对多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浪潮，许多全球性城市也曾出现传统产业发展式微、边际投资效益衰减、要素配置效率降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要求提升等现实问题。[2]进入21世纪，众多全球先导城市出现新一轮转型热潮，[3]通过经济转型、文化振兴、生态提升和制度创新，以最大程度释放和培育新的增长潜力已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平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近1700万的规模及世界平均水平2.6倍的城镇化增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周期最短的“压缩城镇化”过程。[4]在取得巨大发展成就的同时，中国城市发展也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现实困境——传统依赖土地财政的“增量外延”式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滞缓、空间资源错配、生态环境恶化、历史文脉断裂等问题积累并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城市发展和转型工作，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对城市转型变革进行了重要部署。随后，国家系统性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战略、城市更新行动等。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应当“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
当前，中国城市发展的内外环境与目标取向发生显著变化。然而，现有针对城市转型发展的研究仍主要围绕经济、社会、政治和资源等视角展开，缺乏对空间及空间治理的关注。不同于西方城市土地的私有化特性，我国实行城市土地国有制度，政府事实上掌控对空间这一关键资源的配置权，并将空间规划、空间治理作为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由此形成了超越西方城市发展模式的制度性优势。可见，面对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等国家战略目标，空间治理对推动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在系统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转型脉络的基础上，聚焦中国城市空间发展的现实困境和主要问题，提出构建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空间治理体系，从而以空间治理创新助力中国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
中国城市转型总体脉络及空间治理的关键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转型脉络及空间供给政策演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在规模和格局上都经历了重大转变：一方面，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末的17.92%提升至2023年末的66.16%，城市数量由1978年末的193个增加至2023年末的694个，2023年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突破6.4万平方公里，城市的规模集聚效应显著；另一方面，城市综合服务支撑能力及环境品质得到明显改善，2023年地级以上城市一般公共预算本级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分别占全国的32.3%和39.1%，全国有14个城市的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千亿元，城市人居环境、住房保障与服务质量均取得长足进步。简要而言，改革开放后伴随城市发展动力转换和空间利用调整，城市转型经历了四个紧密关联又各具特征的演进阶段（见图1）。
一是城市动力的市场化转向与土地空间拓展的起步阶段（1978～1992年）。1978年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呼吁“为逐步把全国城市建设成为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城市而奋斗”，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有序恢复奠定了坚实基础。此阶段，城市发展动力逐步摆脱对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工业化体系的路径依赖，日益转向市场化、开放化的要素配置。在土地空间演化方面，不仅用地规模得以增长，更突破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工业基地等有限的节点城市，依托乡镇经济催生出广大中小城市。[5]在空间治理应变方面，有序放开城市土地空间资源配置路径，陆续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等相关法规条例，从制度设计和供给规则调整方面为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提供关键支撑。[6]
二是城市动力的全球化链接与土地空间拓展的加速阶段（1993～2011年）。在冷战结束、全球化兴起，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产业资源配置和国内市场化需求的叠加驱动。在土地空间演化方面，此前“控制大城市规模，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发生转变，全国各地开发区、新城新区蓬勃兴起，东部沿海地区更是成为引领中国城市动力输出与空间增长的排头兵。在空间治理应变方面，为控制城市快速扩张、无序发展等现象，国家发布和实施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城乡规划工作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等一系列政策与法律，强调严格使用空间规划工具，对当时过热的空间增长现象起到一定的管制作用。
三是城市动力的增值化趋同与土地空间拓展的调整阶段（2012～2021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对外，中国“制造大国＋贸易大国”模式面临一定挑战；对内，部分地区生态环境紧约束、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在土地空间演化方面，中国城市迅速演化出投资撬动空间价值增值的新路径，城市土地空间快速扩张、房地产比重显著提升；在空间治理应变方面，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解决好人的问题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关键”以及“五大统筹”等要求，并在空间治理方面着手推动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构建全国统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房价、城市病等问题，提升了城市空间治理能力，但仍难以扭转城市发展对“增量扩张”模式的惯性依赖。
四是城市动力的高质量重塑与土地空间发展的重配阶段（2022年至今）。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开启城市高质量、内涵式、更新型发展的阶段。在土地空间演化方面，越来越多的先发城市认识到土地空间的文化、生态和治理价值，[7]并转向以存量提质为主要特征的城市空间资源优化配置，但仍有很多关键性问题亟待突破与解决；在空间治理应变方面，“城市更新”行动上升为国家战略并主导新的城市转型实践。
空间治理在中国城市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自西方“社会空间统一体”理论提出以来，国际学术界已逐步认识到空间在承载、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普遍将空间规划及治理作为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与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8]一方面，城市空间是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要素相互作用的物质载体和外在体现，其变化最易为人所感知；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用地规模调整、结构优化等城市空间治理手段直观影响各发展要素的集聚与流动，从而对城市转型发展产生正向激励或负向阻碍作用。
然而，西方国家由于土地私有化特性及政府主动调控能力不足，空间规划与治理难以发挥推动城市发展与转型的战略作用。中国实行城市土地国有的制度，政府通过对土地资源的有序投放和调配可直接干预城市发展。这种机制能够确保中国城市发展一旦遭遇新挑战，即可通过空间规划与治理重塑发展路径。可以说，中国城市之所以能够在较长时段内持续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掌握空间这一不断调整城市发展方向且可及时校准的转型工具。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要理解中国城市转型发展，就必须检验城市空间的角色。[9]
总之，空间治理被作为重要的资源配置手段而深度嵌入我国城市转型发展的过程中（见图2），其本质是国家通过对空间资源的配置调整，实现城市发展动力转型与能级跃迁。伴随着市场化环境的不断完善，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减少，而空间资源成为城市政府可以直接干预、有效组织城市发展的重要竞争元素。[10]当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要素发生显著变化时，地方政府往往可以通过空间治理的主动介入缓解城市空间利用的滞后性，推动城市空间利用与发展转型“相向而行”。
转型背景下中国城市空间发展的问题与挑战
在创造举世瞩目“增长奇迹”的同时，中国城市发展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空间结构性问题。一方面，受全球化退潮、国际政治环境恶化、产业链供应链压缩、全球减碳减排等影响，加之资源约束、人口老龄化、消费不足、内需调整与产业链升级等国内环境因素，空间增量扩张已不再是城市发展的主要特征；另一方面，传统土地空间资本投入-增值的“无限循环”被打破，以土地财政与债务扩张为特征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当前，中国城市处在新一轮转型发展的关键节点，城市空间利用及其治理模式面临着较大的转型压力。总体而言，中国城市空间发展模式、治理体系与新时代转型发展需求之间存在着部分脱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空间发展规律把握存在偏差。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将城市“规模扩张”等同于“发展进步”。在经济高速增长、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全国建设用地供应量居高不下，2010年新增建设用地40万公顷，2011年增至58.8万公顷，此后经常出现每年70万公顷左右的供应规模。有的地方政府将城市空间资源作为支撑“增长主义”体系运转的重要载体，以提升城市发展竞争能力。[11]各种融资平台的成立对地方政府不断增持土地资产提供支持，[12]并通过“土地财政”使土地空间实现资本运作。据统计，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1.4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1%），2021年达8.7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7.6%），虽然随后土地市场下行，但2023年仍有5.8万亿元（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3%）。
在这种工具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城市发展的多种需求被资本运作为金融产品，并被“增长主义”发展体系所裹挟，导致对城市空间发展规律的认知偏差。城市空间治理偏重短期效益和政绩工程，[13]加之资本运作后各类城市发展行为都被施加不同程度的杠杆，政府空间调控行为所产生的正负面效用都被放大。
空间供给配置效能有待提升。受制于“增量扩张”的发展定式，城市尚未突破传统的空间要素供给配置模式，空间供给配置效能较低、需求响应迟缓等问题愈发显著。首先，面对全球化、科技变革以及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不确定因素，一味强调“用途固定、边界清晰”的空间供给逻辑，难以适应城市对柔性化、弹性化空间供给的需求。比如，面对创新型经济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以被动式合规性审查为基本形式的空间供给方式，难以协调刚性管控与弹性引导、“全覆盖”要求与市场动态需求，将降低城市空间的整体效益和承载能力。[14]其次，受限于产权、制度、经营模式等影响，城市空间治理难以实现政府、企业、市民等多方主体的深度协同参与。比如，目前城市更新中大量项目社会资本难以介入，影响空间要素的有效配置。最后，传统的空间资源供给配置聚焦“经济增长”，一定程度上忽视对公共服务的高质高效供给，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人本化、高品质城市空间的追求。此外，规模巨大的城市存量空间资产迫使部分城市政府不得不通过“卖新偿旧”填补支出漏洞，地方债务规模扩大的压力仍然严峻。
空间利用规范制度亟待调整。在中央政府“限制空间资源供给”和地方政府创设“土地发展权”的背景下，[15]目前对城市空间利用的规范仍延续着对“增量扩张”时期的路径依赖。一方面，相对单一的空间用途管制和刚性指标体系难以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动态混合场景，空间规划难以充分发挥其引领城市发展的作用。诸如土地混合利用、工业上楼、智造空间等新型空间形态在现行法规中缺乏相应的标准，与之相关的产业升级、项目审批与建设、用途转换等均受到较大阻碍，新技术、新场景、新业态在落地时面临“合规性挑战”。另一方面，以土地发展权、地役权为核心的空间发展利益平衡机制尚未建立，影响空间配置与使用中的社会成本与公平正义，[16]也制约政府的行政效能和服务水平。
空间价值显化机制仍需完善。目前中国城市空间的非经济价值仍被低估，与存量更新相匹配的空间价值显化、收益分配机制有待完善，城市空间的丰富价值尚未充分释放。首先，城市空间价值的评估体系存在较强的“经济偏向”，空间价值被主要锁定于经济维度，往往取决于以可达性、规模效应等为核心的“土地经济”，而对空间的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价值的体现不足。其次，对城市空间缺乏“规划-建设-运营”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空间利用易陷入“重数量、轻质量，重建设、轻管理”的同质化怪圈。从城市长远发展的角度看，增量发展阶段快速形成的大规模空间资产中，很多都会转化为负债和成本，[17]缺乏相应的成本回收和风险分担机制，将使城市政府陷入财务陷阱之中。最后，包括生态资源在内的空间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不健全，一定程度上存在存量空间产权碎片化、投资环境不透明、资产收益路径不明确等问题，部分城市空间价值收益分配原则模糊、权责不清、方式单一，且缺乏持续性收益分配机制，限制了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
面向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需求的空间治理体系创新
认知深化：空间规律与价值的重新识别。人们对城市空间发展规律与价值的认知历程，实质上就是对人地关系理解的螺旋式深化过程，[18]是对整个社会技术革新、文明演进、价值变革的深刻反映。从早期的功能主义、人文主义、生态主义等，到如今的创新城市、智慧城市、人民城市等，城市发展理念的每一次调整与转型，都是对上一阶段城市发展问题与挑战的回应，并集中反映在城市空间建设上。
2015年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规律，必须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对城市空间规律与价值的重新判断，既是把握城市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应对城市内外复杂挑战的主动作为，更是突破“土地财政”路径依赖的重要前提。一方面，应当改变“增长”即“发展”的思维模式。加强对城市空间演化的规律性研究，认识到增长与衰退是城市空间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之相关的空间治理也是复杂的过程，[19]其目的是促进城市空间高质高效供给、资源要素优化配置。另一方面，应当超越城市空间单一的经济价值，关注其文化、生态和治理价值。推动城市空间开发的目的由支撑规模经济、提供融资资金，转向支撑科技进步、产业转型、生态保育、文化包容、治理创新等。此外，应当做好国际城市发展与规划先进理念的本土化转译工作，总结归纳与之相关的空间治理观念和路径，并基于中国国情和体制机制环境进行有选择地使用与改造，努力探索中国城市空间的发展规律与价值体系。
需求适配：空间要素供给配置逻辑的调整。空间的高效供给与配置不仅是实现资本积累、产业升级的重要支撑，还是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在空间层面的直观体现。面对外部环境、内部要素的不断变化，城市经济社会活动必然对空间产生不同的需求，城市高质量发展需要在区域乃至全球竞合中提供具有较高竞争力与适配性的空间供给。[20]
因而，如何适应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城市空间实现高效供给的关键。一方面，要构建更加灵活、精准、安全可靠的空间供给机制。广泛开展空间组织、空间营建等方面的供给与治理实践，通过空间预留、混合利用、用途转换和土地溢价让利等手段，提供面向需求、成本可控、选择丰富的空间，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需求。比如，推动城市水平方向的用地性质混合、垂直方向的建筑功能混合以及二者的灵活组合，形成“工业-商业混合建筑”“工业-文创混合区”“新型工业混合空间”等灵活的用地结构。另一方面，创新多方主体协同参与的空间“共建共治共享”合作模式。通过制定优惠政策、建立风险分担机制等，鼓励各类建设投资主体参与城市空间供给，减轻政府公共财政压力、提升空间供给效率和盈利能力。鼓励基层探索空间供给模式创新，促进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再生。此外，要重视人本化、高品质的城市空间供给。以完备的基础设施、便利的生活环境、美化的空间环境及良好的创新创业生态，为城市人群提供面向未来需求的高品质空间。
灵活弹性：空间利用管控体系的动态优化。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对城市空间的利用管控进入高标准、严要求的阶段。当前，越来越多的城市进入存量更新阶段，城市发展的核心资源从新增建设用地逐步转向存量土地及空间资源，[21]而此前严谨但略显僵化的规划管控，难以实现当前城市转型发展和精细化治理的多重目标，[22]这要求调整完善城市空间的利用管理机制。
为适应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人群结构更新等新需求，亟须构建灵活弹性的空间利用规范体系。一方面，要制定更具兼容性、灵活性的空间利用管控标准。通过建立弹性的空间规范指标体系、用途转换机制和土地出让政策等，探索空间灵活开发、复合利用的新模式、新途径和新规则，保障新技术、新场景和新业态的有效落地。另一方面，要突破传统空间功能管制方式及配套政策体系的限制，加强空间规划前端的弹性释放，搭建涵盖规划编制、项目审批与建设、运营管理等多个环节的空间利用规范制度体系。此外，应当加快构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空间发展利益平衡机制，强调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核心，做好空间资源统筹与市场差异化配置、统一管控与因地制宜之间的有效衔接。
资产运营：空间价值实现机制的高效搭建。中国城市经济与城镇化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土地空间增长动力减退，通过增量空间获取增量价值的传统路径难以持续，亟须精准认知、深度挖掘存量空间的价值，并搭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空间价值实现机制。一方面，要将“城市更新行动”作为推动城市发展再次步入良性运行轨道的关键举措。面对中国城市发展从狭义的土地再开发、拆旧建新，走向渐进式更新、提升人居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新趋向，未来城市空间治理的总体目标应当是落实城市可持续更新战略，充分释放城市空间的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价值，推动城市空间价值再生和治理范式重塑。另一方面，应当建立起“规划-建设-运营”全流程、可持续的城市空间“资产观”。面对部分城市出现的融资不规范、可持续经营缺乏、地方债激增等现实问题，应加快推动城市发展从“创造资产”向“可持续资产运营”“创造现金流”的理念转变，建立起包含产权配置模式、资产收益路径、投资政策环境等在内的空间价值实现和分配机制。此外，应当建立城市空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体系和平台。扭转过去将生态保护、低碳建设等单纯视作沉没成本的传统观念，从保值增值、价值核算、市场交易、政策保障等方面建立一整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进统筹实现生态产品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制度保障：空间政策设计的全面系统支撑。面向中国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需求，需要构建与之匹配的政策支撑体系，为实现空间资源的科学合理配置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首先，加快推动适应存量空间提质增效需求的规划、税收、金融、法律等基础性制度变革，积极探索差异化的规划与土地政策。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针对“一老一小”设施改造、低效用地再开发、土地复合利用等诸多方面展开政策创新试点，北京、上海、深圳等先发城市已出台一批具有引领性的地方政策指引性文件，应进一步完善并逐步向全国推广。其次，要加强城市空间治理的跨部门组织与政策集成，构建面向国土空间全域、上下衔接的规划传导和协同机制，实现土地供应、规划审批、项目实施等政策工具的有效衔接。最后，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的协同治理政策体系，调动各方参与空间治理的积极性，充分发挥“有为政府”的统筹协调作用、“有效市场”的要素配置作用，助力城市空间系统的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
结语
面对国际国内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城市过去一段时间的“增长主义”发展模式正逐步走向终结，[23]此前作为城镇化主要驱动力的“土地财政”难以为继。近年来，国家大力推动城市转型发展，伴随新型城镇化、乡村全面振兴、城市更新等相关战略的实施，城市空间发展面临的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当前规模巨大的空间存量资产仍然是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桎梏，必须推动城市空间治理体系和逻辑的系统变革。
城市转型发展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经验，必须从中国城市发展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之路。站在新一轮转型发展的关键节点，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应从空间规律与价值的重新识别、空间供给配置逻辑的调整、空间利用规范体系的动态优化、空间价值实现机制的高效搭建、空间政策设计的全面支撑等方面入手，构建面向城市高质量转型需求的空间治理创新体系。随着城市空间治理体系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升，中国也必将以更富创造力的姿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贡献城市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中国方案”。
（本文系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城市转型发展的动力与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4&ZD148）
注释
[1]邓智团、郭红星：《人文经济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学术月刊》，2024年第12期。
[2]耿佳、赵民：《论特大城市突破路径依赖、实现转型和创新发展之路——对深圳、广州及天津的比较研究》，《城市规划》，2018年第3期。
[3]张庭伟：《全球转型时期的城市对策》，《城市规划》，2009年第5期。
[4]张京祥、罗震东：《中国当代城乡规划思潮》，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
[5]崔功豪、马润潮：《中国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发展及其机制》，《地理学报》，1999年第2期；宁越敏：《新城市化进程——90年代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和特点探讨》，《地理学报》，1998年第5期。
[6]张庭伟：《1990年代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及其动力机制》，《城市规划》，2001年第7期。
[7]朱从谋、王珂、张晶等：《国土空间治理内涵及实现路径——基于“要素—结构—功能—价值”视角》，《中国土地科学》，2022年第2期。
[8]唐子来、王兰：《城市转型规划与机制：国际经验思考》，《国际城市规划》，2013年第6期；王兰：《纽约城市转型发展与多元规划》，《国际城市规划》，2013年第6期；田莉、桑劲、邓文静：《转型视角下的伦敦城市发展与城市规划》，《国际城市规划》，2013年第6期；林兰：《德国汉堡城市转型的产业-空间-制度协同演化研究》，《世界地理研究》，2016年第4期。
[9]吴缚龙：《超越渐进主义：中国的城市革命与崛起的城市》，《城市规划学刊》，2008年第1期。
[10]张京祥、殷洁、罗小龙：《地方政府企业化主导下的城市空间发展与演化研究》，《人文地理》，2006年第4期。
[11]陆铭：《建设用地使用权跨区域再配置：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世界经济》，2011年第1期；杨继东、杨其静：《保增长压力、刺激计划与工业用地出让》，《经济研究》，2016年第1期。
[12]范剑勇、莫家伟：《地方债务、土地市场与地区工业增长》，《经济研究》，2014年第1期。
[13]陈洪连、李慧玲：《我国城市空间治理的现实困境与逻辑进路——基于都市马克思主义学派空间正义理论的分析》，《东岳论丛》，2022年第3期。
[14]张京祥、唐爽、何鹤鸣：《面向创新需求的城市空间供给与治理创新》，《城市规划》，2021年第1期；刘宇舒、王振宇、杨新海：《“双循环”新格局下城市空间供给与治理策略》，《规划师》，2021年第11期。
[15][21]周琳：《存量时代城镇空间用途管制的制度转型逻辑》，《城市规划》，2022年第7期。
[16]何明俊：《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特征、模式与制度体系》，《规划师》，2020年第11期。
[17]赵燕菁：《城市化2.0与规划转型——一个两阶段模型的解释》，《城市规划》，2017年第3期。
[18]郭文：《空间认同：城市空间研究转向中的知识前沿、趋势与启发》，《地理科学》，2019年第4期。
[19]林靖杰、张京祥：《北京城市空间增长-收缩并存的特征与机制》，《城市规划》，2023年第11期。
[20]方辰昊、赵民：《城市规划视域的“空间供需”理论框架及研究意义》，《城市规划学刊》，2023年第1期。
[22]唐爽、张京祥：《面向弹性治理的城市留白空间系统管控研究——基于中国和新加坡的比较》，《城市规划学刊》，2023年第5期。
[23]张京祥、冯灿芳、陈浩：《城市收缩的国际研究与中国本土化探索》，《国际城市规划》，2017年第5期。
Promoting High-Quality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Through Spat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Zhang Jingxiang
Abstract: The path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or Chinese cities requires not only the continuous drive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but als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pati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order. Space and its governance play a crucial role in the high-quality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However, the lagging behind of spatial governance in current practice has, to a certain extent, constraine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Standing at a critical juncture of development, we should start from aspects such as the re-identification of spatial laws and values, the adjustment of spatial supply and allocation logic, the dynamic optimization of spatial utilization control systems, the efficient establishment of spatial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comprehensive support of spatial policy design, undertake systemic changes in the logic of spatial governanc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ities through spat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Keywords: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spatial planning, spat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责 编∕李思琪 美 编∕周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