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纪念叫忏悔。
有一种贺词叫检讨。
接到母校邯郸学院120年校庆征文通知的那一刻，我意识到，一个向班主任老师公开道歉的机会来了！
这声道歉已在我心里憋了四十多年。
那天在整理书房时，一个牛皮纸封面的旧作文本从书柜夹缝滑落下来。翻开泛黄的纸页，1980年3月25日的日期被钢笔墨迹洇成了淡蓝色，鲁迅式的笔锋刺破稿纸：“先生的人，像契诃夫笔下的那位希腊文教师，永远生活在‘套子里’，从不敢越雷池一步；先生的课，像出土的青铜器，纹路固然清晰，可惜锈住了灵气……”
作文本穿越四十五年的时空，跌落到我二十一岁时的课桌上。讲台上那位戴着黑框眼镜的王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兼写作课老师。他用沾满粉笔末的手指翻动教案时，总会在灰色中山服上留下几道白痕。那时的我绝不会想到，这抹白痕，会化作我心头几十年挥之不去的霜雪。
那堂课的作业是自命题作文。我咬着笔杆，望到窗外在春风里舒展的梧桐新芽，回看老师永远紧扣的风纪扣，听着他永远按照统编教材照本宣科的声音，突然生出一种反叛的躁动。
稍加思索后，我模仿着鲁迅的《立论》，借用外国文学课正在讲的契诃夫小说《套中人》，以含沙射影的比喻讽刺老师的古板僵化，结尾处还刻意学来“救救孩子”的句式。当这些冷飕飕的文字在稿纸上摊开时，我甚至有点隐秘的得意，自以为在秉承五四青年的风骨，在充当仗义执言的斗士。
一篇小杂文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这是我始料不及的。全班同学的作文皆有长短不等的批语，唯有我的只字未批，一片空白。
王老师抖着送还的作文本走进教室的样子，如今已定格为我记忆中的慢镜头。他苍白的鬓角沁着汗珠，眼镜片后的目光像冬日冰封的井口，又像莽原受惊的麋鹿，流露出冷峻、慌乱和恐惧。
毕业合影里，我站在远离老师的后排角落，神情木然，目光空洞，乌黑的头发在秋风里凌乱。
“世事难，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间”。
当我也成为语文老师，批改学生作业时，竟然有些心悸。站在讲台上才知道，教科书里的每处批注都可能藏着惊心动魄的故事。当偶有学生举手质疑我的某些观点时，粉笔灰突然呛进喉咙——原来被桀骜刺伤的滋味是这般苦涩。
不惑之年，在党政机关审稿时，我手里的红笔悬在“领导关怀”“领导重视”这类字眼上迟迟落不下去，猛然悟到学校的统编教材何尝不是对师生的某种庇护？中规中矩的王老师，或许正是用刻板的教案为他的学生筑起安全的围栏。
毕业多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时，憨厚的老班长跟我说：“王老师退休后就回保定老家了。他晚年曾几次很关切地念叨你……”话音未落，邻座传来玻璃杯碰撞转盘的脆响。席散时，他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一串早已停机的电话号码，墨色淡得像如烟往事。
此刻，凝视着母校校庆征文“难忘师恩”的主题词和打开的空白文档，我终于明白，那个特殊年代的知识分子，在遭遇数不尽的惊涛骇浪之后，仍能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已经是向死而生的奇迹。当年我的那篇“檄文”，实在是逞少年之勇，无视师道尊严的一种幼稚和张狂；是恃才傲物，不知天高地厚的一种傲慢和浅薄；是“我”字当头，以己之所欲而施于人的一种狭隘和自私；是强人所难，求全责备的一种苛刻甚至残忍。
抚摸着旧作文本上干涸的墨迹，终于在键盘上敲出了我用四十多年光阴酿成的检讨：
“王老师，请原谅那个曾经笔锋伤人的青年。如今我已深深懂得，当年您的板书那工整的一撇一捺，是划过风浪的船桨；您课堂上的谨慎、克制和沉默，是温润无声的护花春泥；您的空白批语，是着意留给学生自省、自觉，用人生岁月去填写的无字试卷……”
窗外高大的梧桐叶沙沙作响。我把旧作文本摊在阳光下去晒，几十年前的墨迹渐渐明晰起来，像终于融化的霜雪。
我恍惚间看到，在某个平行时空里，学生时代的我正恭恭敬敬地站起身，为老师递上一杯温茶……
（作者：白清长，系邯郸学院原纪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