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人类本质的内在规定性。作为指称理性的逻辑而言，无论用何种语词来表达，都改变不了它与人类理性之间存在着独一无二的对应关系，即在人类理性的指向上具有唯一性。而当逻辑作为研究理性所形成的知识体系、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时，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分支领域、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不同的言说方式等，即在研究的方式、方法上呈现多样性。明确逻辑的“一”与“多”，不仅涉及语词使用或概念应用的问题，还关乎对逻辑观念的重新审视以及当代逻辑发展的世界走向。
从相通性看逻辑的“一”
理解逻辑的“一”，要从明确“逻辑”所指称的对象以及“逻辑”一词的使用习惯所具有的相通性入手。就逻辑所指称的对象是人类共有的理性而言，它无疑具有相通性，即理性是人类进行有意识、有目的活动的必要前提；当逻辑作为一个语词时，人们在使用习惯上也具有相通性，它可以用于表达作为人类理性的逻辑，也可以用于表达研究理性所形成的逻辑学问。因此，从相通性来看，逻辑的“一”指向人类共有的理性特征。
从逻辑作为指称人类理性的概念来看，它的相通性表现为可以超越古今中外的文化差异，使人类进行跨越时空的沟通与理解成为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共有的逻辑只有一个，它承载着理性活动的展开方式及其发展规律，并使得理性能够在人类的思维活动中发挥规范与约束作用。通过对体现人类理性特征的逻辑及其所具有的相通性和普遍性的深入研究，基于逻辑的“一”来凝聚人类的理性共识，进而深化当代逻辑学研究的学术互鉴，构建逻辑学发展的世界图景。
汉译“逻辑”一词，最早是由我国近代思想家严复从英文音译而来，他在译介19世纪英国逻辑学家穆勒的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一书时，将Logic译为“逻辑”，但他没有使用这个译名，而是将此书名译为《穆勒名学》，即以“名学”汉译了“逻辑”。对于“逻辑”这一外来语词，我们在使用时，既用它指称理性活动本身，也用于表达研究理性活动的学问，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将作为一门学问的“逻辑学”简称为“逻辑”的习惯，使得“逻辑学”与“逻辑”二者之间具有了可相通性，“逻辑学”常被约定俗成地替换为“逻辑”。当然，人们在明确“逻辑”所使用的具体语境时，并不会因为“逻辑”一词的通用而混淆“逻辑”与“逻辑学”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实际上，逻辑的“一”是指人类共有的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逻辑”只有一个，无论用哪种语词来表达，或形成哪种逻辑知识体系及其话语体系，都改变不了它是人类共有并且是人们研究的同一个对象。
我国现代逻辑研究与教育的奠基人金岳霖就主张只有一个逻辑，即人类所共有的、作为同一个研究对象的逻辑，在他看来，没有不同的逻辑。他从区分“逻辑”与“逻辑学”两个概念入手，明确地指出了“逻辑”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逻辑学”是研究“逻辑”而有所得的内容，并主张需要将研究的对象与研究有所得的内容区分开，而且只有研究的内容越接近研究的对象，研究的内容才能成为一门学问，不能混淆“逻辑”与“逻辑学”两个概念。同时，金岳霖还对“逻辑”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进行了阐释，他认为，作为逻辑学研究对象的逻辑就是必然的理，它没有传统与现代之分，而只有“逻辑学”才有传统逻辑与现代逻辑之别，并且，这种“必然的理”是作为逻辑而存在的，它不是固然的理，也不是本然的理，即“必然的理”具有创造性，它有别于自然界所存在的通过普遍规律反映出来的本来如此的“理”，“必然的理”是“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即为任何“实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能够体现思维主体的自觉性。同样，我国早期逻辑教育家章士钊在其所著《逻辑指要》中也指出，虽然“逻辑”一词源自欧洲，但逻辑之理是不分国界的。显然，逻辑具有全人类性，它为一切时代、一切民族所有，这种人类理性的共有性与相通性，正是逻辑“一”的体现。
从共生性看逻辑的“多”
关于逻辑的“多”，既表现为“逻辑”作为语词可以表达各异，也表现为作为一门学问的话语体系可以各有不同，它体现了对于这门学问的语词表达具有多样性，以及这门学问在其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分支领域、学说体系也具有多样性。
就语词表达的多样性而言，从英文logic汉译而来的逻辑一词，在古希腊语中表达为logos，在梵语中表达为hetuvidyā，而在汉语中除了音译“逻辑”或“逻辑学”之外，还用“名学”“辨学”“理则学”“论理学”等来表达，显然，“逻辑”可以用体现不同地域文化的语词来表达，但并不因为语词表达的多样性而影响人类理解共有的“逻辑”，以及对其进行深入而广泛的学理探寻。
正因为人们对自身理性研究的重视，才使“逻辑”这一人类的本质特征实现了由自在向自为、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变，并以此凸显出人类理性活动多样性的展开方式，以及探求人们如何在思维活动中遵循规范性要求的方法和规律等，进而产生了不同的逻辑学说传统、不同的逻辑学分支与不同的逻辑思想体系。只有承认逻辑学传统、逻辑学分支以及逻辑学体系的多样性，才能真正理解人类自有逻辑学问以来，不同文化传统的逻辑学说在不断发展，不同分支领域的逻辑学在不断增多，不同言说方式的逻辑思想体系在不断丰富，并在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学理研究和技术应用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就是说，只有重视逻辑的“多”，才能更加充分地认识并发挥逻辑学在推进人类理智文明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金岳霖在将“逻辑”与“逻辑学”这两个概念进行区分的前提下，阐释了文化与学问之间、语言与学问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认为，文化是不限制学问的，学问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也是不限制学问的，学问是离不开语言的，逻辑学是离不开语言文化的，包括数理逻辑学在内。这明晰地指出了逻辑作为人们研究的对象只有一个，它是人类所共有的，不受语言和文化的影响，但逻辑学作为研究逻辑所形成的学问，则离不开文化，也离不开语言，文化和语言的丰富性，使逻辑学的表达方式具有多样性。
逻辑学作为研究逻辑的学问，受文化和语言的影响，不但能够体现人类探究理性活动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征，也能够表明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的个性样态。逻辑学在人类理智文明发展中如果要发挥更大作用，需要我们对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各种学说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包括对中国逻辑话语体系的挖掘与建设，形成世界学术共同体中各种逻辑学说体系的共生与互鉴，凸显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的发展都不可能在自我封闭中孤立地进行，反映不同文化形态的逻辑学说体系也不例外，它既要在传承与创新中展现本土学术的文化魅力，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甚至碰撞，只有自觉吸纳和融合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逻辑学说的思想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共同构建逻辑学说发展的世界学术体系，才能使多种样态的逻辑学说体系在互鉴中获得普遍意义。从世界三大逻辑体系的渊源来看，无论是墨家逻辑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逻辑，还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创立的西方逻辑，以及古印度的因明逻辑，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共同作用于人类的理性活动。同样，无论是古代逻辑学，还是现代逻辑学，都对人类理性文明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的逻辑学说体系和不同的逻辑学分支领域，共同构建出逻辑学形成与发展的世界学术版图。
从“一”与“多”的关系看逻辑学的发展走向
就逻辑的“一”所体现的人类共有的理性特征而言，人们对“逻辑”的关注和研究，既反映了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也表现出人类反思能力的增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既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逻辑”进行研究，形成具有地域文化特点的逻辑学说，包括中国古代逻辑、西方逻辑和因明逻辑等，也可以根据人类理性发展的需要，将对“逻辑”的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化，由传统逻辑发展为现代逻辑，并由现代逻辑发展为多样的逻辑分支。由于采取的方法和探寻的视角不同，不同的逻辑学说传统，以及多样的逻辑学说分支，必然会具有不同的言说方式，从而呈现“逻辑”作为学说体系因差异而多样，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多”其实包含了“一”，即人类以不同的研究进路探究共有的“逻辑”，这同时也体现出“一”包含了“多”，即人类共有的“逻辑”有赖于不同的探究方式使其普遍性特征得以呈现。显然，逻辑的“一”与“多”既有清晰的区别，也有密切的关联，不能只关注“一”而忽视“多”，也不能只强调“多”而无视“一”。在人类理性文明的进程中，既要对逻辑的“一”所内蕴的理智活动的可沟通性和可对话性具有充分的认知，也要对逻辑的“多”所涵盖的学说体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予以足够的尊重。
“逻辑”无论是指人类的理智活动还是指科学的知识体系，它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具有“逻辑”的共同体，即便处于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体现理性的“逻辑”都是人类共同的研究对象，因此，对于逻辑进行研究所形成的逻辑学说体系就具有了多样性，并以文明互鉴、交流共生、多元汇聚的方式在人类的理性自觉中发挥作用。没有哪一种单一的“逻辑”学说体系可以取代逻辑学研究的多样化发展路径，人类的“逻辑”智慧就是在多元一体中充分展开的。
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体系作为世界逻辑思想体系的源头之一，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以墨家逻辑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逻辑学说，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理智活动的特有智慧，也呈现出人类理性规范的方法及规则的普遍性要求，它与印度因明逻辑和古希腊逻辑，共同构成了世界逻辑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在文明互鉴中成为世界逻辑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推进以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为载体的逻辑学说之间的互动、对话和融合，有助于形成既有差异性又有互补性的世界学术共同体。
当代中国逻辑学研究需要具有开阔的国际学术视野，从逻辑学科体系建设入手，将中国逻辑思想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及其学说体系带入世界学术研究领域，使其充分展现在世人面前，并与国际学术界展开系统交流和深入对话，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逻辑话语体系及其发展走向，充分发挥中国逻辑话语体系在世界文化互动中的重要作用，在文明互鉴中推动世界逻辑学术体系的构建和人类理智文化的发展。
（作者：宁莉娜，系中国逻辑学会副会长、上海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