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的转变：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突出的特点是采取渐进方式，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并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调整思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这方面的改革从一开始时就有明确的对象，但并没有设定明确的目标。对象是当时的计划体制，但最终要将其改造成什么样，谁也不是很清楚。
改革并不是一下就全面展开的。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首先从城市着手，但出人意料地率先从农村取得突破。这是因为城市的计划体制很严密，不易改变；而计划对农村的控制不那么有效。农村改革的主要方法是给农民自主权，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突破使得整个经济开始活跃起来。
改革开放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这是对外开放的第一步。最成功的特区是深圳，其意义不单是开辟了对外开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探索了从计划体制转向市场体制的路径，从而具有示范作用。以后，对外开放逐步扩大，从沿海到沿江，再到内陆边界口岸。
中国的实践表明，内部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是难以分开的。稍加留意即可发现，农村改革是纯粹的中国特色，而城市改革则更多地与对外开放联系在一起。一系列改革的结果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企业的所有制状况已不同以往，原来只存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情况被打破，出现了外资企业、合资企业、民营企业、大集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等，计划体制也因此受到冲击，被削弱了。此后几年，中国的改革实际采取了体制外先行的战略，即让那些不受国家计划约束的企业优先发展。
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中国经济改革探讨的两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以什么为目标。在几经争执之后，1992年，中共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世纪末，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体制的转轨。2001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国。
考察这一过程，可以看到经济政策的调整和体制转变，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和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互相促进的。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上了三个台阶，都与中国经济体制的变化、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关联度的提高分不开。
对外政策的转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顺利展开，一个重要条件是有利的外部环境。而外部环境的变化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分不开的。在改革开放启动之后，邓小平确立的对外战略和政策主要有四点：1、明确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前夕，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外交事件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完成中美建交。2、对国际形势作出新判断，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两大问题。事实上，这一新判断是逐步形成的。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经过几年观察，至1985年做出定论。3、放弃“一条线”战略，向“全方位”发展。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仍延续了毛泽东提出的联合美欧日等国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但着眼点已不限于国家安全，而更多考虑有利于国家现代化。由于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与台湾关系法”，80年代初中国即有意识地拉开与美国的距离，有步骤地使对外关系格局朝“全方位”发展。4、重新阐释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实，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就将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外交经过一系列调整，于1987年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归纳为十个方面。这意味着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体系。
总体来看，这个阶段的中国外交不仅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营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环境，而且经住了国内政治风波和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取得巨大成功。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
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发生巨大变化：城市居民不再附属于单位，思想不再简单一致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中国出现了许多新的阶层，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城市居民也不再附属于单位。与此同时，与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在利益多元化的情况下，人们的思想观念也明显改变，思想不再简单一致。这两方面的变化十分复杂，不是预先设定的，也难以简单评价；但它们是伴随着经济增长和现代化进程必然会发生的，影响也更深刻更长远。
现已年过半百的人们，在中国发生大转变的这个阶段，不仅是亲历者，也是参与者。当然，有人参与的少些，有人参与的多些。但不管怎样，改革开放为中国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挥创造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空间。无论在中央、地方，还是基层，人们的一个共同感受是中国发展速度之快，变化之大，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作者为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