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失业问题是大多数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这主要是与年轻往往缺乏职业技能、工作经验和社会人脉资源等有关。
笔者发现大多数研究只聚焦于大学毕业生的失业问题。但笔者认为，大学毕业生的失业不等于青年失业。政策及公众对大学毕业生的压倒性的关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对其他青年群体的忽略
由此，本文的贡献是将中国青年失业问题分成三个特定的群组来讨论：大学毕业生(包括国内毕业生和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女青年和农村青年。后者两个群组是最弱势青年团体。本文强调对小目标组和最弱势群体调查，使得研究更有价值、更具独特性和必要性。因为不同的青年群体的失业问题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群体越小，政策将会更加聚焦进而更行之有效。
第一群组：大学毕业生
本群组的大学毕业生，分为国内大学毕业生和海外留学归国人员。
一、 国内大学毕业生
（一）现状描述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大学毕业生数量逐年急剧增加。截至2016，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765万，比扩招前的2002年增加了4.28倍。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中国社科院发布《2014年教育蓝皮书显示：2013年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71.9%，成为就业状况最乐观的一年。这意味着此前每年大学业生有高于30%的失业率。
表1：2015年不同的学历的毕业生的就业率和毕业去向
(来源：《2016年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研究报告》， 数据来自中国各地的855所大学)
如表1所示，就国内就业一栏的数据而言，硕士的就业率高于本科；而以培养学生职业技能来切实满足市场需求的专科的就业率高于本科，由此可见，就中国劳动力市场而言，高学历和具备实用的专业技能有利于就业。而且这个表格表明，中国大学生就业率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净就业率，而是将继续在国内深造和出国的学生一概归入就业率的计算中。储朝晖认为这种就业率算法不够合理，单纯的净就业率更能反映实际的大学生求职情况。失真的毕业生就业率极具危害，一方面会误导公众，导致大学生失业缺乏足够的公众关注；另一方面，会误导国家对高校招生和大学生就业政策的顶层设计。
表2： 2015名毕业生的每月平均工资和薪酬满意度
（来源：《2016大学生就业质量研究》）
表2表明工资与学历呈正相关关系，然而越高学历的毕业生对薪酬的满意度越低，这表明他们认为自己的学历应获得更高的薪资收入。
（二）问题分析
以中国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为切入点，许多学者指出1999年实施的扩招政策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成因。大学毕业生供过于求，使得劳动力市场无法容纳数量急剧上升的大学毕业生，导致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十几年来，大学业毕业生数量每年保持数十万的绝对增长，近几年来增长有所放缓。有学者尖锐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以及教育系统的不足和缺陷，无法支持高校扩招政策[1]。其次，中国僵化的教学设置没有跟上劳动力市场需求，使得学生所学和劳动力市场所需不能很好地结合和匹配。纪宝成提出另一个有代表性的观点：中国大学生只有精英化的就业理念而不去降低他们的求职预期。他的这个观点有人反对，他们提出大学毕业生失业问题是全球性的，把就业难归结于求职心态过于简单，而且低薪资和待遇的工作与高等教育的投资并不成正比，学生倾向于寻找高薪资和高待遇的工作合情合理。然而另一方面，纪宝成的观点赢得了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认同和引用，代表了政府鼓励大学生在求职中放低姿态的政策导向。官媒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反应了Wing Kit Chan等学者的观点，即“中国政府缺乏改革教育系统的动力，这就使得鼓励大学生从事传统意义上与他们的学识并不匹配的工作成为最佳选择”[2]。
其次，大学生高失业率是整个结构性和系统性问题。
一方面，化解经济下行和过剩产能会造成企业用工不足，使原本不乐观的大学毕业生就业形势变得更加严峻。近几年来以及未来较长时间内，中国经济将长期保持L型增长趋势，经济的下行和化解过剩产能，将使企业削减用工，这无疑会对大学生就业带来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中国产业结构特点是第三产业并不发达，导致白领市场需求不足，难以满足数量庞大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需求。
此外，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就业难题必然存在。大多数毕业生想去大城市、争取有限和体面的工作职位，很少愿意去不发达地区接受不太体面的工作。这样，形成尖锐的就业矛盾。
第三，大学生自主创业能力不足，创业环境尚待改善。目前高校对培养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教育存在问题。相当多的高校没有提供有利于就业的应用型专业教学和全面素质教育；大学毕业生对自主创业的心理准备也严重不足。而对于很多选择自主创业的毕业生来说，都是失业下的无奈选择。建议高校建造更多的学生创业园，以提高毕业生的创业技能和经验，提供更多的创业教育和指导。
第四，国内创业环境不够成熟。中央政府提出“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口号，但实际上支持大学生创业的可操作性政策支持并不多，不足以激发毕业生创业激情。据公开数据显示，2014 年在工商部门新登记注册的大学生创业总数达到47.8万人，比上年增加33.3%。但创业人数占当年毕业生总数的比例仅为6.5%，由此可见，创业尚不能成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替代渠道。这也从侧面反应出，创业政策和环境亟待改善。很多媒体呼吁国家和社会提供更多有益大学生创业的扶持政策，
（三）中国大学生就业政策背景和评估
目前，我国促进毕业生就业主要通过四种方式：拓宽就业渠道、加强政策支持、加强就业服务和帮助弱势群体毕业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5)。
首先，派遣毕业生参与志愿服务支持农村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如“大学毕业生自愿服务西部计划”等。政府制定优惠政策奖励毕业生，以此吸引毕业生参加这些项目：1.各省、地区和城市提供公务员职位，招聘志愿在基层服务、有工作能力的毕业生，国家鼓励有关公共机构在农村地区提供不少于40%的固定职位，公开招聘毕业生完成志愿服务。这些措施不仅吸引毕业生投身到农村，还使毕业生通过在基层提供公共服务积累基层工作经验。2.志愿者今后可以在继续教育中受益，他们志愿服务期满后，如继续申请硕士学位，其考试成绩可以在中加10分，且与相同的成绩和学历背景的同学相比优先录取。3.志愿者服务期满后如果选择自主创业，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财政利益补贴、创业担保贷款，减少或免除行政成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5)。这些配套政策显然有利于毕业生的就业、继续教育和自主创业。然而，与毕业生的庞大数量相比，参与农村地区的志愿服务仍少之又少。而且仍然缺乏可持续的政策保障，目前农村志愿服务项目只是临时性的，如果毕业生完成服务后愿意留在当地，目前尚无配套的政策措施。
有学者强烈反对“上山下乡”政策[3]，认为这一政策只是延迟就业而非解决青年就业问题，去农村的城市青年大多只是浪费时间，有的甚至因与城市脱节连在城市求职的基本技能和人脉资源网络都未能形成；相对滞后的农村未能够提供大学生适合的就业的岗位，大量的大学生涌入农村只能造成劳动力冗余。而且这一政策与城市化的大趋势相悖。
其次，调整失业毕业生进入就业准备活动，例如，实习或职业技能培训。所有毕业生离开大学和找不到工作可以申请3到12个月实习积累工作经验。当地政府和雇主会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补贴。自2013年以来，就业促进计划实施对失业的毕业生提供公共就业服务，例如，就业指导、实习、就业信息、职业培训服务等，对帮助失业的毕业生成功就业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第三，从大学专业安排的角度，高校必须提供各专业的就业质量的报告，其就业率将决定招生数量。这些措施显然试图减少就业率较低专业的招生数量。然而，据南方日报报道，在监管缺失的情况下，一些高校选择将危机负担转移给毕业生，警告学生，没有劳动合同就不颁发毕业证书，导致一些学生为了顺利毕业不得不购买假冒雇佣合同。假冒的就业率危害很多，会误导相关政策制定。
第四，加强不同类型的企业雇佣毕业生的规划与优惠政策。例如，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享受税收的豁免；企业如果招募登记失业毕业生，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小微科技企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享受财政补贴；当毕业生的雇佣数量达到一定比例，优先提供发展资金和技术升级的补贴贷款。很明显，中央政府努力通过市场化的支持政策吸引企业雇佣毕业生，以稳定和增加毕业生就业率。
（四）、对促进大学毕业生就业的政策建议
1、增加教育资金
教育投资至关重要的，应高度重视加强城乡之间的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1998年到2010年，教育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2~3%(何梅，2015)；2012年，中国的教育开支占GDP的4.28%(教育部，2013)，这是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开始跟上世界平均水平基准。然而，教育投资仍然需要增加，而且刻不容缓[4]。
仅靠政府财政投入还不够，国家在教育投资主体的顶层设计上应该欢迎社会基金加入。对于学习教育投资的使用，我们可以发现其中70%用于支付老师的工资和维护学校的运行(《人民日报》，2014)，这意味着费用教育改善和进步。目前大多数教育经费来源于各级政府；有关政府部门应做好确保中央政府每年预算分配的监管工作。然而，为了实现教育改革规定的教育支出占GDP的至4.5~5%这一目标，仅靠政府财政投入还不够，因此，建议高等教育的投资应该欢迎社会基金加入。
2、加强对大学生素质的职业培训和实习
大学毕业生应该高度重视职业培训。实践证明，职业培训的质量密切相关的求职结果。高质量的职业培训和实习实践可使求职成功率提高30%。如果加上其他求职辅助职业培训，参与者更可能将求职成功率提高到53%[5]。然而，职业教育在大多数中国高校缺乏具有针对性和专业性的指导和实践；尤其是应将正确的职业态度放在更重要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和技能。
教育管理部门也有责任提供就业指导和服务(教育部，2008)，促进高校就业培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同时，明确制定可操作的指导性文件，并对高校的执行情况进行定期的检查监管。
对于高校来说，应该结合课堂教学进行职业实践培训。实践培训不仅应该包括传统案例研究、小组讨论和场景模拟，还应有计划地引导学生利用假期的实习和大学俱乐部活动来增加学生的社会经验。
3、由第三方评估组织对就业状况进行跟踪
研究员周林波指出，统计来自高校上报的就业率，其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它不能反映就业质量、就业障碍等关键性问题。很多专家认为，以毕业生为调查对象的毕业生就业满意度、工资水平、就业后的变化等，才能更好地反映就业真实情况(南方日报，2015)。
教育部自2013年以来已经建议由第三方评估组织对毕业生的就业状况进行跟踪(南方日报，2015)。第三方组织与大学、高校之间都不存在利益关系，因此能提供值得信任的数据，这直接关乎国家对毕业生的政策取向。
目前，已有少数大学委托颇具权威和声誉的第三方麦可思提供高校的就业数据调查和分析服务，高校根据调查数据，来调整专业结构，进而提高教育质量。然而，目前大部分大学尚未实施第三方调查。
4、利用“工作福利制”ALMPs类型
如前所述，中国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ALMPs)主要侧重于提高青年的就业能力，而不是“工作福利制”，即以积极找工作为前提才能换取失业补贴和福利[6]。工作福利制的引入是必要的，国际劳工组织已确认，当作为资金支持的补贴以积极寻觅工作机会为交换前提，将有效提高青年的就业率(国际劳工组织，2012)。资金补贴可以帮助青年持续地寻找工作机会并且降低他们陷入贫困窘境几率，而当资金支持是有条件而非无偿获取的，年轻人更有可能以积极寻找工作的档案记录来换取补贴。特别是要考虑一些“啃老族”的存在，用工作福利制来督促青年自食其力尤为必要。
然而，相关政策的制定是以政府为导向的，然而相关换取补贴前提条件的制定还是应该咨询相关专家学者并且参考其他国家的有关规定。青年寻找工作的档案记录应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来设立相关系统作为换取失业补贴的相关凭证。
二、海外留学归国人员
（一）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现状描述
1、海外归国人员数量急剧增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5年底，中国的海外归国人员的数量已达到2，218，600人。而且近年来，据2016年教育部统计，79.87%的海外学生选择回国就业，这势必会对中国青年就业市场产生冲击。
2、随着海归数量的剧增，巨大的求职者分母使其就业成功率中降低。根据《2016年中国留学白皮书》显示，海外归国人员倾向于花更多的时间来寻找首份工作，在1个月内成功就业的占40.3%；3个月内就业成功的占36.8%，比2013年的数据有所下降；第三，即使他们成功地找到了工作，有46.4%的海外归国人员对自己的工作差强人意(新东方海外视野，2016)。
3、海归人才质量莨莠不齐，海外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被稀释，海归文凭不再像以往那样具有高薪优势。《2016年中国海外归国人员就业蓝皮书》表明，海归博士、硕士和学士学位，薪资水平分别为5000~10000元，5000元和低于5000元。与本土同样学历的毕业生相比，并不存在领先优势。
（二）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就业问题分析
1、从雇主角度，认为海归人员存在诸多缺点。
据《2015年中国留学白皮书》透露：从雇主的角度来看，海外归国人员的主要缺点包括：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自信度差(20.70%)，团队合作能力低(3.75%)(新东方海外视野，2015)。
此外，雇主对海外归国人员期望值比本土青年更高[7]，且倾向于务实，其真正关心的是海外归国人员知识的灵活性、良好的外语能力和宽阔的视野，而不是单一的海外教育资历。
2、海归人员就业问题客观存在诸多内生原因：
首先，他们对薪酬的高期望值与其学业质量不匹配。一项《中国企业为什么他们不愿意招收海外归国人员》调查研究表明，39.7%的雇主认为海外归国人员的工资要求过高。
其次，海归人员不适应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调查表明53.80%的海外归国人员发现很难适应国内的工作氛围(新东方海外视野，2015)，对工作满意度较低。
第三，海归人员就业心态不稳定，跳槽频繁。因此也被雇主视为不稳定的员工。数据显示，76.5%的海外归国人员跳槽经历，在两年内和3~5年职业生涯跳槽分别占39.5%和28.8%(新东方海外视野，2016)。
（三）、海外归国人员的相关政策环境和评估政策
1993年，在全国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确立了“鼓励出国留学”的指导思想，直到现在其政策仍然被采用。针对海归的政策有两个：一是通过人才引进计划吸引高层次人才；二是通过构建有吸引力的海归创业平台和环境吸引高层次海外回国人员创业(中国教育部，2016)。
然而，该政策有两个瑕疵需要注意：其一，政策只是针对高层次人才，而大量的素质较低的归国人员成为政策的盲点，对该群体缺乏职业政策指导；其二，政府为高层次海外归国人员提供较优惠的创业政策，事实在2015年，却只有3.32%的海外归国人员自主创业(中国教育部，2015)。政策取向与海外归国人员的实际需要严重扭曲。
（三）对促进海外归国人员就业的政策建议
1、从海外归国人员的角度
他们需要充分利用国外大学职业中心的服务，先在海外积累工作经验，为回国找工作做好准备[8]。
留学生也应该熟悉国内发展形势，密切关注最新的海外归国人员就业政策，以保证当他们回国后能够尽快熟悉和习惯国内的就业环境。
同时，也应该正确认知自我，以合乎现实的就业态度面对求职[9]。
2、从中国政府的角度
欧美同学会副主席王辉耀(2014)主张，政府需要建立一个特定的部门，负责协助日渐增多的海外归国人员寻求就业机会。此外，也应该建立一个在线平台，便于政府、雇主和海外归国人员信息沟通与互动[10]。笔者认为，这一主张的好处在于，一方面，政府能够传播针对海归的相关就业政策；雇主可以发布面向海归的招聘信息；另一方面，该平台也会方便海归跟上最新的就业形势，了解最新的就业政策和信息。
第二群组：女青年
（一）、女青年的现状描述和问题分析
中国女青年在就业中遭受性别歧视，这在招聘信息上可见一斑。一些企业明确表示只招收男生或仅优先招收已婚、已生育的女性。一些公司在招聘中可能会有潜在的性别歧视，例如，雇主可能会问及女性求职者的婚姻、生育计划或强调岗位特征更需要男性(《人民日报》，2016)。根据2016年全国妇联的调查显示，86%的女性受访者在求职过程中遭遇过性别歧视。
相比城市女青年而言，农村女青年的就业状况更不乐观。根据2006年进行的调查，50.2%的女性农民工在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之下工作(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2006年)，只有40%的女性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只有5.2%的年轻女性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参加生育保险的比例没有达到1.8%(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2006)。直到现在，侵犯女性工作的权益的事件仍时有发生，一些企业拒绝与女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或者不遵守合同内容；一些企业未能对在经期和孕期的女性提供劳动保护，甚至让她们从事对女性生育健康有损的工种。
为了保护女青年的权益，国家制定了《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调查显示，截至2008年底，43%的企业已经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比2005年提高了8%；43%的雇主实施禁止妇女工作的类型和范围，与2005年相比上升了1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小组，2010)。特别规定无疑有利于保护女性劳动者的工作条件，然而，作为保障农村妇女工作环境和条件的特殊规定的普及尚且有限，更不用说扩大生育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的覆盖范围了。
（二）、女青年的相关政策环境和评估政策
分析女性和男性求职者遭遇不同的核心原因之一是，企业为了追求最大的利润不愿支付产假薪酬(《人民日报》，2016)。为了缓解这一问题，自1994年以来劳动部制定《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要求雇主必须按总薪酬的一定比例向社会保险机构支付生育保险，从而建立生育保险基金，以支付女员工工资和生育期间的医疗费用。这些措施优势是，无论企业招收女性员工与否他们都需要缴纳生育保险费用，所以雇主可能更少考虑产假薪酬支付的亏损。尽管相关办法的初衷是好的，但直到2014年，只有1.7亿名女性有生育保险[11]，这意味着剩下的女性(主要是农村女性)仍会因没有生育保险而不可避免地在找工作过程中面临性别歧视。
我国政府也努力减轻性别歧视，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就业促进法》(2007)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2005)都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相同的劳动权利”，“雇主不允许拒绝女性或提高对女性的招聘需求”（确实不适合女性的特殊作业类型除外）。然而，这些规定只是停留在原则层面，没有任何具体处罚措施，更没有规定由哪个具体职能部门或社会组织负责实施。因此，目前尚需要从立法到执法各个环节，构建有效的制度措施，更好地解决性别歧视问题。
国家还通过财政补贴引导和鼓励妇女自主创业，规定符合条件的女青年可以申请小额贴息贷款。国家对于大学生，女青年和其他群体的最大贷款数额分别是10万，8万和5万元，这本身已经反映了国家政策对于鼓励大学毕业生和女性创业的政策导向。
（三）、女青年的政策建议
1、 针对生育保险的低覆盖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应该采取措施扩大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将孕妇劳动力成本由企业承担，纳入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一步，减少企业生育保险支付比例。与此同时纳入更多缴纳生育保险的企业主体，进而减少每个企业个体缴纳生育保险的成本(《西安晚报》，2012)；其次，对企业缴纳生育保险采取以罚款为导向的强制措施。
政府还需要推动制定“家庭友好”政策，更好地协调女性事业和家庭责任(OECD，2014年)。政策选择之一是推广丈夫带薪陪产假(ILO-IMF-OECD-WBG，2014)，如果雇主担心女性带薪产假和影响他们的利益就给予男性员工相同的权利。带薪陪产制已经在71个国家施行，说明是这缓解女性求职歧视的相对普遍的措施。尽管中国意识到应该引进相关，仍然没有实现制度化。从政策借鉴的角度出发，与韩国实施男性产假制度值得学习。按照《韩国劳动法》对外国雇主的要求，雇主应该给男性员工三天陪产假，如果用人单位没有执行，惩罚可以高达500万韩元。陪产假的政策结果执行从图1中可以看到，男人选择陪产假从2013年到2015年大幅增加。韩国政府还计划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让企业更愿意实行男性产假。
图 1：
（数据来源：韩国劳动就业部）
通过对韩国男性产假的案例分析，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引入男性产假和育儿假是可能的，并且吸引男性申请相关带薪假期。为了使得男性产假和育儿假成为可能，女性人大代表可以提出相关议案，让这一措施进入政府和公众的视野，全国妇联作为可以参与女性相关立法的主体亦应对有利于男女求职平等的政策进行。而中国政府作为制定和执行政策的主体，应对不批准男性产假和育儿假的企业予以罚款，并设定经济补贴用以鼓励企业施行男性带薪产假或育儿假。
2、育儿的社会化服务
雇主关心另一个问题是，担心女性照顾孩子的责任过重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工作效率。所以应该增加对工作母亲的儿童看护服务，因为相关服务可以促进女性的经济参与能力。墨西哥的儿童看护服务(‘Programa de Estancias Infantiles paraApoyar a Madres Trabajadoras’2013年)值得参考，这个项目旨在依托工作母亲所在的家庭和社区来建立儿童看护中心。它不仅对愿意运行日托服务的承包商实施补贴，还资助工作的母亲加入儿童保健中心(ILO-IMF-OECD-WBG，2014)。中国政府亦可以以社区为单位增加儿童看护中心的密度，以减轻女性的就业阻碍。
3、 对弱势女性改善工作条件
印度自主就业妇女协会组织致力于帮助贫困妇女从事非正式的工作来提高他们的收入；还努力保护女性劳动者权益，如孕妇的社会保险和儿童保育规定等。这个组织的显著特点是，首先组织弱势女性群体尤其是农村妇女形成强大的争取女性权益的力量；其次，致力于改善女性劳动条件，努力争取稳定的工作、收入以及其他社会保障(国际劳工组织，2014)。中国也有类似的组织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即全国妇联)。全国妇联分支机构深入到农村使得援助和组织农村妇女成为可能。当女性的权益受损，全国妇联有权要求相关司法部门跟进并未她们提供法律援助。目前，全国妇联还应该扩大自己在农村的影响力，大力宣传她们的功能和职责，使得农村妇女知悉维权的途径和渠道。
第三群组：农村青年
《人民日报》(2015年)指出，中国已经出现贫困的代际传递，表明贫困的可继承性以及贫困阶级固化的特性。如果不在顶层设计上显著改善社会结构和加快不同群体间的流动，那么不仅贫富差距会更悬殊，也无法保证社会公正。
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青年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他们最缺乏的是机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2015年)，如何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政策支持和各种社会力量的帮助，使他们摆脱贫困、走向美好的未来，将成为严肃的社会课题。
（一）农村大学生和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现状描述和问题分析
农村青年可分为农村大学毕业生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通常是低学历)。
无庸讳言，对于农村大学毕业生而言，与城市大学毕业生相比，是较弱势的求职者。据中国社科院一分调查表明，2013年农村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达到30.5%；而同一年《光明日报》一份数据表明，城市毕业生进入政府机构和外资企业的比例分别为47.8%和47.8%，所有超过农村毕业生(31.1%和2.5%)；至于薪酬，2013年城市的毕业生的平均工资是3505元，超过农村地区毕业生的平均工资2851元。
造成这一现象的决定性原因，是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近年来通过高考进入重点大学的农村学生的比例非常低[12]。此外，根据2013年社会科学院的调查研究，家庭背景是另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它决定了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已明显影响毕业生的就业机会、工作质量和工资水平。更重要的是，与城市青年相比，农村大学毕业生也缺乏一些软实力，例如缺乏自信，不善交际，普通话不佳和综合素质不高，等等。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农村毕业生和农村青年的相关政策环境和评估政策
首先，要缓解失衡的教育资源分配。2014年政府计划增10%农村学生进入重点大学，教育部亦建议高校系统对农村大学生单独招生，并通过四大政策协助农村毕业生就业：1、实现农村毕业生的求职补贴政策，以减轻农村大学生求职的经济负担；2、组织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提高农村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和竞争力；3、敦促大学专门针对农村毕业生举办招聘会；4、鼓励农村基层就业项目优先招收农村毕业生(教育部，2014)。
这些政策显示政府重视农村毕业生的高等教育和就业，然而，这些行动还在初始阶段，其效率和有效性尚待实践检验。
第二，增加对于农村青年就业政策的可操作性。以农村进城务工人员为主体的农村青年，政府在2006提出了纲领性的解决方案，包括：一、实行培训券制度；二、雇主要为农民工投保工伤保险；三、保障农民工子女可以在城市平等受到教育。然而由于这些措施制定过于宽泛，其政策结果并不乐观。因此在2014年政府升级了这些举措，将农民工群体进行细致分类再予以有针对性的援助，例如对城市农民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帮助他们找到更好的工作；对在农村的低学历农民工则侧重劳动准备役培训。此外，新的举措纲领还在各项举措下面罗列了负责执行的相关机构，使举措更具可操作性。
（三）农村青年的政策建议
对于农村大学生：
1、为鼓励来自农村的大学毕业生到乡村就业，建议中央政府应出台鼓励政策，并督促和监督地方政府对农村毕业生就业提供补贴。(教育部，2014)。
2、为了提高农村毕业生的软实力，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应提供目标明确的职业方向。如加强普通话、面试技巧培训等求职服务；帮助缺乏社交资源的农村毕业生搭建校友网络平台。
3、农村大学生自身应主动加强其就业能力的训练。如，在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中培养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主动建立各种社交网络，如与导师、学校各种俱乐部以及实习同事等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以补充自己的社会资源；
对于普通农村青年：
1、为辍学的农村青年提供二次教育机会
据媒体报道，中国至少2000万农村青少年辍学打工（《广州日报》2014年7月1日）。
农村中学生辍学的理由有两大方面：一是基于理性分析，觉得学校教学质量不高，成绩不好，上学不如外出打工挣钱；二是出于心理因素，心理压抑和迷茫导致学生冲动性辍学。更多相关的研究也表明，如今农村因为没钱上学的情况已经大大减少，而是心理迷茫——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中国农村青年低学历、低素质导致他们就业能力差或只能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或失业。因此，为辍学的农村青年提供第二次教育机会，加强其教育背景显得至关重要。阿根廷通过财政补贴的办法激励那些从事非标准工作、低学历、低薪酬的年轻人的回到学校接受二次教育，这些年轻人再就业时大大地提高了竞争力。(国际劳工组织，2014;OECD-ILO，2014)。其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2、加强对农村青年的职业培训
据调查，农村青年不积极参加职业培训，他们认为培训是无用的，即使参加培训也仍然找不到工作[13]。所以一些学者建议政府组织务实的、与农村青年需求匹配职业培训，分类地为农村青年安排相关职业培训，以增加其成功就业的可能性。
3、改革农村青年的社会保障
地方政府有责任扩大农村青年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包括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和养老保险等)，改善当前农村青年的社会保险的参保率较低的现状[14])。为了吸引地方政府的关注，中央政府可以将扩大农村青年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作为评估地方政政绩的一个指标。
而媒体需要积极传播农村青年的社会保障的重要性，提高农村青年对该制度的认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结论
一、对青年失业普适性的措施
从政策学习的角度，一个国家首先从其过往的政策历史获取经验以改进政策。中国的政策改革表明它从过去注重高投资带来高就业的观念进化到以创业来拉动就业的理念，即鼓励全民创业。其基本逻辑是通过简化行政程序和商业注册手续来激发社会创业的热情，进而以创业来增加工作岗位。其政策成果也是显著的，据新华社报道，在2014年的前10个月中，新注册的企业数量达到2，920，800，有52.58%的涨幅。此外，减少对企业的征税，以此作为企业产业升级和创新的启动资金。政府的这些宏观经济政策在2014年创造了近千万的工作岗位。彰显了限制政府职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正确方向，更论证了深化改革的合理性。政府的宏观政策改革会为青年增加就业机会产生深远影响。
二、对于青年就业政策的举措，有些是要具体群体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群体的措施应该依据他们面临的不同问题给予有针对性的根治。
三个青年群体的政策问题和导向分别在于，由各大学汇报的大学生就业率普遍出现虚高现象，因此应该引入第三方机构去计算和评估大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并以此作为政策导向；海归在找工作和获取更高薪酬的优势越来越不明显，因此制定针对海归的就业政策并且引导他们适应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显得尤为必要；女大学生在就业求职中面临不同程度的显性和隐性歧视，这主要是源于企业不愿意支付带薪产假并且担忧她们照顾孩子的家庭责任影响她们的工作表现；而女农民工基本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无法得到保障，参与社会福利保险的比例极低；至于农村大学生，政策导向应以扩大其就业渠道和增加职业培训为主，对学历较低的在城市务工的农村青年，应该逐渐将其纳入五险的覆盖范围。
三、虽然中国青年就业改善政策相对全面，然而，就业问题非常复杂，还应将青年就业态度纳入考虑中。谈到中国解决青年就业的政策背景和特点，从劳动力供应方的角度，中国的政策不像西方国家严格限定青年获取失业补贴的前提条件，而以使其具备工作能力为主要政策方向。更具体地说，那些既没有就业，上学和参加职业培训的青年缺乏寻找工作的主观能动性，出于这样的考虑，吸纳西方的工作福利制，用“就业档案记录”来换取失业补贴。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一方面，以政府主导的公共部门可以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来响应教育部的号召，另一方面，可以用财政补贴，税费减免等优惠政策来吸引以利益为导向的企业吸纳青年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