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讨论阶级（Class），似乎多少有点“非美”（译注：un-American，如果形容某人或某物“非美”，通常意味着它们与美国的理念和习俗不一致）或非保守主义。毕竟我们是共和国，据说公民都是平等的。往往是马克思主义者，包括那些仍居住在教职工休息室里的老顽固们，在讨论阶级问题。保守主义者貌似和阶级不沾边。
这种看法很短视。恰恰因为共和政体必须要保持警觉，以免堕落为其他政府形式，因此，我们必须要不时地对权力运行进行坦率的考察。在西方政治文学中，对共和制演变为寡头制或专制政治的隐忧，始终是一个古老主题。“阶级”可能是一个比较晚近的概念，但它只不过是用现代措辞，对危害共和政体的古老危险做了重新表述。
事实上，从历史上看，保守主义者一直是处理阶级政治的行家，不论在直觉还是实践层面。罗伯特·皮尔，英国现代保守党的创始人，毋需理论家的提醒，就意识到新兴商人阶级日渐重要，其利益诉求必须要予以适应，即便这意味着废除乡绅们（这些人自视为保守党的身体与灵魂）的命根子《谷物法》。（译注：罗伯特·皮尔认识到资产阶级的崛起是大势所趋，为了迎合这一新兴阶级，做到保守党的长期执政，必须拿既有利益集团（乡村贵族）开刀，在当时，向自己的基本盘开刀无异于一场豪赌。这种见识和手腕非常人所及。）小地主们有一套说辞：《谷物法》维持的农产品价格，是他们所缴土地税的补偿。皮尔在和平时期引入收入税之前，土地税一直是政府日常运行的主要财源。
译注：《谷物法》（The Corn Laws），1815～1846年强制实施的进口关税，它规定了国产谷物平均价达到或超过某种限度时方可进口，其目的是维护土地贵族的利益。
皮尔的决定分裂了保守党，但是保守主义却在19世纪的英国大获成功——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激进主义和极端反动的蠢行在欧陆肆虐——皮尔的举措最终引发了英国政坛的重新洗牌。数年之后，自由党——保守党最大的竞争对手——选了一位前保守党人威廉·格莱斯顿担任党魁，自由党的高层不乏皮尔派保守党员。
保守党选出了本杰明·迪斯雷利担任党首。针对所处时代的阶级政治，他凭借富有创见的举措实现了异常有效的政治平衡。尽管，迪斯雷利本人靠攻击皮尔“叛党”而成名，但当他成为英国首相时，压根就没有考虑过恢复《谷物法》（译注：这就是政治成熟）。他将逝去的封建社会浪漫化，但这并不妨碍他领导下的保守党依然是资产阶级政党。就像皮尔适应了19世纪初新阶级的现实，迪斯雷利接受了19世纪中期的现实，而且在后来——他还进一步扩大了公民权并向工人阶级提供救济。当自由党无力应对社会主义和工党的新挑战时，保守党早已经未雨绸缪，做好了准备。保守党进行温和的改革来迎合工人阶级，并诉诸某些浪漫的主张来吸引国民（译注：简单说，就是将大英帝国浪漫化，这招对底层民众尤其具有号召力，说迪斯雷利是帝国主义者，一点都没冤枉他。）；资产阶级注意到，这要比自由派的主张（它们有将国家输给社会主义左派的危险）更有效。
今天，美国保守派面临的处境非常不同，但是同样需要创造力。奉行文化多元的左派正在解构这个国家，而与此同时，被视为政治中心的两党的建制派，却执拗于意识形态的一致性且眼界狭隘，其顽固程度丝毫不亚于最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反动派。有迹象表明，它们的外交政策或经济自肥行为正在造成国家的衰退，而我们僵化的统治阶级却无力更弦易辙。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缺陷，反而以其良好的意图和卓越的推理为自己的雷打不动的信仰辩护。（译注：当新现实出现时，保守主义者会调整意识形态适应现实，而不是相反。英国保守党的政治成熟就体现在这里，美国共和党需要借鉴的地方也在这里，在争取黑人选民上，提供多少社会福利而无损于自由市场原则，这应该是一个技术问题，毋需上升到意识形态高度。）然而，在政治中，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通常意味着灾难，因此，保守主义者有义务说出真相。
（万吉庆译）
…………………………………………分割线………………………………
小编的话：保守主义在中国不太为人熟知，有时候，你和别人谈起保守主义，他们往往认为保守主义就是顽固保守、拒绝改革、支持既得利益集团，或是宣传三纲五常，甚至还联想到妇女裹脚，这误解也太大了，找谁说理呢！无怪乎有人说，在保守一词“污名化”的今天，人们在心理上惟一能接受的就是“保守治疗”。实际上，英、美保守主义是人类的一座知识宝库，其中有大量的经验可供借鉴，要知道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后，再也没有发生一场社会革命，这和保守党审时度势的改革有重大关系。只要我们不带着有色眼镜，肯定能从保守主义思想中汲取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