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样的需求，在重要性和紧迫性方面，与二战之后欧洲国家对美国的需求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时欧洲国家处于水火交迫之中，有燃眉之急，希望借外来经济援助实现政治与社会的稳定，而目前“第三世界”国家并不面临类似的窘境，他们需要中国的资金，但并不是非此不可。所以，对推动中国资本输出，还是首先要基于本国经济的需求来理解。
中国在今年在金砖机制下参与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主持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深入地介入国际经济治理，也提升了中国人的自信心。但是，这些只是中国介入国际金融治理架构的第一步。这些机构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比，无异于小鱼之比大鲸。目前可以发挥“鲶鱼效应”，倒逼国际金融秩序的变革，实现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投票权、影响力的提升，但其作用不宜过度夸大。在这个舞台上，中国只是一个迟来者，这与二战结束初期如日中天的美国是完全不同的。
谨慎使用历史名号
马歇尔计划因为功效卓著，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所以后来得到了不断的引用。当然，其中也不乏“托名”于马歇尔计划而别有深意的做法。
比如，自从欧元区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以来，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多次呼吁美国对欧洲推行新的马歇尔计划。无疑这个计划将首先是个政治计划，按照索罗斯的设想，新版马歇尔计划还可以帮助处于夹缝中的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威胁。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也曾提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需要出台一种新的“马歇尔计划”，促进全球范围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打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瓶颈，并给高收入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提供空间。不过，林毅夫实际指的是一种全球性合作，各国协调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投资于基础设施瓶颈和环境瓶颈，实现增加需求的效果，而中国只是这场国际协作的一个参与者。用林毅夫先生提出的概念来指代中国单方面的资本输出计划，也是不妥当的。
一方面“阳光之下无新事”，另一方面“并不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共性与差异性总是同时并存的，在对历史事物的不断诠释过程中，同一名称所指对象的实质也会发生变化，甚至最终与原始对象南辕北辙。
当然，人们总是有选择选择名号的需求，用历史名号来为新的设想增光，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也应足够谨慎，因为“托名”和“冒用”不免会造成听者理解上的偏差。比如，近期围绕所谓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次媒体热炒的“中国马歇尔计划”概念，本来就是一种原汁原味的“中国制造”，有的论者却反过来说，这是对中国行为的西方式解读，是西方媒体渲染的说法，很有可能为“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于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到底是反映了中国的自信，还是外国人“构陷”中国的阴谋，谁也搞不清楚。这就是一个滑稽的现象：自己玩的语言游戏，把自己也陷进去了。
秦晖先生曾经提醒要注意一种“问题殖民”，就是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把一些西方的概念直接“误置”到中国的事物上和问题上，会限定和固化理解问题的思路，容易导致简单化的结论。
当前中国需要应对产能过剩和过高的外汇储备，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目标，深化中国对全球治理秩序的介入，这是一个综合的工程，也是西方国家没有经历过的特殊过程，因而对该问题的讨论应该以本地的特殊性为基矗中国资本输出的目标首先是务实地解决中国面临的挑战，实现经济转型，而国际地位的提升应该是这个过程的一个副产品，不可本末倒置。另一方面，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是不可改变的大趋势，但外部世界的猜疑也会相伴而生，要多些沟通少些猜忌，就需要多点务实的行为，少点生造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