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四要”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多个重要场合对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工作提出殷切期望，这些重要论述是引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工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要做到讲政治、有依据、真管用、改文风，推动参政议政工作迈上新台阶。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多个重要场合对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工作提出殷切期望，这些重要论述是引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工作的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要做到讲政治、有依据、真管用、改文风，推动参政议政工作迈上新台阶。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被指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服务器处理机密邮件，导致被黑客攻击而泄密，“邮件门”给其参选总统带来负面影响；2016年10月24日，韩国媒体爆料称，在时任总统朴槿惠闺蜜崔顺实委托物业处置的电脑中发现200份文件，其中44份是朴槿惠演讲稿，“闺蜜干政门”发酵导致朴槿惠被弹劾，面临刑事指控；2013年6月，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员...
互联网的泄露和泄密事件，对当事方和相关方大多都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它损害了当事者的隐私权、名誉权，损害了公司的经营业绩和信誉，损害了某些国家和军队的形象。消除网络泄露、泄密弊端，既应侧重于国际联合，也应侧重于民族国家自身的网络法律建设、网络技术防范能力与技术追查能力的建设。
近年来西方社会频频发生泄密事件，其背后的技术支持和社会原因具有西方式的特征，信息被频频外泄对西方社会和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而随着新技术的普遍运用，未来信息安全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国际社会摒弃隔阂，携起手来共同应对。
自人类认知和实践领域从陆、海、空、天，扩展到电磁和网络空间以后，世界已逐渐开拓成四维活动空间领域，随之网络安全已成为关系到各国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由于西方国家在网络领域起步较早，遇到的问题带有典型意义。 现代互联网每日每时的海量信息进入各个服务器储存库，加上快速存取技术造成了信息呈几何式快速膨胀，但与此不相适应的是，数据的保密和加密技术的进展则远远落后...
网络泄密事件之所以频繁发生，一是西方文化中的极端自由主义和对政府的反感造就了一批“黑客罗宾汉”；二是西方一些国家在网络自由方面的虚伪表现在网络世界中遭遇反弹；三是法律没有处理好言论自由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四是网络技术的某些特性刺激了网络泄密事件的不断发生。
在信息呈爆炸式增长的时代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背景之下，频频发生的泄密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西方国家在政府部门的运作方式、信息透明度、社会监督等方面出现严重问题。
计算机网络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几乎已经覆盖全世界。现代社会对网络的依赖越来越强，而以网络为传播介质的涉密信息也越来越多，从个人隐私到国家机密。即使是在美国这种网络安全技术走在世界前沿的国家，信息泄露的形势同样非常严峻。
信息泄露受影响最大的领域仍然是与大国有关的国际政治。从信息泄露情况来看，信息的机密程度越高，数量越大，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越大。而这样的信息主要是来自大国，信息泄露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与该国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是成正比的。
近年来，西方国家制定、颁布相关法律法规，将信息活动纳入法律框架。通过立法确保信息安全，特别是通过法律的方式，明确对于不同程度危害信息安全的行为的处罚，是西方各国普遍采用的手段，也是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手段。
有效的个人信息保护，离不开政府的有效规制和监管，然而，个人信息保护条例的有效执行，更离不开作为信息主体的公民个体与作为数据控制方的企业和组织。 作为互联网用户的公民个体，在使用数据时，自身产生的数据也成为大数据的组成部分。例如，社交网站能够广泛收集用户的敏感数据。“非知情同意”（non-informed consent）这个概念建立在“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法规基...
信息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信息主权到信息国际化、全球化来审视信息安全的国际关系意义，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信息安全的多维度特性。在信息全球化推动下，围绕信息疆域形成的一系列挑战，我们应进行平等对话、交流，建立网络治理新模式、新秩序，打造网络命运共同体。如此，方能实现真正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秩序，从而防止或减少信息泄露事件的发生。
随着我国通信企业的不断努力，部分网络设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国际竞争中已占据一定市场，有些领域更是达到全球顶尖水平。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采用国内技术的核心部分，尽可能实行国产化设置，避免原产国设备中无法预防的信息入侵和信息窃取。
“微权力”也是权力，“微腐败”也是腐败，权力必须受到监督，腐败必须受到惩治。基层党员干部权力虽“微”，但是，一旦滥用权力导致腐败，就会严重损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治理农村基层“微腐败”要抓住问题的关键，从全面从严治党的大局出发，着力构建基层贪腐有效治理机制。
“微腐败”产生的思想根源，主要是“法不责微”的心态在作祟，认为“微腐败”“微”不足道，殊不知看似不关乎原则的“微腐败”实则是腐化堕落的温床。因此，治理“微腐败”，杜绝“法不责微”的心态，必须致力于构建治理“微腐败”的长效机制。
伴随着互联网产业化、大数据商业化的时代变革，政府应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增强精益化管理，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沟通；应利用大数据转变政府管理理念，革新政府管理技术，优化政府管理运行机制。
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不断融合，综合媒体时代的强大技术支持使公民政治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综合媒体也成为了公民高效参与政治的便捷渠道。为此，应加强党对公民政治参与的领导，健全公民综合媒体政治参与的法律法规，持续优化政治参与平台，进一步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理性发展，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向深入。
兜牢民生底线就是地方政府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始终将民生作为关注、保障和改善对象，始终将解决人民最关心的利益问题作为地方政府社会建设的中心工作。将人民的所思、所盼、所想融入到社会建设之中，才能更加牢固地兜住民生底线。
公共服务外包将竞争机制引入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过程，推动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有效地提升了我国公共服务供给的质量，并起到减轻政府负担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践表明，政府应把握好市场的发展方向，才能确保其不偏离正确的轨道。
城市是区域的核心，城市层级与其对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的聚集力和辐射力成正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上升，除北上广深之外，国家各区域板块正在形成具有一定聚集力和影响力的大都市，这就是国家中心城市或称之为新一线城市。
在城乡一体化的建设中，大城市边缘区基础建设不应只考虑到自身发展，而应将城市核心区域与乡村地区考虑在内。在大城市边缘区基础建设的过程中，必须与城市核心区域相互统筹，尤其是在资源投入方面，应避免资源重复建设。
传统的城镇化给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必须要考虑到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要合理布置城镇的空间格局、优化城乡产业结构、提倡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以此提高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建设生产发达、生活美好、生态美丽的宜居空间。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分层现象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并存、农民工就地创业与进城务工并存两个方面。应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扫除农民工进城务工障碍，建立和完善农村劳动力市场，解决农民分层问题。
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边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就必须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整体素质，建立各级教育培训机构、企业和农民工三方共担的人力资本培育机制，增强其融入城市的能力。
农民工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该群体的相关权益理应受到社会关注。随着我国劳动法律渐趋完善，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却依旧很低。解决农民工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的问题，应从理念支撑和法律保障两个方面寻求破解路径，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城镇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出现了大量失地老农，他们除了种地之外没有其他方式获得经济来源，加之年老体衰，他们的后续生活令人堪忧。因此，在当今时代下，加大对失地老农的扶持力度，保障失地老农生活水平，显得尤为重要。
新型城镇化赋予乡村治理新机遇的同时，也影响着乡村治理的发展。新型城镇化加剧了乡村社会分层，增加了乡村组织冲突，带来了乡村精英流失，冲击了乡村文化传统。应通过培育乡村治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人才资本、社会资本，提升乡村治理绩效。
人才培养关系到党和国家建设大业，是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是破解人才发展问题的迫切需要。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需要人才保障。应该在创新中实现人才建设，在制度完善中保证人才培养，将人口大国升级为人才强国，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国力。
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对我国国家建设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需要实现社会正义的社会条件，提升“官德”作为前提条件，加强法制作为制度保障，只有这样，我们的国民才能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引领下，提升眼界，自律自强，大步迈向“文化强国”。
未来的中国第三方支付行业发展不能延续“多头并进”和“碎片化”格局，而要构建一个能够承载更多金融创新与发展的“多层次新型支付市场”，从而真正推动第三方支付行业转向扎实的金融科技驱动。
随着移动支付技术的发展，电子支付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权衡无现金社会的利弊，“去现金化”将是个长期过程，应完善金融体系、健全征信体系、金融监管机制，逐步推进“无现金社会”的发展。
随着房地产市场环境的变化，“互联网+”进入房地产行业，房地产企业也在积极寻求转型升级途径。房地产业要持续健康发展才能维护其基本安全状态，这就需要政府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为房地产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利条件。
“去产能”成为我国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去产能牵涉各方利益，不仅要淘汰已经过剩的产能，还需要防止一些正在建设和拟定建设的新增产能的扩张，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涉及淘汰产能企业的转型、资产处置、员工安置、债务债权等问题，政府需做好应对去产能引发的一系列的社会风险、金融风险。
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发展，这也促成了产品全球生产和国际分工的现象。在此背景下，中国也获得了快速融入全球化经济的机遇，但同时在全球化价值链中一直处于低附加值环节。中国要想提升国际竞争力，必然要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
可持续发展原则在很多对外投资的协定中都体现出来了，包括近几年的经济北约，也多次提及将可持续发展原则作为价值目标。此外，很多的欧美国家在最新的投资协定中都加强了对环境保护方面的落实，说明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国际法依据已经是大势所趋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进，在对外投资中将会进一步具体化可持续发展原则。
中国经济在转型发展过程中要以发展绿色经济为契机，强化绿色理念，加大绿色机制创新。创新绿色金融，倡导绿色消费，建立绿色企业，发展绿色流通，使中国经济走上质量效益的绿色增长之路。
当前，我国贫困地区县域经济面临资源匮乏、生产力水平有限、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社会保障体系欠完善等问题。贫困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关系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总体目标能否实现，因而，我们应在贫困地区原有资源基础上进行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探寻经济增长的新出路。
只有充分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并且通过一起起具体案例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和利益，农村的法治建设才能获得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有效调动他们主动学法、用法和护法的积极性，为农村治理提供坚实的群众基础。
为了方便行政机构的工作，法律赋予其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这是现代行政的一个重要特征。但自由裁量便意味着自由性与主观性，容易带来权力滥用，侵害群众的合法权益。为此，必须对行政机构的自由裁量权进行一定的控制，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国家工作人员收受灰色收入背后的实质是权钱交易。灰色收入获取具有隐蔽性，现行刑法对其遏制效果不太理想。在未来的司法实践中，应借鉴域外经验，调整受贿罪立法模式、降低入罪标准，对灰色收入犯罪化处理，从根本上遏制灰色收入。
司法程序建设是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和举措。司法程序建设既要从思想意识上让司法人员树立起公平公正价值观念，又要在司法程序设计上充分考虑，完善细节，提升司法程序的可操作性，还应该加强监督抑制程序违法，有效推进司法程序建设。
马克思主义从社会性、历史性和价值论三个层面阐发了系统的公平理论。基于马克思主义公平理论，实现共享发展，必须以发展社会生产为物质基础，以构建正义制度为制度保障，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唯物史观作为旨在通达“现实生活过程”的理论，其基本的方法被描述为“纯粹经验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对形而上学思辨态度的批判，在对事实之现成性的批判上，体现为范畴去蔽；在现实的历史说明方式上，体现为历史去蔽；而这两方面的彼此联合，也正构成了“历史科学”的基本意蕴，其在理论构建上与实践的指引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不会凭空到来，就像共产主义的理想制度不能突然实现一样。通过初级阶段的按劳分配去激发社会全体成员的劳动积极性，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改革完善现有生产关系，丰富发展生活物质资料，应是必须的奋斗和积淀过程。
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如何联系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现实重新解读《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环境中无法回避的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重读《共产党宣言》，需要我们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再认识。
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时要积极借鉴马克思主义权利思想与秩序思想，保证权利与秩序之间的稳定性与平衡性。只有维持好了权利与秩序之间的平衡，才能够更加顺利地进行现代化民主政治建设。
新时期党建工作面临很多新问题、新条件，与时俱进地运用党建微信公众平台就是党建工作创新的一大亮点，充分发挥党建微信公众平台舆论传播及时性、准确性、便利性等特点，牢牢把握网络领域党建工作话语权，进一步推动党务工作开展，才是党建微信公众平台的舆论传播功能应有之义。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国正从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变为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而作为传统农业大国，我国的农村地区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指导和引领农村变革的主导者，其自身建设水平的提高对于推动我国农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互联网＋基层党建工作”模式，有助于加强思想教育、推动理论宣传，有利于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基层党建工作的效率。基层党建工作者需要认清实际情况，凝聚思想、统一认识、凝神聚力，推进“互联网＋基层党建工作”模式的创新，全面提高基层党组织党务工作效率，夯实党的执政基础。
农民是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延安时期，在革命战争的历史语境下，为激发民众的抗战斗志，动员民众参加抗战，中国共产党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不仅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养，为抗战胜利奠定基础，也为当下农民教育提供有益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曾指出，要促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联通，为互联互通提供机制保障。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总书记“一带一路”战略思想，探讨国际标准化建设，探索中国标准的合理建构与实现路径，6月17日上午，由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和人民日报社人民论坛杂志社共同主办的首届之江标准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标准推进“一带一路...
首届“之江标准”研讨会在钱塘江畔召开，我谨代表浙江省人民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向一直关心支持浙江工作的中联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标准委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等领导及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标准作为世界“通用语言”，是生产的依据、贸易的门槛、合作的桥梁，在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的互联互通、互促共享、共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
今天首届“之江标准”研讨会在此隆重召开，众多领导、专家学者、行业领袖、商界精英齐聚钱塘江畔，共话发展。在此我谨代表萧山区委区政府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诚挚的欢迎。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波澜壮阔的钱江潮不仅滋养了萧山悠悠8000年的灿烂文明，更抚育了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儿女。去年G20峰会在此成功召开，天下从此重杭州，杭州发...
大家好，听说这已经是第三次举办关于标准化问题的论坛，我很荣幸受到邀请。“一带一路”对我们标准化工作提出什么样的新要求，我从这个角度来谈一下体会。 在当今国际格局中，中国为全球化大潮注入暖流，同时给世界带来中国提供的公共产品。在此背景下，我们要有自己的标准。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国的工程项目、经济管理、商业模式等都要“走出去”，而我们的标准能否...
国际社会很早就意识到标准的连通、标准的相互认同、标准的国际对接问题。随着2000年我国加入WTO，真正参与世界经济循环，参与经济全球化，近几年从中央政府到中央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机构，乃至一些企业，开始认识到标准国际化的重要意义，开始大力推进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我们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已经意识到标准的国际化对于我们参与经济全球化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一带一...
金砖国家作为新时期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在南南合作、国际发展合作中，创新了它的理念；也通过自己的治理，银行的建设，对这些理念加以落实。我们今天探讨的是标准，怎么样塑造新的标准，我觉得两个方面很重要：一是要想提出一个新的标准，这个标准的背后得有新的理念，首先跟别人想的东西不一样。二是想的不一样还不够，新的理念一定能够转化成制度，转化成机制，而这个制度在实践...
各国都在积极的参与国际标准化的活动，采用国际标准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一带一路”相关的贸易国在经济、政治、科技、社会各方面存在着差距，导致各国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也不一样。要想避免贸易壁垒，要主动的参与国际标准化的工作，提高创新能力，争取发言机会，才能实现平等协商，互惠互利。 中国已与21个“一带一路”国家签署了标准化的合作协议，中国国家...
我认为，标准联通“一带一路”需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首先是战略层面的对接。我们的战略要跟一些国家的战略，包括发达国家的战略对接，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战略要对接。 第二，推进基础设施标准合作，支撑互联互通的建设。包括在运输装备、能源、智慧城市加强标准化合作，促进人员交流，以标准兼容推动体系兼容。 第三，开展产能，扩大相互投资。在工程机械、油气、钢铁、...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标准化实现“软联通”，结成“好伙伴”，拓展“朋友圈”，对于完善全球治理，开辟世界更加光明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标准联通是国际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机制保障。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全球布局，商品资金的全球流通，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全球往来，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的全球交流，各个领域不断拓展深化的国际...
在明朝，随着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旅游活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文人士大夫是明代旅游风尚的倡导者和引领者，他们充分肯定旅游功用的思想观念，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明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领域的重大变化，使得文人士大夫对旅游持一种肯定的态度，并且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旅游活动中来，成为晚明旅游热潮的引领者。他们所推崇的旅游思想、观念对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等均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一体和多元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是关键的一环。思维方式的核心是如何理解这个世界的差异、对立和矛盾，以及如何建立世界的统一性。从西周末年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开始，“和而不同”的思维就是一种理解差异和融通对立的伟大力量。
理顺文化事业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文化产业内在的逻辑关系，是正确地给文化事业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文化产业下定义的前提，是调动人们积极参与文化事业发展，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提，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前提。
在全球化趋势下，国家文化安全成为一国安全建设的重要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霸权以及互联网的发展，我国的文化安全面临巨大挑战，为此，分析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战略极具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的很多内容和思想对于个体的发展，国家的进步，以及在世界融合的基础上保持中国特色文化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精髓的价值，积极探索传统文化精髓传承的路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与使命。
在当前社会价值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下，儒学“忠恕”思想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启示日趋明显。探究儒家“忠恕”思想的实质内涵和伦理价值，不仅有益于进一步弘扬儒家思想精华，而且对厘清当今一些伦理困境、促进社会和谐，也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要吸取传统仕途文化中“廉洁”与“公正”思想的精髓，使之成为新时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文化源泉和行为典范，从而更好地推动“五位一体”框架下的社会整体建设。
政治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能够反作用于政治体系，影响政治发展。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在内容、功能、结构上都具备相关性，而传统政治文化对于现代政治发展的影响是双面的，既有积极的影响，也存在负面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丰富、博大精深，其中蕴含众多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思想价值，合理吸收传统文化的思想精髓，对于推进现代化管理思想变革具有极其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