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星：品牌引领与中国经济新动能
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张建星致辞 尊敬的罗富和副主席，尊敬的豪尔赫•基罗加前总统阁下，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在这收获的季节，我们欢聚一堂，共话中国自主品牌发展。首先，我代表人民日报社编委会，代表杨振武社长、李宝善总编辑，对“第二届（2016）中国自主品牌峰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出席本次峰会的领导、专家、企业家和各界朋友致以衷心的问候和诚挚...
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张建星致辞 尊敬的罗富和副主席，尊敬的豪尔赫•基罗加前总统阁下，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在这收获的季节，我们欢聚一堂，共话中国自主品牌发展。首先，我代表人民日报社编委会，代表杨振武社长、李宝善总编辑，对“第二届（2016）中国自主品牌峰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出席本次峰会的领导、专家、企业家和各界朋友致以衷心的问候和诚挚...
中国虽然是制造大国，但不是制造强国，也不是品牌强国。因此，做大做强中国品牌、大力发展品牌经济，是推进中国企业迈向国际产业链中高端，掌握产业话语权、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是提高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的现实需要。
品牌是企业核心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品牌竞争已经成为当今市场经济竞争的主要形式。中国自主品牌是由中国人民自主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是我国最有创造力、最优秀文化的结晶。
产品是分层次的，它可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或者是低层次的需要，或者是高层次的需要，只有后者才能够称得上是品牌，前者只能算是产品，这就是产品和品牌的区别。
作为人类商业文明的瑰宝，品牌具有神奇而强大的力量。尤其在全球化信息化日益深入的今天，这种力量全面超越了语言、国界、种族、社会形态的界限，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
实际上，对于一个企业，市场发展和品牌打造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品牌和市场的关系不解决好，企业发展就没有长久性，企业也就没有生命力。
品牌走出国门、走向国际要深挖“两个文化”。第一个是中国五千年的文化，第二个文化是当地的主流文化。品牌不以大小而论，而是在于能不能真正被当地的主流市场所接受。
品牌实际上涉及到品牌的社会责任问题，是别人所认可的价值，而不是企业的自我吹嘘。责任涉及到我们对品牌第三方信号的提供。中国的自主品牌有非常大的机会，什么时候中国的消费者以用自己国家品牌为自豪，才说明我们的国家真正崛起了。
中国品牌“走出去”一方面要依靠自主创新、过硬的产品质量，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另一方面，创造中国品牌的主体企业需要有对国家、对社会、对消费者，以及对自己企业强烈的责任感和远大的梦想。只有这样中国品牌才能“走出去”，只有这样中国品牌才能遍天下。
中国的品牌必须真正做到毅力、耐心、坚持，中国实力的增强与中国品牌数量紧密相关，出现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品牌才能体现中国的实力。现在有些观点认为，品牌是没有国界的，商标是有国界的。这种理念对企业家是严重的误导，任何一个品牌没有注册情况下出口是受限的。
所谓的品牌要靠法律保障，必须要依靠知识产权，品牌的法律保障是靠知识产权支撑的，包括专利、商标、商业秘密都需要，这样企业才能扎扎实实地做大做强。
每当换届之年来临，就是贿选的高发之年。通过分析近十多年贿选的特点：从实官到虚官、从自己出钱到他人出钱、从隐蔽到公开、从打通一个人到打通朋友圈等，有利于防止贿选案件的再发与高发。
“贿选”问题引起如此高度重视的主要原因就是“贿选”改变了市县乡选举的民主选举性质，破坏了选举秩序，威胁到政权制度的合法性。
贿选发生的原因很复杂，有社会生态的因素，有法治建设不力的原因，有选举制度执行的问题，有惩罚威慑不足的影响等。要治理贿选问题，一要坚持选举的基本美德，二要完善相关制度。
微博出现之后，迅速成为了重大突发事件中社会动员的新载体。但同时，虚假消息和诈骗消息阻碍着重大突发事件中微博社会动员功能的发挥，需要采取措施化解微博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失实困境，以期更好发挥微博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社会动员功能。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利用新媒体进行信息传播已经成为突发事件危机公关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充分理解传统电视媒体和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快速进行突发事件中的危机公关，有效地引导公众舆论，构建良好的舆论传播环境，成为媒介融合背景下政府和媒体共同关注的议题。
不论个体还是政府，都难以完全摆脱危机公关事件。当危机公关事件爆发时，政府除了需要利用各种方式迅速有效应对之外，还需要善于利用媒体的力量，尽可能降低危机事件的负面影响。在新媒体时代，政府应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新媒体危机公关传播机制。
作为现代民主政治中的一项重要机制安排，政府回应在社会公共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微博的出现给政府回应机制建设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直接挑战着传统的政府回应模式，使得固有的政府回应方式和回应时间面临无序的境地。由此，需要积极转变政府回应观念和政府回应模式，最大程度发挥政府回应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作用。
由工业时代向网络时代过渡，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关键在于领导自身的角色定位和相应的职能转变。政府领导应扮演好“设计师”“公仆”“教师”这三个新角色；政府职能应迅速从权力控制向魅力导引转变，从提出目标向共建愿景转变，从利益博弈向利益磋商转变。
在“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下，各地公安机关大力发展“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化平台。应通过转变观念、加强教育培训、突出信息化中心地位、完善公安行政管理支持系统和数据库系统、整合网络资源平台等途径全面推进公安机关行政质量提升。
作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中国中产阶层对自身的生活现状较为满意，但也有一些烦恼和焦虑。这些烦恼是成长中的烦恼，是急于达到中产阶层理想生活状态，但暂时未能得到满足而产生的焦虑心态。
社区心理建设作为社区治理的新方向，应以居民社区认同为核心，以社区公共空间为平台基础，以利益关联为核心动力，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健全社区建设实践。
上海市五里桥社区（街道）充分思考和关注城市社区的民主化管理，通过“4+1”工作法和回应诉求的“三站式直通车”，积极探索城市社区实际民主管理的新方法和新途径，真正使民主化管理具体化、可操作化，是值得借鉴的现代城市社区自治模式。
我国进入转型期之后，社会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率大幅提高，这给社会稳定造成一定威胁，为此我国需要构建公共危机应对机制。其中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公共危机应对中有着政府及市场所不具备的优势，但在我国的具体实践中，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应对还存在些许不足，需要探索新的出路。
城镇化建设导致失地农民数量不断增加，农民离开土地，失去了传统的“职业”，生计面临重重困境。在征地过程中必须逐步实现“等价征购”，从而保障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除了采用货币补偿外，还可根据实际情况和农民意愿采用灵活多样的征地补偿方式。
基层团建工作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失去了应有的担当，更失去了人民的依赖，使新型城镇化建设缺失了基层群众性基础，更使新型城镇化建设失去了方向和动力，最终不利于广大人民全面小康生活的实现。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完善与创新基层团建工作机制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需求，更是新时期中国转型社会建设的时代要求。
我国房地产泡沫化的程度比较高，其中货币供给过度、地方政府行为不当、投资渠道缺失、财富过度集中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是房地产泡沫化的最主要影响因素。抑制房地产泡沫需要多部门通力合作，需要较长时间的磨合和调整，任何单一的政策措施都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
为防范房价泡沫化风险，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抑制资产泡沫”。央行将在2016年初的基础上实施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尤其将加强对房地产的信贷限制和宏观审慎监管，证监会等部门以及相关城市地方政府也相继收紧调控政策。在此情形下，房价涨幅将会逐渐放缓，房价泡沫化问题也将得以缓解。
当前我国房地产库存量较大，利用供给侧改革是去房地产库存的必然选择。我国的浙江省温州市以及日本、美国从供给侧的角度在房地产去库存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先进经验，我国应充分借鉴这些经验，进一步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坚持实施长期稳定的房地产信贷政策等。
房地产行业已进入整体利润收窄、增速减缓的“白银时代”；其对于中国GDP的作用已由“支柱”转为“稳定器”，因此目前房地产行业调控政策以稳增长为主。行业发展规律及市场趋势决定了传统房地产企业转型发展的必然性：行业可持续发展为其提供内生需求；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为代表的创新应用构成了外在趋势。金融机构应大力发展地产基金，以便更加灵活地支持房企的转型尝试；并在充分重视转型风险的前提下，优选战略合作伙伴，力争深度参与、引领地产金融行业的转型升级，与转型房企共同发掘潜在机会，共享转型成果。
当前，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发展已处于一个瓶颈期：商业用地成本高致使盈利空间日益缩小，金融环境恶劣致使融资渠道艰难，供大于求致使销售滞缓。因此，房地产企业应审时度势，积极转变发展方式，重新布署经营战略，建立起多元化的房地产开发产业链，使房地产开发模式实现华丽转身，永葆生机和活力。
在汇改一周年之际进行成果盘点，可以看出汇改对于增加汇率的弹性、强化市场在汇率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下一步如何从战略高度完善汇改，把握汇改方向成为关键。
共享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共享发展所蕴含的公平正义是中国道路自信的基石。共享发展理念具有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凸显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建立以社会公平为主要价值的保障体系、形成合作共赢和创新驱动的实现机制、打赢以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为主线的共享攻坚战的基本规定。同时，共享发展是以实现一个共享梦想，统筹两个大局，打造三维共享发展共同体，形成四级推动系统，创立五方面推进的物质财富共享模式为实践逻辑。
资源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各国利益高度融合，中国在国际资源舞台上的作用与全球公共产品的多边合作息息相关。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标志着中国要转型成为环境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其中包括大力发展可持续城市、向绿色经济转型。丝路机遇下的中国经济转型将对全球未来的资源消费、进口需求以及环境污染问题产生重要影响。
提升公民生态意识，应坚持正确的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思想，合理借鉴中国传统生态文化思想，建立、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民主程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积极倡导低碳生活，强化对公民的生态环境教育。
在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中，远程庭审有一定的用武之地。但在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审理中，由于开庭审理对于防范冤假错案有着极其重要的把关作用，因此不能以远程审理替代开庭审理。
将“德艺双馨”要求写入法律，赋予其消除艺人的一些不当行为甚至违法行为对青少年、对电影事业发展以及对社会之负面影响的重任。这种愿望是美好的，但对“德艺双馨”能否入法、以何种方式入法，还需要理性的判断和设计。德艺双馨，亟需的不仅是加入《电影产业促进法》，而且更要依靠电影产业行业自治，进行行业自律。
核能安全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不仅是每个国家重点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涉及到各个国家的利益，也涉及到全人类的利益。因而，完善和强化相关立法和规定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维护公民隐私权的同时保障被告人的权益，改善私人取证处于劣势的现状，使取证行为有法可依，同时避免私人违法取证现象的发生，我国亟需对相关法律进行完善。
预防检察建议对职务犯罪的原因分析不透彻，所提对策的针对性不强、操作性不高等问题，严重制约了预防检察建议的采纳。通过探讨提升预防检察建议采纳的两条路径（内生和外化），阐述对提升预防检察建议采纳的几点思考。
苏联解体的根本和关键原因在执政党的变质。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在于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这个党，执行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党的变质引起改革路线的变化——改革路线的变化引起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社会根本制度的变化和骚乱导致国家的衰亡，这就是苏联解体的逻辑顺序。
对信念认同、坚定程度的强弱，与党的生命力和执政地位的稳固成正比。苏共政治信念的滑坡是内部一帮背叛变节、使奸耍滑、两面三刀之徒，逐步放弃了曾经信誓旦旦地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从而一步步掏空了苏共的核心价值体系和理想信念大厦。
大多数发达国家较为细致地规定了警察在何种情形下可以使用警械和武器，法律也赋予了警察遭遇反抗时的自卫权，并进一步明晰了警察面对不同情况时，应采取何种措施。西方发达国家警察的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内涵是一致的，能够凝聚组织力量，为资产阶级统治保驾护航。
近年来，泰州国家医药高新区牢固树立项目核心意识，始终坚持创新驱动战略，聚焦产业化，突破大项目，构筑新优势，努力打造成为经济发展主阵地中的“主阵地”，项目招引排头兵中的“排头兵”，项目建设示范区中的“示范区”。
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指出，要切实保持和增强群团组织和群团工作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作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工会必须从保持和增强群众性入手，始终以职工为本，团结动员职工群众跟党走，为党的事业而奋斗，把工会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体现在凝聚职工、成就职工、服务职工的实践中。
在“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发展下，各地公安机关大力发展“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化平台。应通过转变观念、加强教育培训、突出信息化中心地位、完善公安行政管理支持系统和数据库系统、整合网络资源平台等途径全面推进公安机关行政质量提升。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力量，因此要加强对其培养路径的探究。目前既要继承和发展以往培养方式，同时还要综合利用多种培养路径，始终保持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方式的与时俱进性和时代性，以期达到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普及化和精英化的培养目标。
中国工农红军历经艰难险阻，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史诗，长征精神从此成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坚定理想信念是长征精神的核心，是当代青年最应该传承的红色基因，要把追梦、圆梦的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伟大梦想之中，使之成为行动指南、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和青年社会责任意识培养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坚实基础和实践动力。要将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和青年责任意识培养统一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全面挖掘当代中国青年潜能，推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持续发展。
南海是连接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文明纽带，也是华夏文明与南海周边国家文明相互碰撞、交流的重要平台，并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圈。这些文化圈构成了今天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人文交流的重要基础与依托，是南海变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和合作之海的精神家园。现阶段迫切需要加强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激发南海文化圈的凝聚力和活力。
互联网的开放性、平等性、亲和力和渗透力让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更加便捷、更易接受、更易扎根、难以防御。因此，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侵蚀的风险。我们应该积极主导与文化帝国主义进行全方位的深入持久的面对面博弈，主动设置议程，达到弱化甚至驯服文化帝国主义、促进中华文明复兴和构建包容互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的。
文化对人类社会进步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当今，世界各国也将文化看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我国的文化建设却滞后于社会进步的需求，为此我国需要不断进行文化建设。我国的文化建设应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但对于那些别有用心的文化渗透应该进行抵制。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得到迅速发展，但也出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从现象和成因的角度来说，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地脱离作者和文本、脱离群众、脱离现实三个方面。这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我们增强文化自信和构建文化强国。
文化艺术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兴模式，解决了交易费用和专业化经济等一系列问题，市场结构和市场管理的合理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区域经济也得到了发展。文化艺术产业的创新性和竞争性的体现在于创意指数的高低，创意指数能够相对客观地对文化产业进行全方面的衡量，因而做好文化艺术产业的创新就显得尤为重要。
宋代是海上丝路空前繁荣的时期，商人在宋朝与高丽政治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宋朝民间商人在与高丽政治交往中，主要通过四种方式：通过进入高丽的仕途，乃至高层政治，传播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传递信息，甚至直接充任使节；受政府委托，送还海难者或流亡者；受雇运送官方使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