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当前,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在规模、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国际合作以及区域产业协同等方面成效显著。同时也面临着技术发展瓶颈突破难、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慢、制度政策对外开放度不足、区域产业发展不协调等问题。进一步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发展水平,现阶段需聚焦巩固比较优势产业链供应链,中期着力培育壮大弱势产业链供应链,长期要关注补齐做强断链的产业链供应链。
【关键词】产业链 供应链 韧性和安全 提升水平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锻造坚实的产业链供应链,一方面需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畅通国内各部门各要素的有序运行,另一方面需要促进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意味着要扩大国际影响力,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供应链上的话语权与控制力。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不仅是推动国内大循环畅通运行的物质基础,也是促进我国积极有效参与国际生产分工的前提基础,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安全具有深远意义。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之间联系密切
产业链供应链是指建立在成熟的产业分工和供需网络体系基础上的有机生态系统,是包括从原材料的供应到生产加工环节,直至最终产品消费等全过程的各类价值创造活动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各类主体。不同于单独的产业链与供应链概念,产业链供应链强调复杂系统的整体性与有机关联性。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是指在受到外部不确定性冲击和遭受市场潜在风险后,产业链供应链能够保持链条稳定,具有能够恢复至先前的运行状态甚至达到更加理想状态的能力。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包容性与韧性的关系。社会包容性强调机会平等、公平参与和成果共享。具体而言,通过促进中小企业参与、优化区域布局和增加困难群体就业,能够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主体丰富性,减少对单一环节的依赖,降低因地缘政治或自然灾害等外部因素导致的断链风险,同时提高社会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而显著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因此,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大背景下,推动社会包容性发展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关键路径之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是指国家或地区能够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各个环节持续稳定,尤其是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对于产业安全、地区安全与国家安全都有着关键意义。
基于上述分析能够发现,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安全水平之间是辩证统一、密切联系的。韧性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在遭遇冲击后的恢复能力,安全水平则强调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保持稳定持续的能力;韧性是提升安全水平的重要保证,安全水平则是提高韧性的必要前提。因此,应当把提升韧性与提升安全水平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把握,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维护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
产业链供应链具备复杂系统的特征,可以从优化复杂系统的角度来思考如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高网络连接性与冗余度、提升主体的适应能力、优化信息共享与协同机制、强化关键节点与关键链路的安全性等。而在产业链供应链运行过程中常见的认知性偏差主要有三类:一是过度自信偏差,指决策者由于过度自信导致的决策失误;二是确认偏误,指决策信息的偏好性导致风险增加;三是可得性启发,指决策信息具有时间或空间上的局限性导致决策具有盲目性。为避免认知性偏差导致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加剧,可以考虑建立科学的风险评估与决策机制、提高信息透明度、优化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与管理等。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现状
产业体系完备性与规模优势独树一帜。一是完备性独一无二。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二是规模优势无与伦比。2024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完成约40.5万亿元,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5年保持全球第一。(见图1)具体而言,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全年产量达1316.8万辆,较上年增长38.7%,产量连续10年居全球首位;全国光伏多晶硅、硅片、电池、组件产量同比增长均超过10%,行业产值保持万亿规模。这种完备性与规模优势促进复杂系统冗余度的提高和链中主体适应性的增强。
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不断加速。一是数字化转型加速。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广泛应用于我国供应链的各个环节。2024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360.6万亿元,同比增长5.8%。二是绿色化转型加速。绿色供应链标准体系逐步完善,供应链ESG治理新范式加速构建。通过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信息共享与协同效率显著提升,适应能力与抗风险能力不断增强。
对外开放、国际合作持续加强。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并主动融入全球供应链,我国逐渐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核心环节。一是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倡议与平台建设。2022年,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在杭州召开,我国同印度尼西亚等国共同发起《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合作倡议》。二是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平台,推动共建国家产业链绿色低碳转型。国际合作的持续加强不仅有助于产业链供应链有机网络连接性与冗余度的提高,还促进信息协同的优化,降低认知性偏差导致的决策失误概率。
区域、产业协同规模日趋壮大。在推动产业梯度转移、促进城乡区域协同发展方面,我国出台了相应政策措施并取得显著成效,包括发展特色产业集群、设立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搭建产业转移对接合作平台、加强产业转移政策引导等。
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发展存在的问题症结
其一,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瓶颈突破难。我国产业体系虽然规模大、种类全,但存在重点行业与部分关键领域国际竞争力不强、对外依赖度高的问题。如我国工业软件由于与国际差距大,导致CAD(计算机辅助设计)等高端软件严重依赖进口。创新链滞后于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使得相关产业发展处于被动地位,极易面临断裂风险。而限制产业发展与技术突破的主要因素包括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需求不匹配、科研成果转化效率低、产业创新生态有待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不够等。
其二,企业间“内卷式”竞争加剧。“新三样”领域的价格战尤为明显。例如,在供需错配、产品同质化严重、地方保护与重复建设等因素的作用下,2024年,我国光伏产业链各环节包括硅料、硅片、电池片及组件等的价格持续下滑,组件价格下探至每瓦0.6元水平。传统产业的产能过剩与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相关行业陷入价格战,竞相降价的恶性循环不仅会挤压企业的利润空间,还会破坏整个产业生态,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等现象更易发生,相关部门监管压力增大,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有效运行将受影响。此外,美国所谓“对等关税”激发国际“内卷式”竞争,将对我国出口产业造成一定消极影响。
其三,数字化发展失衡,绿色化转型挑战大。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数字化发展行业差异与区域差异较大。部分传统制造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仍然使用纸质记录和人工调度,缺乏数字化系统的支持,导致生产与管理效率低下。城乡之间、东西部地区之间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专业技术人员储备等方面差异显著。绿色化转型面临技术瓶颈、管理效率低、资金压力大等难题。绿色转型技术总体成熟度不高,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差距,如高效太阳能电池、储能技术等仍处于示范或研发阶段,尚未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应用,而这也导致绿色企业生产成本高、融资压力大。同时,绿色产业相关的标准认定、评估细则、管理准则、监督机制等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差距,在一定程度上阻碍我国绿色产业健康发展。
其四,政策制度对外开放度不足。自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逐步开放国内市场,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优化。一是政策适应性有待提升。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标准等关键领域,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比仍存在差距,而这也导致了我国被动适应规则,我国企业在相关国际市场中需要面临更高的技术壁垒和标准限制。二是制度化开放度不足。我国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方面的开放程度和成熟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同时不同类型的开放平台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和开展差异化制度探索方面缺乏明确的定位与方向,阻碍我国协同推进制度型开放格局的形成。三是外部不确定性影响较大。部分关键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供给、大宗商品的对外出口易受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一旦进口或出口受限,可能会引发我国相关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链风险。相应地,我国在应对贸易摩擦方面的机制和手段也有待进一步提升。
其五,区域、产业协同有待加强。近年来,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在区域协同与产业协同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协同机制方面仍待加强。区域协同方面,一是区域产业基础发展差距大,由此导致的区域市场需求差异大,不仅给相关企业在市场布局和资源配置上带来一定挑战,同时也不利于包容性增长。二是区域同质化竞争突出,特别是在国家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像京津冀地区在产业协同方面尚未形成以梯度化和差异化为基础的产业协同发展机制,三地在主导产业选择上具有趋同性,易导致资源浪费和重复建设。三是区域利益协调机制尚不健全。跨区域合作中的利益分享和补偿机制的不完善,导致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转出地和承接地在税收、经济指标等方面的分配缺乏明确规范,可能会降低区域协同发展的积极性和产业链供应链有机网络的连接性。产业协同方面,一是大型企业垄断问题。部分领域大型企业的技术与规模优势使得一旦其供应中断,将会引发整条产业链的断链风险。二是产业外迁增加国内断链、弱链风险。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发达国家高端产业“回流”与发展中国家对中低端产业的“分流”问题,部分跨国企业由于降低成本、规避贸易壁垒等因素将生产制造环节外迁,导致我国相关产业链的配套能力和协同效应受到影响。
国际产业链供应链发展的经验启示
第一,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一是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与完善创新生态。英国将供应链作为制造业发展的关键要素,制定“柔性制造”计划,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研发。美国以谷歌、微软、英特尔等科技巨头为引领,带动上下游企业开展协同创新,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推动重点产业技术跃升。二是完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成立学生研究网络中心,为学生提供参与多学科研究的机会。三是推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德国构建由政府、创新提供者、资本拥有者和企业组成的创新联盟,通过产业应用型科研和技术服务,将创意转化为市场产品和商业模式。
第二,助力数字化与绿色化转型升级。一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美国2024年发布了未来十年的新数字政策,旨在建立一个开放、包容、安全和尊重人权的数字生态系统,并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尝试建立统一的数字基础设施,推动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和协同,避免重复开发和浪费。二是强化资金支持。德国推行绿色信贷政策,采用“赤道原则”进行授信审核,对环保、节能项目提供贷款贴息,从而降低其管理成本。三是通过加强国际合作突破技术瓶颈。德国通过加强与欧盟绿色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推动环保技术创新。
第三,深化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一是推动开放标准与互操作性。欧盟通过推动开放标准和互操作性,减少技术锁定和市场垄断。例如,在数字服务领域,欧盟通过立法要求企业遵守开放标准,促进市场竞争和创新。二是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日本提出“知识产权立国”的口号,把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全面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措施,同时针对知识密集型产业制定了许多优惠和扶持政策,加大对高技术含量、高生产率的行业的重点扶持。三是创新性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停止受理案件以来的第一个上诉案件——土耳其药品案。土欧达成仲裁协议,仲裁员从上诉机构前成员和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仲裁员中抽选,与欧盟钢铁保障措施案“捆绑”审理。
第四,促进区域协调与产业协同。一是优化发展环境,避免同质化竞争。美国旧金山湾区通过建立地方政府联合协作共治模式,如成立“旧金山湾区政府协会”(ABAG)和“大都市交通委员会”(MTC)等,解决区域内的碎片化治理问题。二是严格监督防止大型企业垄断行为。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会定期审查大型企业的并购行为,防止其通过并购进一步巩固垄断地位;在供应链管理中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参与,通过建立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沟通机制,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公平性。三是建立多利益群体广泛参与的区域治理网络。美国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PA)作为非官方的非营利组织,通过制定跨行政边界的综合规划,推动了纽约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
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发展水平的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发展水平,现阶段需要聚焦巩固比较优势产业链供应链,中期着力培育壮大弱势产业链供应链,长期要关注补齐做强断链的产业链供应链。具体如下:
第一,破除障碍全力支持科技创新。一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研成果转化。破除制约企业在产学研全链条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的体制机制障碍。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技术储备制度,完善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税收优惠政策,同时,大幅度提高大中型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的比例,支持链主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联合组建体系化、任务型创新联合体。二是集中产业资源,提高生产效率,整治“内卷式”竞争。通过集中链主企业的优势资源,加强与其他企业多样化合作,以核心优势产品为突破口和关键载体,发力布局相关产业链供应链,集中资源大力提升优势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占有率,统筹链主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准确把握海外市场需求,有序开展海外布局。
第二,完善产业生态体系建设。基于复杂系统的非线性与有机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基础是完善产业发展生态。探索“市场主导+政府服务”模式,共同推进产业生态体系建设。首先,激发产业生态主体活力。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完善创新型企业梯度培育体制机制,通过搭建咨询平台、提供针对性服务帮扶等手段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分类施策,对创新型企业进行全覆盖跟踪服务,定期对企业进行动态评估与对标扶持。充分发挥头部企业牵引作用,促进多元创新主体活力释放。其次,完善产业配套体系与相关基础设施。除了要加快硬件配套设施建设,还要完善从原材料供应端到最终消费端的全链条服务机制,包括设计、检验、认证等“软”服务。最后,为中小企业、幼稚产业等提供充分的资金支持。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包括优化科技信贷体制机制、扩大科技型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强化科技保险的作用、强化重点领域金融服务等。
第三,健全产业链供应链人才培养体系。一是创新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加强高校和职业院校的学科建设,优化专业设置,将“学科交叉、产教融合”理念融入学科建设中,鼓励国内顶尖院校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探索建设复合型科创领军人才培养体系。同时鼓励并引导企业加强与高校的合作,开展订单式培养和在职培训,提高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二是促进弱势群体创业就业。建立健全农村就业服务体系,政府联合企业搭建就业信息、职业指导、求职登记等一站式服务平台。完善设立女性创业专项基金,加快建设女性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平台,为女性创业者提供办公场地、设备设施、政策咨询等一站式服务。三是打破人才引进与流动的机制障碍。完善优惠政策吸引高层次人才投身产业链供应链领域,重点完善服务保障机制,解决医疗、育儿等后顾之忧。探索建立人才流动机制和推广人才共享机制,鼓励人才合理流动,提高人才利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
第四,推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一方面,推动数字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强化数字基础设施统筹布局,创新通信基站设备节能技术应用面向企业推广模式,探索建立地区间通信网络设施共建共享平台,围绕设计、生产、回收等全生命周期各环节推广应用绿色技术,实现电子信息产品低功耗、智能化、循环化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加快数字技术赋能行业绿色转型。深入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新兴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通过建立产业创新联盟,充分发挥数字科技企业的技术、平台和数据优势,助力上下游企业提高减碳能力,提升数字化赋能水平。
第五,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是积极参与国际技术标准制定。积极推动链主企业与发达国家开展联合研发与产业合作,通过完善知识产权等相关法律的立法、推动开放标准与互操作性等举措,鼓励国内优秀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标准制定。二是推动制度型开放新高地建设。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各类开放平台先行先试,做好对标高标准贸易规则的压力测试,并稳步复制推广。三是深化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优化跨境交付模式下市场准入体系,推动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同发展,加速高端专业服务国际化进程,探索打造新的服务贸易增长点。
第六,持续推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一是深入推进区域产业转移和产业集群。总结推广已有产业链转移示范区的成功经验,促进区域资源跨界耦合。优化顶层设计与规划,从“地理集聚”到“功能集成”,差异化制定集群方案,科学规划城镇布局,积极探索实行差别化产业项目用地供地模式。二是推动产业多元化布局。纵向上,鼓励并引导上下游企业建立多元化的协同供应网络,增强抗风险能力;横向上,推动区域化、国际化供应链网络连接建立,避免因单一环节断链而引发全链条风险。
第七,优化风险预警监测与应对机制。一方面,完善产业链供应链风险监测与预警机制。首先是完善风险监测指标体系,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和发展阶段,差异化设计科学合理的风险监测指标体系,同时根据风险形势和监测需求的变化,及时动态调整风险监测指标。其次是构建风险预警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知识图谱等技术手段,整合海关、税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数据资源,协同多方搭建国家核心支柱产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风险预警平台。最后是完善风险应对与处置机制,建立健全跨部门的风险应对与处置机制,针对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共同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明确风险处置的流程、措施和责任分工,确保风险处置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另一方面,推进创新性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将WTO争端解决机制视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战略工具,而非单纯的争端解决平台,推动WTO争端解决机制与我国的开放合作战略相结合,完善构建多层次的产业链供应链风险防控体系。
(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参考文献】
①石建勋、卢丹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研究》,《财经问题研究》,2023年第2期。
②陶锋、王欣然、徐扬、朱盼:《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企业生产率》,《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5期。
③洪俊杰:《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面临的形势、挑战与应对》,《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22期。
④Daniel Kahneman, Amos Tversky, Subjective probability: A judgment of representativeness, Cognitive Psychology, Volume 3, Issue 3, 1972, 430-454.
责编/李丹妮 美编/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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