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对华经济贸易政策始终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核心关切。准确研判特朗普未来对华经济贸易政策的方向及可能的发展轨迹，关乎我国经济在未来四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走向。综合来看，特朗普不会改变美国对华“脱钩”的政策基调，但其单边主义政策在冲击中美贸易关系的同时，客观上也为中国企业创造了新的国际发展空间。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决定了两国间竞争和合作的长期性。我国应保持定力、处变不惊，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制定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有效化解外部冲击；大力发展同欧盟、东盟、拉美和非洲等经济体的经贸联系，维护多边贸易体系；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参与国际规则、规制、标准的制定；积极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国内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为中美关系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
【关键词】特朗普 单边主义 中美贸易 竞争合作 经贸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22/F125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5.013
【作者简介】蒋殿春，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执行主任，跨国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为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金融经济学。主要著作有《高级微观经济学》《现代金融理论》《跨国公司与市场结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与国际竞争力研究》等。
2024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正式当选美国新一任总统。其以“美国优先”口号宣示的单边主义执政纲领，以及在上一个总统任期表现出来的商人思维逻辑和特立独行的施政风格引发世界各国高度关注。美国新一届政府的内外政策转向和调整或将给世界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长期以来，对华经济贸易政策始终是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核心关切，犹如其施政蓝图中的关键梁柱。特朗普在过往的政治生涯中展现了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强硬态度，如今再度当选总统，其未来的对华经贸政策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准确而深入地研判特朗普未来对华经贸政策的方向及可能的发展轨迹，评估其可能对我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讨相关应对措施，关乎我国经济在未来四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的走向。从更为深远的视角审视，其也与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的整体和长远发展密切相关。
本文通过比较分析特朗普与拜登政府经济政策的异同，结合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的言论，预测其执政后可能实施的政策；基于2018年爆发中美贸易战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变化及国内外环境，分析这些政策可能给我国带来的挑战和发展契机；并基于以上分析，探讨我国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美国未来四年经济政策展望
美国对中国经贸政策的总基调不会改变。特朗普与拜登政府从理念到经济政策主张均差异巨大，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将对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带来深远影响。
特朗普自我定位为“反建制派”，在不同场合多次激烈抨击华盛顿的政治精英和体制，认为他们背离了普通民众的利益。在国际领域，他奉行典型的单边主义，强调“美国优先”，采取了一系列单边主义的对外政策，对全球多边秩序和国际合作体系造成了巨大冲击，尤其是在贸易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拜登政府则注重全球合作，重视多边主义，强调与盟友的关系，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中，致力于恢复和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和领导地位。在国内政策方面，特朗普明确主张降低企业和个人税收，降低资本利率，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与20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推行的供给侧经济学思想颇为相似。但特朗普追求的不是供给侧经济学设定的经济增长这一目标，而是重振美国本土产业，重点在于提升美国制造业工人的经济福利。与此相对，拜登政府主张通过较高的税率来平衡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之间的关系，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减少收入不平等现象，并重视联邦政府在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等方面的投资。
在对华政策上，笔者认为特朗普的重新执政不会带来方向上的改变。与中国“脱钩”，在贸易、投资、金融和科技方面全面遏制中国的发展，仍将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美国党派间的共识。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近年来在对华政策上已达成共识，尤其是在国家安全和经济竞争方面。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的首份《美利坚合众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1]以及2018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2]均明确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明确提出，中国是“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对手”。[3]可见，遏制中国的发展、对抗经济依赖和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已成为两党普遍关注的议题。第二，霸权国的地位焦虑。美国政界普遍相信“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国际关系中的“铁律”，伴随着中国在科技、经济和军事上的迅速发展，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不断加剧。[4]这种担忧使得美国在贸易、投资、金融和科技等领域采取更为强硬的策略，且这一现状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第三，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国在某些供应链上的脆弱性，因此特朗普时期和拜登时期都强调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鼓励工业回流和多元化，以增强美国的经济自主性。这种趋势与特朗普政府未来的政策取向是一致的。第四，从特朗普提名的主要政府官员看，大多是对华强硬派人士，这预示美国对华政策将进一步向对抗的方向发展。如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国防部长皮特·海格塞斯以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沃尔兹等，他们长期以来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主张采取强硬措施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力的提升；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虽然对华态度偏向中立，但也支持将关税作为谈判工具；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曾担任特朗普上个任期的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的幕僚长，被认为是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实际操盘手。
如果观察2017年以来美国两届政府的政策，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连贯性。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便视中国为最严峻的挑战与竞争对手，认为中国在贸易和科技等领域威胁美国的利益，推行了一系列以贸易战为显著特征的“脱钩”策略，旨在通过削弱或中断中美在贸易、投资、金融及科技领域的交流，遏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减轻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2021年拜登就任后，不仅延续了特朗普的对华“脱钩”政策，并且进一步通过构建“小院高墙”与运用“长臂管辖”等手段，携手盟友共同围堵中国，企图在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新布局中推进“去中国化”议程。[5]
可见，尽管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在对华政策中的某些具体政策和执行方式上会与拜登有所不同，但从整体战略方向上看不会发生显著的改变。
“对华贸易战2.0”。贸易领域仍将是未来四年中美博弈的主战场，而关税将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武器。特朗普毫不掩饰自己对关税的狂热，称关税是词典中“最美的词汇”，并自诩为“关税狂人（Tariff man）”。2018年至2019年，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先后实施了四轮对华高关税清单，共涉及5500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商品。
关于第二任期内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特朗普曾多次明确表示，将秉持“美国优先”理念，继续推行激进的关税政策，而中国被视为其政策实施的主要目标之一。最早的表述是美国将对世界上所有其他经济体征收10%的进口关税，而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则征收60%的关税税率；其后，针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这三个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其未能有效阻止鸦片类药物芬太尼流入美国为由，美国将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至25%，并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额外加征10%的关税；2024年11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金砖国家放弃“去美元化”计划，否则将对这些国家征收高达100%的关税，并试图以此来维护美元霸权。诚然，以上有关关税的言论前后并不完全一致，有些可能仅仅是特朗普为争取美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利益而预先营造的舆论声势而已，但综合来看，利用高关税进一步遏制中国商品出口这一线索是明确的。
中美贸易是特朗普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优先考量。究其原因，不仅在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均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最大的威胁”，还在于对华提高关税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均无相关政策的制度约束。在美国国内，总统发动对华第二波贸易战有法条可依，无需经过国会讨论。虽然美国总统本身无权更改针对特定国家的关税，但依据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总统可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对外国的贸易行为进行调查和评估，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提高进口关税、限制进口商品及其他贸易限制措施。特朗普发动第一次对华贸易战的主要依据便是“301条款”。此外，美国的《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以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也允许总统在特定情况下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的情况下。在国际上，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根据该组织的原则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理应享受其他所有成员国对美出口同样的待遇，但目前世界贸易组织功能近乎瘫痪，而特朗普一贯对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约束视若无物。
从当前局势研判，美国将分阶段、分批次推进对华贸易战。一方面，一部分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短期内具有不可替代性，如锂电池和光伏等新能源及高端电子元件和医药类（约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30%），提升进口关税不仅无法削减进口规模，反而会推升美国国内通胀水平；另一方面，对于来自中国的机电和化工等商品（占中国对美出口超过50%），虽在一定程度上可转移至其他国家进口，但庞大的供应链调整耗时漫长，美国将面临国内物价大幅上涨的风险。
除了对华加征关税，特朗普也可能促成国会取消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即最惠国待遇（MFN）。在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向国会递交的2024年度报告中，便建议取消中国的PNTR地位。[6]笔者认为，PNTR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手中的一张牌，但如何使用这张牌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永久性地将中国单列为非正常贸易国家，或者改为需要每年审核中国的PNTR资格，固然可以更广泛地打击中国对美出口，但这种极端行为的后果也未必是特朗普乐于见到的。一方面，在短时间内寻找规模相当的他国产品作为替代并非易事；另一方面，这一举措也可能引发中国的反制措施。而且对于自视为“谈判高手”的特朗普而言，“不留后手”也不符合其执政风格。采取“围而不打”战术，在保持现状的情况下不时发出威胁，将其作为在未来与中国谈判时手中的筹码，极可能成为美国的政策选项。
特朗普曾是成功的商人，擅长针对特定国家开展双边谈判来争取利益，而且诉求非常明确。这点与拜登等老牌政客不同，后者往往不直接与竞争对手讨价还价，而是鼓动盟友对其进行围攻和打压。从这个角度而言，虽然未来四年特朗普政府具体的对华贸易政策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双方的利益关切和谈判人员的智慧，但双方博弈中经济利益的决定性作用可能更大一些，较少涉及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这一点是对中国较为有利的。
重回“单边主义”。基于“美国优先”的方针，同时自恃于美国在技术、市场规模以及军事上的国际领先地位，特朗普上台后大概率将领导美国重新回到“单边主义”轨道。这不仅将严重冲击基于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也将给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的中国产业带来深远的影响。
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特朗普不仅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对盟友也挥舞贸易“大棒”，挑起了一系列涉及欧盟和加拿大等国的贸易争端。2018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来自欧盟和加拿大等盟友的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高额关税，此举引发欧盟对美国的波本威士忌和摩托车等商品实施报复性关税。同年，美国与日本展开贸易谈判，要求日本降低对美国汽车和农产品的贸易壁垒，并威胁对日本汽车征收25%的关税，最终迫使日本在谈判中作出让步。2017年，特朗普政府要求与韩国重新谈判韩美自由贸易协定（KORUS FTA），声称该协定对美国不公平，后经重新谈判修订，增加了美国汽车出口配额等有利于美国的条款。最引发世人关注的是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重新修订。特朗普政府认为该协议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展开谈判，对汽车生产、乳制品市场和劳动权益等方面进行了修改，于2018年达成了新的《美墨加协定》（USMCA），取代了NAFTA。同时，特朗普政府的频繁“退群”也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如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此外，特朗普政府削减了对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的财政支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
在2024年总统大选过程中，特朗普的核心竞选主张之一，就是要对所有外国进口商品征收10%关税，也曾声称要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这再次印证了其一贯的单边主义治国思路。然而笔者认为，上述主张在短期内是很难推行的。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23年美国的总进口额约为3.83万亿美元，贸然对所有进口商品实施至少10%的关税，或者对墨西哥和加拿大两大贸易伙伴实施25%的关税，必将导致美国国内物价飞涨和过高的通货膨胀，而这是美国经济难以承受的。同时，对所有贸易伙伴普遍提高关税税率，也面临国内国际法律问题，即便共和党掌控了国会，如此激进的政策也未必能顺利通过。特朗普在就任总统前便挥舞无差别的关税“大棒”，一方面是向全球企业发出信号，促使其到美国投资建厂，另一方面也为后续可能开展的双边谈判进行铺垫，争取对美国更有利的协定条款。
对中国而言，特朗普的单边主义不完全是坏事。近年来，美国与其他国家发生诸多利益冲突，特朗普政府又屡屡以关税等手段打压对手，美国的国际形象和领导地位逐步被削弱。与拜登政府通过联合国际盟友实施“长臂管辖”、从供应链和产业技术等领域阻碍我国经济发展不同，特朗普政府更倾向于采取单边行动，直接与中国进行正面交锋。随着美国转向单边主义，之前拜登政府以“去中国化”为目的构建的一系列国际联盟可能出现裂缝甚至陷入瘫痪。如美国-欧盟贸易和科技委员会（TTC）、“印太经济框架”（IPEF）、“芯片四方联盟”（CHIP4）、美日荷“秘密协议”等，都可能崩解。这意味着，中国半导体等领域的高技术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国际发展空间。
美国的减税政策。特朗普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多次承诺，胜选后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减税，吸引海外企业回归美国，重振美国制造业，最终“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2017年12月特朗普对美国税制进行了30年来最为重大的改革，推出《减税和就业法案》（TCJA），除将企业所得税从35%无限期地大幅降至21%，还暂时性地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率（2025年到期）。但是，TCJA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美国政府收入减少，美国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不断攀升。受TCJA和新冠疫情期间政府支出扩大的影响，到2020年底特朗普政府任期临近结束时，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从2017年底的20.5万亿美元飙升至27万亿美元。拜登就任总统后，虽有意改弦更张，但鉴于美国国会方面的掣肘，在国内政策方面并未对其作出根本性改变。2021年3月，拜登政府提出了“美国就业计划”（American Jobs Plan），内容包括将特朗普时期21%的公司税率提升至28%，并将增加的联邦政府税收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和增加就业，但该计划在国会讨论中最终未获得通过，21%的公司税率一直沿袭至今。
由于近年来美国政府不断扩大开支，加上高利率又提升了政府债务利息支出（2024财年公债利息支出达到1.1万亿美元），截至2024年9月30日该财年结束，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36.035万亿美元，与美国GDP之比接近140%。[7]
根据特朗普的行事风格，其再度执政后大概率会兑现其减税承诺。届时TCJA还将延续甚至进一步降低当前较低的个人所得税率，而作为减税重点的企业所得税，也可能在21%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然而，在目前美国历史上创纪录的联邦政府债务规模下实行减税措施，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政府赤字和债务。联邦政府债务不断上升必将导致通货膨胀和利率攀升，引致严重的国内经济风险。对此，特朗普一方面设立了由企业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和维韦克·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领导的政府效率部（DOGE），负责削减政府雇员和预算来缓和美国政府入不敷出的窘境；另一方面则计划用提高关税后增加的政府收入来弥补国内税收可能的亏空。但关税收入最终能增加多少，DOGE能在多大程度上削减联邦政府预算，都是未知数。
特朗普的政策立场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面对特朗普就任后实施的对华关税政策，中国对美出口将变得更为困难，尤其是消费品出口。目前美国进口商品中，玩具、手机及电话、家用电器、计算机等办公设备、家具、纺织服装鞋帽箱包等消费品的中国制造占比较高，相对而言替代性也较强，因此所受冲击也最为显著。鉴于目前我国资本品和中间品出口到美国的份额较小，未来受特朗普政策影响的程度相对有限。总体而言，我国对美出口规模可能会进一步下降，但降幅有限，同时，其对我国出口总规模的冲击则会更小。这一判断源自以下四方面原因。
第一，经过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贸易战，目前美国对大多数中国制造商品的关税水平已处于高位。2018年至2019年，特朗普先后针对中国实施了四轮“301条款”关税清单。其中前三轮关税清单共涉及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第四轮涉及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5%关税。但随着2020年1月中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该轮关税清单规模和税率都有缩减。四轮关税清单延续至今，实际规模仍高达2340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43%。[8]
四轮关税清单对我国对美出口造成了显著冲击。虽然2018年出口企业在关税实施前通过集中“抢出口”维持了10.77%的增长率，但2019年我国对美出口增长率降至-12.9%。2020年至2022年间对美出口的反弹上升，一方面得益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另一方面也缘于新冠疫情的暴发使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医药器械和用品的需求激增（见图1）。此外，301关税的排除机制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进口商在难以找到源自他国的合适替代品的情况下，可以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提出一定时限内的关税排除申请。据测算，2018年来中国出口商品涉及排除清单共50轮，规模最高达1183亿，排除比例最高达46.2%。[9]
拜登就任总统后，不仅维持了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高额关税，还于2024年9月27日起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的关税税率上调至100%，太阳能电池关税税率上调至50%，电动汽车电池、关键矿产、钢铁、铝、口罩和岸边集装箱起重机的关税税率上调至25%。2024年12月1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进一步宣布，将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晶圆和多晶硅的关税由25%提高至50%；而用于制造电子产品和半导体的某些钨制品，将被征收25%的新关税，于2025年1月1日生效。目前超过半数的中国出口商品已经承受了7.5%至100%不等的关税率，加权平均关税率接近20%，特朗普在此基础上再加税的边际效应已经较为有限。
第二，中美贸易战已延续了六年多，其间中国企业实施了有效的出口目的地多元化战略，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已显著降低，出口韧性明显增强。2018至2023年，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出口份额都有较大下滑，其中对美国出口总额虽从4798亿美元增加至5020亿美元，但其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由19.18%下跌至14.79%，同期出口欧盟的比重由16.45%下滑至14.73%。与此相对，中国对东盟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增速较快，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份额从12.86%上升至15.69%，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见图2）。此外，202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口同比增长33.4%，同时对拉美和非洲等新兴市场的出口也加速增长。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合作不断深化，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格局日益凸显，降低了我国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市场依赖，增强了我国出口贸易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虽然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可能因关税壁垒受阻，但近几年中国经第三国转口美国的贸易十分活跃。随着美国实施“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供应链策略，许多中国制造商通过在墨西哥等邻近国家设立工厂或与当地企业合作，将产品重新包装或进行简单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国。由图3可知，近年来美国自墨西哥进口份额的提升，与墨西哥、加拿大自中国进口份额的提升呈现同步性；同时，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和泰国）也成为中国出口的替代路线。2018年至2023年，中国对越南和泰国的出口平均增速分别达到12.77%和12.98%，而越南和泰国同期对美出口年增速分别为15.46%和8.34%，其中相当一部分可溯源至中国企业的贡献。Freund等基于2017年至2022年美国进口数据的研究表明，尽管中美双边贸易的脱钩是真实存在的，但两国供应链仍紧密相连。[10]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的相关研究也指出，美国进口商品对中国仍然具有高度依赖性，因此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只是由直接联系转为间接联系。[11]此外，在战略产业中，那些试图或能够在供应链上取代中国的国家，往往不但与中国的供应链深度关联，而且从中国的进口额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换句话说，要在出口方面取代中国，深度融入中国供应链体系是绕不开的前提。当前，国际贸易仍在蓬勃发展，去全球化和产业回流现象尚不显著，中美之间彻底的“脱钩”难以实现。
第四，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已有显著提升，具备了更强的抵抗外来冲击的能力。出口方式方面，一般贸易出口相对于加工贸易出口占比提升；产品结构方面，资本品、中间品的出口比重上升，消费品出口比重下降。2023年，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占比从54.3%提升至64.6%，出口中间品占比升至47.3%；对日本、墨西哥出口汽车零配件类，对美国、德国出口锂电池类，对越南、印度尼西亚出口平板显示模组类中间品等，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2024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升至58.9%，其中汽车、船舶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分别增长22.2%、91.1%，集成电路出口增长25.6%。[12]以上数据表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逐渐从加工制造环节向更高附加值的中间产品供应环节迈进，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出口韧性显著增强。
中国从美国的进口。美国率先挑起贸易战，必然引起中国的反制，这意味着我国从美国的进口规模也将出现萎缩。随着美国轮番对中国出口商品提高关税，我国对美国的进口关税水平也相应提升，从2018年7月前的平均8%逐步抬升。受此影响，过去六年间我国自美国的进口总额基本上与对美国出口总额同步起落，但波动幅度更为显著（见图1）。这种同步性反映了我国对美国贸易战的同等反制成效，与此同时，自美进口的较大波动，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对美国农产品等的依赖度较低，有较为便利的他国产品替代渠道，另一方面也与美国对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有关。
近年来，美国多次出台关键技术及中间品投入的对华出口限制。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如半导体、航空航天、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特别是可能被用于军事的技术实施出口限制；2018年至2019年，美国以国家安全等为由，陆续将中兴通讯、华为等科技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其从美国公司获取技术和设备。拜登就任总统后加大了对我国“科技围堵”的力度，一方面，将限制范围从半导体芯片和制造设备等泛化到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高科技行业，另一方面，则不断扩大列入出口管制的中国企业数量。受这些政策影响，自2018年以来，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半导体设备和高科技产品总额下降了30%～40%。2021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集成电路（含芯片）总值为1000亿美元左右，占中国集成电路消费总量的36%；到2022年，这一数值下降到700亿美元左右，降幅达30%；2023年以来，美国对中国高端图形处理器（GPU）等高科技产品实施极为严格的出口管制，尤其是英伟达（NVIDIA）的A100芯片和H100芯片对华供应几乎停滞。受出口管制措施加码影响，中国自美国的进口额持续下降，且主要集中在低端芯片及成熟制程（如28nm以上技术节点），高端芯片进口严重受限。[13]设备方面，与芯片相关的制造设备（如光刻机、刻蚀机、涂布机以及测试设备）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2022年，美国对华出口芯片制造设备总额约170亿美元，同比下降近40%。[14]
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较少谈论科技政策，不过观其之前的执政行为，针对中国企业的技术限制主要集中在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方面。预计特朗普政府将继续保持相关领域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并可能进一步聚焦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技术领域，打击对象的范围也可能会有所收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几年对中国企业越来越严厉的技术限制使得美国错失了巨大的中国市场，美国科技企业本应获得的收益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在于严格的出口限制客观上使中国企业加快了在相关领域自主研发实现国产替代的步伐，而这两方面都是特朗普不愿见到的结果。特朗普政府有可能通过谈判，适当松动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来换取其他利益，如促使中方相应地取消镓、锗、锑和石墨等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的出口禁令，或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和石油等初级产品。如果能够出现这样的交换，我国对美国产品（服务）的进口规模会有所提升，这不失为一种双方都乐于接受的格局。
当然，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科技政策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其特定的政策也取决于中方的具体应对措施，因此也不排除美国对华出口的其他演变路径。
中国的应对策略
当前全球供应链正处于重构过程中，在此背景下面对中美贸易的不确定性，我国宜保持定力、处变不惊，在充分做好全盘筹划前提下，加强对话沟通和交流交往，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
第一，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决定了两国间竞争和合作的长期性，中国要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做到产业链的“全覆盖”，美国做不到，中国也做不到。对外贸易不仅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也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连接国内和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桥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15]当前，美国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这不仅体现在对美进出口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还在于我国与美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决定了两国间的竞争和合作将是长期性的，不会因意识形态分歧和地缘政治的影响而消失，两国完全“脱钩”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违背两国的利益，只能是美国部分政客的幻想。
美国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等众多世界顶尖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拥有硅谷、波士顿、西雅图和纽约等风险投资和初创企业云集的产业创新中心，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金融科技和智能制造等产业领域均拥有世界级的大型跨国公司，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不仅制造业规模庞大，涵盖了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电子产品的各个领域，而且其强大的产业基础能够满足全球产品需求，包括消费品、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等；此外，中国具备完善和高效的国内供应链，以及发达的铁路、公路和海运网络，加之劳动力素质较高、工资水平较低，因而能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响应全球范围内的市场需求。产业技术方面，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5G通信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发展迅速，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此外，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强大优势，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巨大的市场需求。新技术、新产品能够在中国得到快速应用和推广，从而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最大化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市场价值。
中美经济既有差异性也有相似性，存在很强的互补性，这决定了两国间的竞争绝不是零和博弈，即便双方在科技和贸易等领域有激烈的竞争和利益冲突，也仍存在诸多合作共赢的机会，且合作潜力巨大。鉴于当前中美之间缺乏互信，加之特朗普过渡团队的“鹰派”特征，双方在若干方面的合作还面临分歧。对此，中国要有合作的愿望、协调的行动，保持与美国各层面的接触以增强互信。应积极推动双边高层对话，建立常态化、多层次的经贸对话渠道，通过接触和交流增进互信、管控分歧。同时，必须建立双方谈判和沟通的成果落实机制。仅有谈判没有解决方案，或有了解决方案却不落实，不仅会使问题停留在原点，还会错失未来进一步交流和接触的机会。只有切实兑现谈判达成的承诺，才可能逐步恢复和增强互信，不断夯实未来广泛合作的基础。
至于强化合作的方向，可尝试在双方互补性较强的领域逐步推进。特朗普政府的施政重点在于贸易，对于高新技术等领域的限制较之拜登政府相对缓和。前文提到特朗普政府虽然对中国也实行高新技术的出口限制，但所涉领域和范围都相对有限。有鉴于此，中国可尝试在美国放松技术出口限制的条件下，增加对美国部分初级产品的进口，以降低我国对美贸易顺差，进一步缓和双方的利益冲突。
第二，针对美国高关税等政策对我国对外经贸发展的影响，制定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有效化解外部冲击。一方面，中国希望寻求更多的双边合作，以避免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激化；另一方面，中方应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美方对中国实施的非法无理打压，并坚决予以回击。只有不惧对抗和敢于对抗，才有更多机会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上，以双方协商的方式解决冲突。
与2018年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战时相比，中国经济实力空前跃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进口来源和出口目的地更趋多样，对美出口的依赖度显著降低；数字经济和绿色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在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光伏技术、新能源汽车电池和整车制造等领域的产能和技术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美国对华产业技术实施重点打击的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通过自主创新实现进口替代方面的进展也是一日千里。此外，中国不仅是镓、锗、锑等半导体关键金属原材料的主要生产国，同时也拥有全球最为丰富的稀土资源。这些都为中国应对经贸摩擦提供了坚实的底气。
第三，大力发展我国同欧盟、东盟、拉美和非洲等经济体的经贸联系，共同应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打着“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的旗号，颁布实施了一系列极具争议的政策，其极端的单边主义政策毫不顾及他国利益，引发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冲突，包括与欧盟、日本、韩国和加拿大等美国盟友间的纷争。以欧盟为例，特朗普的再次当选不仅预示着美国与欧盟在对待乌克兰危机和巴以冲突等地缘政治冲突的立场和政策上可能出现极大分歧，特朗普的经贸政策也令欧盟各成员国“焦虑不安”。美国可能会继续施压欧洲，使其在经济、安全等领域作出让步，而这可能会加剧双方之间的摩擦，尤其是在贸易和防务开支等敏感议题上。[16]
从自身利益出发，这些经济体存在与其他大国加强联系以抵御压力和降低风险的动机，而中国与这些经济体间也存在紧密的经贸联系和进一步合作的巨大空间。
一是与欧盟的合作。中国不仅与欧盟在清洁能源、绿色金融、电动汽车等绿色发展领域的合作前景广阔，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天航空及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也存在巨大的潜在合作机会。2024年11月，中欧美全球倡议（C.E.A. Global Initiative）发起人高大伟（David Gosset）撰文表示，“欧盟必须重新评估美国的对欧战略，以维护其自主权和全球影响力。与此同时，中欧关系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欧洲应加强同中国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合作，为潜在的美国孤立主义提供制衡，促进一个更稳定的国际环境。加强中欧关系可为构建符合各国利益的全球多边秩序奠定基础”。[17]
二是与东盟的合作。东盟是近年来全球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同中国的经贸往来最为密切的经济体，目前与中国互为最大的贸易伙伴。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双边贸易规模快速增长，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国家也成为中国企业出海布局的热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实施及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谈判实质性结束，将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提供更广阔的空间，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东盟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发展。[18]
三是与拉美的合作。中国是巴西、智利、秘鲁等拉美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23年，中拉货物贸易额达到4890亿美元。墨西哥是近年来中国企业绕道出口美国的重要国家。根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2023年中国到墨西哥的集装箱贸易量同比增长33%，2024年1月至8月又比上年同期增长了22%。2023年，中国新增对墨西哥直接投资1.51亿美元，直接投资存量24.52亿美元，同比增长45%。过去三年已有至少30家中国企业入驻墨西哥蒙特雷地区，包括比亚迪和奇瑞在内的9家中国汽车公司已经在墨西哥开展业务。随着中国和秘鲁共建“一带一路”合作项目钱凯港于2024年11月开港，中国与拉美国家间的货物贸易必将驶入快车道。
四是与非洲的合作。中国的制造业优势与非洲自然资源优势有极强的互补性，这为双边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已连续15年稳居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是非洲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同时也是推进“南南合作”、对非援助的积极践行者。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期间，中方又同30个非洲国家建立或提升了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中国与非洲所有53个建交国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推动了双方关系的又一次整体跃升。近年来，中国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对非出口实现较快增长，有力地支持了非洲绿色转型发展，预计将成为中非贸易新的增长点；同时，非洲拥有丰富的锂矿、钴矿等矿产资源，未来双方围绕绿色发展进一步深化贸易和产业合作的前景广阔。[19]
第四，强化与国际机构和多边经济平台的合作，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参与国际规则、规制、标准的制定。面对特朗普就任后重启“退群”计划，中国应当进一步加强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机构等的合作，充分发挥我国在相关多边或区域组织中的作用，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等。积极对标《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相关条款要求，加快建立完善与国际高标准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互衔接的市场规则制度体系，推进我国加入CPTPP和DEPA。同时，积极参与国际规则、规制和标准的制定，尤其是加快在新业态、新领域开展规则标准制定，推动中国规则、标准等“走出去”，为全球治理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20]
第五，积极培育国内消费市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国内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国内大循环是主体，只有国内大循环通畅了，我国市场规模和生产体系优势才能转化为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有效降低我国参与国际循环的风险。自特朗普2018年首次发动中美贸易战以来，面对美国多轮关税打击、技术封锁以及新冠疫情的冲击，我国经贸运行展现出强劲发展韧性，超大规模的市场是最为重要的保障。有了这个保障，企业才有底气和动力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从而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增长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朗普再度当选美国总统，其经济政策或再次扰动世界经济格局。特朗普政府的高关税贸易保护政策有违国际经济规律，其经济单边主义是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破坏，既损害美国国际信誉、削弱其自身实力，也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更多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需坚定维护多边体系，坚持合作共赢，在关键领域加强数据收集和政策制定，以应对可能的风险和挑战，确保自身经济安全。面对未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时间终将会站在经济规律和国际公平正义一边。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数字型跨国公司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专项基金项目“中美脱钩与中国产业技术发展”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分别为：22JJD790039、H0122706）
注释
[1]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2]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22 Jan 2018, https://www.hsdl.org/c/2018-national-defense-strategy/.
[3]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17 October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2/fact-sheet-the-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4]韦宗友：《地位焦虑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国际观察》，2022年第3期。
[5]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在公开场合一直强调不寻求与中国“脱钩”，而是要降低中美关系的风险。但事实上，拜登政府不仅没有消除特朗普政府的不良影响，还进一步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脱钩断链”，并利用“长臂管辖”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参见张哲：《从“脱钩”到“去风险”：美国对华经贸与科技政策的变迁》，《当代美国评论》，2024年第3期；陈文玲：《世界地缘格局重塑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性特征》，《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20期。
[6]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2024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https://www.uscc.gov/annual-report/2024-annual-report-congress.
[7]《巨额财政赤字导致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创新高》，2024年11月25日，https://www.news.cn/world/20241125/21f0db4c460943aea86fc82bd7c77856/c.html。
[8][9]屠强、赵伟：《出口抵御关税的“三支箭”》，《申万宏源宏观研究报告》，2024年7月16日，https://finance.sina.com.cn/money/bond/2024-07-17/doc-incemcmc7357793.shtml。
[10]C. Freund et al., "Is US Trade Policy Reshaping Global Supply Chain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4, 152.
[11]国际货币研究所：《观点：特朗普新政、中美贸易与全球供应链重组》，2024年12月4日，http://www.imi.ruc.edu.cn/IMIsd/373370d1a62348eba67703307b4f82b1.htm。
[12]《商务部发布上半年消费和外贸“成绩单”，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北京日报》，2024年8月3日，第3版。
[13]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U.S.-China Trade Relations," 28 March 2024,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1284/20.
[14]B. Harithas and A. Schumacher, "Where the Chips Fall: U.S. Export Controls Unde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from 2022 to 2024," 2024, https://www.csis.org/analysis/where-chips-fall-us-export-controls-under-biden-administration-2022-2024.
[15]《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1版。
[16]《学者圆桌 | 从拜登到特朗普，欧美关系何去何从？》，2024年12月13日，https://export.shobserver.com/baijiahao/html/829242.html。
[17]《法国学者：未来四年，特朗普可能把欧洲“推”向中国》，2024年11月27日，https://www.ceaglobalinitiative.com/articles/293?vid=8。
[18]RCEP产业合作委员会：《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报告》，2024年7月8日。
[19]《专访商务部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毛小菁：中国的发展经验和技术对非洲国家很有吸引力》，2024年12月25日，https://m.21jingji.com/article/20241225/d8e1ae5b5a93bbf3e82eac3b49f2ff3e.html。
[20]赵福军：《如何理解制度型开放？》，《中国经济时报》，2024年3月21日，A02版。
The US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Prospect of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Jiang Dianchun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the US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y toward China has always been the core concern of Donald Trump's foreign policy. To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direction and possibl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Trump's future economic and trade policy toward China is relevant to the direction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next four years and even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On the whole, Trump will not change his policy of the US "decoupling" from China, but his unilateral policy, while impacting China-US trade relations, also objectively creates new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spac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he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determines the long-term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hina should remain focused and stay calm, and seek cooperation through competition; formulate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to effectively resolve external shocks; vigorously develop economic and trade ties with the EU, ASEAN, Latin America and African economies, and safeguard the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 align with high-standar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rules,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rules,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and actively foster domestic consumption market,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enhance the independent and controllable capabilities of the domestic industrial chain, and inject more certainty into China-US relations and the world economy.
Keywords: Donald Trump, unilateralism, Sino-US trade,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