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国际社会矛盾论具有了更大的现实解释力。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矛盾论承认国际社会矛盾的普遍性，认为矛盾转化为冲突需具备特定条件，且矛盾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其研究方法包含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世界体系研究法、国际政治社会学方法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多种方法。全球化概念在国际社会矛盾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一方面，全球化、全球化问题及其治理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议题；另一方面，国际社会矛盾论以研究全球化引发的矛盾和问题为出发点，全球化的多维发展及其矛盾运动推动着国际社会矛盾论的创新发展。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思维和哲学智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成为国际社会基本矛盾之一的当下，中国应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国际社会矛盾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习近平外交思想 全球化 全球治理
【中图分类号】 D80/A8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5.08.001
【作者简介】郭树勇，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导，上海高校智库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院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区域国別研究理论。主要著作有《大国成长的逻辑：近代以来西方大国成功崛起的国际政治社会学分析》《从国际主义到新国际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发展研究》《文化国际主义：新型国际治理的逻辑》《中国软实力战略》《从文化天下主义到文化国际主义——中国古代国际关系理论概念嬗变及当代转化》等。
导论：从中美关系是冲突抑或合作的争论看全球化的矛盾性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世界时局的重大判断。这对学术界研究国际政治与世界历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也由此展开了探讨与调整。其中，有关当前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究竟是以冲突为主，还是以合作为主的争论，成为备受瞩目的重要学术议题。近年来，这一争论热度持续攀升，进而引发了关于中美关系背后的全球化问题的深入讨论，并不可避免地关涉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矛盾论的认识及其发展的哲学思考。
中美关系究竟是以合作为主还是以冲突为主。支持“冲突论”的学者认为，地缘政治回潮是大势，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已经对我国实施了新冷战战略。尽管这一战略未取得预期成效，但其对我国制裁的力度却未见丝毫减弱，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掀起了新一轮国际关系阵营化的趋势。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国有必要做好准备以应对国际上的“风吹浪打”甚至“惊涛骇浪”，因此，中美关系以冲突为主线，是十分明显的。
而支持“合作论”的学者则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形成的世界秩序在根本上并未发生变化，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反对霸权主义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旋律，走和平发展道路而不是战争与危机道路，不仅是中国的既定战略方针，也是绝大多数国家的政策取向。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和全局视野出发，以“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三大全球倡议等国际公共产品，推动了极具价值的国际合作实践。中美关系不是冲突的关系，而是竞争与合作同时存在的竞合关系，这是中美两国领导人都认可的。因此，当前的国际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仍然应当以合作为主要方面，或者是以合作为出发点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反击美国推行的“新冷战”战略，推动各国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上述两种观点都具有一定影响力，且在理论层面与现实维度均有大量依据支撑，但若想作出综合的理论辨析，则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笔者认为，二者共同构成了当前国际政治和中国外交的一体两面，而如要用一个比较综合的理论视角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调和，那么国际社会矛盾论或许可以扮演这一角色。学术界对待中美关系是走向冲突还是合作的争论，正如过去几十年来对待全球化的分歧一样，呈现显著的矛盾性。
关于全球化的矛盾观念。全球化是国际社会的根本问题之一。从本初的意义上讲，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正是这个充满着交换活力的力量，把世界各地的奴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冲击得七零八落，最终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把全球各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联系在一起，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社会进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已经富有远见地阐明了全球化的作用。与此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罪恶也洞若观火，作出了深刻、持续的批判，并指出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根除这些罪恶，建设一个所有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显然，全球化呈现为一个矛盾统一体，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在某一个历史阶段对于自身发展的矛盾认识，其本身即为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在某一领域的对立统一体。
十月革命之后，共产党人对全球化矛盾有了新的认识。从消极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发展出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从而导致更多的资本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民族和国家的压迫和剥削，带来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从积极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生产力的发展，也通过其矛盾运动培育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意识和力量及组织形式，开辟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
虽然全球化被视为对立统一的矛盾体，但是在现实政治的影响下，人们常以实用主义视角对这一矛盾体进行判断。在两极体系僵硬对峙的年代，全球化也被高度地政治化了。有一段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制度被片面解读为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政治体制，或者为了纠正全球化弊端的错误而构建的国家制度。这种观念运动的一个极端表现，就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简单等同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甚至把是否反对全球化视作社会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标志之一，进而提出了资本主义市场和社会主义市场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2]邓小平同志在继承和发展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和平共处等理论基础上，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适当区分，将融入全球化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选择，从对立统一的高度将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或反全球化作了辩证的结合，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将全球化摆在了国际政治的恰当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将全球化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文明交流互鉴等结合在一起，为全球化注入新的活力，有力地推进了世界秩序变革的矛盾运动。
以国际社会矛盾论解读中美关系与全球化。在资本主义国家，全球化同样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境遇。全球化曾经长时间被视为自由贸易的同义词，“自由民主”的保护神，“世界进步的服务生”。如今，全球化已然走下西方社会的神坛，成了一个具有复杂含义的词语。人们以多重视角对其展开探讨，反全球化组织不断涌现，反全球化言论甚嚣尘上，后现代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孤立主义者以及投身绿色环境运动的群体等，几乎都站在了全球化话语的对立面。特朗普再度执政后，推行了一条反全球化和反全球治理的外交路线，而中国外交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两条外交路线，基本上代表了当今国际社会的两种国际治理思路，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社会主义大国在当前历史阶段对全球化问题秉持的态度。这种在国际治理与外交路线上呈现的矛盾，无疑构成了当前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但它还不是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因为除此之外，大国之间在诸如和平与发展、环境治理、文化多样性等领域也存在复杂关系。即便在自由贸易问题上，各大国以及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经济协调机制也在进行着多种形式的协调和合作。在这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的时代，全球化如同中美关系一样，深陷充满不确定的矛盾对立与矛盾转化之中。正所谓，合作与冲突相互转化，挑战与机遇同时存在。
总之，中美关系是以合作为主还是以冲突为主的观念之争，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待全球化与反全球化问题上的制度分歧，从根本上反映了人类在对待国家自主发展与国际合作等矛盾运动认知上的差异。对此，有必要从国际社会矛盾论的视角审视中美关系、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等问题，以便对国际事态发展作出更为辩证、周全的思考，并制定相应对策。本文结合当前实际，梳理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矛盾论的演变历程，分析全球化在国际社会矛盾论中的作用，阐释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的矛盾论观点，以期为学界的进一步讨论抛砖引玉。
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矛盾论的基本内涵
翻阅20世纪70、80年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文献，经常会看到大量关于国际社会几类矛盾尤其是主要矛盾的分析。长期以来，运用矛盾分析洞察国际政治，以判定所处时代特征、明确外交任务，已然成为中国外交的政治传统。受此政治话语的影响，国际关系理论界也将矛盾分析法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理论。尽管我国基于改革开放的时代需求吸纳了一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和方法，但矛盾分析法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内学者独立自主地开展国际问题研究的一大法宝。
国际社会矛盾论探讨的是国际社会中存在的矛盾，因此，有必要先理解什么是国际社会。国际社会是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是指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建立起来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的总和。从历史形态上讲，它涵盖了以马克思、恩格斯相关理论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思想，以列宁、斯大林相关理论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国际关系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外交实践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国际关系思想，以及其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际关系思想。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矛盾论诞生于资本主义步入晚期、向帝国主义过渡的时代，并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演变，因此，它有一个持续演化的过程，其理论基础也经历了不断丰富完善的过程。
国际社会概念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作用。国际社会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首届国际关系理论讨论会上，学者们就建议将国际社会等概念作为国际关系学的宏观研究对象，指出要认真研究“国际社会的运转、摩擦、协调”，这主要是因为“现代国家活动、国际关系已进入了组织化、集团化、社会化阶段”，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突出国际社会，是为了突出占世界大多数的中小国家，主张和平与发展的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如果离开国际社会，离开整体，我们用对大国的‘五项指标’去套某个小国家，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3]由于中国使用和重视国际社会这个概念，因此有必要对国际社会的概念作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特征的解读。
国际社会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与国际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形态。尽管我们有时也把人类社会的集合体统称为国际社会，比如把古代埃及、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视为经典的国际社会范例，但其充其量只是比较分散的区域性国际社会，[4]由于这些古代国际社会的基本单位——国家，尚未真正拥有完整主权，无法充分发挥对外交往功能，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古代的国际社会不能被视作真正的国际社会。国际社会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商业交换在国际领域的政治体现和社会体现。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而国际组织和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均是服务于全球化带来的国家间合作、国家间竞争和国际间协调的需要而产生的。国际社会一旦形成，就成为了既与国内社会和国内政治相联系，又难以被单一国内政治力量完全掌控的独立的国际存在，产生了与国内社会和国际政治不同的运行逻辑。其显著特征在于，国际上不存在类似中央政府的“世界政府”，这使得国际法的约束力相对有限，国际社会的组织与协调更多依赖于有能力提供国际公共品的大国，以及权威性的国际组织。正如在国内社会生活中，社会由政治（国家）孕育而生，国际社会也催生了国际政治。但是，两者的逻辑是不一样的。就前者而言，社会是强大的，能够在诸多领域制约国家机器；而在国际上，国际社会的力量相对弱小，国际政治力量（突出地表现为大国关系）常常凌驾于国际社会的诉求之上。例如，美国等大国多次无视联合国决议，在中东和拉美等地区进行政治干预和挑起军事冲突。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国际社会中的国际权威不够集中，国际意志的执行力不够强大，国际治理的逻辑还没有完全压倒权力政治的逻辑。
两种不同的国际社会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社会理论有所不同，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界研究国际社会主要侧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侧重研究国家之间形成的国际价值体系、观念体系、法律体系等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间社会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理论则强调世界生产力对于包括国际社会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奠基作用，强调全球化的发展、转型以及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对于国际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强大牵引作用。二是强调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对于政治共同体的无形制约作用以及决定性作用。部分观点甚至指出，国际社会中有着共同价值、共同规范的成员，如果能在安全问题方面解决安全困境的问题，并且在经济上实现一体化，就会进入一个高级的国际社会阶段，即国际共同体阶段。在经济相互依赖的趋势下，国际政治日益呈现受文化或文明因素制约的特征，文明间的冲突或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政治的未来。与之不同，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理论始终认为，经济全球化而非文化全球化中出现的矛盾与问题，才是导致国际社会失衡的主要因素。只有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体系演变出现严重不协调时，文化体系才会展现出更强的自主性与影响力。三是突出国际身份认同或国际角色认同对于高度社会化国家对外行为的规定作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国际政治格局既定的条件下，国家的国际身份决定了其对外行为。超级大国的国际身份决定了美国（过去还有苏联）在国际社会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这种角色定位使其既承担着推动国际问题解决的责任，也增加了其对他国内政和某些区域内部的事务横加干涉的可能性。与之不同，基于发展中大国的基本定位，中国始终在国际舞台上积极为第三世界国家发声，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理论认为，既然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基本成员，就要担负与之责任相称的社会角色或社会身份。国际身份是由国家在世界劳动分工体系、国际政治体系和国际文化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社会身份，其形成之后又会对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及其行为模式产生制约或促进的作用。
国际社会矛盾论的基本内涵。所谓国际社会矛盾论，即从国际社会矛盾分析的视角研究全球治理理论的起源及其规律。在当前的理论探索中，国际社会矛盾论衍生出一系列重要理论学说，涵盖国际社会主要矛盾论、国际区域社会矛盾论以及全球社会矛盾论等。国际社会矛盾论聚焦国际社会的矛盾运动、国际政治斗争和冲突竞争、国际秩序及其潜在转化等内容。该理论认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各类矛盾相互交织，由国家特性差异引起的矛盾、体系的结构性差异引起的矛盾，以及国际社会各构成单位之间复杂互动引起的矛盾等，共同构成了国际矛盾的总和。
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矛盾论有三个特点。一是国际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这在根本上是由世界范围内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决定的，主要是以利益层面的矛盾形态存在。二是国家间矛盾的普遍存在并不意味着国家间冲突或国际冲突必然发生，由矛盾转化为冲突需要一定的条件和情形。矛盾既有向冲突转化的可能，也有向竞争甚至合作转化的可能，对此要作具体的分析。冲突作为公开的对抗，是一种斗争的形式，但并非任何矛盾的解决都要采取这种形式。因此，必须把世界基本矛盾分析与国际政治斗争形式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分的分析。[5]三是国际社会矛盾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不同国家和国家集团在意识形态上、认识上、文化或文明上的矛盾，往往具有客观矛盾与主观矛盾相结合的特点。
全球化概念在国际社会矛盾论中的理论地位
国际社会与全球化同是脱胎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且均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国际存在与发展形态，彼此间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在理论研究领域，全球化概念在国际社会理论中，以及国际社会概念在全球化理论框架下，都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本文重点介绍前者。
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矛盾论的基本立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理论相比，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学术立场。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矛盾论从解放全人类的世界进步事业出发，深刻分析资本主义在确立全球统治地位后逐渐步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及在帝国主义时代不断经历战争与危机、改良与调整、侵略与扩张、收缩与合作、合作与冲突等中间形态，最终走向灭亡等各个历史阶段和现实形态中的各种基本矛盾。其中帝国主义以及相近形态的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等与被压迫、被霸凌的人民、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矛盾论的基本矛盾之一，这个基本矛盾不仅从根本上影响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其他基本矛盾，还贯穿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个发展历程。然而，这一基本矛盾并不始终是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其定位需要根据世界无产阶级或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任务、时代主题或时代内涵等因素加以综合判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以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和平共处的过渡时期，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缓和状态和转化状态。在世界秩序深刻变革的关键时期，国际社会基本矛盾往往以全球性问题等形态出现，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层逻辑。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既合作又斗争的矛盾运动，推动着国际政治由低级向高级演进，推动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的进程。新时代，国际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全球治理领导权和国际共同体的构建方案之争。可以预见，随着全球治理领导权的转移，一种新型全球治理模式将会出现，与这种新型全球治理模式相适应的，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矛盾的基本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国际社会矛盾，总的研究方法是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具体地讲，有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世界体系研究法、国际政治社会学方法，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基本方法。
其一，矛盾分析法是最根本的研究方法。其核心出发点在于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视作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在全球化浪潮的驱动下，这一体系于矛盾的持续演化中不断向前推进，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元素相互交织，人民、民族之间以及国际层面的矛盾错综复杂，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民族国家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增多，分离自治与联合统一两股对立力量在全球化进程中被进一步激化，共同汇聚成推动历史进步的时代洪流，形塑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
其二，阶级分析法。马克思主义者尤为强调阶级分析在研究国际社会矛盾中的作用。阶级分析法是国际关系学必须坚持的基本方法之一。“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历史告诉我们，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经常进行斗争”，[6]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也需要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加以理解。在运用阶级分析法时，需将其与经济分析结合，避免将二者绝对化；同时，还应注重将阶级分析与历史分析、政治分析、社会文化分析等相结合。[7]总体上讲，阶级分析法可用来研究资本主义确立全球统治地位以后，民族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全球范围内相互勾结的资产阶级与日益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类世界基本矛盾。该方法聚焦矛盾双方的形成机制、力量对比与转化规律，强调矛盾斗争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具体来说，阶级分析法不仅有助于揭示形式相似的国际体系在内容与本质上的差异，还能解释为何资本主义大国即便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共同利益，仍频繁对其发起制裁、制造冲突甚至挑起战争——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垄断资本主义的阶级本性。只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仅仅是由阶级本性决定的，还必须辅以文化、社会、政治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其三，世界体系研究法。它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国家因全球化进程形成相互依赖的世界体系这一观点起，它便成为国际关系学的基础理论之一。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世界体系分析，强调资本主义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注重研究世界体系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根本矛盾，肯定世界生产力发展和体系内阶级斗争等对体系演化的推动作用，分析帝国主义压迫引发的各类主要矛盾，承认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的剥削本质，等等。世界体系分析坚持以国际政治经济学为基本方法，同时越来越重视文明研究、文化分析、社会学习等国际政治社会学方法对于综合阐释世界体系动态演变的重要作用。
其四，国际政治社会学方法。它是可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提并论的研究方法。该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社会学观念，将国际政治体系视为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国际政治社会学看重国际社会（国际生产关系、国际价值体系、世界舆论等）对于国际政治的基础作用、制约作用和推动作用，重视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法、国际规范等）对于人类政治生活的改良作用，以及文明文化交流对于化解地缘政治冲突和结构性矛盾方面日益凸显的价值，并始终保持对各类国际基本矛盾和相关问题政治属性的深度关切。
其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高度结合并贯彻到案例分析中的“活的灵魂”。该方法强调从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的具体情况出发，采取实用、可操作的办法来解决特定情境下的紧迫问题，从而在不违背基本原理和已有政策主要精神的前提下完成对某一事件、某一问题的精准研判，提出符合实际的解决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上述四个以及其他研究方法而言，若其分析脱离具体时代背景、历史结构和事件发生的语境，则任何原理均可能沦为僵化的教条，失去解决实际问题的效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对具体的关系、矛盾作具体的分析研究，不受宏观原则的过多束缚，并通过对大量具体问题的研究找出新的普遍性规律，从而推动理论创新。例如，列宁的国际社会矛盾论就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结合时代特征进行的理论创新。
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矛盾论中全球化概念的地位。全球化矛盾、全球性问题以及全球化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社会矛盾论中占据特殊地位。
首先，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及其治理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交往理论以及世界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第三世界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都是以全球化的差异化演进、不平衡发展、矛盾运动等为前提的。从历史维度看，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则近代以来的历史就难以发展为世界历史，世界交往也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展开，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亦无法形成。更为关键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被压迫人民、民族与国家反抗帝国主义的国际斗争，以及世界革命的历史条件与客观形势，都将失去孕育的土壤。着眼当下，如果没有全球化危机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或许不会如此高涨，三大全球倡议以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不会被赋予如此重要的时代意义并不断深入发展。
其次，国际社会矛盾论的理论出发点，是研究全球化引发的各类矛盾及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以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世界各类基本矛盾及其转化，而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帝国主义与被压迫国家、民族、人民的主要矛盾转化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世界秩序由此进入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呈现出显著的矛盾缓和特征，和平发展、良性竞争成为国际关系常态，由全球化不平衡发展引发的各类全球性问题，既是国际合作的重要利益交汇点，也时常成为各类国际冲突的引爆点。因此，运用国际社会矛盾论来研究国际社会的一个必要路径是从全球化问题切入。
最后，全球化的多维发展及其矛盾运动是国际社会矛盾论创新发展的主要动力。其一，全球化首先是经济全球化，正是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各区域的不平衡扩张，导致了世界经济政治的不平衡发展，带来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全球大危机，也引发了列宁、斯大林等关于国际社会矛盾论的深刻思考。其二，全球化对区域一体化、政治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不仅引发了全球层面的不平衡发展，以及全球经济协调方面的问题，还在区域层面推动了一体化进程并促进了政治自主性的提升，推动发展中国家走向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发展道路，造就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动荡、大组合，并在80年代促使国际社会形成了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广泛共识。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同志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邓小平同志关于国际社会矛盾与力量结构的论述，进一步丰富了国际社会矛盾论的理论内涵。其三，全球化进程催生了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引发了不同文明体对于文化全球化的反思。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必然加剧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与一体化之间的矛盾张力。
全球化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史中的内涵变迁
从某种程度上讲，全球化造就了现代世界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实际将全球化及其矛盾运动作为国际政治思想的研究起点。
全球化的矛盾运动必然导致“世界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际社会矛盾论的论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际社会矛盾论以揭示资本主义世界的内在矛盾为逻辑起点，其理论根基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律，最终目标是为“世界革命”理论提供理论支撑。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进行改造而形成的科学理论。黑格尔强调矛盾是自身内部的对立，认为事物因为自身有矛盾才会有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人类作为矛盾统一体，其高贵之处在于保持不断对立统一的矛盾，而只有在矛盾双方和解之中才有真实的生活。[8]马克思进一步将这种矛盾律或对立统一规律提升到一个更加科学的维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首要规律，它要求我们从现实存在的矛盾出发，强调对各种矛盾的具体分析。一是将不同的矛盾进行区分，例如基本矛盾和非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矛盾等；二是对不同的矛盾进行分析，重点是分析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及其相互关联和变化情况；三是有步骤有计划地对不同的矛盾进行解决，特别是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利用各种形势和机遇，解决矛盾、推动事业的发展。[9]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就国际政治而言，国际社会作为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体系，由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因此，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10]显然，在世界革命形势高涨的时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世界革命是这种矛盾运动的自然发展，是推进历史进步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从世界结成经济有机体，阶级对立日益显著变化后，国际社会就会越来越按阶级分化为两股对立的政治力量，国际政治格局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1]在笔者看来，上述结论是正确的，但它们都被赋予了严格的条件，即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或者在“阶级对立日益显著变化后”。实际上，国际政治中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之间也存在着交互作用的关系，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各自对于国际社会矛盾产生了不同的规定性。在这方面，列宁基于新的历史条件，对于国际社会矛盾有了新的理解。
资本主义多重矛盾与民族解放运动：列宁、斯大林关于国际社会矛盾论的论述。列宁所在的时代，世界格局发生了两大具有深远意义的变革：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政治的性质。这两个方面的政治变化同时存在，引发了国际社会矛盾的重大变化。一方面，帝国主义把世界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通过殖民体系将全世界首次在政治层面联结在一起，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在国际社会矛盾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从国际社会整体看，世界就被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部分。它们之间的矛盾构成当时国际政治的重要方面。”[12]另一方面，苏联的建立意味着国际政治的新转向，“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首次取得了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工人首次有了自己的祖国，国际政治中的阶级冲突也首次取得了国家冲突的形式”[13]。从此，国际社会矛盾不仅有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及附属国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战胜国之间的矛盾，还有了苏维埃国家与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
这五对矛盾是真实的，也是交叉发展的，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引起了苏俄领导人的持续关注甚至过度的重视。1925年，斯大林将其总结为决定形势发展的五类基本矛盾，而第五种矛盾实际上被视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他指出：“现在形成了两个主要的然而是互相对立的吸引中心，并且与此相适应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倾向于这两个吸引中心的两种趋向：各资产阶级政府倾向于英美，西方的工人和东方的革命者倾向于苏联。”[14]在这种关于国际社会矛盾的认识之下，形成了斯大林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等理论和研判。从斯大林本人关于共产国际解散原因的说明可以看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社会矛盾不是第五种矛盾，而是第三种矛盾。这也说明，斯大林及部分苏联领导人一段时间内夸大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国际社会矛盾体系中的地位。在希特勒入侵苏联之后，苏联领导层在理论上迅速调整认知，重新回到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理论框架。
“动荡的全球化”与“三个世界”划分：毛泽东同志关于国际社会矛盾论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也是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矛盾论的最杰出代表之一。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他就对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论作了集中且专门的论述。这些论述旨在鼓舞处于革命和民族解放困难进程中的中国人民，不仅深刻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还明确指明事物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并强调要用矛盾的方法而不是教条的方法来看待事物的变化等。毛泽东同志将他理解的矛盾论炉火纯青地用于世界形势的判断和战略格局的划分，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天下大乱导致天下大治”等判断，形成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极大地丰富了国际社会矛盾论的时代内涵，形成了影响广泛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矛盾论。
毛泽东同志关于国际社会矛盾论的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了国际社会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和辩证性。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15]十大关系，本质上就是十大矛盾，对于各种矛盾要作具体的分析。在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层面，某些特质既构成中国发展的优势，在特定情境下也可能转化为局限。如何调动一切有利的因素处理好这些矛盾，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二是完善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的“五大矛盾说”。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后不久提出了“两类矛盾、三种力量”的判断，两类矛盾是帝国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到了“中苏论战”时期，他进一步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四大矛盾说”，即当代世界有四大矛盾，包括社会主义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并指出，在四个矛盾中，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重要的，但不能只看到这个矛盾而抹杀其他三种矛盾；亚非拉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地区，因此应当重点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行动。[16]三是基于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加剧的发展失衡现象，深入洞察世界格局演变规律和矛盾的发展，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特别是1965年以后，作为经济全球化主导力量的几个帝国主义大国内部矛盾重重，西欧国家希望走独立自主的道路；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苏联转而奉行霸权主义，导致了基本矛盾的激化，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经历了一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面临着一种新的历史形势。毛泽东同志据此提出了“三个世界”的划分，[17]即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中国属于第三世界。毛泽东同志关于国际社会矛盾论的论述，强调中国在国际社会矛盾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凸显了国际主要矛盾分析和斗争焦点分析对于判断和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作用。
从偏离全球化到融入全球化：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对国际社会矛盾论的发展。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哲学和世界历史的角度对全球化秉持辩证的态度，但是，由于“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等方面的政治需要，在现实语境中，全球化常被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国家视为首要批判和斗争的对象。然而，当战争与危机不再是时代主题时，国际社会矛盾呈现出更多的缓和、合作与共存的态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矛盾是和谐与冲突的统一，关于合作、共存与斗争相互依存的理论思想[18]得到重新发掘和继承。全球化的积极意义得到充分重视，矛盾分析更多地以问题分析的形式出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国际政治社会学等方法逐渐成为国际政治分析的主流范式，推动着国际社会矛盾论的持续创新与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同志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他关于国际社会矛盾论的论述，侧重强调世界生产力发展中的矛盾运动，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国际社会矛盾论。邓小平同志承认国际社会存在多种复杂矛盾，不过，他倾向于从问题的角度而不是矛盾的角度对这些矛盾的性质及其表现进行重新表述，并适时提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邓小平同志外交思想中关于国际社会矛盾有关论述的要义。一方面，他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和世界基本矛盾激化的既有判断有了全新的认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和平力量和战争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世界大战在短期内难以爆发。特别是西方国家依托科技革命带来的活力调整经济、社会和外交战略，使其仍能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缓和了阶级矛盾、社会矛盾和国际矛盾。[19]这些矛盾的缓和对于国际社会矛盾的形态转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哪些是国际主要矛盾，哪些是次要矛盾变得十分模糊。用聚焦主要问题而非聚焦主要矛盾的方式，更能够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另一方面，关于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的论断并没有否定国际社会矛盾论，只是关注到国际社会基本矛盾的缓和趋势与国际社会在发展经济方面的共同利益诉求。各种和平力量和因素对帝国主义形成有效制约，使得世界大战在短期内难以爆发；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热潮逐渐消退，国际社会基本矛盾得到显著缓和，世界革命不再是这一个历史时期的全球性议题。占世界国家数量最多、人口最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独立之后，发展世界生产力成为国际社会最为紧迫的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危机成为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把人们对时代的认识提到一个新境界。它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精神，包含了经济基础、经济形态演变推动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包含了阶级地位和阶级关系演变的理论，也包含了矛盾转化和主要矛盾的辩证思想。”[20]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并不是否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所引发的超级大国与第三世界间的矛盾，而是更加强调第三世界渴望发展与全球生产力水平有待提升之间的现实矛盾。由此，发展而不仅仅是和平上升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社会矛盾论的视角，转向国际社会全球性战略问题。从时代主题的角度，将矛盾论转为问题论，或者说以问题的形式谈矛盾，是邓小平外交思想的一大创新。
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在外交理念上继承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国际社会矛盾的基本观念，更加强调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性，更加强调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新安全观，更加强调推动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建设。在20、21世纪之交，面对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等各类世界基本矛盾普遍缓和的国际形势，中国坚定执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在国际舞台上立足发展中大国的身份定位，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国际恐怖主义等，将国际经济协调和融入经济全球化作为战略性任务，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参与组建上海合作组织。充分利用战略机遇期，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长达四十余年的高速发展，避免了像苏联那样因被西方孤立而走向解体的历史悲剧，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外交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理念和国际社会矛盾论的继承与发展
21世纪的前十年，也是国际社会发生重要变化的十年，其变化是多方面的。其中，国际社会基本矛盾至少在两个维度得以拓展：一是国际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势力，与国际社会的反恐、反分裂、反极端斗争构成了一对基本矛盾；二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国际社会要求进行大国协作共同管理国际金融与贸易合作的力量，与企图破坏国际金融稳定、抵制跨国金融监管的力量，也构成了一对重要的矛盾。面对这两个基本的或者重要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坚定地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积极推动国际团结与协作。在国际反对恐怖主义和二十国集团建设中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深刻思考世界发展大势、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新时代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出发，积极推进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进步潮流的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这一思想深刻把握国际形势的深刻复杂演变，从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出发，对国际斗争形势作出深邃思考与科学判断，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首先，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的动荡变革期”论断洞察世界矛盾发展演变与时代走向。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事物是它自身，同时又在不断变化，它本身含有‘不变’和‘变’的对立，这就是矛盾。”[21]大变局就是当今世界的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等论断，科学地揭示了当今世界的大矛盾。冷战结束以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各方最殷切的诉求，就是扩大合作、共同发展。与此同时，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加速演进，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2]在当前历史阶段，世界已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的战略机遇期仍然存在，但战略挑战也日益凸显，国家安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突出表现为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驱动下国际关系的加速调整。这一进程促使世界各类矛盾和问题呈现错综复杂、高度不确定与不稳定的特征，这个特征与20世纪70年代有一定的相似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公共卫生、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人类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23]动荡是世界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变革是世界基本矛盾的次要方面。动荡的根源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其次，立足提升中国全球治理理论地位持续深化对于全球性问题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外交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从不同领域推动全球治理。习近平外交思想以“十个坚持”为总体框架和核心要义，科学回答了中国外交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追求什么目标，以及新形势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办外交等重大问题，其中明确提出“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凸显了中国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完善全球治理的信心和决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不断促进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共同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24]
最后，以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科学回答“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根据全球治理第三波理论，第一波全球治理主要聚焦“帝国主义及其控制下的世界性殖民体系怎么办”的核心问题，第二波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办”，步入21世纪，第三波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演变为“人类怎么办”。[25]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号召中国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2021至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以更好地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和全球性矛盾、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国家治理、国际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鲜明旗帜。中国积极践行这一理念，在国际舞台上开展了一系列生动实践：与周边国家携手同行，同“全球南方”国家共谋振兴，引领中欧关系发展，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筑牢根基，深化区域治理务实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三者协同联动，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从国家治理、国际区域治理与全球治理三者的关系看，国家治理构成了全球治理的基石。对于中国而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并发挥引领作用，首要任务便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球治理实际上是国家治理在对外事务层面的合理拓展与延伸，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守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以此确保治理过程的公平公正以及成果的广泛共享。国际区域治理则充当着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的关键桥梁。在现实中，大多数国家都会借助区域治理这一途径，来达成全球治理的各项任务与目标。[26]从治理实践来看，全球治理与区域治理往往呈现深度融合态势。对于实力相对有限的国家而言，优先聚焦区域治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是更为务实理性的战略选择；而唯有具备强大综合国力的全球性大国或准全球性大国，才能够凭借其资源禀赋与国际影响力，统筹谋划全球治理的整体布局，引领国际秩序的发展方向。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也是国家治理、国际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结合得比较好的政治实践形式。各国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改革开放，这是国家治理的范畴；共建国家依托这一平台深化经济安全合作，推进区域治理，这是国际区域治理的范畴；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中形成的经验、规范和制度，以及金砖国家合作、上海合作组织等方面的机制化创新，对“全球南方”国家间合作、二十国集团等国际机制完善产生了推动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这又是全球治理的范畴。面对全球化进程中交织联动的国内、区域及全球性矛盾风险，必须综合推进国家治理、国际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矛盾论的时代内涵。
结语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解决急剧变化的世界主要矛盾，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进步提供了思想启迪。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关系深刻反映了国际社会的内在矛盾，势必引发关于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社会学的深度思考。本文以中美关系的合作性与冲突性为切入点展开评论，进而引出学界关于全球化正负效应的论争，并提出在国际政治格局急剧演变、现有理论解释力相对不足的背景下，亟需加强对国际社会矛盾的研究。在动荡变革的时代，国际社会矛盾论的现实解释价值愈发凸显。因为在这一时期，老一辈思想家对世界革命、危机与战争的论断重新引发关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各类矛盾的不断激化，是引发战争危机与革命形势的根源。上述判断虽具有一定合理性，却不能简单推导出反向结论。以动荡变革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并不必然造成世界战争危机与全球革命形势。例如，20世纪70年代国际局势剧烈动荡，并未引发全球性革命；又如，矛盾并不必然意味着对抗，矛盾也可以以和谐、合作的形式表现出来。21世纪以来，尽管中美关系经历全方位深度调整，但双方矛盾始终未演变为全面对抗。这背后，经济全球化、经济相互依赖、共同的国际责任、大国间的战略制衡以及人类共同命运理念的深化等因素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何从理论层面精准提炼这些制约国际矛盾转化的核心要素，是下一步研究的重要方向。
本文的重点不是研究中美矛盾的转化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社会矛盾论，以及习近平外交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国际社会矛盾论的主要内容是承认国际社会矛盾的普遍性，同时强调世界矛盾转化为国际冲突需要满足特定条件，并指出国际社会矛盾兼具客观性和主观性。这一理论启示我们，国际社会矛盾的增多，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自然现象，并不必然预示国际局势的恶化。例如，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出现重塑了人类生活的形态与边界，同时也带来了技术、工业、政治和伦理等方方面面的新矛盾，对全球军事格局、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这些新的矛盾并未改变世界主要矛盾，只是进一步丰富了世界矛盾体系的构成。由于世界矛盾向国际冲突的转化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因此在分析国际政治矛盾时，应避免将其简单等同于国际冲突，更不能将其直接视作冲突爆发的预兆。这种认知偏差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危险的。
本文强调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世界体系研究法、国际政治社会学方法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五个基本方法，是有学理依据和现实考虑的。矛盾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变过程中的主要方法，这是从根本上和长远视角作出的科学分析，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意义。阶级分析法被斯大林、毛泽东同志等在国内革命中加以灵活运用，创造了许多理论上的杰作，成功地领导了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然而，随着革命形势陷入低潮，资本主义世界采取加强科学技术发展、推进资本主义制度内部调整等措施，这使得阶级分析法已难以完全适应当下国际研究语境。在国际社会研究中，国际社会的主要单位还是国家和国际组织而不是阶级以及阶级联合，因此，世界体系研究法和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被大量使用。世界体系理论侧重研究世界体系的整体性、结构性以及体系各部门之间的多重关系及其功能，国际政治社会学则重视国际社会中文化、规范和身份对于国家外交、国际关系、国际冲突等的制约作用，以及对于国际合作、国际和谐的推动作用等。国际社会矛盾论除了上述研究方法，还有大量的其他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与矛盾分析法、阶级分析法、世界体系方法相互补充，共同构建起内容丰富的国际社会矛盾论体系。合作、冲突、竞争、斗争都是国际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因而相关研究方法也是多元共存的、相互辅助的。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必须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系列重要论述。把握了全球化问题，就基本找到了打开新时代“国际政治秘密”的钥匙。事实上，全球化自始至终都与世界基本矛盾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史看，全球化在国际社会矛盾论中发挥着三重核心作用：其一，全球化、全球性问题及其治理，构成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其二，国际社会矛盾论的出发点，是研究全球化引发的各类矛盾及问题；其三，全球化的多维发展及其矛盾运动是国际社会矛盾论创新发展的主要动力。这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际社会矛盾的重要论述中分析得出。
习近平外交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一是通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的动荡变革期”等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当前世界矛盾的复杂性与风险挑战；二是从全球治理视角出发，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矛盾与全球性问题的理论精髓，并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新发展；三是提出一系列全球倡议与中国方案，以务实行动回应“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为破解全球性矛盾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从当前国际政治现实来看，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且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方面发生了变化。过去，资本主义国家维护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全球化，社会主义国家反对以自由贸易为名对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压迫；现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取代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举起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大旗，后者却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采取了“脱钩断链”的孤立主义政策和贸易保守主义政策。这种国际社会角色的转换，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阴阳转化”相类似——阴阳失调，矛盾失去对立统一的动态平衡，世界就会失衡。一个大国对于自由贸易政策的态度由积极转为消极，客观上呼唤着另外一个大国承担更加积极的角色。中国的外交政策正是基于对这一国际矛盾演变的深刻洞察所作出的战略抉择。倘若中国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问题上采取保守的、消极的态度和政策，不仅会进一步扰乱世界经济发展秩序，也将损害发展中国家乃至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中国必须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应对经济全球化逆流，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应对不断加剧的全球治理赤字，以真正的多边主义应对小圈子的多边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际政治社会学视角下的文明互鉴与全球合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VRC136）
注释
[1][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54、221页。
[2]《斯大林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0页。
[3]张明谦：《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对象、目标之探讨》，载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编：《国际关系理论初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69、70页。
[4][5]金应忠、倪世雄：《国际关系理论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99、299～300页。
[6]《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86页。
[7]张季良：《国际关系学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第35～39页。
[8]蒋永福等主编：《东西方哲学大辞典》，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10页。
[9]季正聚等主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67～180页。
[11][12][13]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38、643、641页。
[14]《斯大林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33页。
[15]《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88页。
[16]阎明复：《阎明复回忆录》（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86、787页。
[17]《辞海》（国际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年，第51页。
[18]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批评蒲鲁东时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也指出，“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转引自季正聚、彭萍萍、郑青主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3年，第168、173页。
[19]傅耀祖：《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时代精神》，鲁毅等主编：《新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115、118页。
[20]鲁毅等主编：《新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6页。
[22][23]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1年，第12、13页。
[24]《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3年7月5日，第1版。
[25]郭树勇等编著：《新编区域国别研究导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4、15页。
[26]关于国家治理、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关系，参见郭树勇：《文化国际主义：新型国际治理的逻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7～19页。
Deeply Understanding the Philosophical Wisdom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Based on the Inspection of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rxist Theory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uo Shuyong
Abstract: As the world enters a new period of turbulence and change,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has gained greater practical explanatory power. The Marxist theory of contradic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recognizes the universality of contradiction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believes tha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radictions into conflicts requires specific conditions, and that contradictions are both objective and subjective, and that its research methods include contradiction analysis, class analysis, world system research,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and specific analysis of specific problems. The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On the one hand,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problems and its governance are the core issues of Marx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takes the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caused by globalization as its starting point, and the multidimensional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and its contradictory movements have driven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At a time when globalization and anti-globalization have become one of the bas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China should implement a more proactive opening-up strategy to promot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direction of more openness, inclusiveness and universality, balance and win-win development.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ocial contradictions, Marx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global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